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我国古代散文的源头是先秦时期的文章。先秦散文，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历史散文，一是诸子散文。先秦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散文的基础，对现代散文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历史散文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四千年的殷商时期。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是至今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散文片断，它本是当时人用来预测祸福吉凶的占卜辞，内容非常简短，少则几个字，多则百余字。它虽然简单，却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是散文的胚芽。商、周铭文则是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记载奴隶主贵族的功绩、讼断、征伐、赏赐等，篇幅已比较长，大都是散体文，少数有韵，风格庄重典正，缺乏文采。现存较为完整的历史散文应该首推《尚书》和《春秋》。《尚书》是朝廷的命令、文诰、誓词、训词等历史文件的汇编，以记言为主，其中也有一些记叙的篇章，如《金縢》、《顾命》等，记下了周成王在位期间的两件大事，即成王疑忌周公与康王即位之事。《尚书》年代久远，文辞古奥，所以“佶屈聱牙”颇不易懂。《春秋》本为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这里所说的《春秋》，相传是孔子据鲁国史书重新整理、编定的，以记事为主，它以鲁国十二个国君在位的次序编年纪事，记载了春秋时期242年间的历史，它的记事极为简短，语言精练严谨。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散文有了长足的进步，《国语》、《左传》、《战国策》是其代表。《国语》是分国纪事的历史散文，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国语》的记录者可能是各国史官，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晋国史官汇编成书。《国语》以记言为主，但却比《尚书》详细生动得多。《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记述历史的著作，作者相传为鲁国的左丘明。《左传》全书规模宏大，近二十万字，作者博采各国史书和民间流传的材料写成，其叙事状物、剪裁结构、刻画人物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是一部杰出的叙事散文著作。《战国策》也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成书时间比《国语》、《左传》要晚许多，最后由西汉后期刘向校定成书。它记载了战国时期纵横策士游说各国的说辞与谋略，风格辩丽恣肆，铺张扬厉，文思开阔，想象丰富，堪称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以上三部著作，组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先秦诸子散文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阐述自己主张的著作，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它本是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论说文，但是同样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它们以论辩说理为主，语言生动活泼，表达自由酣畅。在形式上，早期与中期以语录体、对话体为主，如《论语》、《老子》。《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录孔子言行之作；篇章短小，简练质朴，但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到了《孟子》和《庄子》，则可以看出向论说文过渡的痕迹。《孟子》中的文章，锋芒毕露，气势宏盛，如长江大浪，磅礴逼人，而且嬉笑怒骂，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庄子》则想象奇特，千汇万状，汪洋恣肆，充满了诡奇多变的色彩，读之令人神思飞扬。到了战国后期的《荀子》与《韩非子》，则浪漫色彩减弱而理性思辨增强。《荀子》和《韩非子》都已不再满足于对话的辩说，而是围绕某一中心进行专题的探讨。文章结构严密，讲究逻辑和修辞，表现出说理散文的高度成就。再到《吕氏春秋》，则是把历史和哲理、自然和社会结合起来，夹叙夹议，企图将各家熔于一炉。先秦诸子散文奠定了我国议论说理散文的基础，汉代的政论文和唐宋时期的论辩文，都受到诸子散文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散文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百花齐放，诸家蜂起，众体皆备。历史散文以叙事为主，诸子散文以议论说理为主，但是也不是截然分开。叙事散文中有生动的记言和论辩，说理散文中有鲜明的形象。第二，文、史、哲浑融。历史著作文学化，哲学著作文学化，是最大的特色。杰出的历史著作，又是杰出的文学著作；严密的思辨说理，又具有鲜明的形象，文采斐然，妙趣横生，令人爱不释手。第三，无论是历史散文，还是诸子散文，都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为现实服务。历史散文总结历史上的兴衰经验教训以资借鉴；诸子散文则是各派政治活动和思想斗争的总结。所以，它们都还不能说是后代概念上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虽然如此，它们强烈的文学特性，给后世留下了非常丰厚的文学遗产。

以上是先秦散文的总体情况。

二

本书选文原则：一是尽可能的反映先秦散文的面貌，使读者对先秦散文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入选的先秦散文著作，前面都有一段解题说明。二是注重从文体的角度进行选录，尽可能地反映出先秦散文中蕴含的各种文体样式。

我们把先秦的散文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并不是说先秦散文只有这两大类。从文体来说，先秦散文包含了各种散文文体。

上古时期，文学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所以文体又常指文章的体裁。古人认为，文章之体，起于“五经”。《文心雕龙·宗经篇》论各体文章之始，皆举“五经”为其根源，其文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亦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二者所论略同。“五经”之中已包含着如此众多的文体，再加上诸子散文部分，文章的体式更为丰富。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又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均见《文史通义·诗教上》）。章氏所论，是有道理的。

我们且从通常的分类——史传散文和哲理散文这两大文体内部，看文体的多样性。

一、史传散文中的各类文体。

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二十篇，“原始以表末”，追溯各体文章之始，举《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之例者多达四十馀处，涉及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史传、诸子、论说、檄移、章表、议对、书记各体。其中以举《左传》一书为最多。《尚书》中的典、谟、训、告、誓、命，也是不同的文体分类。有的文体，与刘勰所论之体不完全吻合者，刘勰称之为“变体”，其实乃因其只具雏形而已。再如史论体即史书论赞这一文体，如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在先秦史传文学作品中已见雏形。在诗体方面，史传作品中也不少，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各体，有谣谚体，有骈俪体。

宋人陈骙在其所著《文则》一书中，将《左传》之文归为八体，谓之：一曰“命”，二曰“誓”，三曰“盟”，四曰“祷”，五曰“谏”，六曰“让”，七曰“书”，八曰“对”。并对八体的特点给予精当的概括。章学诚说：“左氏以传翼经，则合为一矣。其中辞令，即训诰之遗也。”（《文史通义·外篇·方志立三书议》）依此，则可以说左氏辞令，承继了《尚书》遗风。《战国策》中如黄歇上秦昭王书、范雎献秦昭王书等，皆为书信体说辞的名篇。除此之外，如论辩体、诏令体、铭箴体、哀祭体等也都具备。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分文章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大门，首选《国语》、《左传》、《史记》为其正宗（将《左传》、《国语》选入总集，始于《文章正宗》）。《战国策·楚策四》的《庄辛说楚襄王》，姚鼐《古文辞类纂》将它编入“辞赋类”中，其说辞，的确有辞赋铺张扬厉之气。可以看出，汉代以降，各家论文体之渊源，其所举的诸多文体，在先秦史传著作中均已见萌芽或雏形。

至于叙事体一门，史传著作本身乃是叙事性作品，其叙事的生动复杂，为后世叙事文学确立了范本。从史书叙事的角度来说，《左传》已具备纪传体的雏形，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的“晋公子重耳之亡”，就是郑庄公、晋文公的传。若以小说一体来说，在先秦史传文学作品中，可作小说看的篇章也不少，《左传》中众多的战争篇章，其描写实不亚于后来的古代战争小说。本书中入选的如《左传》昭公元年的《徐无犯之妹择婿》，《战国策》中的《冯谖客孟尝君》，其叙事曲折生动，情节精彩动人，人物形象鲜明，完全可以作小说看。先秦史传文学是古代小说的重要源头。

《公羊传》和《穀梁传》是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的，不属于史传著作，其文章主要是议论体，有的一问一答，如对问体。间或有一些叙事性的文字，亦饶有趣味。

二、说理散文中的各类文体。

这里所说的说理散文主要指诸子散文。首先，从《论语》、《孟子》到《庄子》、《荀子》和《韩非子》，其体制从语录体、韵散结合体，到对话体和寓言体，到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论语》和《老子》是语录体，并且《老子》还有韵，《老子》的第二十章：“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其全章语言整饬且押韵，如散文诗。这种体制的发端，虽与授徒讲学有关，恐怕还与甲骨卜辞的影响有关。甲骨卜辞里面就有不少问答语录体的话。而《周易》的卦爻辞也有问答体，有的有韵。《墨子》和《庄子》已显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的过渡。到了《荀子》和《韩非子》，已形成专题的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的基本定型。这些，只是从外形的体制中我们可以发现的变化。

在诸子著作内部，也可以看出其中孕育着的各种文体。《孟子》虽还是语录体的体式，但其中的论辩，已基本形成论辩体的形式。《孟子》里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是寓言体，也是小说体。《墨子》的《非攻》，是议论体，其对所论的论题进行的逻辑推理，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推理散文。《庄子》自称有“寓言”、“重言”、“卮言”，这是三种不同的文体，其实在《庄子》里还有对话体如《秋水》、《知北游》。从意境上说，《庄子·逍遥游》开头之鲲鹏展翅一段，不妨可以看作是诗体散文。《庄子》中的许多寓言，也是小说体。《齐物论》，是论述体，《文心雕龙·论说》：“庄周《齐物》，以论为名。”）《荀子》中以“论”命名的篇章已不少，如《天论》、《正论》、《礼论》、《乐论》，已是成熟的专题论文；但像《宥坐》、《子道》，还是问对体，另外还有以说唱形式写成的《成相篇》和以“赋”名篇的《赋篇》。《韩非子》里有长篇的专题论文（一般来说，先秦的著作，书名及书中各篇的题目，往往是后人加的，但到了战国后期的著作如《荀子》和《韩非子》，已经有作者自身定的题目，就题目而写的文章了），此外，还有书表体，如《难言》、《爱臣》、《存韩》；政论体如《五蠹》、《显学》、《孤愤》、《说难》；对问体如《问辨》、《定法》；解释体如《解老》、《喻老》；《说林》既是寓言体，也是“说”体。“说”体还包括《说林上、下》、《内储说上》、《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右上》等。

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散文的押韵。先秦时期的诸子文章，讲究押韵，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如《老子》，既有形象又有押韵；荀子的《成相》和《赋》不用说，《天论》中也有大段的押韵；《管子》的文章在叙述时也常用韵语，如《四称》、《心术》、《白心》、《内业》、《弟子职》等几篇都几乎是全篇用韵。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说明在文体形成之初，诗、文是同源的。另一方面，我想与传授和流传也有关系。战国之前的散文传播，是以口耳相传为主要方式的，诚如章学诚所说：“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文史通义·内篇·诗教上》）在书写工具不发达的状况下，口耳相传，押韵是最便于记诵的。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些有韵的文章。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后世的散文家，从文体到风格，都受到先秦散文的深刻影响。了解先秦散文中的各种文体的孕育与萌芽，对于认识散文文体的源流发展很有帮助。

三

本书的选编，大体上依照先秦散文发展变化的轨迹和体现文体雏形的原则进行，对历来受到重视的文章，尽可能选入；对各类文体的代表，也尽可能的选入，但限于篇幅，还会有遗珠之憾。本书选文定篇由郭丹负责，注释部分，有汤化、林姗、林春香、周晶纯等参加，具体分工如下：

汤化（福建师范大学）：《公羊传》，《穀梁传》，《韩非子》，《晏子春秋》，《列子》，《礼记》；

周晶纯（福建师范大学）：《尚书》之《无逸》、《秦誓》，《国语》，《左传》，《战国策》，《孙子》；

林姗（福建中医药大学）：《荀子》之《劝学》、《非十二子》、《天论》；

林春香（福建师范大学）：《吕氏春秋》；

其馀的皆由郭丹负责；郭丹并负责全书各篇的审定、修改和校订。注释虽有统一的原则，但各人的风格总会有些差异。且限于水平，难免有一些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周绚隆先生，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葛云波、胡文骏、李俊先生为本书出版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编著过程中参考了前贤时彦的许多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郭丹

2010年12月15日于福州适斋

2015年2月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