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
时间、空间、语言和性质
今天第一课，只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定义和“五四”文学革命。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内地学界的概念，一九四九年以前是“现代”，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当代”。它与西方的“现代”既有关联，又不等同。比如西方的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都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不是一回事。
有一个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起点，就是定义（definition）。当一个东西、一个概念、一个说法，你不明白时，就先问它的定义。“中国现代文学”，这是学科的名字，但如果中间加上两点，“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做学问了。这三个不同概念及其相关关系，就有无穷的讨论余地。讨论“文学”有很多限定方法，第一是“时间”，第二是“空间”，第三是“语言”，第四是“性质”。先来看“时间”。
“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范围：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九年，这是中国内地主流学界的定义，这个阶段称为“现代”。在海外，英文的“contemporary”基本是“现在、当下、同时代”的意思。在海外，基本上没有一九四九年以后“当代文学”这个特定概念。香港中文大学的黄继持教授他们讨论过，凡是古代文学以后的都称为现代文学，
台湾也是这样。二〇〇九年，我们在岭南大学曾召开“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论文集《一九四九以后》，王德威专门写序向台湾和海外读者解释“当代文学”这个概念，并解释“现代”、“当代”的关系与界线。
再来看“空间”。“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在什么地方？它的空间定义是什么？内地学术界近年有人（比如说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现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提出一个概念，叫“民国文学”，吉林大学的教授张福贵好像是“民国文学”这个概念的发明者。“民国文学”既是时间概念，也是空间概念，在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都牵涉台湾，又有些混淆。几十年前的中国内地是不讲“民国”这两个字的，叫“旧社会”，但也不好叫“旧社会文学”，所以叫“中国现代文学”。“民国”这个概念现在重新用，说明现在中国的政治开放开明，尊重历史事实。今天有很多人提出“民国文学”，其实这个概念在时间范围和空间界限都有含混之处。而且，“民国文学”里，还有写旧体诗、文言的文学，这些都不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内。
“民国文学”是用汉语的白话文写成的。民国除了汉族，还有满族、藏族、回族等。这里又有空间界限的问题了，但“中国现代文学”讨论的只是汉族的文学，所以在“时间”、“空间”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性的定义，就是“语言”。而且就汉语的白话来说，还有“新白话”和“旧白话”的区别：《水浒传》、《红楼梦》是旧白话，巴金、老舍这些是新白话，都是白话文，但它们是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讨论的是新白话，就是现代汉语。
除了这些限定外，“中国现代文学”还把民国时期大部分中国人看的文学排斥掉了——通俗文学、流行文学。通俗文学、流行文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有一个名称，叫“鸳鸯蝴蝶派”，也叫“礼拜六派”。当时广告是这样说的：“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我在另外一门“现代文学选读课”里，会专门讲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张恨水，讲《啼笑因缘》，讲到他对于言情小说、连载文学的影响，还有他对于今天香港、台湾（比如琼瑶）的影响。讲茅盾时，也会提到张恨水的一些作品。但是整体来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不包括鸳鸯蝴蝶派的，是反对娱乐、消闲、赚钱的文学的。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很多的相对立的概念，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雅与俗、大众与严肃、流行文学与纯文学等，有很多这样的概念互相矛盾，以后会仔细梳理。和科学相反，文学就是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分别
“modern”这个概念，在民国时不翻成“现代”，翻成“摩登”。如果有人称赞你“摩登女郎”，你马上会想起张爱玲时代那个挂历，还有《良友》杂志。现在“摩登”这个词本身不够摩登了。
第二个是“modernization”，现代化。今天现代化是整个中国的国家方向，全民现代化，用电器，用汽车。比较学术的一个概念还有“modernism”，现代主义。“化”变成“主义”，无形中升了一级。其实，“modernism”是西方的一个文学流派，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西方的“modernism”。它跟“中国现代文学”是两回事。“modernism”是指谁呢？是指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二战”以后，“modernism”就没落了。今天西方的文学文化潮流叫什么？“post modernism”，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很不一样的。同学们都是伴随后现代主义长大的。现代主义就是“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等很深奥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就是画罐头一排，Hello Kitty或抽水马桶也可以是艺术。西方现代主义恰巧跟中国现代文学同一个时期，但不要混淆。中国现代文学里也有现代主义，比如说鲁迅的《野草》，比如说新感觉派的小说，比如说李金发的诗、卞之琳的诗，但它不是主流。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加上浪漫主义。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恰恰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成果。
因为中国之前跟西方比较隔绝，所以一旦打通，首先接受的是西方在上一个世纪占主流的文学，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拜伦……所有这些人成为鲁迅等人对话的对象，少数的人关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T.S.艾略特、威廉·福克纳就更晚了。所以，现代主义跟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在同一个时代，却是很不同的两种文学。
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概念，就是“现代性”（modernity）。任何英文字，后面加上“ty”，事情就复杂了。“sexy”是性感，“sexuality”就复杂了。就好像“modern”，讲“摩登”是小市民，可是讨论“现代性”，就是社会科学院学术项目的热门题目。哈佛的王德威教授有个观点，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因为晚清文学里，已充满了“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个看法，在北京学术界有很大反响。
任何概念，外延总和内涵成反比。“中国现代文学”，乍一看定义很宽泛，其实是比诸如“民国文学”等概念更有限制。首先，从时间上看，现代文学只到一九四九年，“民国文学”反而在台湾延续至今。第二，从空间地域看，现代文学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中国文学研究所，还专门另有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为了体现国家意识。第三，从语言上看，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很少关注文言文学。第四，从性质上讲，“五四”新文学是排斥、反对娱乐读者性质的通俗文学和流行文学的。
定义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两种情况下要用。
一种是写论文，当你处理一个题目，比如讨论“女性文学与王安忆”，这种时候，一定要先给“女性文学”一个定义。因为“女性文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女人写的，写女人的，写女权的，等等。所以一定要定义。
一种是找工作面试时，人家问你，哪个大学的中文系好？怎么回答？同学们先不要马上回答，最好的方法是倒过来问提问的人，不管他是李嘉诚也好，TVB也好，投行也好，先问他，怎么定义“好”？因为“好”有各种各样的定义，规模大是好，钱多是好，校园漂亮是好，专家多是好……用这个时间取得两个信息：第一，进一步了解提问人到底想问什么；第二，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
为什么现在要讨论“定义”？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要讨论的问题都包括在里面。
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分别
“民国文学”这个学科概念也受到批评。北大一些学者的意见是，这个概念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包括文言和通俗文学，也没有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点。具体来说，即中国现代文学跟中国古代文学最大的分别在哪里？
同学们肯定在想：“当然是现代人写现代的，古代人写古代的。”洛杉矶的迪士尼里，有一个全景电影是中国山水，很好看，但主持人让我忍不住笑出来——一个古人走出来，用英文说：“I am Li Bai.”然后跟所有人介绍说：“我是中国的诗人。”当时我突然有一个联想：假如真是在唐朝碰到李白，李白会怎么介绍自己？“白，陇西布衣”？“我本楚狂人”？还是“我是一个诗人”？当然，他绝不会说“我是中国的诗人”。巴金旅法，郁达夫留日，闻一多留美，下笔之初便自知自己是中国的读书人。那时有人提名鲁迅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就说，我不够资格，我看中国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够资格。鲁迅马上就把自己跟中国挂起钩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们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意识，他们是中国的作家。
而在这之前的作家，他们就是文人，不需要为中国写作（屈原的国也不是今天意义的“民族-国家”），也不为君王写作，而是为“天下”写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普天之下，包括所有的地方，除了大海，或者包括大海。第二个意思是什么？皇帝从来不是最高的。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不一样，日本的天皇等于天，中国的皇帝一直是天子，天的儿子，所以一造反就说“替天行道”，士大夫可以反皇帝，但是不能反天下。天意才是最高的。这套文化观念根深蒂固，无论汉代、唐代、宋代，都有“天下”的概念。
可是，近现代文学的背景变了。第一，现代知识告诉我们，中国不是天下，只是一国。第二，近现代中国还是一个被欺负的国家，当时快要灭亡的国家。于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进入了现代文学的核心，这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不要以为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是不好的，“民族-国家”这个最关键的概念是从欧洲出来的：讲同样的话，长得一样，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有权利独立，这个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观念。欧洲的官方语言原来都是拉丁文。拉丁文就像中国的文言一样，欧洲的各个国家就像河北、四川、广东一样。可到文艺复兴时，英国人翻译自己的《圣经》，意大利可以有但丁，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语言，因此欧洲出现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通过帝国主义殖民或革命进入全世界，在中国最初是被迫接受。中国本是“天下”，是“被国家”了；“被国家”了以后，毛泽东就说，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再是“天下”的树林，而是“世界”的树林，还站得非常困难。这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
胡适的一篇文章开启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是一九一七年初发表，到现在已经一百年。具有“民族-国家”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后来被概括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这个概念是不是符合现代文学创作的实际？等到具体阅读作品时再讨论。
简单来说，我们怎么定义“中国现代文学”？民国时期以白话文为主的、体现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新文学？——这个冗长又面面俱到的定义，还是不能穷尽我们要讲的意思。
从学术界或者教科书的角度看，最早出现的概念是“新文学”，然后才“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近年又出现“民国文学”的概念。“新文学”突出的是与传统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区别；“现代文学”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时间概念，同时意味着是使用现代汉语的文学；“民国文学”更强调文学与国家政体之间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是大学中文系的必备课，但这门学科在不同地方又都有不同发展。在中国内地，它是重点学科，非常热，因为是“胜利”的历史。在北京、上海、深圳的书城，总会看到有一层都是文学书，古典文学最多占三分之一，现代文学的柜台超过古典文学，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流行文学。很多人坐在地上看漫画，还有很多人坐在地上读鲁迅。在内地，“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是被夸大的，不仅是书城，学校里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课程比例也是六四，甚至五五。香港应是七三。
在台湾，这门课不那么“热门”，因为是“失败”的历史。很多年来，好些作家的作品在台湾是被禁止的，在蒋经国解除戒严以后，台湾才可以出版巴金、鲁迅这些人的书。以前都是禁书，叫做“匪区作家”。很多台湾作家到了美国才读到鲁迅。在海外，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入门，另一方面北美、欧洲和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有很高的成就。
香港没有内地的限制，也没有台湾的限制，所以从来都可以读各种各样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籍，鲁迅、梁实秋、张爱玲、徐志摩，甚至张资平这些“汉奸作家”的书，在香港都能读到。另外，香港却没有“五四”革命的反传统，没有彻底的白话文运动，所以香港的文言保留得最好。从地名到民俗，香港的传统文化保留得相对完整。所以，在香港讲“五四”又有一番特别的语境。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是许杰先生。我曾经问他，什么是文学？他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就是文学，因为打破了语言的常规。文学就是对于语言的一种陌生化。而语言表达总是追求表达更快更直接，比如说“我家后院有两棵枣树”。如果说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那等于在说另外一棵肯定是别的树，否则就是脑子出问题。
在这之前，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七年，或者准确说是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一年，这个阶段叫“近代”，之后叫“现代”。“现代”以后，称为“当代”。这是中国内地学术界的一个官方定义。
但在中国内地，“现代文学”特指“五四”以后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文学，已是约定俗成。北大的陈晓明教授把现代与当代的分界线划在一九四二年，虽不是主流观点，也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有不同的时间定义。
虽然当时有日本人侵略，有军阀割据，等等，但国号还是“中华民国”，那时的世界各国都承认中华民国。只有日本政府管叫“支那政府”，用“支那”两个字就是不尊重中华民国的政府。
“摩登”是“modern”的音译。当时有很多这样的翻译。比如“烟士披里纯”。我非常喜欢这个翻译。“烟士披里纯”是很流行的一个文学术语，啥意思？“inspiration”，灵感。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要抽烟，要披着被子躺在那里，然后就“纯”了。
“现代性”，简单讲就是一种和现代化进程有关的意识形态。具体讲可以很复杂，反正现在很多教授写论文必谈“现代性”。“能指”和“所指”之间充满歧义：有的把赞扬鼓吹“现代化”称为“现代性”，有的把怀疑反省“现代化”称为“现代性”，有的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革命也称为“现代性”，近年更有人将西方价值观统称为“现代性”。北京青年学界流行“超克现代性”的说法。关于“超克”这个概念，更加复杂，我们以后再讲。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鲁迅在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第二节 留学生们的救国之道
关于“五四”的不同看法
“五四”有三个不同的定义，三个相通而又不同的意思。
第一个定义是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因为巴黎和会，北大的学生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那次运动之所以成功，不只靠学生，还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容易，商人罢市比较难，商店不做生意，是切肉之痛。看看香港的情况，一有公民抗命，都知道商人是什么态度。所以，当时学生一罢课，工人一罢工，商人一罢市，政治形势整个改变，“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个起点。这是“五四”第一个定义，跟文学的直接关系不大。
第二个定义，是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的白话文运动以及新文学运动的开始。一九一七年一月是胡适的文章首倡，二月是陈独秀的文章声援。这次革命来得快，谁都没想到，胡适后来说，我以为这个要斗争二三十年。结果两三年以后，在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就通过了在小学教白话文，语言的改变要推行，规定三年时间。到了一九二三年，全国中学开始使用白话。留学美国的几个学生提出建议，到全中国实现用白话教书，这中间最多只用了六年，非常厉害。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北洋政府反应得很快，老百姓的反应反而没那么快，很多年以后老百姓还喜欢看鸳鸯蝴蝶派，还喜欢看文言，读新文学的还是全部人口里的少数，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民国时期，“纯文学”用白话，但在日常生活中，文言仍被广泛使用。一九三五年时，林语堂在《论语》发表了《与徐君论白话文言书》，表达不满：
今日有中国学生学白话，毕业做事学文言，此一奇。白话文人作文用白话，笔记小札私人函牍用文言，此二奇。报章小品用白话，新闻社论用文言，此三奇。林语堂心好白话与英文，却在拼命看文言，此四奇。学校教书用白话，公文布告用文言，此五奇。白话文人请帖还有“谨詹”“治茗”“洁樽”“届时”“命驾”，此六奇。古文愈不通者，愈好主张文言，维持风化，此七奇。文人主张白话，武夫偏好文言，此八奇。
香港的情况，是到一九二七年鲁迅来港演讲后，才有人用白话文写文章，比胡适提出新文学整整晚了十年。一直到一九三五年，香港的大学里才可以用白话文教书、用白话文写作。一九三五年许地山到香港大学中文系做系主任。那时香港只有一所大学，就是香港大学，因为他做系主任，所以港大允许白话文，等于白话文在香港获得官方地位。文言与白话并存的情况，在香港更加普遍，今天看也未必只是坏事。
第三个定义，当我们讲“五四新文学”，常常是泛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
关于“五四”的不同看法，除了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外，我这里还列了几个名字。先简单地提一下。
第一位是余英时。他认为“五四”有很多不好的后果，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文革”，摧毁了民间社会。余英时是钱穆的学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大学讲座教授”，目前在台湾看来是最有名的华人知识分子，学问很好。
第二位是李泽厚。这是我个人认识的、目前健在的内地最好的学者。他在美学方面的名声仅次于朱光潜。朱光潜早过世了，李泽厚还活着，住在美国。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讨论鲁迅、陈独秀、胡适这些人的思想。他说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叫“启蒙”，唤醒大众；第二个任务叫“救亡”，国家要亡了，必须救国。两个工作本来可以统一，但在当时中国的具体政治现实环境下，启蒙与救亡经常发生矛盾。这是李泽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概括。我们很惭愧，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年，还没有这么清晰地提出一条主线。
第三位是林毓生，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大家都说鲁迅、陈独秀、胡适这一代人是反儒家的，说孔教吃人、儒教吃人，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比如祥林嫂。林毓生说，不对，这代作家不是反儒教的，恰恰他们是太儒教了。用思想、文化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当一个古代国家转向现代国家，其他国家都是依靠军事、经济、法律，只有中国要依靠思想。虽然这些人嘴里说要反儒家，其实他们骨子里真正是儒家。
还有一位是李欧梵，他是我的老师，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九八九年我去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也是他的邀请。他说“五四”讲民主，讲科学，但民主、科学至今都没有成功，只有一个东西成功了，就是进化论。简单地说，什么东西都是越新越好，三观之中，唯有中国人的时间观变了。这一点在讨论鲁迅时详细来讲。
本课程的指定教材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钱理群等人都是王瑶的学生，王瑶则是朱自清的学生，也是这门学科的创建人。自从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问世以后，中国内地先后出版了一二百本现代文学史，不仅是学术工业重复生产，也体现几十年文化语境天翻地覆。黄修己教授为此还写了《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基本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在改写中：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越改越“革命”，越改越痛苦；到了八九十年代，越改越开放，但也十分艰难。钱理群他们这本，是“王瑶——唐弢”系列中较晚近的一本，也是教育部的指定教材。夏志清这本，可能有很多缺憾，但始终坚持个人观点，一个人写的文学史，令人佩服。香港同学问：考试用哪本？回答是：都可用都可不用，都可借鉴都可批评。这不仅是香港学院的优势，也是所有大学里最基本的学术精神。另外，王德威等学者又在编写一本最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英文的，汇聚海内外很多学术权威，迟早也会有中译本，大家也可参考。恐怕没有哪个学科，有这么多不同版本的现代史。不论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国现代军事史、中国现代电影史、中国现代思想史，还是法律、医学、航海、农业……甚至二十世纪中国史，都不会有二百多种。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数量这么多？作为一个思考题，也许这门课结束时，同学们可以回答我。
中国文学担任的家国使命
我刚才讲到，“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导致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全世界主要的国家都有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比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日本明治维新、俄罗斯十月革命，德国谈不上革命，国力崛起较晚。这些国家从传统转到现代过程当中，都有一些最重要的人物，这些人物大部分是哲学家，有的是经济学家，有的是将军，有的是政治家。但没有一个像中国一样，是由研究文字和文学的人发动的，放眼全球，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惊讶的事情！整个中国的现代社会变化是由文学运动产生，而文学运动起源于两篇讨论怎么写文章的文章。
这里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原因。必然原因是中国儒家的“文以载道”主流，文章、文人跟政治历来关系很深，中国文学在国家社会当中担任的使命是高过很多国家的。
偶然原因可能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以后承受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大家都在想救国之道，偏偏被几个留学生在美国的一个湖上划船时想出来。当初和胡适讨论最关键问题的，还有一个人叫梅光迪。梅光迪后来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文学院长，“五四”时，他被认为是保守的“学衡派”，英文非常好，但他说中国古文非常重要。梅光迪、任鸿隽都是胡适留美时期的朋友，《文学改良刍议》就是他们当年在美国划船论诗争论的结果。据胡适的日记引述，有一个人说，我们预想中国十年后有什么思想？胡适说这个问题最为重要，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他想好十年以后要有什么思想，气魄非常大。然后他给任鸿隽写了一首诗：“救国千万事，造人为最要，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如果有我们这么百十个人，中国就有得救了。
他们在美国读书，是考取了庚子赔款。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太后西逃，叫李鸿章签约，中国要赔世界列强四亿五千万两银子。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四亿五千万，相当于每个人一两银子，中国当年被彻底搞惨，就是因为庚子赔款。而且原本说的是银子，日本人说银子贬值了，要金本位，要折算成金子赔，这笔钱好像又变成十亿。后来没有赔足，德国战败撤销了欠款，苏联革命也撤销了。美国把这笔钱用在中国的教育文化上。日本最抠，怎么都不肯免。中国这笔钱一直赔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但这笔钱造就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后来有人说，美国人很阴险，不拿中国的土地，不拿中国的财产，他就给中国办学校，训练中国人的思想，培养最成功的就是第二批留学生中的胡适。当然，胡适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会起什么作用。当时留学生一个月八十块美金，当时相当于一百多块银洋，这在当时不得了。他每年的奖学金拿出一个月寄到家里，就足够家里用了。他是成绩好考出来的。
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新文学的开端的人，他们在一百年前的今天用两篇文章启动了现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巨大变革，其中一个是一八七九年出生，一个是一八九一年出生，也就是说，一个是七〇后，一个是九〇后。我们这门课要讨论的作家，包括后来的鲁迅、茅盾、郁达夫这些人，都是八〇后和九〇后。当初，他们这一代人做事情的时候，都非常年轻，就是今天意义上的八〇后、九〇后。
现代作家们的家庭规律
大部分的中国现代作家的父亲，都在这些作家未成年时去世了。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包含某种规律性。比如鲁迅的父亲大概是他十来岁去世的；郁达夫的父亲是在他两三岁时去世的；老舍的父亲最惨，他守在北京的城墙上，被八国联军打死了，当时老舍不到两岁；茅盾也是，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鲁迅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从小康人家堕入困境时，你最容易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这里面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小康人家。不是小康人家，你根本没权利读书，也根本不识字，那时候中国人识字率大约百分之二十（大约，详细需要考证）。所以鲁迅这样的作家，家里一定是有些钱的，更何况他们要到大城市读书，还要出国留学。第二，这个钱不能越来越多，要越来越少。钱越来越多的人很得意，是富二代、官二代，开跑车、吃好东西、找女人，通常不做文学，也看不见世人的真面目。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有钱人家的境况会往下走呢？一般就是父亲去世。父亲一去世，家境就往下走，虽然还有些家底，但是越来越惨。讲鲁迅时再详细讲。当然，这讲的是现代作家，当代作家已经不一样了。余华、莫言、王安忆等，他们的家庭情况不一样了。
还有一个规律性，这些现代作家的启蒙老师大都是母亲。中国现代文学里面说父亲好的极少，算来算去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冰心，她不仅有个好老公当科学家，还有个好老爸开军舰，真难得。半个是谁呢？就是朱自清爬铁路月台那个老爸。除了这一个半，几乎找不到哪个作家说他老爸是好的。曹禺的戏剧里面写出来的父亲都是周朴园那个德性。巴金《家》里的高老太爷，也是个反面角色。这些作家写的父亲，要么去世，要么很坏，但他们笔下的母亲都是好的，比如鲁迅的“鲁”，就是用了母亲的姓。母亲被作家恨的大概只有张爱玲，以后再来讲这个特例。
一个并不例外的例外者
胡适的父亲叫胡传，是商人，也读书，在胡适三岁时去世了。胡传过世时，遗嘱写得清清楚楚，儿子将来要从文，要做读书人。胡适的母亲是他父亲的不知第几个姨太太，当时二十出头，胡适才三岁，在这个大家庭里，母子互相拉扯，儿子就是母亲的生命。所以，不管什么人的话胡适都可以不听，但一定要听母亲的。很多中国现代作家都是这个人生模式：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儿子互相拥有。老舍和母亲、郁达夫和母亲、鲁迅和母亲、胡适和母亲，这是有共同规律的。
母亲最重要的愿望和指示是什么？娶妻生子。当时的普遍情况是，母亲已经指定了一个原配夫人，但他留学以后又找到新的爱情。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很多人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只有胡适是例外，他在这一点上备受历史宠爱，他也觉得自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蒋介石后来搞“新生活运动”，胡适被人推崇为道德楷模。为什么？同学们可以看看胡适的照片，穿长衫，一条围巾，戴最流行的眼镜，风度翩翩，现在没有几个文人有这样的风采，后来还做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而他妻子江冬秀却是一个小脚老太太，不识字。可胡适永远带着她，到美国各路访问下来，都搀着这个旧式女人，让美国人真是感动，他们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好。当然，后来大家查出来，胡适跟一个叫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的美国女人，通信通了不知道多少封。余英时还研究过胡适的婚外恋。
胡适在安徽读书，到上海读了几家学校，最有名的一家叫中国公学。当时他也不大喜欢上海，因为不会讲上海话，说上海是一个眼界不宽的商埠。其实那时正好是创造上海的时候，上海话就是那时形成的。北京话、广州话都是世代居住本地的人们的方言，上海话却和本地人（浦东、川沙、金山、奉贤）的母语很不一样，是由江苏、浙江等“外来人”在城市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新方言”（现在，又在与普通话的融合中走向消亡）。胡适的上海语言经验，后来体现在他对吴语《海上花列传》的兴趣上。胡适考学，家里很多人帮忙，他当然也聪明，考取以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农科。当时有规定，美国赞助的留学生，百分之八十都要读实用的农科、机械、造船，只有百分之二十可以读商科、文科。康奈尔是长春藤名校。
胡适在美国，经历过一次苹果测验，就像鲁迅看幻灯片一样重要。学生要给三十多种不同的苹果贴标签，要分出三十多种不同的苹果。一查字典，这个是佛罗里达的，这个是芝加哥的，不少美国学生很快贴好了，胡适贴了半天搞不好。他开始反省了，该不该做这个事情？他的志向是未来中国十年的思想，他的勇气是“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这时，他给哥哥写信，说在这里学的农科在中国没有用，要转到哲学系。胡适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就是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什么要转到哥大呢？因为胡适在康奈尔读书时整天演讲，喜欢辩论。他每年参加几十次演讲，讲中国应该怎么样，中国国防应该怎么样，中国海军应该怎么样，又关心古代的墨子……什么事情都去关心，精力充沛，忙得要命。因为演讲太多，谁都认识他，结果在这个小地方待不下去了，人家觉得这个学生不务正业。康奈尔大学在伊萨卡山城，是很小的地方，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市，没人认识他，比较自由。
一九一七年写了《文学改良刍议》后，胡适就收到蔡元培的聘书，北大请他做教授。正好他博士考试通不过——因为答辩委员会只有一个人懂中文，杜威也不懂，所以他用英文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没有通过，正在苦闷。
中国现代作家多有第二次婚姻，胡适却是一个例外。虽然也有些女朋友，夫人却只有江冬秀。胡适的思想非常洋化，外表也非常洋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可是他内心一直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标准。
北大教授陈平原曾组织中文系的学生，从沙滩老北大出发，重走“五四”路。他们根据考证，几点钟走过长安街、东交民巷，怎么去赵家楼。一路走得很辛苦。中间经过天安门，还不让走了，因为被警察拦住。警察打电话给校方，证实是学生在重走“五四”路，才让他们继续走。按照陈平原教授的说法，中间的这个风波，使同学们增进了对“五四”历史的真实感受，知道“五四”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来是请胡适的，胡适不来，推荐许地山。
还有一种“五四形象”的穿衣风格，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戴一条围巾，一边垂下来在胸前，另一边甩过去，这和胡适也有关系。
任鸿隽的女朋友是陈衡哲，据说胡适跟任争得那么厉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在这个女生面前争出一个名堂，结果就把中国文学争成现在这个面貌。
如果在今天，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什么事情、得了什么奖、写了什么文章、在什么位置，人们会特地讲一句“九〇后”，表示这么年轻很难得，也表示如有问题也应原谅。而在一百年前，胡适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九〇后”。
常有同学问我读文科好还是读商科好，我最简单的建议是看家里的情况。家里要是股票炒得很成功，发大财，就会读商科，要子承父业。比如王健林的儿子肯定跟着他。刚才也讲到李泽厚，很多人不知道李泽厚，但知道李泽楷，如果让李泽楷读文学，那也是资源错配。如果是世家出身，家里很有文化底子，自己又在这个社会上觉得处处碰壁，又有对人性了解的追求，就可能会读文科。
胡适曾在《海上花列传·序》中写道：“我们在这时候很郑重地把《海上花》重新校印出版。我们希望这部吴语文学的开山作品的重新出世能够引起一些说吴语的文人的注意，希望他们继续发展这个已经成熟的吴语文学的趋势。如果这一部方言文学的杰作还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各地方言文学的兴味，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
农业转到哲学，这个选择颇有象征意义：中国现在每年的一号中央文件总是关于农村问题，谁都知道农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但很快，大家的注意力又都会转向意识形态，不由自主！
他最早的博士文凭是一九二七年获得的，那时他在中国已经非常有名了，所以学校补给他的。当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胡适一共拿了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拿遍全世界有名的大学博士学位，当时最有名的说法就叫“胡博士”。很多人一开口就说“我的朋友胡博士”，其实在新文学的最初十年，他的博士学位还没真正拿到。后来美国几十个大学都给他博士学位，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第三节 两篇文章启动了文化政治的大变革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改良刍议》的要点是“八不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八条。要理解这篇文章的历史意义，就要看大背景。为什么一句“不避俗字俗语”是胡适的巨大贡献？还会导致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这要回到我们香港。一八四〇年之前，中国觉得自己是“天下”，是天朝。那时东印度公司要买中国的茶叶，用鸦片付账。后来打了一仗，中国战败，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起点。自那以后，中国人发现我们的“天下”已经“被国家”了，从那以后不断被打，一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整整六十年，中国不断地被欺负，越来越弱。这时，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都在思考中国怎样可以不再弱下去。一般的思路是两条。一条是船坚炮利有科学，所以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进科学技术，这是一条路。但另外一个思路，是说国弱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汉字。汉字太难了，别的国家的文明是“我手写我口”，说出话就能写成字。那时有一个很触目的传单，胡适也收到了，叫：“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说，这可能是西方反动势力要消灭中国文化的阴谋，但在当时是救国的旗号，识字这么难，大部分的人不识字，国家就没法富强。
当时知识界一直在争论，想办法从文字改革入手救国家。一个方案就是罗马化，后来也一直在做，比如汉语拼音，曾经有一度也讲世界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还讨论过“五四”白话文的欧化或大众化问题。晚清时期的共识是，文言好在写诗弄文学，如果只是做生意耕田做工，用白话就行了。古人说“士农工商”，商在最后。当时有王照、劳乃宣提倡文字改革，建议一种学校教文言，一种学校教白话。中国有句老话叫“将相本无种”，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卷的导言里写了，说小孩子学的文字是为他们长大后使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看不起这种文字，并不用这种文字著书、做官，肯定不愿自己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到胡适、梅光迪他们在美国再讨论时，争论的就是一条：梅光迪赞成白话是好的，卖豆浆白话好，做机器也是白话好，做官也是白话好，甚至文学也没关系，写小说也是白话好；但是有一样东西，白话是不如文言的，就是写诗。到今天为止，甚至我私下也这么认为：“五四”的小说、散文、戏剧都不错，可是新诗能不能比得过中国的旧体诗？这是有疑问的。所以，梅光迪的观点非常开放，他说中国是诗的国家，只要有中国诗存在，中国的文言就不能被白话取代。
胡适的观点大概是说，做工种地是白话好，做生意当官也是白话好，写小说散文白话好，就是写诗也是白话好。这就是胡适勇敢的地方。胡适不是什么大的文学家，他其实缺乏艺术天才，但是为了证明白话也能写诗，他不怕“牺牲”，写了一个《尝试集》。他最有名的诗句是什么？“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远。”不要笑，九〇后的胡适在那时挺身而出，他的白话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没多大成就，却为汉语的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使白话文在数年之后成为所有中小学的官方语言。
所以，他的“八不主义”的第八条是最重要的：“不避俗字俗语。”俗字俗语就是白话。文言是什么？之乎者也。小时候，我父亲老讲，你们只知道“的了吗呢”，不知道“之乎者也”。说实在话，现在要用“之乎者也”写一封比较长的文言的信，我们都写不好。但在当时，在上千年科举制度训练下的文言语境中，写一句“教我如何不想她”或者“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却是意义重大的突破。
有人会说，不避俗字俗语有什么难的。这使我想起哥伦布竖鸡蛋。当年，西班牙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很多王公大臣说，这有什么稀奇，不就是开船一直往前，撞到一个地方，就叫美洲了吗？哥伦布拿起煮熟的鸡蛋，说谁能把鸡蛋竖在桌上，把它竖稳？大家觉得没什么难的，可是怎么竖鸡蛋都会倒下来。最后大家说，请教哥伦布先生，你竖竖看。熟鸡蛋有一头是空的，哥伦布一磕，就竖起来了。他们说这有什么难的，这个我也会。哥伦布说，那你们刚才怎么不磕？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做完了，别人觉得天经地义。今天我们觉得，“我手写我口”写白话文，这有什么难的呢？白话早就有了，《水浒传》、《红楼梦》都是伟大的白话文学作品，胡适这么一个二十多岁的、在美国留学的、哲学论文还没通过的人提出来，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是胡适最早提出来的。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新青年》，一个叫《留美学生季报》。发表在《新青年》，在国内引起非常大的反响，美国的《留美学生季报》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也就是说，当时的留学生不觉得胡适的观点有什么重要。可是他没想到，在中国有多少人纠结在梅光迪的问题里，有多少人觉得中国的文字要改，不改国家要亡。可是怎么改呢？中国文化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唐诗宋词，怎么能够把它废了呢？中国所有的教书先生都是从小读这个，大半辈子教这个，怎么可能？结果胡适做成了。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陈独秀。
陈独秀和胡适不一样，不是温文尔雅的。看看这两篇文章的题目，非常有意思：胡适的题目是《文学改良刍议》，“刍议”，就是说我的这个观点不太成熟，刚刚提出来。陈独秀不一样，看看他写《文学革命论》——谁反对我？三门大炮轰你们！那时陈独秀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两个讨论怎么写文章的人，胡适后来成了蒋介石的朋友，是民国政府驻美大使，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陈独秀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当他们第一次提出这些观点时，两个党都没有成立，他们只是想怎么写文章。可是，他们的共同点都不是热爱文学，都是把文学作为工具，两个人都不是文学家。只是，胡适把文学作为工具，目的是文字改革、语言改革；而陈独秀把文学作为工具，要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更重要：一个是“改良”，一个是“革命”。其实后来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一直犹豫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英国模式还是法国道路，决定了一百年间中国的文学、文化、政治的各种选择，这么巧合地出现在新文学的第一个篇章上，像是某种预言。
下一堂我们会详细讲比这两位更重要、一生肩负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责任、又游走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鲁迅。
香港直至今天，任何合同、任何文件下面都有一句话：当中英文本发生矛盾时，以英文为准。所以香港的中学几十年来实行英校中校双轨制，学生、家长还是大都喜欢上英校。从香港的情况出发，很容易理解清末推广文言和白话双轨教育为什么不成功。再穷的小学生也要读文言。为什么？他们觉得文言是高级的。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原是给美国的《留美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
中国人这套道德我们是最熟悉的，自己第一篇写文章就叫“初探”，我后来写了本讨论香港小说的书，也叫《香港短篇小说初探》。中国人喜欢这样来表达问题。在美国开会，华人学者上来做报告时，就说这个研究刚刚起步，我的看法还不成熟，抛砖引玉，请大家批评，云云。有个不懂中文的美国教授马上打断他，既然这么不成熟，还跑来讲什么。中国人说，这只是礼貌。
延伸阅读
胡适：《建设理论集·导言》，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胡适：《胡适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年。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周策纵著，陈永明、张静译：《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
唐德刚：《胡适杂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年。
余英时：《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黄继持：《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李欧梵、季进：《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Editor），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王德威、许子东、陈思和：《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
王德威、许子东、陈平原：《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经典选读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抄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抄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朋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呻吟”，“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甚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 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 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 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子）用典之工者 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本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麑，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徒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 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无而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与，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