序

王兆鹏

水云的学问是越做越大气了。他不再循规蹈矩，束手束脚，而是甩开膀子，迈出大步，走自己的路。瞧瞧本书的绪论，他就没有按常规出牌，无需陈述研究基础、研究缘起，而是一上来就谈他对新旧词学研究发展趋势的思考，那种对历史进程的了然于心，驾驭史料的轻车熟路，书写历史的从容不迫，显示出一种学术自信、成熟与大家气象。不沉潜史料十数年，不在学术研究中淬砺数十年，是达不到这种老成境界的。

这是一部词学史研究专著。新世纪以来，有关现代词学史的研究著作已不下10部，论文更不计其数，似乎已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以开拓了。可水云硬是从中开辟出一条新路，拓展出一片天空。他避开时贤普遍关注的历时性的现代词学的发展进程（线）和共时性的现代词学的特点状貌（面），转而探索时贤忽略了的一个节点，即词学的现代转型。他关注的不是现代词学史是什么样态，而是词学史是怎样形成这种样态的。简言之，他要追问的是how，而不是what。现代词学史的进程和样态，时贤之述备矣，而现代词学是怎样从传统词学演变而来的，现代词学与传统词学是什么关系，则很少有人深究过。研究古今文学的演变、古今学术的转型，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研究新旧词学的转型，则问津者少。水云此书，是词学研究领域第一部探讨古今演变、新旧转型的专著，深具开拓性和方法论意义。

书中向我们展示，现代词学的出现，不是断崖式的突进，而是瀑布式的流衍，现代词学与传统词学虽然性质不同、界限分明，但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统词学的领袖，如朱祖谋，为现代词学培养了新人；现代词学的领袖，如王国维，用新观念改造了旧词学。领袖如此，中坚亦然，承朱祖谋学脉而来的所谓“传统派”或称“南派”或称“体制内派”，是入旧出新，将旧词学注入现代意识和现代方法。受王国维、胡适影响的所谓“现代派”或称“北派”或称“体制外派”，是以新改旧，观念维新，而方法依“旧”。现代词学能够形成，“旧词学”能转变为“新词学”，固然得益于词坛领袖的引领，还得力于文化世家的培植、文学社团的推动、大学师生的传承、现代学术的促进。所析所论，无不新人耳目。

历来研究词学史，都是从词学到词学，从名家到名家，而水云则转换视野，拓展出三条新的研究路径，即世家、社团和大学。在现代词学史上，刘毓盘、俞平伯、梁启超等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研究词学史的，都是挖掘和阐释他们的词学思想、研究方法和成就影响，很少从文化世家的角度去探寻他们的词学根基、词学传统。一旦进入文化世家的层面，我们就豁然明白现代词学家们的家学渊源、家族传统。从文化世家走出的词学家，既禀承着旧学传统，又浸染着现代的学术意识和学术观念。文化世家的发展和转向，是观察现代词学转型的活态标本。谁都不会否认大学与现代学术的关系。大学，既是学术成果产出的重镇，又是学术人才培养的基地，更是学术观念方法传播的平台。自来研究词学史的，却很少留意现代大学与现代词学的深度关联。水云率先给我们打开这扇观察学术史的窗口之后，我们清晰地看到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词学研究的兴旺、东南大学词学研究的昌盛、无锡国专词学研究的热络。如果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词学研究状况我们曾略有耳闻，东南大学的词学研究成就因为有吴梅先生而略知一二，那么无锡国专的词学研究队伍、词学研究业绩，就知之有限。幸赖水云的发现，一段被尘封遮蔽的词学史和一道靓丽的词学风景线才被世人所知。文学社团从来都是文学史研究的对象，而与学术史研究无缘。水云却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文学社团在现代词学转型过程中的独特作用，特别是他对南社词学理论主张的梳理和论析，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第一次让我们了解了南社在推动中国词学向现代转型中所发挥的影响力。

山阴路上应接不暇的自然风光，需要审美的眼睛去发现。学术史上的风景，不仅需要眼光去发现，更需要具体史料细节去还原和呈现。水云在绪论中指出，过去时态的学术史，是一种鲜活生动的历史存在，作为历史研究者，就是要把这种“鲜活”呈现出来，回到历史的现场去观看当时人的活动。所以，他尽一切可能去挖掘史料，搜集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诸如刘毓盘、孙人和等在大学讲课时的情景，他从各种人物回忆录中搜罗出不少鲜活的细节，让我们穿越了数十年的时光而“目睹”了那些民国学术名家大家的风范与风采。本书搜罗了相当丰富的新鲜史料，这也是本书的一大贡献。对于新史料的发掘，水云有相当的理论自觉。他在绪论中说：“对于文学史学科而言，与其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理论的建设上，还不如脚踏实地在史料的搜集上多花些时间，新史料的发现会让我们改变偏见。”他对王蕴章、孙人和、徐兴业、夏仁虎等先贤词学研究业绩的发现与表彰，就丰富了我们对现代词学进程的认知。这既反映出他的眼光与见识，也体现出他脚踏实地搜罗史料的真功夫。

十年前，我曾为水云的《清代词学发展史论》写序祝贺，十年后又为他这本新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而志庆。我要庆贺的，不只是他的著作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更是他学术的全面升级进步。

十年前，他的治学领域基本上没有离开以他博士论文《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为起点的清代词学。之后，他逐渐将视野向上拓展至明代词学和唐宋词学，出版有《明清词研究史》（2006）、《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2010），如今又向下延伸至现代词学史。一位学者，如果一辈子自始至终只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耕种，而不敢拓展新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那学问是难以做出大气象的。而水云的学问路子越做越宽广，不仅研究领域上延下伸，而且从对词学的关注延展到诗学，出版有《中国古典诗学的还原与阐释》（2013）。他既关注词史，也留意词学史，不光研究词的创作史，还探索词的传播接受史。其学问的格局、气象与十年前大是不同。

学问，要做大，更要做精、做深。学问的精度、深度，永无止境，需要我们终生去追求。愿与水云共勉之。

二零一六年元旦于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