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运河小城临清
鲁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片古老的土地曾哺育了孔子、孟子等等哲人先贤，也造就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唐朝的黄巢造反，宋代的梁山聚义，清末的大闹义和团，都发端于民风强悍的鲁西大地。
张自忠的家乡临清，就是鲁西平原上的一座小城。她位于卫河与古运河交汇的三角洲上。卫河古称清河，“临清”也就是临近清河之意。此外，临清在历史上还曾有过清河郡、清渊县和清泉县等名称，也皆由清河而来。
临清的名称虽由清河而来，但其发展却与大运河的兴衰息息相关。自从大运河开通，尤其是明永乐初年重开会通河以后，一直到清代咸丰初年的400余年间，是临清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大运河贯通南北，而临清恰好处于南北运河连接点上，成为交通南北之要津。南北货物在此中转、集散，各地商旅纷纷来此经营生意，使临清逐步发展为一座商业繁华的小城市，名列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相传，明朝的金陵巨富沈万三就是在临清发家的。直至清末、民国时期，此地商业仍相当活跃，号称“小天津”。
临清运河风光
最初的临清城是座砖城，在现今临清城的北面，俗称砖城里。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新的商业区发展起来。三里阁是临清的主要运河口岸，南北船只往来穿梭，十分繁忙。大寺街是商业区最繁华的街道，因街旁有座大清真寺得名。寺院内泥神高耸，殿堂隆起，古柏参天，气势雄伟。每年时逢农历四月，方圆百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庙会，院内唱戏的、杂耍的、说书的、算命的、卖小吃的、做生意的，应有尽有，热闹非凡。新城区还有一条考棚街，算是文化街，街旁筑有很大的考棚，是读书人考秀才之所。清末，义丐武训行乞兴学，在这条街上开办了义塾（后改为武训高等小学校）。
商业的繁荣带动了临清经济的发展。除农业外，传统手工业和食品业也相当发达，许多产品远近驰名。民谣相传：“临清宝，真不少，瓜干枣脯千张袄。陈家剪子毕家刀，王一摸镰刀不用挑。竹油篓，柏木筲，桑家秤杆灵又巧。甜酱瓜，百籽糕，进京腐乳味道好。”这里所说的“千张袄”，是用西北所产滩羊皮下脚料拼缝而成的皮袄，做工精致。临清酱菜以“济美酱园”出产最佳，除向清廷进贡外，还远销美日等国。此外，临清还有几种声名远播的土特产品——哈达、烧砖和狮猫。
临清虽算不上人文鼎盛，却也孕育了几位出类拔萃的文武之才。临清最有名的文人当推谢榛（1495-1575）。谢氏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列明朝“后七子”之一。曾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以他为首，倡导为诗摹拟盛唐，其诗以律、绝见长。临清籍现代学者，以季羡林（1911-2009）最为著名。季先生字希逋，又字齐奘，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系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精通多国语言。
左良玉是古代临清籍功名最盛的武将。他生于1599年，字昆山。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以战功屡获提拔。后升为大帅，封宁南伯，晋侯爵，驻兵武昌，拥兵十余万。南明弘光政权成立，马士英执政，起用阉党，为祸朝政。弘光元年（1645年），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挥师进军南京，讨伐马士英，不幸中途病亡。
在北魏，有个文武兼备的人物崔浩也出身于临情。他通天文懂地理，博览经史，足智多谋，屡屡参与军国大事，深为北魏三代帝王所器重，官至司徒。
齐鲁为孔孟故地，山东人素有忠义之名，临清亦不例外。史称，这一带的人民“性强悍，负义气，遇事敢为”。从一些史实来看，此言非虚。
明万历年间，天津兼临清税监马堂，招雇流氓恶棍数百人，以征税为名搜刮民财，致使临清工商业者大半破产。临清人民群起暴动。当明廷派大军前来镇压时，编筐工匠王朝佐挺身而出，一人担过，从容就义，掩护了抗税群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4年）夏，临清南面的寿张农民王伦为反抗地方官暴政发动了起义。起义军连克寿张、阳谷、堂邑等地，并一度打到临清。官兵数万前来围攻，经五昼夜血战，起义军失败，王伦举火自焚，壮烈殉难。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清附近堂邑人宋景诗又率众发起了著名的“黑旗军”反清起义。他们斩杀赃官，劫富济贫，远近震动。受挫后，宋景诗不甘屈服，复于1863年重举义旗，抗击清军，直至战死。
临清一带人民的强悍民风和近于悲壮的性格从这几个事件中可以得到印证。张自忠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张自忠出生的1891年，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熬煎之中。清廷昏庸腐败，国势极端衰弱，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1894年，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次年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结果以“戊戌六君子”的杀身成仁而告失败。在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形势下，1900年山东人民率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帜，以实行武力排外来拯救中国。包括临清在内的鲁西一带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之一。这场运动给八国联军以沉重打击，震慑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但这种自发的、无组织无纲领的旧式农民斗争不可能实现救国的宏图。义和团运动最终在八国联军的联合绞杀下遭到失败，中国人民陷入更为悲惨和苦难的境地。
张自忠的少年岁月，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和混乱时代度过的。这个背景对于他的成长影响至深。
2．张家·唐园·荩忱
张自忠的先祖，据现有资料最早可追溯到明朝。那时，他们居住在山西洪洞，明末迁徙到山东临清。至于因何举族东迁，现已无从查考。
起先，他们定居在临清城里土桥一带。到了清乾隆年间，张自忠的前五世祖张大成可能出于经营土地的目的，又率领族人中的近支从临清城迁到了附近乡下一个叫唐园的村子，从此与留在城里的张姓分了支。不过，以后每逢春节，唐园的张姓人家仍旧赶着大车，挂着鞭炮去土桥祭祖。
张自忠的祖父叫张春林。关于他的记载很少，只是说他“务农勤耕，积有厚产，乐善好施，深为乡里所尊敬”
。
张春林生有二子，长子树荣早亡，次子树桂即为自忠之父。张树桂字冬荣，生于1848年，大排行第六，人称“张六爷”。张春林故后，他继承了数百亩地的遗产，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棉花。所产粮棉除自用外，还销往临清城。
树桂的原配夫人姓范，她生下儿子自修后，因病而逝。自修后来被树桂过继给亡兄树荣家，以承袭香火。张范氏故后，树桂又娶了一房，续弦姓冯，她便是自忠的生母。张冯氏出身于小地主之家，家距唐园不远。她生下五个儿子，长子夭亡，以下依次是自清、自严、自忠、自明，还有两个女儿。连同同父异母的自修和一位亡兄，自忠在兄弟中排行第五。
唐园距临清城30余里，这里原本只住着几家种地的佃户，张家迁来之后才逐步发展成一个像样的村子。到张树桂时，村庄已相当完整。庄子周围垒着一圈土围子，东西各有一门，中间一条大道相通，两旁是成片的瓦房。张家大院位于路北的西侧，内有房屋百余间。正房是一栋高大的北屋，共五间，东西两侧均是二层的楼房。院里长着一棵大槐树，树龄已有几百年。1938年冬日军攻占临清后，将这个颇有气派的大院改作指挥部。
由于社会动荡，匪患猖獗，唐园村四角均筑有坚固的碉楼，用于望和自卫。张家大院的大北屋上也筑有碉楼。村中设有局子，将各家大户的民团集中起来，共同出钱出枪，合力维护治安。除此之外，张家还单独雇佣了一些团丁，负责看家护院。
唐园约有百户人家，张姓为首姓，另外还有韩、宋、谢三姓。村中的佃户多为张家所雇，他们大多集中居住在村东头的一个大园子里，每户都有两三间土坯房。若是外村人，张家就用大车把他们一家人拉来，安置在大园子里。
1891年8月11日（农历七月七日）上午8时，张自忠出生于唐园张家大院的东楼，在他之上，已有几位兄长和姐姐，因而他的出生算不得惊动全家的大喜事。按张姓的辈分，“树”字之下为“自”字，张树桂为这个刚出世的儿子取名“自忠”，字“荩臣”，乳名“宝勤”。张老先生读过书，为儿子起名取字自然是有讲究的。“忠”字很好理解，“荩臣”则不然，这个词最早出自《诗经·大雅》，这部经典中有“王之荩臣，无念尔祖”的句子。“荩臣”在此解释为“忠诚之臣”。可见，自忠与荩臣，名、字虽有别，而意蕴却相同，说到底就是一个“忠”字。用这个字来命名孔孟故地的子孙们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一个“忠”字，集中体现了孔孟之道和传统旧道德对于张树桂的影响，也寄托着他作为父亲对儿子的期望。他或许没有料到，这个儿子后来果真没有辜负他的一片苦心，把“忠”“荩”二字的内涵发挥到了极致，真正做到了名实相符。
父张树桂
母冯氏
张自忠参军加入第十六混成旅后，旅长冯玉祥反对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官兵姓名中凡带有君臣福寿、荣华富贵一类的字眼，他都要亲自为他们更改。如孙良臣改为孙良诚，冯治台改为冯治安，池凤臣改为池峰城。张荩臣中的“臣”字也为冯先生所忌，遂以“忱”字取代。从此“荩臣”改为“荩忱”。
1939年夏，张自忠由鄂北前线赴陪都重庆述职，在接受《大刚报》记者王淮冰、国新社记者高咏的采访时，曾就自己的名字作过一番阐释。他说：“‘荩忱’即忠臣，如今民国，没有皇帝，我们当兵的，就要精忠报国，竭尽微忱，故名‘荩忱’。”接着，他又神情凝重地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一死报国。记者先生，西北军出了一个韩复榘，我张自忠绝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3．少年时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6岁的自忠入私塾就读。三年后，张树桂花钱捐了个巡检，前往江苏省赣榆县青口就任，负责治安，兼管河防。上任时，他把张冯氏和五子自忠、七子自明也带了去。
到赣榆以后，他为小兄弟俩请了位家教先生，督促他们读书。小宝勤自小就寡言少语，却生性好动，玩心很大，常带着弟弟跟老先生捣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树桂因执法公道，忠于职守，由青口巡检署理赣榆知县，官晋五品。此时自忠年届十四，已长成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赣榆县衙的深宅大院已关不住生性好动的自忠，一得空，他就溜出门去，四处转悠。一天，他跑到街上闲逛，忽见一个无赖在欺侮一个卖菜老头。他二话没说，冲过去对准无赖就是一拳，随后两人便扭打起来。自忠虽年少，却身高力大，那无赖见不是对手只得服输，给老者认了错，自忠这才放过了他。张树桂见儿子长大了，又不安心学习，担心他在此地惹是生非，便捎信让老四自严前来把自忠领回临清。未曾想，自忠回临清后不久就传来噩耗：父亲因暴病卒于任上，享年仅有58岁。父亲病故，全家悲恸，自忠更为自己没有好好孝敬父亲而难过。
张树桂故后，张冯氏就成了一家之主。她虽没有念过书，但为人通达，处事干练，治家教子都颇有章法，很受子女和乡亲们尊敬。每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心地善良的张冯氏总是慷慨地拿出粮食、棉布接济贫穷的乡亲们，深得乡民爱戴。就连当地有名的土匪头目孔九对张冯氏的威望也有所顾忌。通常，封建大家庭的内部关系一般很难处好，但张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却和和睦睦，相处融洽，这显然和张冯氏的治家有方有直接关系。由于父亲早逝，实际上张自忠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由赣榆返回临清后，张冯氏让他继续在村里读私塾。在塾里，他仍旧很调皮，不怎么安心学习。这时，他玩耍的花样更多了，先学骑驴，以后又学会了骑马，时常跟随青年们出去打猎。他从这种勇敢、冒险的活动中找到了乐趣，有时竟一连几天不回家。
慷慨仗义、同情弱者是张自忠小时候即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据唐园的乡亲们回忆，有时他与伙伴们赌钱玩，每次都一定要赢，但赢了穷人的钱，他一文不要；若是富家子弟，则毫不客气，一文不能少。本家族弟张自遂家在村里开了一爿点心铺，一次自忠同自遂等人在点心铺里赌钱，自遂输得没了钱，只好以点心抵账，自忠就把赢来的点心端到街上，让大家共享。
那时的乡村，白馒头是上等食物，只有富裕人家才吃得上。每当看到佃户们吃糠窝头，自忠于心不忍，常常跑回家拿来馒头跟人家换。为顾全对方的自尊，他一再说自己爱吃窝头，从不摆出一副施舍的样子。遇到街上卖梨桃的，他常常把整筐全包下来，让大伙吃光分净，然后向母亲讨钱付账。家里有人责怪他，他则满不在乎地说：“人家这些人难得买得起水果吃，咱们送一点给人家吃算什么？”
每年到了麦收季节，佃户们都要为张家收割小麦。张冯氏行动不便，常让自忠下田查看。哪知他一到田里，就漫不经心地坐在麦捆上，啥事也不管。佃户们知道他待人好，就让孩子们给自家捡麦穗，有的顽皮孩子竟明目张胆地从他坐着的麦捆里抽麦穗。自忠深知穷人日子艰难，就听任孩子们胡来，直到被抽得坐不住了，这才站起来拍拍屁股，坐到另一捆上。张冯氏听说儿子不称职，便不再叫他下田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结了婚。李敏慧生于1890年，时年17岁，家在教场村。她没有读过书，平素沉静寡言，十分贤惠。
妻李敏慧
结婚以后，张自忠逐步变得成熟起来，增加了对家庭的责任感，读书也开始用心了。1908年，他考入临清高等小学堂。当时的高等小学堂相当于现今的中学。在这里，教授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旧学”，只不过较私塾更为系统罢了。可以说，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地扎下了根。学习之余，他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消遣。在许多评话和说部之中，《三国演义》《说唐》和《精忠说岳传》令他爱不释手。这些古典名著可以说是对传统道德的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琼的浩然之气、忠义侠行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宣统二年（1910年）夏，张自忠从临清高等小学堂毕业。同年11月，19岁的张自忠做了父亲。夫人为他生了个男孩，按张家辈分，“自”之下为“廉”，故取名廉珍。廉珍大排行第二，大家就叫他“二小儿”。高小毕业，且做了父亲，至此张自忠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对于未来，张自忠并没有什么明确打算，但他的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好男不吃家里饭，长大了应出去闯天下！
那么，他要闯到哪里，又闯些什么呢？
- 孟达：《张故上将自忠家世及故里临清》，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3期，第36页。
- 《群言》1987年第7期，第35页。
- 自明本行六，为避父讳（树桂行六）而称行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