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巴合作
●议定书规定：“在中国资源卫星设计方案的基础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巴西空间院联合研制中巴地球资源卫星，中方承担总经费的70％，巴西承担30％，卫星发射运行后由两国共同使用。”
●王和忠工作的信条是：“保型号节点就是保国家利益，型号节点就是命令，军令面前无戏言，决不让型号在我们手中误点。”
●陈钦楠说：“我们这个行当的人，是半点马虎不得的。我们的工作和国家几百个亿联系在一起，你不踏实怎么可以？”
中巴联合研制资源卫星
1987年，中国原航天部领导和专家访问巴西，巴西政府对中国正在研制地球资源卫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接着，巴西空间研究院代表团访华。
巴西空间研究院在了解到中国的空间计划后，提出希望进行地球资源卫星方面的合作。
地球环境正在遭受着空前的破坏，环境状况正在日益恶化。我国政府早已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但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地进行大气环境勘查、自然灾害观测和环境监测呢？
美国1972年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陆地卫星一。这颗卫星的杰出表现，使一些航天国家纷纷投资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美国当时发射了7颗地球资源卫星，并实现了由试验型到使用型的转变。法国、日本、印度、加拿大都发射了对地遥感卫星。中国期盼着自己的地球资源卫星早日出生。
资源卫星，即勘探和研究地球自然资源的人造地球卫星。资源卫星利用所载多光谱遥感设备获取地物目标辐射和反射的多种谱段的电磁波信息，信息转换成电信号后，通过数据传输系统发送到地面站。这些数据可以为农业、林业、水利、地质矿产、能源、土地、海洋、环保、测绘、城乡规划、灾害监测等众多领域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
为了让资源卫星早日造福人类，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就开始了“实践3号”卫星方案的预研工作，这就是资源卫星的前身。1976年，我国还首次引进了美国“陆地卫星”图像，并在林业上首次使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对资源卫星图像的需求量不断增大，研制中国自己的资源卫星被提上议事日程。
后来，当时的航天工业部调整和重组“实践3号”卫星方案，更名为“资源1号”卫星，当时提出的目标是赶超法国的斯波特卫星1号和2号、美国的陆地卫星4号和5号。
然而，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几年过去了，这一工作仍无大的进展。直到1986年3月31日，国务院批转了原航天工业部关于加速发展航天技术的报告，“资源1号”计划才正式启动。1986年12月，在国务院组织、有几十个省市和有关部委参加的用户座谈会上，资源卫星的早日升空，成了与会代表的共同期盼。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打开的国门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领导的目光引向了国外，以寻求通过国际合作研制资源卫星的可能性。
1986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副院长韦德森率代表团进行了欧洲之行，然而抛出的“绣球”迟迟未得到积极的回应。非常巧合的是，此时巴西也在考虑研制资源卫星，而他们在与美国谈判时，美国人并不热情。
1987年，中国卫星专家在进行资源卫星可行性论证时，依据的是当时世界先进的地球资源卫星，即法国“斯波特3号”和美国“陆地卫星5号”的技术指标为设计依据，汲取了它们的优点，在遥感谱段设置上与陆地卫星相近，但空间分辨率比“陆地卫星5号”要高。它在空间分辨率上与斯波特相近，但谱段数比斯波特多。
此外，“资源1号”卫星设计的另一指导思想是卫星平台的高水平，卫星的重要部件由国内研制，实现国产化。
巴西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丰富的资源，日夜流淌的亚马逊流域生长着大面积热带雨林，影响着整个地球的环境，被誉为“世界之肺”。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和大量移民，使森林遭到破坏，环境污染也非常严重。这种状况引起了巴西政府、社会以及世界的广泛关注。
巴西空间研究院代表访华时，经过会谈，两国专家一致认为，共同研制资源卫星符合两国利益和需要。从那时起，双方人员频繁来往。中巴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又同是资源大国，虽然制度不同，但共同的利益把两国连在了一起。
1988年3月4日，在中国北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与巴西空间研究院联合签署了中巴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工作报告。
1988年7月6日两国政府签署联合议定书。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来访的巴西总统萨尔内出席签字仪式。议定书规定：
在中国资源卫星设计方案的基础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巴西空间院联合研制中巴地球资源卫星，中方承担总经费的70％，巴西承担30％，卫星发射运行后由两国共同使用。
在此基础上，8月22日，又在中国首都北京，中巴两国外长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巴西空间研究院关于联合研制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协议书。中国的资源卫星工作终于从国内迈出国门，开始了国际合作。中国的资源卫星研制工作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是以我国为主研制的第一代传输型地球资源卫星，其主要任务是用先进的空间遥感技术，为调查、开发、利用和管理国土资源服务，其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农、林、牧、水利、地矿、测绘、海洋、环境监测、灾害监测、气象、交通选线等国民经济众多领域。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国内名称为“资源1号”卫星。
1989年两国技术人员对中国资源卫星方案进行讨论和补充，形成了后来发射的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方案。
这是中国首次在空间技术领域进行的全面国际合作。在合作中遇到许多新问题，包括两国研制经费的困难。巴西承制卫星项目的艾斯卡公司破产，以及两国相距太远，技术协调、语言障碍等许多困难，致使1990至1994年合作处于停顿状态。
两国政府后来分别在1993年、1996年签订补充协议，一再重申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合作的重要意义，坚持合作，克服困难。这种合作，被两国领导人誉为：
南南高技术领域合作的典范。
资源卫星合作拉开序幕
1988年，在签定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巴西空间研究院关于联合研制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协议书的同时，中巴双方还确定了中巴合作项目的负责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资源1号”卫星总指挥王和忠被任命为项目委员会主任。
王和忠在中国航天的威武方阵里，是一个杰出的卫星工程管理者，他长期担任我国返回式卫星总指挥和“资源1号”卫星总指挥，以航天人特有的执着，维护着国家形象。
王和忠具有丰富的航天管理经验，他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把每一次工作都作为一次新的起点。在组织工作中，他积极探索卫星工程组织管理方法，为我国航天器大型工程组织管理作出了贡献，在几十年的航天人生涯里，把对祖国和空间事业的忠诚镶嵌在浩瀚的太空里。
王和忠几十年抓科研工作的信条就是：
保型号节点就是保国家利益，型号节点就是命令，军令面前无戏言，绝不让型号在我们手中误点。
军人出身的王和忠对时间要求和节点似乎有特殊的敏感。几十年来，在他负责的型号研制中，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保证型号节点，已成为他抓工作不变的风格。
1988年是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发展中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年份。7月6日在巴西总统访华期间，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核准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协议书》，8月22日中巴两国外交部长在北京签署了《CAST和巴西空间技术研究院关于联合研制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协议书》。
至此，“资源1号”卫星的合作拉开了序幕。
由于这颗卫星是我国第一颗国际合作研制的卫星，国际影响大，技术难度大，组织上便想到了善于组织卫星研制工作，敢打硬仗的王和忠。王和忠告别了奋战20年的返回式卫星研制队伍，开始了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管理工作。
中巴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不仅对于中国和巴西两个资源大国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开创了第三世界国家间在航天高科技领域开展技术合作的先例，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
“资源1号”卫星的成功合作将为中巴两国提供自己的遥感手段，用于支持各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这颗卫星也将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设站接收它的遥感数据，也可以从中巴两国数据处理中心获得有关的遥感数据。
自1988年起，中巴两国专家开始进行联合工作。从共同评审卫星和分析系统方案，到确定接口关系和技术指标，从制定工程实施的管理办法，到按照分工进行技术攻关和设备研制，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发展开始一步步发展起来。
虽然这是第一次中外合作研制卫星，虽然前途可能充满艰辛，但中巴专家已下决心走完这段路。
中巴签署联合议定书
1988年7月，与王和忠一起被任命的项目负责人还有刚刚被评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常委的陈宜元。他不仅是“资源1号”卫星总设计师，还是中巴合作研制卫星项目负责人。
陈宜元是我国空间技术测控和总体专家。1934年初夏的一天清晨，他降生在江苏常州市一个银行职员家里。父亲虽远赴四川工作，但出生书香门第的母亲一有时间便教宜元识字，所以当他发蒙读书时，竟已达到了三年级学生的水平。
1937年，家乡常州沦陷，江南水乡再也不美好了。1941年春节刚过，陈母带着宜元踏上了迂回曲折的逃难之路。每当小宜元迈不动步子时，母亲便会雇来一位挑夫，一头挑着行李，一头挑着宜元。没想到10个月下来，竟从江苏途经5省来到了四川。虽说是山河破碎冷风飘絮，但这段跨越小半个中国的游历生活，使陈宜元喜欢上了地理，也萌发了将来当个游侠的梦想。坐在初中、高中课堂里，数学和物理尖子陈宜元幻想着将来考大学要上地理系，当一名研究地理的科学家。
陈宜元在1951年填写大学志愿时，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理系。可是后来还是多了个心眼，四处打听地理系是干什么的？听说地理专业毕业后可能要当中学教员，于是，他又改变了主意，选择了物理系。
陈宜元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同年作为苏联荣柯夫教授的研究生，在东北地质学院攻读地球物理勘探。1960年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从事探空火箭研究，兼任中国科技大学讲师。
1968年，陈宜元调入国防科委五院五〇一部，并开始在五〇一部七室担任副主任，同时他还负责了“东方红1号”卫星的测控系统。
陈宜元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技术能力深得信任，他所负责的“实践1号”卫星遥测系统，设计寿命为一年，却稳定地工作了8年，为我国设计和制造长寿命卫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陈宜元曾参与和主持过“东方红1号”、“实践1号”、“东方红2号”等卫星总体及遥测系统方案的论证、研制，领导并参与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研究。1983年，兼任“实践3号”卫星副总设计师。由于特殊贡献，陈宜元曾先后获多次大奖，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88年7月6日，中巴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议定书，陈宜元开始担任“资源1号”卫星总设计师。
中巴合作之前，曾有过与某国联袂的想法，可是该国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力量搞资源卫星，他们的恃才傲物深深地刺伤了中国人。
1988年7月6日，中巴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议定书，听说中国与巴西合作，西方有关人士又对巴西人说：“你们相信中国能搞出来吗？”
听到如此轻蔑之言，陈宜元和资源卫星的指挥、设计系统所有人员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这颗高水准的卫星研制出来，并能长期工作，为中国造一颗争气星！
陈宜元作为中方技术负责人来到巴西，与技术、管理人员一道就资源卫星方案与巴方人员进行商讨。每天的协调都结束得很晚，而旅馆外的马路上，喜欢半夜飙车的巴西青年从窗外急驰而过的噪音，使得陈宜元根本无法安睡。3个月下来，他由低血压变成了高血压，而双方的合作也在日渐升温。
确定资源卫星的总指挥
1988年，我国与巴西合作研制资源卫星的相关事项时，闵桂荣院长提出了人选框架，能担此任的应当是一个业务尖子。基本要求是外语一定要好，还要有相当的管理水平。就在大家为这样的人选而发愁的时候，杨维垣渐渐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后经任命，杨维垣成为资源卫星总调度兼合作管理组长。
杨维垣1940年8月出生在天津塘沽，兄妹7人，排行老三。小时候家里很穷，母亲在他7岁时就病逝了，父亲重度脑震荡没有工作能力，全家都靠他的爷爷生活。祖父的人生态度、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影响了他的一生。
家庭的艰辛，让杨维垣从小就有很强的自立精神。他在学校一直成绩优秀，还担任了学习委员的工作。除了学习，他还热衷于学校的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等体育项目，为他后来有健康的体魄从事繁重的学习和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5月毛泽东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杨维垣被深深地吸引了，除了对人造卫星的神奇遐想之外，作为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造卫星的人。
在养家和继续深造的路上，杨维垣选择了继续深造，生活再苦也要上大学！他做出了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
在自动化系，杨维垣有幸成为我国著名的自动控制专家杨家墀先生的学生。在那段时间里，他还聆听了陆元久、屠善澄等著名专家的课程。生活的艰辛没有影响他始终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5年的大学他当了五年班长。
1964年，杨维垣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他除了负责了“东方红2号”卫星消旋分系统的设计、研制和试验，还负责了“东2甲”卫星消旋分系统设计并参加了姿态控制系统研制。“东2甲”研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杨维垣在这项目中立三等功。
1980年，杨维垣被派往美国宾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宇航系做访问学者。他的才智和谦逊的工作态度，得到了马歇尔·卡普兰教授的高度赞赏，教授希望他留在美国工作，并一再表示要帮助他解决入籍问题。杨维垣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他后来说，他想到了祖国、想到了那些还在过着苦日子的农民，他想用自己的才智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1982年他又被杨家墀先生推荐到美国哈佛大学史密松天文物理中心参加系绳卫星等课题的研究。
1982年12月，课题研究一结束他就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祖国。在美国工作的3年为他后来的工作垫起了一个台阶。他回所时“东3卫星”刚立项，他就负责了姿态控制系统方案的论证工作，后来又参加了“风云2号”卫星方案姿态和轨道控制系统方案的论证工作。
这期间，杨维垣他们组成了一个技术引进小组，与德国人商谈有关技术引进的项目。几轮谈判下来，德方对他们这个小组的技术以及语言都给予高度评价。因为那是中国刚开放的时期，外国技术专家对我们的技术专家了解甚少的阶段，杨维垣带的这个小组很快就在德方树起了合作的信心。他已经进入了角色，他感到自己报效祖国的时机已随着他思想的成熟和专业水平的提高一天天接近了。
1988年，我国开始酝酿与巴西合作研制资源卫星的事项，杨维垣成为当时中方首要人选。他在学生时代就当班长，后来又是五〇二所二室的副主任，他还出过国，组织过技术谈判，有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的业务水平是得到杨家墀先生首肯的。就这样，杨维垣被圈定在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合作的战车上。
从此，杨维垣在中国资源卫星研制项目中走得越来越远，后来又成为资源卫星的总指挥。
任命卫星副总设计师
1984年，“资源1号”和“风云2号”、“东方红3号”卫星同时立项，当时中国的“资源1号”还处在自主研制阶段，还没有进行国际合作。
1987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与巴西空间研究院签订中巴合作研制资源卫星协议。也正是此时，陈钦楠被任命为“资源1号”卫星“01星”副总设计师，也缘此成为中巴合作研制过程中始终的第一见证人。
陈钦楠1938年1月生于浙江。4岁便随父母迁至上海，直到17岁那年被北京工业学院录取，成为无线电系雷达设计专业年纪最小的学生。
在班上，陈钦楠虽然年纪最小，但脑子最灵活，人也最活泼。特别是在物理和数学方面，他常常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当别的同学还没有理解题意的时候，他就已经给出几种不同的解题思路了。接下来的事也就不觉得诧异了：毕业前到南京14所实习后调回学校搞科研，不久之后便提前毕业，分配到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一部工作，并授上尉衔。
1965年，他转业到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1967年调至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工作，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仿佛是天然的选择，从最初的导弹遥测到后来的资源卫星，从最初的技术员到后来的总设计师，陈钦楠的一生便与征服航天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全部的志向和成就感也因此与中国航天事业紧密相连。
直到现在，他依然对“您是哪里人？”之类的问题犯难：“怎么回答呢？我生在浙江，长在上海，大半辈子都在北京。我有南方口音，却有北方习气，这个问题实在是很难回答！”
陈钦楠朗声笑着，他也许不知道，正是这样独特的生活经历陶冶出了他独特的性情，在别人眼里，他既有北方人的大气和爽快，也不乏上海男人特有的柔和细心，最重要的是懂得生活。
的确，陈钦楠打破了人们印象里蒋筑英式埋头苦干的科研工作者形象，在与他谈话时，你丝毫不会觉得他的职业和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尽管他的职业圈子乃是全世界为之瞩目的高科技前沿。
陈钦楠更像是一位睿智亲切的长者，思维缜密，兴趣广博、乐观风趣、观念开放。他爱好体育和棋类，爱看经济频道节目。有时候也怀着年轻人的激情看上那么几场世界杯比赛过过瘾，偶尔忍不住技痒时也和老友过过招。
“我觉得自己就是心态好。对于工作和生活，我从来都是界限分明，一直以来都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决不把工作生活搅到一起。生活很美妙也很有乐趣，我一直觉得在生活里大家的状态都要放松，说说笑笑的挺好。但在工作上，一是一二是二，必须严格对待，而且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谈，非常坦诚地谈。”陈钦楠如是说。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陈钦楠在工作上是相当认真和严格的，特别是在看人方面很有自己的见地。据说，陈钦楠非常欣赏这样一类人，有自己的思想，上级交待下来任务后绝不会轻易答应，而是要反复考虑后再给出答复。
对此，陈钦楠自己这样解释：“这样的人，证明他的确认真思考过了，任务交待给他只会比预期的更好。如果换成那些想都不想一口承诺下来的人，我的心是不会踏实的。”
陈钦楠说：“我们这个行当的人，是半点马虎不得的。我们的工作和国家几百个亿联系在一起，你不踏实怎么可以？”
陈钦楠从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伟大，他喜欢把工作说成“行当”，并且认定“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规律”，这个社会分工不同，大家各司其职而已。而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对社会最好的回馈。
1987年，中巴资源卫星合作工程一开始，陈钦楠就成为中国的资源卫星的总设计师，开始领导中国第一颗资源卫星研制工作。
两国政府支持中巴合作
中巴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为世界瞩目，也牵动着两国政府高层领导的心。由于两国领导人在许多关键时刻对这一合作的支持，才使这一充满艰辛的合作终于获得了成功。
当中巴合作开始进行的时候，两国工程指挥者们发现，中巴联合研制资源卫星的合作，其困难之大超出双方当初的想象。首先语言不通，给双方的交流带来了大量困难。
另外，由于巴西相当部分技术人员在欧美学习过航天技术，工作按照欧美习惯和技术标准进行，而中方按照中国20年来的习惯和做法工作，双方差距较大。
两国相距甚远，技术协调人员频繁往来，无形中加大了研制成本。面临严重的现实困难，合作一度陷入僵局，曾经在几年的时间里止步不前。
从1991年开始，中巴合作双方围绕一些具体操作展开了艰苦谈判。巴方提出参与卫星测控，中方考虑到责任问题不同意；巴方提出第二颗星在巴西总装测试，中方考虑到经费等问题也不同意。双方各持己见，合作陷入困境。
1993年3月5日，钱其琛外长访问巴西，两国外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核准地球资源卫星的补充协议书》。
两国政府对这一合作予以肯定和高度评价，决定在经费和条件上予以支持和保障。在此基础上，中方同意巴方地面测控站参与卫星平台控制，在时间段上分清责任。同时，同意第二颗星在巴西总装测试，由巴方承担中方人员和设备往来的经费，使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合作得以顺利进行。
1993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巴西时，专程到巴西空间院访问，他高度评价了这一合作，称这一合作“是南南合作在高技术领域的典范”。
1996年11月，李鹏总理访问巴西时，也专程到巴西空间院访问，也高度评价了这一合作。这给中巴两国技术人员提供了无形的精神支持。
1995年12月，巴西总统卡多佐在访问我国时，专程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北京卫星总装厂参观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初样星，并在卫星总装厂留言簿上签字留念。
中巴双方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两国的合作，在中巴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中巴资源卫星合作之路越走越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