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道中落少年时
转眼到了七月，暑假一结束顾准就要升读高中，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了，退学几成定局。
百般犯难之际，贵人从天而降。
天生我才
1915年，当《新青年》在上海租界宣告创刊时，一声啼哭划破了陆家浜的晨曦。
这是陈文纬（1873—1944）的第五个儿子，除此之外，他还有两个女儿。
之所以这么敢生，皆因家境不错。
陈文纬的哥哥陈蓉生搭上了上海发展的高速动车，棉花生意做得很大。在哥哥的提携下，陈文纬从苏州搬到上海，当上了“陈记花行”的二东家。
可惜，陈蓉生因长期吸入原棉纤维，且操劳过度，患了严重的肺病。沉疴日久，终于在1914年去世。
陈文纬没有其兄的商业头脑和管理能力，生意渐渐败落下来。
小顾准对此一无所知，他和上海所有的小孩一样，头戴瓜皮帽，身穿肥马褂，操一口杂糅着苏州音与上海话的方言，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长大了。
顾准的母亲顾庆莲（1885—1979）在嫁给陈文纬前，顾家曾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顾庆莲所生之子，都随母姓。
陈文纬鉴于已娶了顾庆莲的姐姐，顾家两个女儿都跟了自己，后继无人，便答应了。
对顾准而言，童年的美好回忆永远少不了城隍庙。
逢年过节，父母总是带着他和哥哥们逛庙会。吞蛇吐火的民间艺人，让猴子画画的杂耍，还有弯弯曲曲的窄弄里那数不清的江南小吃铺——酒酿圆子、赤豆糖粥、小笼包子、鸭血粉丝汤……不一而足。
由于陈文纬曾自学中医，并研究过《黄帝内经》等医药典籍，因此，耳濡目染之下，好学的顾准跟着父亲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
1922年，7岁的顾准已念了两年私塾，陈文纬在征得离家不远的留云小学的同意后，直接将他送去读了三年级。
上学前，按照旧俗，陈文纬给儿子取字“哲云”。
留云小学毗邻香火旺盛的禅宗名刹海潮寺，烟云缭绕、清净庄严，是一所师资雄厚的私立小学。
在德高望重的海潮寺住持应乾法师的资助和奔走下，留云小学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凡该校毕业的学生，皆可直升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中院（附属中学），继而免试升入交通大学。
交大的前身是盛宣怀创办于晚清的南洋公学，二十年间培养了章宗祥、邵力子、李叔同等青年才俊——由此不难推想留云小学在家长们心目中的地位。
虽然顾准的国文和数学成绩极为出色，虽然顾庆莲经常把他搂在怀里饱含爱意鼓励他将来做个人上人，虽然交通大学的朱漆大门似乎已在向他招手，但家里的经济条件却每况愈下，快要撑不住了。
后来同顾准关系最好的六弟陈敏之（1920—2009，由于陈家坚持，敏之一生下来便不再姓顾）的出生，进一步增加了开支，陈文纬不得不卖了珍爱的包车（人力车），辞了车夫，从中产阶级沦为小康市民。
顾庆莲东省西攒，仍感左支右绌。肉类已很少上桌，主菜经常是凉粉和小黄鱼。
屋漏偏逢连夜雨，顾庆莲的大姐在39岁时暴病身亡。对亲生的顾准、陈敏之，与大姐留下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顾庆莲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然而，在上海这座“只认衣衫不认人”的虚荣之都，三个上留云小学的孩子连穿衣服都成问题。
为了让顾准和他两个哥哥（老三、老四）上学时能有体面的衣服，顾庆莲别出心裁地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质地不同、颜色各异的长衫，轮换着穿。
于是便委屈了年纪最小的顾准。他常常穿着比自己大很多的衣服，拖着袖子，走起路来好似孔夫子上朝一般“趋近，翼如也”，频遭同学们的嘲笑和讽刺。
家道衰落的苦涩，学业竞争的压力，让顾准养成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也塑造了他不甘受辱的倔强性格。
一次上国文课，老师布置大家作五言律诗，顾准认真写完后交了作业本。
谁知，老师看不上顾准的诗，批了一句“狗屎，猫屎，臭不可闻！”，就返还给他。
顾准勃然变色，当众撕毁了作业本。
老师厉声道：“顾哲云，你干什么！”
顾准高声道：“既然臭不可闻，为什么还要留它！”
顿时，举班哗然。
自此，终其一生，顾准再也没写过诗。
童年的时光，就像陆家浜的河水，缓缓地流淌着，不知何时才能东入黄浦江。
顾准和陈敏之常常饶有兴致地站在河边，望着满载稻草的货船来来往往，在灿烂的阳光下发出耀眼的金黄色。
对未来的憧憬，就沐浴在这样一片暖色调中，令人迷醉。
租界里的童工
1925年，成绩优异的顾准提前毕业。典礼上，学生们唱起了留云小学的校歌：
“滔滔黄浦歇，汲汲竞争场，商战学战较短长……”
为了帮家里摆脱困境，顾准决定舍学战而就商战。他报考了中华职业学校的商科，并顺利被录取——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多到各大商号工作，薪水丰厚。
中华职校教会了顾准两项重要的技能：英语和打算盘。
中华职校校长黄炎培（1878—1965）以“民主科学”为教学宗旨，教材里不仅有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原君》，也有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译文。顾准在大开眼界的同时，也树立了他远大的志向。
可惜，顾家花光了最后一点积蓄，已接近赤贫。
陈文纬每天宅在家里借酒浇愁。顾准放学归来，书包还来不及放下，就被父亲差去跑当铺，然后用换回的钱沽些廉价酒。
新学期开始了，顾准却因交不起学费，休学了。
望着邻居家的孩子有说有笑去上学，小顾准跺脚落泪，不知所措。
母亲和搬来一起住的外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咬了咬牙，决定为顾准拼一笔私蓄（旧社会的女人为了养老和以防万一，都会藏些私房钱）。
阔别一个多月，顾准攥着两个女人压箱底的20余元，回到学校。
一天，过早负担了家庭重担的大哥陈怀农借着酒醉大骂顾庆莲，说就是因为她嫁进门，自己的母亲才抑郁而死。
顾庆莲很委屈，说她跟姐姐一向相处甚安，姐姐去世时，自己还执了披麻戴孝的大礼。
陈怀农不依不饶：“你还好意思讲，就是你生的几个孩子和他们的外婆吃穷了这个家。”
无尽的纠纷中，陈文纬备受煎熬。
一次吃饭时，他正自斟自酌地喝闷酒，突然听到一句不爽的话，积蓄已久的怒火登时爆发。
他掀翻桌子，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全家都被吓傻了。
顾庆莲默默地蹲在地上，含泪拾起满地狼藉的盘碗碎片。
顾准心如刀割，联想起平日课上所学，愈发憎恨起这个黑暗的社会来。
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为配合北伐军，在上海发动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直系军阀派驻上海的淞沪镇守使出动军警进行围剿，结果被工人武装队全歼。
枪声稍歇，顾准兴奋地跑上街，去看工人对警察局实行接管。只见身挂红布标志的工人纠察队雄赳赳地开到昔日令人生畏的警局门口，一把夺下门卫的枪，将其大盖帽轻蔑地扔到地上。
这是顾准第一次邂逅“革命”，观感只有一个字：爽。
转眼到了七月，暑假一结束顾准就要升读高中，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了，退学几成定局。
百般犯难之际，贵人从天而降。
曾在中华职校任教，后供职于工商银行的王志莘（1896—1957）得知顾准的情况后，心生垂怜，就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留美时的同学潘序伦（1893—1985）。
这个拥有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会计学之父的人彻底改变了顾准的一生。
20世纪初，现代工商业在上海等大中城市蓬勃发展，简单落后的旧式记账方法早已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潘序伦回国后，在暨南大学开讲西方会计学的同时，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会计事务所——潘序伦会计事务所。
炎炎夏日，12岁的顾准沿着黄浦江一路向北，在公共租界洋气十足的事务所中见到了潘序伦。
对这个知书达礼、性格开朗的学生，潘序伦非常满意，当即谈妥待遇（试用期每月6元，三个月后12元）后，就说定了上班时间。
顾准的新差事辛苦而卑微。
遇有客人来访，他必须立即趋前迎候，帮忙脱大衣，恭恭敬敬地引入内室，沏茶倒水。没有来客时，潘序伦或其他职员一声招呼，便得接过信函，穿街过巷，四处送信。
除此之外，还要帮老板料理私事，甚至倒尿盆……
创业之初，人手不足，顾准经常忙得头昏脑涨。喘息之余，不禁怀疑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一天，顾准到工商银行送款，王志莘一见到他，便严厉而含蓄地说道：“你可千万不要马虎啊！”
顾准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他肯定在潘序伦那里听到了对自己的负面评价。
从此，他愈加不敢掉以轻心，毕竟自己输不起，也没有任何退路。
无论多苦多累，他总是任劳任怨，甚至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不久，潘序伦发现顾准写得一手好字，英语也不错，便在增添人手后免去其杂活，而让他专心做抄写、打文书。
终于，顾准兢兢业业的埋头苦干赢得了潘序伦的信任，初步站稳了脚跟。
16岁的民办教师
事务所的日子繁忙而寂寞，顾准和新来的年轻职员夏星寿很快成了好朋友。
夏星寿多才多艺，英文极好。顾准一边读着他从英文读物上翻译过来的文章，一边把许多不愿对别人讲的心里话都告诉了这个没有代沟的大哥哥。
可惜好景不长，入职不到半年，夏星寿便突发疾病身亡。顾准悲恸万分，趴在好友的小木床上哭了许久。
在夏星寿的影响下，顾准养成了阅读外国作品的习惯。他接触到了由巴金翻译的无政府主义名著《面包与自由》。
作者克鲁泡特金原是俄国亲王，自愿放弃奢华的宫廷生活，远赴西伯利亚服兵役，后来因参加民粹活动遭到沙皇的逮捕和迫害。
在这本流亡法国期间撰写的书中，他大声疾呼：“人类的趋势是减少政府的干涉以至于零”，“当旧的制度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打得粉碎的时候，呼声便起了：‘我们要的是千万人的面包、住所和安乐！’”
克鲁泡特金认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财富和人类通过集体劳动创造出来的机器，足以使一切人得到所需要的面包。如果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便可保证所有人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他主张这个任务必须由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来完成。
思想尚未成熟的顾准也一度深受感染，向往起那个自由浪漫的乌托邦来，直到养家的重担暂时浇灭了他不切实际的幻想。
1927年，家庭矛盾激化到了极点。陈文纬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去慈善机构“联义善会”上班，把每月30元的工资一分为二，一半给顾庆莲姐姐生的五个子女，一半给顾庆莲这边，自己则搬到会里去住，靠行医的出诊费维持生活。
从此，便算是分了家。
顾准面临的窘境是：外婆老了，母亲和姐姐陈秉珍都没有工作，下面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弟妹。并且，七个人从家里搬了出来，不得不租房子住。
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顾准咬紧牙关，努力工作挣钱，并承接了刻钢版蜡纸的活。
每晚，顾准都冒着严寒，披着棉袄，在家中挑灯夜战。即使贴着钢板的手指冻得通红，手背上长满冻疮，他仍然坚挺地握着铁笔，只为刻满三千字的会计学讲义，换得两毛五分钱的报酬……
经年日久，顾准对所刻讲义倒背如流。他把一点一滴的理解和体悟融会贯通，在闷声不响中成了会计学达人。
于是，每当事务所的会计师聚到一起讨论业务时，顾准站在一旁观摩体会的同时，经常发表不同意见。
一开始，众人还不以为然，久而久之，竟发现这个孩子确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便赶紧报告给了老板。
潘序伦起初不信，试探了几次后，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原来千里马就在自己身边！
他连续擢升了顾准的职位，从会计员到查账助理再到会计夜校的助教，月薪也随之翻到了40多元。
每月发完工资，顾准总是悉数带回家，毕恭毕敬地交给母亲。眼见儿子一天比一天出息，望子成龙的顾庆莲高兴得合不拢嘴——自己为补贴家用在外面接的洗衣、缝纫等苦活总算能减轻些了。
随着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逐步确立。潘序伦从美国引进的现代会计学愈发受到重视，业务越来越多。
他把事务所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语出《论语》里的“民无信不立”，并以“信以守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世，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格言作为自己的宗旨，很快便叫响了上海滩。
1930年，刚刚15岁的顾准开始出任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负责人。
夜校面向社会广泛开展函授课程，为上海培养了许多会计人才，顾准的名字也逐渐在会计界传播开来。
十里洋场，霓虹灯光闪闪发亮。旖旎的夜色中，下班回家的顾准总是一袭长衫、一把洋伞，腋下夹一本书，行色匆匆。
1931年，不拘一格的潘序伦大胆提出，让16岁的顾准走到台前，担任兼职教师，开讲会计学。
欣喜之余，顾准为此做了大量准备，想在课上给学生一个惊喜。
开学那天，他穿着整齐的蓝布长衫，夹一叠厚厚的讲义，兴冲冲地走上讲台。
结果悲剧了。
夜校学生多是成年职员，工薪阶层，利用休息时间来充电显然不是为了看一个瘦弱少年如何适应讲台的。
他们又笑又骂，不断起哄，非要把顾准撵下台。场面一片混乱，年轻的顾准无可奈何，只得自顾自地讲了起来。
学生们仍不买账，闹了一个星期，潘序伦迫于压力，只好让步，转而让顾准筹办立信的学术杂志《会计季刊》。
此刊第一次使现代会计学在中国有了争鸣之地，而作为主编，顾准也通过约稿同颇有名望的章乃器（1879—1977，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成为忘年之交。
废寝忘食的顾准像生生不息的永动机，一有时间就跑到东方图书馆看书。
这座只需两块铜板就能竟日流连的公共图书馆前身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料室，馆藏十分丰富，刻苦钻研的顾准从此步入了思想的殿堂。他终日埋头书海，不仅阅读了陈寿的《三国志》、许慎的《说文解字》、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传统经典，还涉猎了诸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之类的西方名著。眼界大开的同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来年，他再次登上立信夜校的讲台。
个子长高了，浓密的黑发上打着蜡，一张清秀的瓜子脸神情泰然。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是一双老成笃定的眼睛。
这一次，顾准没被赶下台。相反，他语言风趣、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
正巧教授“银行会计”的老师因故离职，潘序伦便点了顾准的名去代课。
这是会计学中最艰深的领域之一。顾准接手后，发现这门课长期以来竟没有正式的教材。
于是，他又一次决定挑战自我——编写一套大学通用的银行会计教科书。
工作之余，顾准笔耕不辍。在家里新装的15W电灯下，他通读了日本左翼学者河上肇（1879—1946）的《经济学大纲》、马凌甫（1884—1970）翻译的津村秀松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又补充了大量银行学、货币学方面的知识。终于，焚膏继晷之下，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的大学教科书《银行会计》新鲜出炉，并迅速风靡各大院校。
潘序伦为此自豪不已，逢人便说：“我没有看错人啊！这个顾准，的确是少有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