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吴敬梓的家世生平、思想及作品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年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但溯其先人，并非安徽人。吴敬梓在其《移家赋》中提及他的高祖吴沛“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仲雍乃周太王次子，与其兄泰伯主动避位，从渭水之滨来到江南。泰伯、仲雍相继成为当地君长，仲雍死后，其子孙又建立吴国，他们的后人就为吴姓。目前，经学术界研究，可以确知的吴敬梓的先人，是明代初期居住在东瓯（今浙江温州）的吴聪。吴聪因在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中有功，而被封在江苏六合为骁骑卫，然而，吴家并未因此兴旺发达，吴聪的爵位只承袭了几代，便因子弟未再立新功而失去了。其后，吴家从江苏六合迁到安徽全椒。
吴氏全椒的始祖为吴凤，字古泉，宅居于全椒县城西南的梅花陇。吴凤业农，亦耕亦织，其子吴谦，字体泉，耕读之余，转学医术。谦子吴沛，字海若，他既没有继承父亲医道，也不再从事农耕，而是专门以儒为业，攻读经史，学习八股，欲以科举谋取功名。虽然，他后来并未在科举上取得成就，但全椒吴氏专攻儒业，科举世家，实由他开始。吴沛生子五人，分别是：吴国鼎、吴国器、吴国缙、吴国对和吴国龙。康熙《全椒县志》记有吴沛教育五子“高低五男儿，暇即与讨论。千古在目前，绝学垂宪言”(1)，他把科举的希望寄托于五子身上。当五个儿子成人后，吴沛虽已谢世，但其子确实在科举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五人中除次子国器因受父命，主持家务终身为布衣外，其余四人先后得中进士，成为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国鼎、国龙同中明崇祯癸未科进士，并分别被授予中书舍人和户部主事。后来国缙、国对又先后得中进士，国对还中了一甲第三名进士，即俗称的“探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至此，全椒吴氏的家族科名达到了顶峰，正如吴敬梓《移家赋》中所云：“五十年中，家门鼎盛。”(2)
然而，到了国鼎等兄弟的子辈，科名开始逐渐兴衰不一，由科举仕途而兴盛的吴氏家族，也因子孙科举的失利而开始衰落了。当然，吴氏家族逐步衰落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家族庞大，人口众多，财富不等，封建家族内部的勾心斗角时有发生等等；此外，封建家族的子女有嫡出、庶出之分，家族内部出嗣、立嗣问题也十分突出，尤其是出嗣、立嗣，还是涉及到《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身世的重要问题。
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生有三子：吴旦、吴勖、吴昇。旦早卒，其独子吴霖起由二叔吴勖主动抚养，但作为长房长孙的吴霖起后来却因无子息而面临嗣续问题。同为吴国对嫡出的次子吴勖一房子孙众多，于是选择了三子吴雯延的一儿一女（即吴敬梓和他的姐姐）先后出嗣给吴霖起作为子女。因而，吴霖起是吴敬梓的嗣父，吴雯延乃是其生父。就是这一出嗣、立嗣，却给后来家族子孙为继承家产而爆发遗产之争埋下了隐患。吴敬梓继承遗产的“优越”地位，使得其他人心中不服，生发嫉妒之心，竟至后来争夺其家产。吴敬梓生性高傲，自十四岁起又随嗣父吴霖起赴江苏赣榆，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全椒家中，与族人的关系也并不十分密切，于操持家业、打理家产上更不擅长，当族人争其家产时，也只有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祖风遗德的衰败，家族中的勾心斗角，相互妒忌，争夺财产，不仅使这个已开始没落的科第家族加速衰败，也使青年的吴敬梓从封建宗法社会的家族矛盾中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与道德的虚伪。家族的这种状况，对吴敬梓以后创作《儒林外史》，包括思想、立意、题材的构思，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吴敬梓的先辈们曾有着很好的祖风遗德。吴氏全椒始祖吴凤“以志趣高谈，让袭卜居于邑之西墅。性好施予，生平多隐德……”(3)。吴谦“性好施，尝拾遗金，还其人，举乡宾三次”(4)，为替母治病，更是自学医术。吴沛则“坐性孝友”，并且因其生日与其父卒日同一天，更是“终生不称觞”。吴敬梓的曾祖辈，也是子侄相亲、和善相处。而吴敬梓的家学渊源则正如王友曾所说：“曾手渔洋居易录，先生家学本来殊。”(5)高祖吴沛，除致力于八股文章外，其“道德文章为东南学者宗师”(6)。其子国鼎，著有《诗经讲义》，国缙著有《世书堂集》和《诗韵正》，国龙著有《心远堂集》，国对著有《赐书楼集》。到了他们的下一代，吴昺著有《卓望山房集》，吴旦著有《月潭集》，而吴敬梓嗣父吴霖起，也是一个熟读经史的士子。由此可以看出，吴敬梓出生于一个“家声科第从来美”的封建大家庭，家族的祖风遗德，家学的渊源对吴敬梓经学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创作《儒林外史》、治《诗经》、治《书经》亦与之有密切的关系。
吴敬梓十四岁时，嗣父吴霖起赴任江苏赣榆县学教谕，携他同往，在那住了四年。其族兄吴檠在诗作中说到“汝时十八随父宦，往来江淮北复南”(7)。吴霖起为人方正、做官尽职，这对于吴敬梓正直不阿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吴敬梓十六七岁时，与全椒陶钦李的女儿结婚，并且随当地的梦庵先生学习八股文章。学习之余，他还阅读诗、词、歌、赋、戏曲、小说，与友人填词作赋，吟诗唱曲，这让他多方面摄取了文学的营养。并且，吴敬梓在来往于江淮时，多次到南京游玩，这一时期，南京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尤其是“颜李学派”的李塨，曾到南京讲学，吴敬梓好友程廷祚拜其为师，吴敬梓本人也受到了这种实学思想的影响，这对他后来创作《儒林外史》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当时的读书人无不习八股，做举业，希冀以此争得功名，以举业起家的吴氏家族更是将振兴家门的希望放在了族中年轻人身上。青年时期的吴敬梓亦曾投入举业。1718年，吴敬梓赴滁州参加岁考，由于当时其生父吴雯延在南京病重，所以吴敬梓匆匆应考后，便赶往南京护送父亲返回全椒。不久，吴雯延去世，就在家人悲痛不已之时，吴敬梓进学的喜讯却传来了，全家亦悲亦喜。
1722年，嗣父吴霖起从赣榆回到故乡，第二年便也病逝了。生父、嗣父先后过世，令吴敬梓悲痛不已，而家族遗产之争，在吴霖起死后也爆发了，几乎与此同时，吴敬梓岳父家里也发生变故。层层的打击，让其妻陶氏不堪重负和悲伤，终于病倒，不久竟也死去。这些变故，使吴敬梓经历着别人难以想象的悲痛，这种打击对于个人来说无疑是残酷的，但对于吴敬梓思想意志的磨砺、对于日后作品创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晚年生活上的贫苦更是一次先行的演练。
悲痛、失落的同时，吴敬梓与家乡及附近的几位知己朋友交往甚密，如吴檠、金榘、金两铭、许月溪、张兰溪、章晴川等等。吴敬梓在其二十九岁时，参加了当年的科考，他在科考前后，与几位朋友相聚饮酒，且“酒后耳热语諵諵”，大发牢骚。后来被人认为“文章大好人大怪”，虽然“录科”取了，但在次年的乡试中终被淘汰下来，这对于此时期的吴敬梓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父亲过世，族人争产，家族衰败，妻子病故，科名蹭蹬，在郁闷激愤的心境中，吴敬梓开始沉湎于声色，就如金两铭说的“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小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8)。由于沉湎于声色之中，交往于文士之间，加上遇贫即施，花费极大，他开始出卖祖上传下来的田地房产，这即是他后来在《减字木兰花》一词中写到的“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9)。这样的生活经历，也直接折射到了《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身上。渐渐的连这些财产也被花费得所剩无几了。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吴敬梓孤寂、落寞之际，当地一位儒医叶草窗，因极为赏识吴敬梓的才学，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这实在是一难得的举动。这位妻子叶氏，后来始终陪伴在吴敬梓身边。可以说，吴敬梓后半生的生活和他的创作，都是与这位妻子给予的照顾、支持分不开的。
在上述种种遭遇下，吴敬梓已不想再居于全椒老家了，终于在1733年，也就是雍正十一年初春，离开了全椒，移家南京。吴敬梓在南京秦淮河岸购置了他们的房屋“秦淮水亭”，这里不仅有秦淮河畔的绮丽风光，更有不少六朝遗迹。吴敬梓住下后，常徜徉于这些六朝遗迹之中，凭吊古人，抒发胸臆。吴敬梓本来就对六朝文学、历史十分喜爱，加上这样的环境，魏晋六朝之风尚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如其好友程晋芳所说的：“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10)
在南京，吴敬梓结识了许多文人圈子中的朋友，有不少后来都与吴敬梓交往甚密，他们对于吴敬梓后来的思想、生活道路以及后来作品的创作、刊刻、传播都起着积极作用，这些人包括程廷祚、樊明征、刘著、李葂、王溯山、吴培源、程晋芳、李本宣等等。除此之外，他还与当地的学官唐时琳、郑江相处甚恰。
1735年，清帝下令再次举行博学鸿词科试，当时唐时琳、郑江就将吴敬梓推荐给安徽巡抚赵国麟。1736年春，吴敬梓乘船从南京赴安庆参加预备考试，结束考试后，他沿江而下，游览名胜，拜见友人。回到南京后，他感到同去应考之人，有些是欺世之徒，不屑与他们为伍，而此时，自己的健康状况也的确不好，所以后来竟索性称病辞却了赴京参加廷试的举荐。对于吴敬梓是否因病辞试，学者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不过，不管是何种原因，吴敬梓后来在《丙辰除夕述怀》、《元夕雪》两首诗中都有为此而懊恼的情绪，直到看到吴檠等人虽赴京考试却未被录取，心里对统治阶级笼络士人的手段以及科举功名才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思想认识，无疑对他构思、创作《儒林外史》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
关于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具体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以为，大致是从乾隆元年（1736）前后开始的。从1736年到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吴敬梓大部分时间住在南京，与平生最敬服的朋友吴培源以及其他好友诗酒唱酬，期间还曾回故乡全椒，游历溧水、高淳、真州、扬州等地。这时期，他参与的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在南京修复先贤祠了，为此他花尽了自己的财产，甚至卖掉了老家的房子。所以后来贫困潦倒，常以卖文种菜为生，许多时候他又不得不外出投靠朋友。而他的小说《儒林外史》也就是在这种境遇下逐步完成的。
吴敬梓晚年赴扬州投靠朋友，维持生计，还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将自己殚精竭虑写成的《儒林外史》付梓刻印，可惜的是，在他有生之年，这一愿望并未能实现。1754年，吴敬梓在扬州与慕名自己已久的王又曾终于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畅谈良久，分别后吴敬梓回到自己寓所，就在当晚，痰涌不绝，还未待救治，就与世长辞了。
吴敬梓在他五十四年的生涯中，除创作了广为人知的小说《儒林外史》外，还写下了为数不少的诗词和一些赋作、文章等。其中，诗、词、赋主要收录于他的《文木山房集》中，大概于1741年左右，由方嶟出资为他刻印出了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吴敬梓还有十二卷本的《文木山房集》，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儿子吴烺所编，可惜的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是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而十二卷本的《文木山房集》至今未发现。
1921年，北京带经堂书铺访得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在这个集子中，有诗二卷（共137首）、词一卷（共47首）、赋一卷（共4篇）。这些作品是吴敬梓在四十岁以前所作的，既有记录游踪与家世生平的作品，如《滁州旅思》、《投金濑》、《石臼湖吊邢孟贞》、《水龙吟》和《移家赋》等；也有感怀抒情之作，如《遗园四首》、《念奴娇·枕》、《金缕曲·盛夏题霍公山房》、《减字木兰花》及《正声感人赋》、《拟献朝会赋》等，此外，另有一些是赠答友人的作品。程廷祚说吴敬梓“少攻声律之文”，他的作品坦白、旷达，读之令人“油然而思，温然如即其人”（沈大成语）。可以说，在《文木山房集》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吴敬梓四十岁之前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面貌。
除了《文木山房集》以外，吴敬梓还有不少集外佚诗佚文陆续被学者发现，包括集外诗二十八首，以及《石臞诗集序》、《玉巢诗草序》、《〈玉剑缘传奇〉序》、《修洁堂集序》、《金陵景物图诗》、《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等。
吴敬梓受家学传统影响，自青年时代就开始研治经学，对《尚书》和《诗经》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其成果即是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文木山房诗说》及《尚书私学序》。“吴敬梓很注意将他研究《诗经》的成果直接转化为小说创作”，他“认同美刺说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他不仅将其作为方法运用于研究《诗经》，而且将其作为一个创作原则运用于《儒林外史》的构思和写作，作为宋代以来传统文化学养最丰厚，理性思维最出众的一位白话小说作家，他有着明确的创作意图。《儒林外史》各个部分之间，不是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或一以贯之的人物形象组合，而是由一个统一的主题思想来统驭、来贯穿的，他笔下的艺术形象，一般都是他的创作意图的准确体现”(11)。
二、《儒林外史》的流传、评点与研究
（一）
《儒林外史》完成后，并未能立即付梓，而是经历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传抄阶段，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写道：“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12)由此看来，在是书尚未刻印出来时，已经在当时的文人圈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又据清同治八年苏州书局活字本所载金和跋文：“是书为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自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13)可见刻印之初就已受到人们的欢迎，故而在扬州书肆中“刻本非一”。但是由于这个刻本至今尚未被发现，而且在金兆燕现存的作品中，没有记载关于他在扬州刻印《儒林外史》的具体情况，加之此书传抄阶段有数十年之久，中间增补、改动在所难免。所以，关于此书的回数到底有多少，历来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有五十回本、五十五回本、五十六回本和六十回本四种。
现在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卧闲草堂本，此本印有历来被研究者极其重视的五十则佚名评语，可以说是对《儒林外史》评点与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关于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研究，只不过是吴敬梓友人以及当时能够接触到《儒林外史》的人的零星评语，例如程晋芳、吴檠、金榘、金两铭、金兆燕等等。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他在《怀人诗》中这样评价吴敬梓及《儒林外史》：“《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14)另外，在他的《文木先生传》中，也对吴敬梓的生平、思想以及《儒林外史》的情况有所概括，尤其是关于《儒林外史》“穷极文士情态”的评语，还影响到了后学们对《儒林外史》思想、主题的研究。
然而第一次真正较为系统地研究《儒林外史》的，当属卧闲草堂本的评者。卧本共五十六回，卷首有署名“闲斋老人”的序言，正文有五十则佚名评语。卧本的评语涉及小说的许多方面。有关于小说主题的论述，评者认为“‘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并从多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如对小说中的王冕、牛布衣、鲁小姐等人物对于科举功名的态度进行了点评议论；有关于小说人物形象的鉴赏评论，如点评书中人物形象之丰富多彩、发展变化等；有关于小说艺术成就之评点，如在小说第三十三回的评语中对是书结构这样评述：“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个大结束。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评语对小说结构艺术的点评可谓极其精当。评语对小说脉络、小说视角等艺术手法也有精彩的点评。可以说，正是由于卧评的精当和高明，使它成为了以后各家评点的祖本。
《儒林外史》的传播，自卧闲草堂本以后，都是以评点本为最主要的形式进行的，评点、研究与文本传播紧密相连，这是《儒林外史》文本传播过程中的一大特点。
在卧本之后，又有嘉庆二十一年刊行的艺古堂本和清江浦注礼阁本，其文本形式、内容与卧本完全相同。此后，又有1869年的群玉斋本和苏州书局本，它们也都是根据卧本排印的，只是苏州书局本卷末多有同治八年金和跋文。这几个刊本同属于卧评本系统，在1874年之前，它们成为承担《儒林外史》传播的主要版本，小说的接受群体也在逐步扩大，其影响亦不断增强。虽然目前尚未见到有关当时一般读者接受状况的具体记载，但从1803年卧评本的面世，到1869年苏州书局本的刻印，大约六十年的时间里，有多种刊本刻印出来，仅1869年就有群玉斋本和苏州书局本，虽然这两个本子没有根本区别，但是这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这部小说的接受程度。而卧本评语的作者，无疑是这一时期《儒林外史》评点、研究的代表。
之后，1874年和1888年分别出现了《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和《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前者卷首保留闲斋老人序，增有同治甲戌（1874）十月惺园退士序，补写了卧评本原缺的六回回评，增加了十三则评语和大量眉批，此外还对文本作了一定修订，在其《例言》中加以详细说明。后者卷首保留1874年惺园退士序，增加了1880年东武惜红生序，而将闲斋老人的序删除。并且此本还据齐省堂本增多四回，插入第四十三回与第四十七回之间，合为六十回本，此四回当属后人伪作。这两种刊本，亦属齐省堂评本系统，他们的评点，虽然价值在卧评之下，但多有眉评，增有六回评语，这对帮助读者在理解小说的思想艺术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增补的四回文字，虽然并不成功，影响也不大，但续写该四回文字的行为本身，也反映出这部小说在读者中的影响进一步增强了，读者接受程度和范围的增加，也是导致伪作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
1874年，另一个评点本也出现了，这就是上海申报馆的第一次排印本。此本以卧本为底本，卷末除有金跋外，还增加了1873年天目山樵识语。到了1881年，申报馆第二次刊印《儒林外史》，仍以卧本为底本，保留第一次排印本中的金跋和天目山樵识语，新增了天目山樵于光绪年间所作的一些识语，正文则增加了大量天目山樵评语。天目山樵即张文虎，南汇（今属上海）人，他的评语，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主旨、社会功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章法布局等都作了较为允当的点评。如引用并发挥了“功名富贵”的主题说；点出了人物对比描写手法之高明和曲折有致的情节安排等等，并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见解。需要指出的是，天目山樵的评语直接受到了其友人黄小田评点《儒林外史》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本子，是1884年别号石史的徐允临的抄评本，此本由徐允临过录了大量天目山樵识语、评语以及少量他人的评语，并增评了十余条，且有徐氏本人所作的识语和跋语。
上述几个评点本是《儒林外史》早期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重要版本。各个评点本以卧评为祖本，逐渐传承、累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评点对于《儒林外史》的传播与接受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评点者对于作品思想内涵、主旨深意、结构布局、人物刻画等等方面有着较为深刻的把握，能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理解、欣赏作品，同时也促进了作品的传播与接受，评点者对于作品评点研究活动的本身，也会带动一部分接受群体关注甚至传抄、过录这些评本。例如天目山樵（张文虎）于同治、光绪年间评点《儒林外史》时，在上海地区已是名噪一时了，成为上海地区评点、研究、传播《儒林外史》的中心人物，他的评本被诸如徐允临、金和、艾补园、杨古酝、雷谔卿、闵熙生等人传抄、过录、审校、评订。这种研究的氛围对当时《儒林外史》在上海地区的传播极为有利，也为清末民初的上海地区成为《儒林外史》刊刻与传播中心奠定了基础。而与此同时，刻印作品的书坊与书坊主也极为关注新的评点，愿意有新的评点本出现，希望刻印带有新的评点的本子，以促进该书的销售。所以整个《儒林外史》传播史上，评点本是最为重要的传播形式，尽管到了近现代出现了其他诸如版画、连环画、戏剧等传播形式，但都无法与评点本相比。
（二）
清末民初，《儒林外史》的研究者，除了天目山樵之外，还有金和、平步青、沙沤等人。他们受“乾嘉学派”学风的影响，致力于小说的考据，对《儒林外史》人物原型和情节本事进行了不少研究，例如金和在同治八年苏州书局本《儒林外史》跋语中，就对小说中大量人物原型和情节本事进行了列举、论述。虽然他们的考据尚有主观推测和谬误的成分，但对于后世《儒林外史》的研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一时期，由于变革政治、改良社会的需要以及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大量小说批评家们，于外国小说及小说理论中获得启示，并将之投照于《儒林外史》的批评与研究中，这在当时已然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热潮。梁启超、夏曾佑、浴血生、黄摩西、黄人、俞明震、王钟麒等人，在当时号称四大小说杂志的《新小说》、《小说林》、《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上纷纷发表对《儒林外史》的看法和见解。由于国家的衰落、社会的凋敝，思想的动荡与冲撞此起彼伏，这些小说评论者，更加侧重对《儒林外史》在社会批判意识和讽刺手法上的评论，如浴血生就曾说：“社会小说，愈含蓄愈有味。读《儒林外史》者，盖无不叹其用笔之妙，如神禹铸鼎，魑魅魍魉，莫遁其形。然而作者固未尝落一字褒贬也。今之社会小说夥矣，有同病焉，病在于尽。”(15)黄人亦云：“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搀入作者论断……《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16)
除了研究、评论《儒林外史》之外，不少效仿之作也盛行起来，像《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文明小史》等，这也成为间接研究、传承《儒林外史》批判意识、讽刺手法的另一种形式。他们与上述直接研究、评论《儒林外史》者遥相呼应，理论研究与实际创作都形成一股热潮，为《儒林外史》在这一时期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清代述异》中就说：“近日社会小说盛行，如《孽海花》、《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其最著也，然追溯原委，不得不以《儒林外史》一书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嚆矢也。”(17)韩邦庆在《海上花列传》自述中也说：“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蜕化出来。”(18)曾朴在《〈孽海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也承认他的小说观是受《儒林外史》影响而加以发展的。
在评论、研究、效仿《儒林外史》的热潮中，为了适应广大民众对《儒林外史》的阅读需要，各书局刻印《儒林外史》也成为印刷、出版的热点，如当时的上海书局、上海亚东图书馆、上海扫叶山房、上海鸿宝斋、宝文阁、上海进步书局、慎记书庄、上海海古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海左书局、上海育文书局、上海鸿章书局、上海二思堂、上海受古书店、成都昌福公司等等，都开始大量刊印《儒林外史》，而且为了吸引读者，不少书局还在书中插入了图画，如上海进步书局民国石印《绣像绘图儒林外史》六卷，上海海左书局一九二四年石印《足本大字全图儒林外史》六十回，一九二八年又石印《增补齐省堂全图儒林外史》六卷六十回，上海二思堂一九二二年石印《增补齐省堂全图儒林外史》四卷六十回，上海受古书店一九二七年石印《增补齐省堂全图儒林外史》六卷六十回等。在这样的刻印热潮中，一个新的、有重要影响的本子，也在酝酿之中，这就是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出版的《儒林外史》铅字排印本。此本由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分段、分节，并刊有陈独秀与钱玄同分作的两篇《〈儒林外史〉新叙》，以及胡适所作的《吴敬梓传》，第四版后并增入了胡适所订《吴敬梓年谱》。这个本子在当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环境下出现，其意义可想而知，它不仅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学的典范，更为《儒林外史》向普通大众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整个《儒林外史》传播与接受史上是一件带有标志意义的事。亚东本出现后，受到大众极大的欢迎，从1920年初版，到1922年就已出版了四次，至1948年，共出版了16次。此本由此也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传播《儒林外史》影响范围最大的本子。
清末直到民国后期，大量报刊、杂志的出现，也为《儒林外史》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些报刊、杂志承担着刊载与此小说相关的评论、研究的功能，间接推动着小说的传播。在这一时期，更是不乏诸如钱玄同、陈独秀、胡适、鲁迅以及后来的茅盾、郑振铎、张天翼等大家对此小说的评论研究，其代表者当属胡适和鲁迅。
胡适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评价很高，认为“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19)，他从倡导新文学运动的角度，肯定吴敬梓及其白话小说的创作，并将《儒林外史》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部古典小说相并列，认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20)。胡适在研究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方面，做了大量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工作，不仅搜集到了由方嶟刻印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还在此基础上搜集了大量资料，撰写出了《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虽然考证中不乏有误，但对后来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胡适对于《儒林外史》的评论，在有些方面存在褒贬不一、甚至前后矛盾之处，有些认识在今天看来已是错误的，例如将小说的主旨概括为文中的一句“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就未免片面和绝对化了，并且在他的《吴敬梓年谱》中简单地将文学形象与现实中的人物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在对《儒林外史》结构的论述中，胡适一方面肯定这种“新体”及其对近代讽刺小说法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它“没有结构”、“没有布局”。在肯定《儒林外史》的语言用长江流域的官话是普遍适用的同时，又指责这种语言不能表现不同人物性格差异。这些认识无疑是片面的。这或许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所持的“细心搜索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的试验主义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具有的弊端有一定关系。但总体来说，胡适对于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研究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本时期研究《儒林外史》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鲁迅，鲁迅先生虽然没有关于《儒林外史》研究的专著，但对于《儒林外史》的研究，是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以及一些杂文中，都有关于《儒林外史》评论的重要内容。鲁迅主要着眼于吴敬梓的生活遭遇、社会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对于他创作《儒林外史》的影响，并常结合自身的经历与思考来论述。他认为《儒林外史》是在作者困顿的境遇下产生，并由此能够做到“机锋所向，尤在士林”，揭露和讽刺当时社会中的弊端。另外，鲁迅还着眼于《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在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上所取得的成就，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道：“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21)并且看重其“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思想内容，肯定小说能面对现实，极具说服力，认为真实是讽刺的生命和灵魂，同时也是使得《儒林外史》成功之处。在《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方面，鲁迅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剖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原型的关系就比胡适的观点更加合理，指出了作家对人物原型的艺术加工与文学形象之间的关系。当然，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认识与研究仍有不足和有失允当之处，如在评论马二先生游西湖时，认为马二先生是“颇杀风景”，“茫茫然大嚼而归”，这一观点也深深影响到了后人。其实未必全然如此，马二先生对西湖风景自有其会心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儒林外史》已经开始向海外传播，例如在日本明治时期，日本就有了《儒林外史》的高田义甫训点本（两回），此后，还有濑沼三郎翻译的《儒林外史》，在1935年4月至12月期间的《满洲日报》上连载。除此之外，《儒林外史》的英译本、法译本、俄译本等纷纷出现，极大扩展了《儒林外史》在世界上的影响范围。
（三）
1949年以后，《儒林外史》的流传与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政府大力倡导重视学术研究的背景下，许多研究者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开展对《儒林外史》的深入研究，并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后来由于受“文革”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儒林外史》的研究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间一度陷入低谷。然而在此之前，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却有过一个辉煌时期，尤其是在1954年召开吴敬梓逝世两百周年纪念大会前后，大批著名学者对《儒林外史》发表了许多研究评论。仅在这次纪念大会上，就有茅盾、翦伯赞、何其芳、吴组缃、沙汀、曹禺、艾青、游国恩、吴作人等人出席，并就《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以及作者的时代等发表了许多见解。如茅盾就从揭露封建统治阶层的腐朽和反映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等处入手来概括作品的思想内容。对于小说的主题，既有坚持“功名富贵”说者，也有提出此书乃是“反科举”、“反封建”者等等。在小说艺术成就方面，吴组缃、徐中玉等人，发表了关于其讽刺艺术、语言艺术、情节结构的看法。关于作者及其思想，何其芳、姚雪垠等人，也积极探讨，提出了作者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观点。
此次会议直至文革前夕，除了上述几位，钱钟书、季羡林、孔令境、何满子、何泽翰、陈汝衡、卞孝萱等学者也投身于《儒林外史》的研究，此外如美国的亨利W.韦尔斯、前苏联的沃斯克列辛斯基、日本的冢本照和等国外学者也开始对《儒林外史》进行关注和研究。他们积极肯定小说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对小说进行细致分析，如亨利W.韦尔斯就认为《儒林外史》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对吴敬梓的讽刺手法、思想观念都进行了详细讨论，并与莎士比亚进行对比分析。而在国内最具代表性，并在某一方面有显著研究成果的当属何满子与何泽翰二位先生。何满子的《论儒林外史》是《儒林外史》研究史上第一部专门的论著。专著从作家的生活、思想、人格、气质等处入手来研究吴敬梓；从作品所展示的内容、表现手法、角度、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处入手具体阐释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此外，还对小说在结构上的特点及其合理性进行了论述，并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具有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的观点。何泽翰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儒林外史》人物原型、情节本事，以及作者生平等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工作。其专著《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不仅丰富了前人关于小说人物原型、情节来源的资料，而且还考证了不少有关作者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为后来《儒林外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儒林外史》在传播方面也有了新的变化，在文本印刷、出版方面影响较大的，当属1958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慧剑校注本，此书配有程十发所作插图20幅，直至八十年代都一直是流传甚广的刊本。
“文革”结束后，《儒林外史》的流传与研究从低谷又重新走向了高坡。这一时期，由于社会进步，文化事业也逐步繁荣，《儒林外史》的研究、传播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除了何满子、何泽翰、吴组缃等老一辈学者继续投身于《儒林外史》的研究工作外，陈美林、李汉秋、陈汝衡、孟醒仁、宁宗一、杨义、陈文新、朱一玄、张国风、胡益民、周月亮、顾鸣塘、李忠明、吴波、徐建平、周兴陆、蒋广森等学者先后积极致力于《儒林外史》的研究与传播工作，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1981年纪念吴敬梓诞生280周年学术研讨会、1984年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研讨会、1986年安徽全椒《儒林外史》学术研讨会、1996年扬州《儒林外史》学术研讨会、2001年吴敬梓诞辰300周年纪念会、2004年纪念吴敬梓逝世25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相关学术会议也先后召开，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也纷纷面世(22)，其中，尤以陈美林、李汉秋的学术成果最为丰硕。陈美林的《吴敬梓研究》和《吴敬梓评传》、李汉秋的《儒林外史汇评汇校本》和《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都曾产生过较广泛的影响。
《儒林外史》的传播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文本的印刷与出版方面，上海古籍、齐鲁书社、岳麓书社、安徽文艺、春风文艺、上海文艺、四川文艺、沈阳、百花文艺等出版社都发行了《儒林外史》，同时，各种《儒林外史》的改编、精编本也纷纷面世，《儒林外史》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三、《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主题、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历来就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关于这部小说的思想主题，早在20世纪以前就有程晋芳、卧闲草堂、黄小田、齐省堂、张文虎、徐允临、平步青等人做过论述。程晋芳在其所作的《怀人诗》中就说道：“《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23)继而在后来所作的《文木先生传》中，又提到《儒林外史》“穷极文士情态”。而闲斋老人在“乾隆元年春二月”所作的序中，则提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24)，此说影响颇大，后来的黄小田、齐省堂、张文虎等人皆在“功名富贵”之说的基础上发展、延伸出了自己的看法。到了20世纪以后，胡适在他所写的《吴敬梓传》中又首次提出了“《儒林外史》反科举”说，鲁迅先生在肯定此说的同时，又认为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25)。此后，到了1954年，在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召开之际，学界在同意“反科举”说的同时，又提出“反礼教”说以为补充。到“文革”后期，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儒林外史》被视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百丑图”，出现了“儒林丑史”之说。“文革”结束后，“儒林丑史”说受到驳斥，傅继馥就提出《儒林外史》写的不是“儒林丑史”，而是“儒林痛史”。后来，李汉秋、杜贵晨等学者提出“功名富贵”说是对“反科举”说的包容和延伸。陈美林在赞赏鲁迅的“机锋所向，尤在士林”说的同时，认为《儒林外史》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讽刺小说(26)。顾鸣塘则进而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完全摆脱了传奇性质，表现平常生活的小说，是一部展示中国18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及深层士文化的小说”(27)。部分学者还探讨了这部小说的文化意蕴，认为它是“一部文化反思的著作”。以上这些对《儒林外史》思想主题的不同论述，正是反映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在思想主旨上的深度和广度，而不同时代的学者对于小说的感受自然不同，由此产生相异的看法也就十分正常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探究作品本身所客观蕴含的主题思想。
《儒林外史》以叙写明代故事为依托，反映的乃是十八世纪前后知识分子的整个生活世界，包括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并相应揭露了与之相关的八股科举制度、封建道德礼教的弊端以及其他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展现了丰富而广阔的时代图景。蕴含着作者对知识分子命运、出路及相关社会问题的思考。
小说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历经困顿终以科举而荣身的周进、范进，有口称纲常，而仁德已亡的王德、王仁，有科名蹭蹬、满腹牢骚的娄琫、娄瓒，还有青睐科举、看重仕途经济的鲁翰林。既有古道热肠、苦口婆心劝人专攻举业的马二先生，也有为求名利，行径变恶的匡超人；既有故作风雅、博取虚名、作客谋食的斗方名士，更有重视德行的真儒名贤如虞博士、杜少卿、庄尚志、迟衡山等人。这些知识分子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的最核心部分，而与这些知识分子生活相联系的商人、戏子、僧道、隶役、手工业者等等其他阶层的人物也相应被刻画出来，正如天目山樵所云，这些人“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者。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艺术地描绘了他所生活的周围世界及其问题，也是作者本人“真实生活的写照，是被生活中的问题激发出来的”(28)。
小说中周进与范进虽然通过科举最终发迹，但他们大半生都在穷困潦倒中为科举而挣扎，科举荣身的光辉将他们牢牢捆缚，无法挣脱，心灵中的创伤与压抑，在他们“撞号板”、“发疯”的那一刻喷发出来，但这只是一种反差导致的心理反应，不是喷发之后的挣脱，而是再一次的归附，科举的橄榄枝伸向了他们，这让他们为之欣喜若狂，抚慰心伤。他们是幸运的，可以经过痛苦的修炼，最终修得科举正果，但纵观一生，他们的视野、知识、心性是被束缚和压抑着的，像这样的士子又何止周进、范进二人。作者吴敬梓以描绘“二进”之事迹，向我们展示了八股科举的弊端对知识分子心灵、肉体上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吴敬梓对他们抱有极大的同情，他所生活的世界、所结识的朋友，让他对周进们的命运深有感触。作者对科举制度弊端的一面对士子心灵、出路、命运造成的伤害予以了深刻的揭示，对科举制度下文人士子对待功名富贵的心态也进行了犀利的剖析。专营八股文考试的明清科举制甚至为朝廷培养出过“不识苏轼为何人”的官员，这于个人、于国家、于社会何尝不是一种畸形、荒唐的境地。我们未敢说吴敬梓是否具有一种对八股科举制度加以改良的心态，但他至少有一种唤醒部分文人士子认识其中弊端的渴望，如“书中第一人”的虞博士，对于科举功名的态度是作者予以充分肯定的，他在世俗中保持品格、操守、学识的独立与完善，是不是作者想要为其他士子们树立榜样呢？“市井四奇人”的出现，又是不是作者探索部分文人士子出路的一种思考呢？这些问题，尚有待我们思考。作品中所反映和揭露的由封建道德礼教等而滋生出的社会弊端也是如此。当我们看到杜少卿携妻出游、沈琼枝毅然逃婚、王玉辉赞女殉夫等故事时，就感到作者抗争封建礼教的勇气与维护其中正统观念的思想，也会通过他的叙述反映出来。《儒林外史》绝非一部讲究说教和批评的小说，这在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可以看得出。作者没有将王惠、鲁翰林、万中书等人物一概否定，也未将虞博士、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等人物一概肯定，即不是将人物扁平化，而是将一个人应有的基本面貌展现出来，这就是“外史”之“史”所应具备的一点，也反映了作者对于诸如科举制度、封建道德礼教等相关社会问题，是以理性思维做过考虑的。针砭时弊，讽刺社会问题，考虑士子之出路乃是主要目的，而非全盘否定这个社会。向鼎身为官员，却重情谊、敬斯文，鲍文卿虽为戏子，却也能爱惜才人、敬重他人，这何尝不令吴敬梓肃然起敬，而唯重八股举业的鲁小姐，又能有大义通达的一面，制义选家马纯上，真诚、善良、热心，就是一介猾吏潘自业也是豪爽、直率、勇于承担。这才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形象，这才是作者全面的思考这些人物和这个社会，蕴含自己的情操与理想的结果。
当然，《儒林外史》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科举和礼教这两个与社会紧密相连的话题，由于知识分子问题本身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巨大的历史深度，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刻画中心时，就自然涉及到其他广泛的社会问题，诸如当时的吏治、教育、民生等等，它展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诸如士子们的婚姻家庭、收入支出、读书科举、饮食起居、文化娱乐、学术创作、交游通好等，而其他阶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和观念思想也都相应展示了出来(29)。例如，小说在描写湖州鲁氏父女的过程中，就真实展现了江南旧家士子阶层的思想观念、交游通好，以及当时的婚丧风俗、读书教育，甚至出行、物价、饮食等等一系列问题；而在叙及芜湖牛浦郎一节时，更是展示了当时社会下层的民众，如商贩、僧侣、手工业者的思想状况、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等。这些不仅是小说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形象证明，也使我们思考、研究这些现象时，考虑到了这部小说具有的还原“文学生态”的文学史意义。
《儒林外史》在艺术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最明显的就是它高超的讽刺艺术。以讽刺的手法描绘人物，意在醒人；以艺术的真实展示这个时代，意在警世；更以“秉持公心”的态度针砭时弊，为知识分子的命运、态度、出路作出思考，正如鲁迅所说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30)。而八股科举之弊端、封建礼教之荒唐、文字罪人之残酷、士子心态之扭曲、社会风气之浇薄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理所当然成为《儒林外史》揭示的对象。
小说在刻画人物、叙述情节、烘托场景时皆见作者极妙的讽刺手法。这种讽刺手法的运用，源于作者“公心讽世”的愿望，也与吴敬梓个人遭遇、家庭教养以及文学的讽刺传统息息相关。《儒林外史》对热衷功名的士子、虚伪狡诈的官吏、为富不仁的盐商、赴炎趋势的市民，以及封建社会体制下，科举的弊端、理学的虚伪、世风的沦丧等等都予以了辛辣而无情的嘲讽和揭露，甚至如虞育德等被作者所肯定的人物，也被予以了些许嘲讽。这或许正是作者“指摘时弊”之所在，其目的就在于补弊救偏，消除时弊。
以突如其来的特写，讽刺揭露人物丑态，是《儒林外史》讽刺手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正如何满子所云：“他善于将光度集中地照射着主人公活动中的喜剧性的顶点，抓住这一刹那，一下子揭露出人物的丑相。正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迎头一棍。”(31)在小说第四回，当严贡生在范进、张静斋面前，正厚颜无耻地大谈自己的善行美德时，家里小厮却跑来报告，早上强行圈拦的那口大猪，现在主人来讨要了！这真叫读者为之哑然失笑，严贡生虚伪、狡诈、贪财的嘴脸，也全然揭露。再如，西湖名士支剑峰湖上聚会归来，醉了，前跌后撞，借着酒兴口出狂言：“谁不知道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正手舞足蹈，十分得意之时，劈头撞上了盐捕分府，被一条链子锁了起来。再如，匡超人在进京的船上，正自吹自擂“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时，却被牛布衣抓住了破绽，其时匡超人“红着脸”还要狡辩的窘态实在令人解颐。这些讽刺手法，作者运用得都极为精妙。《儒林外史》还善于通过对人物外貌、行为、语言的刻画，以及通过人物之间的相互嘲讽攻讦，以达到讽刺效果。此外，小说还通过别出心裁的内容和补叙、回目等结构安排、环境渲染以及精练深刻的语言等为其讽刺艺术服务。一部《儒林外史》真正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无怪乎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32)
《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语），具有独特的结构艺术。全书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角、事件，而是以各个分散的人物个体及其事件连缀起来形成长篇，但这并非如胡适所云“没有结构”。《儒林外史》有典型的人物，有思想主干和内在结构，是一种服从于社会生活，接近于生活真实的结构艺术，即便是各个分散的人物，也是各自“分担着作者课予他们的任务，在自己身上表露了时代生活的某一个镜头、某一个色相、某一个调子”(33)，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吴敬梓便展示了这个时代和社会，也蕴涵着自己的思想情感。何满子先生对此还有一个形象的解释：“吴敬梓无意于构造一个庞大的，有始有终的故事，他只是带领着读者，沿着他所经历的道路走去，边走边指示你去看那些展开在你视野里的各种人生景象，一直走，不回头。有时，以前遇见过的人物会重新出现在你眼前，但那也好像只是那些人因为自己的原因，又从另一条岔路抄到作者带你走的那条路的前端去了似的。”(34)《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以接力棒式的关系，以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他们之间不仅是有联系的，而且，有的人物重复出现，过渡、勾连，情节上看似相对松散，但前后过渡，相互联系、铺垫，这些都依附于作者贯穿在全文中的思想主线，如果从某一处断开，内在的思想主线就断掉了。因而，整部书在表面上容易让人觉得跨度大，有些松散，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独特而又适合作者所写“外史”之“史”所需要的完满的结构。
《儒林外史》在艺术上取得的还有一个突出成就就是它的语言艺术，它是一部纯粹的白话文小说，其语言简单而精练，平实而深刻。只消三言两语，就能勾画出人物的外貌、心理、性格，它也能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勾勒出独特的风景和复杂的场面。这种简练的语言却常常包含着无穷的韵味和深刻的意蕴。如人们熟知的范进居丧拒用银箸牙筷、却专夹燕窝虾圆，严监生临死伸着手指、总不肯断气等场景，都是以简练的语言描写出来的。作者或描像，或对话，或简叙，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而且意味无穷。再如描绘王冕放牛时湖边清新可爱的自然风光，笔墨简练但却“神秀”。这样的语言在小说刻画人物、描绘场景、叙述情节时都体现得十分突出，在精妙传神之外，还常常结合作者擅长的讽刺手法，使得语言“婉而多讽”，蕴含着深刻的言外之意和无穷的讽刺力量。足见作者吴敬梓深厚的文学、语言功底，这种语言艺术对后世的文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晚清的谴责小说就有意摹仿《儒林外史》的语言，只是没有一部能够达到这一水平。此外，小说在语言上的另一特色，是大量方言及生活化语言的运用，《儒林外史》中使用了不少全椒、合肥、南京、扬州等地的方言，尤其是全椒地区的方言最多，这一北方官话区的下江官话，为《儒林外史》的语言增色不少，如“考校”、“停当”、“吵窝子”、“打瓦”等等，还有诸如“撮弄”、“劈手”、“一交”、“上人”、“则声”等等江淮地区方言也频频出现，这些方言的使用，使得小说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更加真实生动。它不仅与作者受所生长、生活的语言环境影响有关，更是作者真实地展示身边人事、描摹世相，艺术地再现现实社会的证明。
参考书目：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何满子：《论儒林外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孟醒仁、孟凡经：《吴敬梓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陈美林：《吴敬梓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陈美林、李忠明、吴波：《〈儒林外史〉研究史》，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李汉秋：《吴敬梓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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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源、牟仁隆、韩锡铎：《小说书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出版。
孙逊：《明清小说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黄霖：《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
朱一玄、刘毓忱：《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宋原放：《中古出版史料·古代部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王平：《明清小说传播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遇笑容：《〈儒林外史〉词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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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熙《全椒县志》卷十七“艺文六”《西墅草堂初夏诗》。合肥古旧书店借安徽省图书馆藏传钞复制本，1960年4月印。
(2) 吴敬梓《移家赋并序》。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
(3) 民国《全椒县志》卷十一“人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4) 民国《全椒县志》卷十一“人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5) 王友曾《丁亥老屋集》卷十二《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17页。
(6) 陈廷敬《吴国对墓志铭》。转引自陈美林《吴敬梓评传》第3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7) 金榘《泰然斋集》卷二。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3页。
(8) 金两铭《和吴檠作》。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6页。
(9) 见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卷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2月出版。
(10) 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五《白门春雨集·寄怀严东有》。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10页。
(11) 顾鸣塘《吴敬梓的经学观》，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2)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木先生传》。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13页。
(13) 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金和跋”。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130页。
(14)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二《春帆集·怀人诗》。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9页。
(15) 《新小说》第一、二卷（1903—1904）。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7页。
(16) 《小说林》第一卷（1907）。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52页。
(17)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4页。
(18)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例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19) 胡适《吴敬梓传》。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65页。
(20) 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见朱一玄、刘毓忱所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第46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
(2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22) 如：《吴敬梓传》（陈汝衡著）、《吴敬梓年谱》（孟醒仁著）、《吴敬梓研究》、《吴敬梓评传》（陈美林著）、《儒林外史研究资料》、《儒林外史会评会校本》（李汉秋著）、《〈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胡益民、周月亮著）、《〈儒林外史〉试论》（张国风著）、《儒林外史资料汇编》（朱一玄、刘毓忱著）、《〈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顾鸣塘著）、《吴敬梓〈诗说〉研究》（周兴陆著）、《〈儒林外史〉研究史》（陈美林、李忠明、吴波著）等。
(23)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二《春帆集·怀人诗》。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9页。
(24) 《儒林外史》决非完成于“乾隆元年春二月”之前。一说，“闲斋老人”即吴敬梓本人，此序乃吴敬梓对《儒林外史》的总体构思。备考。
(2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26) 陈美林《〈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载《古典文学论丛》第五辑，齐鲁书社1986年6月出版。
(27) 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第1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出版。
(28) 何满子《论儒林外史》第2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29) 见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第1页“导言”，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出版。
(30) 鲁迅《什么是“讽刺”？》，载《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31) 何满子《论儒林外史》第64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3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55页。
(33) 何满子《论儒林外史》第72页。
(34) 何满子《论儒林外史》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