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书心得
关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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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
批评是怎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不外乎是批评者个人的意见发表欲的产物。这种说法当然太消极了，也许什么都不能说的。要再积极点说，那么，批评便是文艺圈内的领导。它对读者，则帮助他们去理解作品；对作者，则和他们作取材方面题材处理方面的种种讨论，使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不过老实说，一个作者完全被一个批评者所左右的事，是实在少得很少得很的。所以我以为，批评的主要的职务，还是在于帮助读者理解作品。而从前有人说过“批评的本领与其在于指谪作品的短处，不如在于发扬作品的长处”，也许正是这个意思。
上面所说，当然全是理论方面的话。事实上在我们中国，批评却压根儿不是这回事。照道理说，文艺的未垦地的中国，是多么需要好的批评家来培植、诱掖啊！但是事实上，在中国出现的批评家，却根本不是文艺圈内的领导者，而是荒僻地带惯常遇见的暴徒！他们对文艺所做的，不是培植，而是压杀。一般人常非难批评家手里拿着一管尺去量作品，其实他们手里拿的果真是尺，倒也罢了，可怕的那不是仅仅的尺，而不是绝不留情的武器！他们简直把差不多的作者都认作仇人，把差不多的作品都认作仇人的裔儿的。
文学批评目前不多见，不能举例；电影批评是很流行的，我们看那些伟大的电影批评家是怎样对付着电影作品吧。内容重于形式，这当然是金科玉律。于是乎，这一部“内容空虚”，要不得；那一部“意识不正确”，要不得——都要不得！（市场上放映着的多美国片，他们对于这些美国片也一样要求着“正确的意识”。这种滑稽处，亏他们厚脸不觉得！所以，欺骗观众的是谁？“是那些电影批评家！”我敢说。因为那些影片的制作者也许反而说的是实话！）从一部分中国片的制作者之间，已经可以听到对那些批评家的从窒息中发出的怨言了；把那些暴徒踢入“冷牢”的日子，不久一定会来到吧？
建立健全的批评哟！——我要这样呐喊。
载《现代》4卷2期（1933年12月出版）
关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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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今年是“国货年”，除“关麦”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自作，应该一同提倡，绝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纵容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乐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动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下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者，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啊。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Karl Wittvogel）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
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
（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
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为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哪一边也不很明白。
（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栽）
八月二日
载《现代》3卷5期（1933年9月出版）
谈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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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上
近来坊间对于选集文章之风，又极为流行：有的从古今名家专集之中，撷英撮华，注释评点，汇成一编；有的张三李四，东采西取，附加作者史傅，文义考证等等，亦严然巨帙；等而下之，凑合拢来，不著点墨，不费心思，亦可成书，编者印者，美其名曰：便于初学。其实，这一套本领和菜饭厨师差不许多，菜馆里炸雏鸡块，叫炸八块；这些编辑名家，把别人文章，砍头去尾，判以凌迟，直可名之为炸八块编辑法。又或取前择后，挖去心脏，如厨师之以鱼头鱼尾煮汤相类，似又可名之为烧头尾的编辑法。其他，拼拼凑凑，摭摭拾拾，一集之中有五六人五六种之多，则简直是摆拼盘，炒杂烩了。然而，厨师们烧出来的，还要有调味的工夫，还要加油加盐，使其味道鲜腴，可以适口，可以养体；而我们这些选家们，大约从来就没有想到别人的口味，别人的营养，而只会拿厨师的工钱吧了。
自然这种现象，由于文化食粮缺乏，读者购买力窘涩，不能遍览群籍，于是引起投机取巧之徒，才把这种生意经当做了冠冕堂皇的招牌。因此煞有介事俨然自负为选家者，真如过江之鲫了；可是鲁鱼亥豕，贻误读者，大约总难免掉。流风所及，连书肆小伙，曾未读过一年半载的书，也居然选起文章来。这真不能不使人想到《儒林外史》上，那些选家们，处州马二先生，选文成家，纸贵洛阳；而开豆腐店的儿子匡超人，也就见猎心喜，一夜之间，可以批出三四十篇考卷。不过，那时候，所得的报酬只不过几个选金，几十本书，开笔四样小菜，发样出书，各请一次，初二十六吃点牙祭肉，茶水灯油，店里供给而已。而今天选书所得，就不但不止此数，且可大发一笔选书财了。
不过，老实说起来，选书如果一本正经的做，真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像《史记菁华录》，重文轻史，早为学者所诟病；就是最明显的小学生都读过的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其命意所在，全在一序，而历来古今选家，从萧统《文选》，到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一直到如今编学校教科书的先生们，一概都摒而弃之，也就不能不使渊明先生地下叫苦了。至于《湘灵鼓瑟诗》中之“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本是试帖诗，却无端被某教授拦腰砍下，释为空灵，亦早经鲁迅先生指为笑柄……这些都不过过去的例子，如今乱选妄评，曲加解释的选家们更不知造出多少罪恶来！
所以，我在这里不能不诚恳的奉劝青年读者们，宁少读一本“名作”，别相信这些选本。选家们是只图自己牟利，所谓“便于初学”，也不过是近代广告术而已。在这种香美的钓饵之下，狂选滥编，只要能钓得你的花花绿绿的钞票，心虽似“热”，但未必还“良”，你说这种乱点鸳鸯谱的选本，能可靠吗？
有人说，如今这些选家，完全唯利是图，所以才不顾自己的声名，这我也相信。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时至今日，好利而又好名，似乎也不为过，他们能从这上面想想，也许还能慎重一点。可是要说他完全不是为名，我也未敢相信。《儒林外史》上，蘧公孙要求马二先生在他选的墨卷上加上自己一个名字，马二先生正色的说：“这事不过是名利两字，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若把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数十年虚名岂不是你的了。”今天，自有书店、出版社，专承排印；谁出刻资，当然用不到洗刷；但为了要使自己的文章夹在名家之中，以博稿费而增名气的选家们，还不在少数，这就不在马二先生所论范围之外了。至于，袁子才刻《随园诗话》时，许多盐商巨贾，都花了花白银子，运动他选进一二断句，以充风雅，也成为过去的事，因为现在有花白银子的，他又何必握笔杆充风雅呢！但要是朋友成了选家，于是哀求他选上篇把，再捧场几句，以附名家之列，这情形恐怕今天还不免有的。这倒不是为利，而专是为名了。
所以选文这件事，过去是名利双收，如今是大多数为了利，少数是为利附带着为名，于是选家多，而读者更苦了！
载五卷一期（1942年12月出版）
关于文字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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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庵
清代的文字狱，实为汉族受异族蹂躏最惨痛的史迹，但至今还未有人来勾稽整理，使成为一部有系统可以炯戒来兹的信史。孔另境先生曾有志编选“中国文网史”，惜仅见一例于他所著的《斧声集》编末，未有续作，这是异常惋惜的事。唐弢先生对此亦很有兴趣，数年前我曾希望他能来担任这桩工作，但唐先生工作太忙，恐怕也无暇埋头著作。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史事，虽然为期并不怎样长，不能算什么巨著大作，但材料搜求之困难，是较甚于任何一种史籍的。这或许就是孔唐两先生不能继续和贸然从事的主要原因。
清代文字狱的事迹能记载于专书者，以管见所及，仅有湖州庄廷《明史稿》一案，署题《大狱记》，未著撰者姓名，收入于王文濡所编之《说库》末卷，但全书除叙述事迹外，多叙因果报应，似专为此而演成一卷者，故无何种价值可言。其他狱案，虽于清代所著笔记中亦能略见一枝一节，但决不是编排的材料。
尝见鲁迅先生集龙定庵句书赠郁达夫先生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可见有清一代文人于“文字狱”三字，闻之胆寒，即使要信笔写些笔记之类，也拣些神鬼和有趣的来落笔，决不肯正视血淋淋的事实加以描写了。要编撰这样一部有价值的史书，唯一的材料，只好向官方的记载中去找文献，如《东华录》“上谕”、“朱批”之类。而这样相反的文献，必须多用一重工夫，才能把蒙在表面的一层皮剥去，显出汉族许多读书士子血腥腥的事迹来。
民国二十年五月，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把庋在各处的档案找出来，编成《清代文字狱档》，随编随出，至廿一年一月出到第五册，我所陆续购买的止于此，以后听说仍继续出版，但不久也停止了，并不会全部整理出来。
档案的编者的引言说：“第一狱之谕折，少者三五件，多则或至数十百件不等。其事件自发生至终结之经过年月，恒有历数年之久者，是以一案之文件，欲求其首尾完具，颇费搜讨之力，且有耗时甚久，仍未能搜讨齐备者。兹先将各案之比较完整者，陆续付印，以餍学者先睹为快之望……”云云。查清代之书，散处各处存档，文献馆庋藏者，为军机处档，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和实录三种，卷帙浩繁，故宫工作人员，确不能责以时日完全整理竣工。但他们所编出来的文字狱档案，虽然支离破碎，已足够我们过屠门而大嚼，颇餍聊胜于无之望了。
那部档案虽然因为厄于人力时间，搜讨未甚齐备，往往看得有头无尾，但藉此也保存了原来的样子。故宫的文献馆工作者仅供给我们一种文献和材料，要勾稽整理而成为史籍者，是有待于旁人。例如兴文字狱最厉害的乾隆，在上谕里他还口口声声说明“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他的老子雍正甚至“御”撰了一部《大义觉迷录》，来和曾静之流的罪人驳辩，试想将来材料丰富的时候，有人来勾稽出一部《清代文字狱史》，是何等有兴味的事！
一月八日
载《鲁迅风》第3期（1939年1月25日出版）
谈读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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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鍊青
欧洲有一句老话儿：“当你听到新书出版，同时读旧书。”我引用这句来谈读旧书，也自有一点意思。旧书，不一定是先秦的著作，荷马的史诗，也许明人的小品，清人的小说；也许伊里沙白朝的戏剧，维多利亚朝的创作，——只要没有这二十世纪热烘烘的气氛，皆可统称曰旧书。
我这里所要谈的旧书，鸿沟先分，是单指文艺一类的。
旧书经过时代淘汰，其能长久吐出光芒，遗留于人间而不会消灭者，自然有它难以消灭的成分在。你若问我：它不会消灭的原因在哪里？具体的答复我可答不来，仅能说，单在它能经得起人们一读，读了还想读，这一点想去，就足证明它有存在的价值。不像新出版的书，没有经过时代淘汰，好坏不一，盘根错节的充满于市场，教人眼花缭乱，不知要看哪一本好，看后是否虚费金钱与光阴，也够煞费一般读书人选择了。然而新书也并不一定尽坏，须知旧书在若干年以前也就是新书。目下的新书，过了若干年后，我敢肯定，平庸者的命运，决长埋于泥土中，没有人肯向它一顾；被时代的筛子一筛，便剩那些佳作，留传世间，长给人们拭摩与欣赏，永远读之不倦。这些新书，后我之人，披览之下，也称之曰旧书。
旧书的好处在不厌重读。对于心所爱好的旧书，不是仅读一二过便满意，有时需要读二三十过也不一定。有人说读沙士比亚的著作，年年读了，年年都有新的见解，次次都可以发见新的宝藏。这或者是真的，虽则我不是一个沙翁剧本的内行家。但我知道大杰作之所以伟大处，是在于百读不厌，非仅看了一过就能够透视其内心，常常要看了许多过，念了又念，读了再读，才能咀嚼出它的味道来。并且有时因学业和年龄的关系，同是一个人，同读一本书，往往前后会生出殊异的味品。读了一篇杰作，你大前年读后不觉得怎样，轻轻地把它放过去，没有深切的引起共鸣；而今年读了，却字里行间像有一种魔力，打动你的心弦，不由你不一读一击节。盖青春时代与中年晚年，环境之变迁，情绪之推移，学业之精进，在在不同，故赏鉴力也就显出高下之分。这仿佛记得小泉八云也曾说过：“大杰作不必就会感动青年，单在说话的表面，也不会就明白的。要到积聚了许多经验，再把这种读起来，才会生出新的趣味。十八岁所感到的趣味，和二十五岁所感到的趣味不同；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岁到了，愈读愈生新的趣味。沙士比亚、但丁、哥德的伟大，全在于这一点上……”我以为这话很不错。然而也有些旧书，有时青春时代读后以为了不得的杰作，到了中年就没有这样感觉，那也是有的。譬如我，在十八九岁时候读英译本大仲马的《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给书中的情节和许多漂亮的会话迷住了，读得津津有味，几乎连吃饭的时候也拿这部小说放在桌上，一边吃，一边看，一心一意，想要探究主人翁Dantes出狱得了宝藏后，到了巴黎如何痛快的复仇；那时的心理，确视是书为天地间许多好书之一部，够称为伟大的杰作，接连的读了二三过。但是隔了十年八年而后，现在偶尔把它从头至尾再翻看一遍，倒也不觉得如何伟大；虽然并不感到讨厌，但赏鉴之味品已异于畴昔了。可见少年时读书的评断，即以时代淘汰下来的名著论，也不甚可靠；赏鉴力之高低，往往会颠倒一部作品的评价了的。
所以读书，——这可不分新书或旧书，孩提之童有他感到趣味的童话，青年人多好那些热血奔腾的作品，中年而后，大概都喜欢读点隐逸而冲和的，胃口各自不同。不过读书操断作品之好坏，也要有高尚的味品，才能真正的谈到赏鉴上去。而高尚味品之获得，却由学识与经验修养而成。一本书爱读者之多，不一定那本书便是大杰作，这应看读者是哪样性质的人。如以读者之多寡就断定一本书的价值，那么市场上的武侠小说之类普遍于一般大众，其销路之广，决十倍于时下负盛名的新文艺作品，那可谓之为伟大的著作么？——不能的。大众虽则是占多数，但味品之低能，合其胃口即消化，伟大的作品，大众教育程度未高，学识修养未富，压根儿就难以领略。实际上，愈是大杰作，愈得不到多数之爱读。比方说，爱读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人，决较爱读司各德的传奇多；爱读司各德的传奇，决较爱读沙翁的乐府多。《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确是一部伟大的杰作，然而《楚辞》的爱读者毕竟有几人？真正能赏鉴其托辞寄意之妙处者也寥寥无几了。以故大杰作不能以读者多寡论。
有高尚的味品者，对于平庸的作品，只泛泛地看了一过便不想再看它，总不及大杰作之耐人寻味，百读不厌。一个新式的商人，或者是一个时髦的留学生，于业余之暇，一星期读完了几部Classics，就洋洋得意，以为他在研究文艺，那决不是善于读书者。譬如你，觉得迭更斯的小说好，文笔很幽默，打算一个月的光阴读完《迭更斯全集》，看后永远让它贮在玻璃橱内，摩洛哥皮订装着的外套，又年年依旧精美，这敢断定你对于迭更斯没有深刻的爱好；如其爱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欣赏文艺的人。昔年在新嘉坡时候，曾听说老舍君的身边老是带着一部《迭更斯全集》，不时翻阅，（那时他在新嘉坡作数月之勾留。）像他那样，才堪称为迭更斯的爱好者呢！无怪他写出来的文章，有意或无意地带多少迭更斯味。在我自己，觉得心爱的书籍，应常在身边，翻阅久了，册页封面必破而且旧，不是看了一下便齐整的摆在书架上，用以点缀你的书斋。读大杰作更加不能走马般的看去，须字字精读，读后又应常常回顾它，拭摩它；读完了一章，必须掩卷细细地咀嚼，吞到肚里，才会消化，有如培根所说一样。我们的《红楼梦》也算是一部好的旧书，然而它之伟大处，却在于二百余年间，经得起人们一读，再读，以至读了十几遍，隔了若干年后还不厌重读。读旧书往往有这种不厌重读的勇气。你读中国时下的创作有这种勇气么？单在我，勇气却鼓不出来。
有时读一本书，在某一种环境披读则适合，在另一种环境便不宜。于车上，马上，厕上看《影梅庵忆语》，岂不唐突了董小宛？但在书斋里，俗客不至，用宣窑的茶盏，喝杯奇种茶，遥看玻璃窗外江村雨后的景色，这种心绪，来披读一点明人的小品，是再好没有了。阑姆在他一篇读者杂记里，说他喜欢于冬夜读沙翁的《暴风雨》；我却喜欢在秋天桂花树下读雪莱或者是姜白石的小诗。冬夜，我觉得，最好窗户关起，卧于被窝里读一本传奇（比方说，司各德的），至不然就看一二册想入非非的《野叟曝言》，来引你到另一个境界去，突然忘却了北风的凛冽，殊不无趣味。若时下出版的新书，在你的书斋里，我以为无论什么时候都可读，因为只把眼睛一页一页地溜过便好了，委实无须选择时与地，反正书斋的环境每天都冷静得如古庙。
溷于乡村一个古旧的别墅里，时时听到新书出版的消息，偶尔也托人到汕头买些来看，有许多看后只搁在书架最后一排，让美丽的册面涂满尘秽，隔了一年半载，忽动“新生活”之兴，书房里来一次清洁运动时，始把这些一捆一捆的放在别的房子里，使它永不见天日。不如许多爱读的旧书，常常由书架拿下来，轮流放在我的枕边，书案头，沙发旁的小桌上，得到我的拭摩，把玩；破旧的册页，一页一页地满印着指痕，嗅之含些油味，与之相对，更觉有无穷的妙致。可是新书虽然多半不能使我满意，但我看后却不想悔，没有发过阑姆似的脾气，为这类“穿着书的外衣的东西”而气愤。无可消遣时，也常选些比较好的近人短篇小说和散文，命弟侄辈逐字逐句念出声来，我合眼躺于椅上谛听，也不感到厌倦；更没有像他那样对古代总怀着多么浓厚的憧憬，老是憎恶着新书，“听人念那些比较好的近代小说，也免不了觉得万分的不耐烦”。阑姆思古之幽情，也太怪癖了。新书我也想读，无聊时披览也是无妨，闲里光阴尽可看看消遣，其与旧书差异者，只不过仅看一遍便没兴致再看加一两过而已。
昼长无事，偶在报上看到新书又有一批出版时，复把心所爱好的旧书，随便拿一本躺在沙发上再精读一遍。
廿四年春天写于韩江堤畔
载第28期（1935年5月20日出版）
论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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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庵
看报纸，确乎也需要有力透纸背的眼光，不但要看得精细，而且要多看几种。只要一个人本身健全没有毛病，我是主张连汉奸报纸都可以看看的，虽然那办法对于糊涂蹒跚的人是不妥的。
例如要把友邦的领袖加上一个“独裁者”的恶谥，使大家对他有着另两个魔王的恶感，用自己的文字不行，就得鬼鬼祟祟说是译来的。但从什么地方译来和原著者的姓名却不肯宣布了。这办法是巧妙和恶劣得很的，用不着像汪精卫那么愚笨地喊出反共的口号，一个独裁者的恶谥施诸于友邦领袖的名字上，已很可以收相当的效果了。
读报者若没有精邃的眼光，真是受累不浅。
但最好的办法是多看，用比较的方法来显出短长，这在读者是必需的。例如一个汉奸被击丧命，真是新年以来“孤岛”上大快人心之举。不过倘使只看一种报纸的人，这个被殛的汉奸便会变成使人同情的人物，说是“今遭此不幸，至深悲切也”。而奋身一击为国去害的志士，也变成“瘦小男子”的“暴徒”，那个汉奸似乎很有出特辑开追悼会的必要了。
然而只要翻一翻另几种报纸，便会发见了大大不同的记载。那个汉奸的卖国历史，真是久矣乎得很，连《顺天时报》时代对华新闻侵略的孽绩，都也亲手干过的，何况沦陷后高坐堂皇的“老爷”职务以及主办无耻的小报，都是彰彰在人耳目。而报纸编辑摇笔即来的“身后萧条，情至悲切”那种滥调，也恰恰有了反证，因为一个当报馆记者职务的人，生前竟有钱至雇用“保镖”两人，可见造孽钱也确是不少的了。除了狐死兔悲之外，要是稍为有良心的人，实在不该摇那样的笔头来欺骗读者的。
一个有过光辉历史的报纸，在这样艰难奋斗的大时代中，倘使不肯用牺牲的精神来迈进它的事业，只想以虚伪欺诈的手法迷濛读者，势必一手掩住已往的业绩，一手建立未来的孽绩，为中国新闻界计，实是可惜异常的。
但读者们也得有精邃的选择眼光才行。否则，正合着中国的一句古语，可以借来说：尽信报，不如无报！
一月七日夜
载《鲁迅风》第6期（1939年2月15日出版）
论读书与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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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辣青
书籍是一种怪物：它能使你越读越爱，越爱越和它接近，越接近越上瘾，如抽烟，如啜茗，如喝酒，一天总离不了它。到了上了瘾，无论你有何种忧愁，当你拿书静看时，刹那间便忘怀了一切，一心一意只在领略书中无穷的妙味。如其一拿书本就有了功利的成见，那不算对于书籍有深刻的爱好。真正的读书人，只是“行其所无事”的读，丝毫对于书籍没有功利的念头。古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话，原是以金钱和美人的磁石，来吸引人们走上读书之路，自己骗自己的讲下，与书籍毫没相干。看书上瘾的人，视书为娱悦心情之安慰品，除此之外，又当它是智识的宝库，并不想藉它来钓名，来取利，来博得美人的青睐。
人们常说，书籍是智识之宝库，里头藏着许多用不尽的好东西，需要智识的总要时时亲近它，保管不会受亏。不错，我也相当的承认。然而话虽这样讲，事实上，不是件件智识都由读书得来，得之于别的，如大自然的现象，现实社会的生活，也非常之多。但书籍之地位，仍不因此而失却其重要。譬如我们今日晓舞文弄墨，知道我们自己心眼中所谓真是与真非，而和非力斯丁（Philistine）甚异其趣，未始不是多半从它得来的结果。体认事理，虽然有脑筋供我们判断，可是不能件件都靠自己的经验，毕竟还须靠它来帮助我们的思考。所以书籍虽不是什么万能，然而它会直接帮助我们的心灵到广博的地方游历，间接又能帮助我们了解事理，洞悉人生。这是确实的话。我没有勇气敢否认这话。
历来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在良心上敢公然说他自己是顶厌恶书籍的。虽则曾听说斯宾塞尔是一个著名的憎恶书籍者，然而你能够承认那是他心里抒发出来的么？说不定当他嚷出憎恶书籍的呼声时，他的肚子里已经装满了一肚学问罢，因之就无妨随便讲讲。这好像我们的李太白，因为天才不可一世，胡乱拿起笔挥了一下，就有好诗由他的毫端吐出来，一朝碰着杜子美那个“平生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呆子，怎么不引起他的嘲笑哩！人总喜欢用自己的尺寸去量世间的一切，正如坐在青色的玻璃窗内玩看窗外的景色一样，望舒凝睇，无论什么东西都染着青色的色彩。我们站在公允的地方看，书籍是重要的，世界文明的进化总钜大的靠着它。并且我们可再进一步说，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在书堆里呼吸了长期的气息，而后能成就其伟大，倾吐其光芒的。
我是一个书籍的爱好者，——不过仅仅是爱好而已，并不敢说，我将要计划成就些什么，倾吐些什么。但是在生命的过程中，它是我精神上的伴侣，消磨我好多光阴，养成我现在一天不读书就感觉到不快的习惯。三年前从南洋抱病返来之后，朝夕溷于家乡的别墅里，闭门谢绝一切，像与尘世隔绝似的孤寂的生涯，就全仗了它做我灵魂的安慰。养病生活，种花喝茶之余，端坐萧斋中，对着心所爱好的书卷，自由披览，殊感到无穷的兴味。孔仲尼“学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我是拳拳服膺的。我藉读书来疗病，来消忧，不仅追求智识而已。几年寂寞的滋味也够受了，每当静穆之夜，凝对一灯如鹭，想到康德那种严肃而孤独的生活，完成纯理性批评那部名著，未曾不感到一个学者要研究一种学问，要探其究竟，测量其浅深，必须冷静地运用头脑，深沉地思索；又必须躲避无谓的应酬，勤于积蓄心智的宝藏，不要间断，每天总要积了多少。以故你不能量他的学识有若干深，喻其深处，有如海洋，几于看不见底。但同时，一方面又觉得孤独的读书研究，往往陷于偏颇，它的危险，势必成为心思之暴君。康德和黑格尔那种倒因为果的哲学，我以为，未始不是孤独读书研究的结果；卢骚思想在当时那样的偏激，或许多半由于孤独的生活造成的。我们翻《明儒学案》，细心研究当时学者思想之倾向，就很容易知道他们的偏蔽是从何而生：陈白沙悍然主张“观书博识不如静坐”之说，开阳明玄学之先河，而结果是流入于冥思与垄断，造成晚明心学之昌披。其弊端，不消说是肇于习静。所以孤独的研究学问，孤独的思索事理，有好处同时也有坏处。
于是，读书以外就非常需要谈话了。顾亭林与人书云：“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殊为有见之言。即如英国的学者，常常讲着“交际是人们最好的导师”这句话，也有同样的道理。然而这应该先下了一个解释，说此与酒食征逐等应酬，绝对不能混合为一。酒食征逐的交际，那是现社会上的忙人钓名取利的专业，读书人大多不屑为，为之则难免消磨一点蓬勃的朝气，岂止无益学问事业而已。好的交际，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学者，都承认它能帮助学识之苗滋长，又是扩大胸襟，润泽心情的滋补剂。你合眼想想，集合几个在书堆里住过的人，各打开心智之宝库，彼此均得到一种莫名的快感，不是最有趣而且最有益的事么？平常我们读书，虽然斗室中便能坐对世界上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心血写成的结晶，涉猎报章杂志，又能晓得目下世界热血怎样的流行；但是这些不如把他拿来和朋辈讨论一过，蕴在脑府中的学识，一定没有永久的储积弗漏，也许没多时便悄悄地跑到无影无踪了罢。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智识和学力原极有限，须有多人的交换、研究、拭磨，那才有丰富的贮藏。往日所不能贯通的道理，所未听闻的事物，一朝体喻，在有益的谈话里得来者，却往往有过。古人所谓“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确是一句有经验的话，确能洞悉谈话之真趣。
记起十八世纪约翰生博士（Dr.S．Johnson）曾集合了许多同志，组织了一个伦敦文学会，也专为谈话而设。这个文学会，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是流动无定的：他们的集合，有时在会员的家里，有时在咖啡店中。谈话之际，把各人的心声赤条条地献出来。那班才人，既在书堆里饱餐着长久书香的气息，又孤独地躺在安乐椅上自由运动着脑筋。一朝倾吐谈锋，把不能移在纸上或将要在纸上的事理，借着一口嘴，展转的发泄，每次会逢作了几小时的交换，心境之欣娱岂俗人所能领略？虽则到现在隔了百余年，然而潇洒余韵，后人在书里读到这事，不禁对它生起憧憬。为此，便常引起我的梦想来。
我常常这样的想：如果有一所幽静的地方，每逢星期日便聚了几个思想和脾气颇为同调的朋友，在那里开一个谈话会，那是一桩非常愉快的事。人总离不开谈话，在学问的海里求寻者，更加需要谈话来调剂。闲谈也非“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意思，如其用得适当，正是能助长一切学术进境的源泉。
谈话会当略仿约翰生博士当时那样子，那是活的，有生态的，和正人君子们所开的会，根本就异其趣。我想要集合几个朋友，志趣大致相同，在一个厅子里，目中所见，并无生人，耳中所闻，并无俗调，各人随便穿什么衣服，随便坐或躺，不拘形迹，也不讲究规矩，或喝清茶，或抽香烟，性之所适，都无不可。清谈的材料，可没一定：自上天说到下地，自革命说到恋爱，自《皇清经解》说到《品花宝鉴》，自《原富》说到《金瓶梅》，范围随便他大与小，问题随便他正与偏，全由各人的自由，谁也没有预定。不过在这里，毕竟总要抱定宗旨，那就是：无论如何，绝对不容说违心之论的话。各人皆赤条条地把自己所经验的事说出，把最近所看的书讲出，把自己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态度与见解的情趣，忽而慷慨激昂，忽而低声细语，各人的态度，压根儿就没有一点拘束。如果有一个问题提出，各人的见解有不同时，无妨大声争论，纵问题如何重大，争论时也须间杂调笑，那才不致枯燥无味；假使一旦所争论的问题得到解决，大家都要一致哈哈大笑一阵，一不惯哈哈大笑的，播扬嘴角微笑着也是无妨。有时大家嚷着饥饿了，主人便弄一两样点心拿出来吃。老李可直接批评老赵的点心做得不好，夸自己的太太会做好点心，味道既佳，花样又巧；老赵不服，滔滔地争辩了。老张可参加意见，并提议下星期的集会，须到老李家里，目的是在尝尝李太太的点心弄得如何好吃，是不是老李“车大炮”，代他的太太吹牛。到了兴尽的当儿，各人随即自由散会，主人并不“鞠躬如也”立于门外送客，客人亦不临行向主人“九十度”，绅士的俗套根本就无须表演。一星期中得到这半天的消闲，然后各修“胜业”，我以为可真是忙碌于读书写作者之一种清纯舒畅的安慰。这种流动式的谈话会，比固定的为胜。此不特省钱租会址，并且交换智识在这样得来者居多，联络感情也以此为上法。然而人们为什么不？
另一方面讲，谈话之佳妙处，又是一种艺术；而此种艺术却从磨练中来。上面所讲的谈话会，就能够磨练谈话的艺术。徒有孤独的读书而缺乏谈话的磨练，不言其他，单在写作一方面，我相信其文决不能引人入胜，了无余味。清人许多朴学家，我读他们的文章几乎欲睡，非关题材干燥，实是他们不善于谈话的艺术，因之文字上之组织便不能动人。例如赫胥黎关于生物学上之著作，题材何曾不干燥，然而我们读之津津有味，其故便在于此。所以晋人善清谈，故其发言吐辞常有妙致；明人自中叶以后亦善清谈，故其零星小品往往多轻清可喜之作。我以为读书人平日研究有得，欲发挥某种学理上的文章，如先把该问题与良朋作口头上讨论一二过，然后着手写下，以谈话式的笔调出之，则必能独饶风趣，必能引起读者之注意。你以为何如？
载第13期（1934年10月5日出版）
小品文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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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蛤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旧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蛤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绝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艇似的。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主要的物品。在方丈的象牙板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脚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
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是一蹋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了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了书桌；鸦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巷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蹙到马路上来了。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分利”（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开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争斗之前的准备。
八月二十七日
载《现代》3卷6期（1933年10月出版）
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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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
我不会做诗，尤其不会做新诗，所以新诗的能否成立，或将来的展望等，都谈不上。似闻周作人先生说，中国的新诗，成绩并不很好。但周先生的意思，不是说新诗可以不要，或竟教人家不要去做。以成绩来讲中国新文学的里面，自然新诗的成绩比较得差些。可是新的感情、新的对象、新的建设与事物，当然要新的人诗人才歌唱得出，如以五言八韵或七律七绝，来咏飞机汽车、大马路的集团和高楼、四马路的野鸡、机器房的火夫、失业的人群等，当然是不对的。不过新诗人的一种新的桎梏，如豆腐干体、十四行诗体、隔句对、隔句押韵体等，我却不敢赞成。因为既把中国古代的格律死则打破了之后，重新去弄些新的枷锁来带上，实无异于出了中国牢后，再去坐西牢；一样的是牢狱，我并不觉得西牢会比中国牢好些。
至于新诗的将来呢，我以为一定很有希望，但须向粗大的方面走，不要向纤丽的方向钻才对。亚伦坡的鬼气阴森的诗律，原是可爱的；但霍脱曼的大道之歌，对于新解放的民族，一定更能给与些鼓励与激刺。
中国的旧诗，限制虽则繁多，规律虽则严谨，历史是不会中断的。过去的成绩，就是所谓遗产，当然是大家所乐为接受的，可以不必再说；到了将来，只教中国的文字不改变，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原因是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
当然，新诗里——就是散文里，也有一种自然的韵律，含有在那里的；但旧诗的韵律，唯其规则严了，所以排列得特别好。不识字的工人，也会说出一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来的道理，就在这里。王渔洋的声调神韵，可以风靡一代；民谣民歌，能够不胫而走的原因，一大半了就在这里。
除了声调韵律而外，若要讲到诗中所含之“义”，就是实体的内容，则旧诗远不如新诗之自在广博。清朝乾嘉时候有一位赵翼（瓯北），光绪年间有一位黄遵宪（公度），曾试以旧式古体诗来咏过新思想新事物，但结果终觉得是不能畅达，断没有现在的无韵新诗那么的自由自在。还有用新名词人旧诗，这两位原也试过，近代人如梁任公等，更加喜欢这一套玩意儿，可是半新不旧，即使勉强造成了五人字或七个字的爱皮西提，也终觉得碍眼触目，不大能使读者心服的。
旧诗的一种意境，就是古人说得很渺茫的所谓“香象渡河，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那一种弦外之音，新诗里比较得少些。唐司空表圣的二十四诗品，所赞扬的，大抵是在这一方面。如冲澹，如沉着，如典雅高古，如含蓄，如疏野清奇，如委曲、飘逸、流动之类的神趣，新诗里要少得多。这与形式工具格律，原有关系，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乎时代与意识之上。今人不能做陶韦的诗，犹之乎陶韦的不能做《离骚》一样，诗人的气禀，原各不同，但时代与环境的影响，怎么也逃不出的。
近代人既没有那么的闲适，又没有那么的冲淡，自然作不出古人的诗来了；所以我觉得今人要做旧诗，只能在说理一方面，使词一方面，排韵炼句一方面，胜过前人，在意境这一方面，是怎么也追不上汉魏六朝的；唐诗之变而为宋诗，宋诗之变而为词曲，大半的原因，也许是为此。
旧诗各体之中，古诗要讲神韵意境，律诗要讲气魄对仗，近代人都不容易作好。唯有绝诗，字数既少，更可以出奇制胜，故而作者较多。今后中国的旧诗，我想绝句的成绩，总要比其他各体来得好些，亦犹之乎词中的小令，出色的比较的多，比较得普遍也。
做诗的秘诀，新诗方面，我不晓得，旧诗方面，于前人的许多摘句图、声调谱、诗话诗说之外，我觉得有两种法子，最为巧妙。其一，是辞断意连；其二，是粗细对称。近代诗人中，唯龚定庵，最善于用这秘法。如“终胜秋磷亡姓氏，沙涡门外五尚书”，“近来不信长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只今绝学真成绝，册府苍凉大幕孤”，“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梦断查湾一角青”，“自障纨扇过旗亭”，“苍茫六合此微官”之类，都是暗用此法，句子就觉得非常生动了。古人之中，杜工部就是用此法而成功的一个。我们试把他的《咏明妃村》的一首诗举出来一看，就可以知道。
咏怀古迹 明妃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头一句诗是何等的粗雄浩大，第二句却收小得只成一个村落。第三句又是紫台朔漠，广大无边，第四句的黄昏青冢，又细小纤丽，像大建筑物上的小雕刻。今年在北平，遇见新自欧洲回国的美学家邓叔存，谈到此诗，他倾佩到了极顶，我说此诗的好处，就在粗细的对称，辞断而意连，他也点头称然。还有杜工部的近体，细看起来，总没有一首不是如此的。譬如在夔州作的《登高》一首：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到新亭浊酒杯。
又何尝不然。总之，人的性情，是古今一样的，所用的几个字，也不过有多少之分，大抵也不到几千几万。而严沧浪所说的“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几微之处，就在诗人的能用诀窍，运古常新的一点。
一九三四年十月
载《现代》6卷1期（1934年11月出版）
谈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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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
《现代》九月号底“文艺独白”上有一篇反对杂文的文章。作者林希隽先生说：“杂文”底“蓬勃”是“畸形的发展”，“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随时随地都有着……更有意义的诸文学制作之丰富的题材……为什么不下点功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些那种零碎断片的杂文”？“要不是说明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严格地说，是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的破产，没有刻苦的艰辛的态度来埋首于一些繁重文学制作”。此外，林先生还说，写杂文，“应视是最可耻可卑的事”，“充其量只是一种浪费的生产罢了”。不用说，“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这现象……非特无丝毫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林先生底字典上，大约没有更多的辱骂了，不然，这篇“杂文”（对不起，在林先生把自己这篇大作明文规定为“小说”或“戏曲”以前，我只好不揣冒昧地称它为“杂文”），该不会一千多字就完卷的吧。
“杂文”是文章底一种体裁。它现在也许还没有成为定型。但文艺上的各种体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杂文也跟小说戏曲一样，会由作者底努力，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何凝先生在《L．S．杂感选集》上说的“这种文体，将要因为L．S．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Feuilleton）的代名词”，正是这个意思。文章不从内容上去观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务，只注目于作为形式的条件之一的体裁，把某些体裁抬到三十三天，某些体裁打入十八层地狱，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偏见。至于由某种体裁来推断作者是可尊可敬或“可耻可卑”，这种智慧，恐怕只有为沙利文饼干公司服务的先知（?）“任道先生”才有的。
小说戏曲，不错，能够用具体的形象，把社会的现实指示给读者；它底任务的确不是杂文所能达到的。但杂文也自有它独特的任务，为小说戏曲所不及的地方。眼前就是例子，林先生底这篇杂文和杂文家，林先生“为什么不下点功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成零碎的断片的杂文”呢？也许林先生自己以为是“创作精神破产”，所以“甘自菲薄”，“投机取巧”；但依我看来，未必不是因为这篇文章底“题材”，再下多功夫，也不能写成小说或戏曲，所以不得不借重于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杂文的吧。依此说来，文章底体裁，各有各底用处；即使个人底偏见，看不起某种体裁，到了非用它不可的时候，可又不能不采用。甚么杂文“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
杂文底“蓬勃”，也许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这畸形底原形，决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是由于作家之“菲薄”，“投机”，“可卑”，畏难，等等个人底缺陷之类，倒是有它确凿的社会根据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现中国，固然“随时随地都有着丰富的题材”，可以“下点功夫”，“写成小说或戏剧”。但是能下而又肯下功夫的是谁呢？有闲的遗老遗壮遗少们，只是天字第一号的孱头。虽不一定积极地直接地成为剥削者，但在这动乱的社会，一面既怕旧东西底残害，一面又怕新的力量来夺去了现有的优势，于是在自己底周围起造一座墙，跟社会隔绝得水泄不通，好像某种动物，一遇险象，就先设法朦蔽自己底眼睛，或把整个身体都缩到某种地方去。纵有“丰富的题材”，也看不见，还谈什么“创作精神”？有些没落的“沉痛”，那只好“寄”之于“悠闲”，写点四平八稳从容恬淡的正宗小品，聊以排遣这死以前的岁月。不但小说戏曲写不出，就连散文也只能“小”而不敢“杂”！自然，有些聪明的遗少们，是会借“埋首”创作，来做逃避现实的口实的，可惜他们底视野既小如针尖，又不敢正眼凝视现实，“丰富的题材”，在他们面前，也变成贫乏。他们“写成的小说戏曲”，只能是经过了粉饰歪曲的画图。不过他们毕竟是聪明的，不但借“埋首”创作来逃避现实，并且借“埋首”创作来反对杂文了。此外，还有些无文无行的角色，小说戏曲不用说，能够写点通娘捣奶奶式的他们底所谓杂文，已经要算是他们底选手，根本就不该对他们存什么希望。不用说，把“丰富的题材”，“下点功夫”，写成作品的任务，只有在另一部分的作家底肩上。这另一部分的作家，“丰富的题材”是要采取的，小说戏曲以及任何文艺体裁是要运用的，他们写过不少的小说戏曲，现在还在写，而且将不断地写下去。不过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他们要最直接最迅速地反应出社会的日常事变，因此就较大量地产生了最直接最迅速地反应社会日常事变的杂文。由这种“畸形的”社会根据产生出来的杂文，不但丝毫不足以“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破产，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刚刚相反，它正是作家底“创作精神”，正是从刻苦艰辛中产生出来的创作。只有窥取光荣的杂文底形式来做反对杂文的杂文，像林先生底大作之类，才是这种杂文底例外。
现在再看社会上需不需要这种杂文。林先生为要说明“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看来……非特丝毫无需要之处”，故意把读者对杂文的欢迎及杂文在读者中的影响一字不提，这手法是很巧妙的，可惜马脚在不留心的时候又露出来了。林先生自己说，“而杂文之不胫而走，正是不足怪的事”。有这样的事么？杂文“丝毫无需要之处”，却又能“不胫而走”；“走”了，又“不足怪”。这道理恐怕只有林先生自己才懂得。“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杂文底“不胫而走”，我也说“正是不足怪的事”。历史转动了前进的车轮，使大众加强了文化的欲望；日常事变底千奇百怪，层出不穷，又使大众迫切地需要理解。正同需要物质的供应一样，他们也需要精神的粮食。“拿粮食来！”他们喊。可不一定限定作家只写小说戏曲或某种特定的体裁。不过“在目前，现时代”，他们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选择了这种最直接、最好迅速地反应日常事变，而又最浅显最容易消化的杂文。在这种场合，杂文绝不是什么“丝毫无需要之处”或“浪费的生产”，除了林先生自己底杂文。
九·二，一九三四，上海
载第1卷第2期（1934年10月5日出版）
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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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
许多作者作文喜用警句，许多读者读书喜看警句。学校教师在学生的习作中看到一二警句，便〇〇〇〇〇地圈下去，结果，连在一篇应用的说明文中，学生们也必硬添入许多不相宜的奇警的字句。
实则，作者喜用警句，是由于才力薄，读者喜看警句，是由于识力浅。才力薄，故不能创作充实完善的文章，徒藉警句以娱人，犹之肉体精神皆无足取的女人，着一九三四年式时装，勉学摩登，邀登徒子的一盼。识力浅，故不能理解一篇文章的全部内容及其每字每句所函的意义，徒摘警句以自欺，好像乡下老儿偶到上海，惊异于外滩房屋之高，马路上车子之速，归去逢人便说，只此二事，使不知者以为整个上海不过如此。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实”。这是因为“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这里所说的“深与浅”，即王静安所说的“隔与不隔”，“隔”与“不隔”之别，即“不自然”与“自然”之别。“池塘生春草”，是本来人人能道的平凡的句子，毫不奇警。至“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是警句矣，而善读者莫不以前者为优后者为劣。潘文正因为无处不善，故没有警句，（也可以说语语都是警句。）其尤佳者，亦只如锦上添花，极其自然，与全文相得益彰，并不独自出色。但在有的文章中，硬添警句，恰如在粗劣的土布上用金线绣花，太不相称，且所绣之花，决不能佳。现在有一类人作文几乎全篇用奇警之句凑成，使人如看万花筒，初看似乎莫测高深，一经拆穿，则不过一些五色的通草纸或者玻璃碎片乱凑而成，其实是毫无意思的。旧式的骈文，也是这种东西。
喜欢看警句的读者，若读一部伟大的作品，定会失望，因为在伟大的作品中，常常是没有特异的警句的。真能欣赏名花者，必至园地之上，阳光之下，微风之中，青枝绿叶之间，观其活泼的生机，自然的姿色及其与环境相掩映之态。在这样的境界中的花，无论其为大的小的，已开的，未开的，或者已经凋残的，各有其美，而且合枝叶风光而组织成一种全体的美。但伧俗之徒，只知折取一枝插诸瓶中，自以为已尽得此花之美，这实在是大煞风景的。读文章只知摘记警句者，亦此类也。
造句修辞，不过形式上的事，而文章首重内容。内容充实，则形式稍有瑕疵，尚且无妨，陀思妥益夫斯基因作小说过于匆忙，造句常有不合文法者，但总不失为世界有数的文豪。至于许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作者，则未尝都有伟大的成就。李长吉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泣秋雨”，其语亦似能使“石破天惊”，非常奇警，但细玩之究竟有何意味？
我前在《小说与随笔》一文中，曾说小说与随笔的区别，一在不求奇警，一在常求奇警。那是对现状而言，其实随笔也何尝应该以奇警见长。无论何种文体，总是以平常的言语说真实的事理者为上乘。或以为诗完全是警句的构成，也是不对的。三百篇，以及汉、魏、盛唐最佳之诗，何尝以奇警见长。现在有许多人爱读龚定庵诗，正以其造句奇警，然而定庵的诗究竟不是上品，是如朱光潜先生所谓“情浅”“才露”的东西。
世上的言语，本无所谓“奇警”与“平凡”。一句话所以成为奇警或成为平凡，视其与真实的内容相符与否而定。“广告”、“口号”、“标语”、“宣传”中最多警句，因为这类文章中所用字句，大抵与事实不符。如“新生活运动非揩油不可”一语，假如所言是实，即不成其为警句。男人写给女人的求爱的信中说：“我的整个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你若叫我赴汤蹈火，我决不作片刻的犹豫……地老天荒，我对你的爱是不渝的……”正唯其谎语，这些才成其为警句。北美合众国《独立宣言》中：“我们笃信人类都有平等的天赋的人权，谁也不能摧残！”这话在今日读来还是警句，因为在这国家里还有黑奴被迫害，还有劳动者被剥削，还有退伍兵不能生活。在中国，今日看到“驱除鞑虏”等话，已不觉其是警句了，倘说“打倒帝国主义”、“抗日”……则依然是警辟的。
去年以来的报章上，常常看到“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等字样，倘若说的是关于美国或日本和中国的则奇警得了不得，但若是关于苏俄的，那就平凡了，因为他们的第一次五年计划已经成功。
中国人读报纸上的通电和宣言，往往不理会其中所说的事情，只摘取若干警句以资谈助。郭松龄反奉时，沸腾于读者们之口的，倒是饶汉祥所撰的那几篇通电，我记得一个教师曾对我说，那里面的“赤化勃兴，苍生战栗”一联对得如何的好。
饶汉祥死了，用骈文的通电宣言今日已经没有，然而在今日的通电宣言中依旧充满了警句。一警句就是空话，用白话文写的空话也是警句。
载第7期（1934年7月5日出版）
热与冷
…
茅盾
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一首玩意儿的英文小诗：
As a rule a man's a fool，
When it's hot he wants it cool，
And when it's cool， he wants it hot，
Always wanting what is not.
一般地说来，诗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但这首外国“打油诗”却不妨译出来，就是——
照例的人们是那么蠢，热的时候儿他要冷，
到冷的时候他又要热，总是要那些要不得。
冷或是热，人们都不喜欢；太冷或是太热，人们简直要“怨天”。在我，与其冷，毋宁热。每到了夏季，虽则“汗流浃背”，似乎精神还能振作；我向来是不怕热的。近来却不同了，即使还没十分怕热，可是懒洋洋地只想睡觉。
今年上海例外地早热，而且天天在九十六度以上，亦既有一周之久；每夜看看天空，一片云都没有，渐圆的月亮格外有精神，告诉我们明天又是一个热天。于是好像连日连夜苦战的兵士似的，我对于“热”的抵抗力就一天不如一天；最近简直连睡觉都不大酣甜。
想到预定的做小说计划，无端又受了挫折，我便转念到还是上什么山里去避避暑罢？郑振铎君每年要到莫干山住上两个月，而入山以后，天天闭门疾书，据说每天可以成书万言。我没有那样的“笔下快”，而且我又是离开了我所熟习的破书桌就觉得百不自在，简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所以到什么凉快地方去埋头做文章那样的事，我只好望着别人欣羡。我在九十几度的酷热下惟一的排遣法就是躺在床上读路德维喜的《拿破仑传》。
我也羡慕那些好本事的人，在毒太阳下出一身大汗。虽然我躺在床上读路德维喜也出一身大汗，但这是可笑的汗，我知道。我常常做一些可笑的事，我也知道。只是在流着可笑的汗时，使我不能无戚戚的，乃是自己现在竟连热都怕了，那就正像上面所引那首外国“打油诗”所说，我便成了一个十足的蠢才！
出一个题目，找许多人来作文，像杠栲栳似的扛起来，这在今年是顶流行的；何况“消夏”又是中国传统的雅事，只可惜我不是“诗人”，这样的文章做不来，勉强交卷，未免有僭，于是又一身大汗。
七月十六日，室内寒暑表一百度时
载《现代》1卷5期（1932年9月出版）
“幽默”的危险
…
徐荫祥
近来不论捧起哪一种报纸，或是杂志来看，大都总有几篇含着幽默性的文章，他们的笔法、性质等等，我们姑且不去谈他；只检出他们对于一切事物的影响、效力来谈谈。
大凡一件幽默的东西，不论他怎样的体裁，至少他总有一个对象，不管是普遍的还是专有的；那对象到底怎样，我自认学识太欠缺，不敢瞎说，可是我想一班人准会觉得失望，因为他的收成太小，懂得出的人太少。大半人未免要怀疑起来。
用那变态的攻击、谩骂，挖去许多作者的脑浆，造成了一篇篇小品式的文字，在报上和杂志上刊出来，总是希望一班他的对象会明白、了解，会给他感化，会像他所希望的觉悟、改善。谁知读者（不敢确定是多数和小数）呢，真个天晓得，起初很宝贵他，后来逐渐的厌倦这门老把戏，翻来带上厕所去当做消闲物看待，一忽儿也许用来包了污物，扔在粪坑里，如果那时给老人家看见了，或者也会引起他的一声“阿弥陀佛”。
不论一件什么东西，在一班人的脑子里认为凡是缺少的，须要的，总是价钱很大；多数人不须要的，总很便宜，从前所以会有玉石贵贱的分辨。现在在文艺上，也好像都看重了创作，唾笑那滥调，一切底一切，多是顺了这个格例，那“幽默”，怎会独异呢？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太多，实在也太复杂，真的讽刺不了，幽默不了，尤其是这个世界，讲都讲不明白的世界。那么率性不谈吧，不，倒又不可不谈，如果到率性不谈的时候，更糟了，因为现在虽然大多数人厌倦了这种老套，但是总不能说绝对没有人接受这种礼物，不过以后长久下去，用这种礼物送人，未免太觉得危险了。
“……要挣扎，只有亲自挣扎，运用你自己的健壮的身驱，大好的手脚，上前，挣扎出光明的前途……”
好像我在哪里看到这样一段，但自恨忘掉原文，只好借他的意思，同样的写几句。看来，他在唤醒人们，他觉悟“幽默”是不中用了，只有这样打出我们所希望的局面。
近来，像这样写着的书却也不少，可是他对于他的对象的影响，当然不好说没有，但究竟也极少；那么我们回头看看这些幽默的东西，更没力量了，太可怜，差不多给大半人们，像小脚的旧式姑娘一样的嫌弃，以后下去，难保他的效力，价值不完全失掉；我很替他可惜、忧愁、危险。
我惟一的大胆的希望在写幽默作品的作家，和在出版幽默作品的报张杂志的编辑者，教我些见识，幽默在将来，是否日趋危险？如果真的给我瞎摸到了柄端，可还有救星吗？
载《现代》4卷3期（1934年1月出版）
- 原文署名“吉力”。
- 原文署名“吉力”。
- 原署名“耳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