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翻译
第一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文化与翻译
随着经济和高科技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上的一体化，它带来的是异质文化间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对话，它为世界各种文化提供了一个相互展示、借鉴、交融的契机。
雅各布森曾将翻译完全置于符号学的框架内进行考察，将翻译分为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和语际翻译三种。在全球化语境下，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文本的转换，由此而引发的关于翻译与文化的思考则越发显得尤为重要。
一、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
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对语言的定义被广泛接受并被奉若神明。不少语言学家把自己的注意力就集中在揭示和研究这种作为语言底层或基础的系统上，由于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人们才开始注意到语言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把语言作为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来研究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宏观地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
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不外三个方面：1.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
2.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
3.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等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各种要求。
自然存在的东西不见得都是文化，只有当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利用、改造或赋予它们某种意义时才成为文化。自然条件往往约束和影响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自然与文化息息相关。因纽特人住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这决定了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化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与其对应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紧密联系的，与其生活在其中的自然条件是密切相关的。
语言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承载和传承文化最主要的工具，民族的文化特征无不通过民族语言体现出来。可以说，语言与文化是不能互相割裂、不是互不相干的两样事物。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十分紧密又相互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只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在组织生产或说明使用这些实物时才必须用语言，但也非绝对要使用语言。所以语言并非文化全部，只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又是文化的一个颇为特殊的组成部分。
第二，语言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得以流传的载体，而文化是语言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只有文化发展了，语言才能发展。
第三，语言促进文化的发展。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语言记载我们祖先的知识和经验，后代人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更谈不上文化的发展。我们还可以设想，各个民族之间就无法交流。
第四，语言是文化的镜子，它直接反映文化的现实和内涵。在不同的文化里，在很多情况下是很难找到意义完全对等的词语的。
第五，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还反映在语言的演化往往同文化背景的改变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它变成了一个休眠词，而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这个词语逐步转变为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这中间起根本作用的就是社会文化因素。
二、翻译中的文化问题
（一）翻译研究中的文化
文化内涵博大庞杂，包罗万象。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转换，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也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成另一种文化，它只不过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
翻译虽然直接面对的是两种语言，但它所处理的却是博大精深、相似与差异并存的两种文化，而且能在双语转换中准确传递信息完成翻译任务。
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或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古今中外的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已觉察到了。泰特勒（Tytler）在1790年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则：
（1）译文应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2）译文的风格、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3）译文应与原文一样流畅自然。泰特勒在提出这三原则的同时就觉察到，要在翻译中同时做到这三点是十分困难的。在不能同时做到这三点时首先可放弃的是流畅自然，其次可以放弃的是风格笔调。不能有效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也就失去了翻译的意义。原文的思想内容自然是包括了原文提供的信息和文化。
在后来出现的翻译研究的各种派别中，不论是语言学派，还是交际学派，或是社会符号学派，都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性。不同语言之间的可译性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中具有的共性，一个是人类语言现象的共性。
最近20多年来，在翻译研究中重视文化问题有了新的发展，更为重视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认识和处理。这种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实际上从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1957年出版的《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就开始出现了思想萌芽。在这本比较语言学的著作中，他不仅比较了语言特征，而且还涉及有关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特征。译者除了首先要了解源语文化外，还得了解译入语的文化。翻译的首要任务是传递意义，所以译者首先要确定源语文本中提供的信息的意义，而要了解源语文本的意义，就要弄清楚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里就包含了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在内的各种文化因素。这些隐含的意义对源语读者来说是明白无误的，而对译入语读者来说，可能是难以领悟的。译者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源语文化中的隐含意义，在译入语中明晰无误地表达出来。
翻译研究中注重文化研究的发展，还要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翻译研究学派。在宏观方面，他们研究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文本的选择，即选什么样的材料来翻译往往取决于当时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求。在微观方面，他们还研究所选的文本译成译入语后对这个译入语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文化是指产生文本的那个特定的文化，也就是文本中的文化植根于其中的那个特定的文化。他认为翻译者要自上而下进行处理即翻译，也就是说要从宏观到微观。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要能运用他的各种知识，才能胜任他的工作。
（二）翻译中的文化渗透
文化本身就是以一个开放而不是封闭的系统存在的，每一种文化都需要汲取其他文化的养分来丰富自身，文化才能持续存在并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文化的进化是伴随着文化的交流而进行的，文化的相容性为文化渗透提供了理论基础。
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商品和服务也因信息技术的突破而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通。同时，多媒体的出现以及计算机的发展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们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人们的交流模式，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信息往往通过语言的声音符号和文字符号的编码进入语言，人们需要进行解码才能获得文化信息。因此，在一部作品从一种文字转换为另一种文字的过程中，源语文字中承载的文化信息会随之进入译入语的文化系统。
翻译中的文化渗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将由翻译输入的信息简单理解成就是源语文本所蕴含的信息。一般来说，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来自异域文化的信息，在被转换到一种新的文化系统时，会造成信息传播的非对等。
显然，翻译过程中信息的变异还受制于许多其他的因素，如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水平、预期的译文读者对象、意识形态差异、翻译的社会历史语境等等。虽然使被传递的信息保持绝对意义上的忠实与对等是绝对不可能的，但翻译又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源语文本信息的“异质性”。虽然这种“异质性”在很多情况下是以适应译入语民族读者文化心理的方式输入的，但其核心内涵又有着译入语民族文化不具备的一些特质。这种文化“异质性”的输入可以看作是翻译的根本使命之一，通过学习、吸收其他文化中优秀的“异质性”成分，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文化品质。
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实就是文化“异质性”通过翻译媒介而进行的文化输入。正是通过翻译，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才得以进入中国。佛教的思想和处世方法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从语言方面即可窥见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与文化一样，语言自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每一种语言都有自觉吸收其他优秀语言养分的特质。首先，佛经翻译带来了许多新外来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语汇。这些外来词主要通过音译、意译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而输入汉语。其次，在语法方面，汉语受佛经翻译的影响也不小。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除语言外，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文学、医学、习俗等诸多方面。正是翻译激活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使其呈开放态势，并通过不断汲取外来养分使自己保持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文化渗透对翻译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文化渗透有力地促进跨文化交流。文化渗透减少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障碍，有助于翻译任务的实现，成功进行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进步。文化渗透促进文化趋同。随着中西文化多方位、多渠道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反映当代西方文化的新词术语大量涌入汉语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
三、文化差异与翻译
（一）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
对汉语和英语进行对比研究，不仅应该从语言的表现形式，而且还应该从文化入手，从文化对比的角度来分析英汉两种语言存在的差异。文化是语言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语言变迁的源泉，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对了解到这些差异有着更进一步的意义。
中西方文化通常被看作是世界两大主要的文化体系，然而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体现在中西思维模式方面。
文化差异导致不同民族对相同的客观现象和社会存在产生不同的认识。仅词汇方面就反映出文化间的一些主要差别。当然，这些血缘关系并非“我有人无”，只是英语对此不加以详细区分罢了。汉英两个民族在称谓上的这些差异是有其原因的：宗法等级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延续的时间较长。
应当注意的是，不仅价值观念、历史文化因素会在民族语言词汇中反映出来，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或有影响的事件也会在语言词汇中固化下来。
中西文化之间的种种差别，同中西语言之间的差别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具体而言，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英语主语突出，汉语主题突出；英语组句多焦点透视，句式呈繁复的树形结构，汉语组句多散点视，句式呈简单的竹状结构；英语多用抽象概念，汉语多用具体概念；英语思维重逻辑，句式严谨规范缺乏弹性，汉语思维重语感，句式长长短短，灵活多变。
从语言类型角度看，是一种拼音文字，一个单词可以由几个音节组成，但句子有不同的声调变化。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一种表意文字，有四声变化，语调丰富。英语是一种综合型语言，词的本身有形态变化。汉语是一种分析型语言，语法关系不通过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达。英汉语言间的这些差异主要源于两个民族思维模式的不同。在语言上就表现在：英语词义较具体，汉语词义一般较笼统；英语表意较准确，汉语表意较模糊；英语强调篇章结构的严谨，注重对称平衡。
（二）翻译中的“文化传真”
第一，不平等的对话。
平等虽是人类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那是一个不易实现的理想。文化的影响力除了与该文化自身的特点有关外，民族国家间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实力上的差异必然会在文化的影响力方面表现出来。由于文化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文化之间不平等的对话既表现在译入和译出的量在翻译所涉及的两种文化间是不对等的，也表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译者大都带有不同的特征。
英语的全球化使得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呈现出等级差异：英语处在科研、文化的前沿。这种差异反映在翻译中就是从英语译入其他语言的材料多，而且这个比例极为悬殊。在中国情况则相反，在翻译的数量上，每年由我国译者译入的英文文献数目非常庞大，英美的经典作品几乎都有了汉译本，就是并不出名的二流、三流作品也被迅速翻译出来。不仅英汉两种文化如此，英语文化与西方其他语言文化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不平等。
翻译中两种语言文化地位的不平等不仅通过两种语言间翻译数量的差异明明白白地体现出来，而且还通过译者带有倾向性的翻译策略的选择隐隐约约地折射出来。翻译策略的选择从表面看只是译者个人主观决定的，其中译者生存其中的文化与源语文化的地位差异所导致的复杂的感情因素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翻译与“文化传真”。
理查兹曾将翻译称作“整个宇宙中最为复杂的活动之一”，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文化间存在差异。从古到今，世界各民族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史表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个文明体系有着许多实质性的不同。
翻译之所以不容易，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工具，翻译往往难以做到“语言传真”，但却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传真”。它要求译入语要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客观准确地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是把源语的“形”“神”在译入语中原汁原味地体现出来。因此，翻译中的 “文化传真”要求译者克服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从而相对客观地传达出语言文字表层所蕴含的文化因素。
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一个极致的目标。“文化传真”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质的传真，质的传真是文化传真的基础，不能画鸡成鹅、画虎成猫。另一方面是量的保真，量的保真是文化传真的进一步的体现，而不损害原作的整体文化气氛的和谐性和个性风格。在全球化语境下，翻译已成为一种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手段，它所面临的已不仅仅是文本的转换，还包含了不同思维、生活方式的对抗与融合。
第三，翻译中“文化传真”度的把握。“文化传真”不仅仅指忠实源语文化，至于什么是它的“度”，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不过，双语转换的“度”这个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探究词语的历史、社会背景意义及文化内涵，文化翻译既要考虑历史、社会背景，又要注重那些有同有异，大同小异，同中有异的词语。译者要保持清晰的思维，既要注重文化深层的内涵，又要了解语言表层含义的异同之处。
恰当使用译入语中的习语和规范语，以最佳的方式展示“文化传真”。可以说是对源语文字与文化内容进行深刻剖析，然后用锤炼过的译入语文字将其表达出来的过程。
要准确地把握好翻译中“文化传真”的度，就必须考虑如下这三个要素：不同语域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内容和文化心理。只有在考虑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把“信、达、雅”融为一体，使译文“神、形”并茂，这样才能确保“文化传真”的实现，才能真正地做好文化翻译。
第二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与翻译
无论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在拥有古老文化底蕴的东方世界，跨文化交际正随着人类永不疲惫的脚步迈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给人们的相互交流带来新奇的感受，宗教、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往往使人们对跨文化交际望而却步。
然而，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孤独地寻求生存与发展，它也是在同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中不断发展的。跨文化交际是文化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各民族文化、各区域文化是在相互学习、相互交融中得到发展和提高的。中西跨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进步的动力。16世纪之前，中国文化曾借助阿拉伯人西传，引发了中世纪西方的觉醒；近代西方以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强劲地挑战中国古老封闭的农业文化，支撑着中国文化在欧美强势文化语境下的艰难表达。当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实施了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主动学习、吸收、借鉴西方优秀文化因素作为中国文化进步、创新的因子。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行为研究的范畴。因此翻译必然受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制约，一些学者甚至提出翻译与其说是语言交流不如说是文化交流。译者作为翻译交际的中心人物，不仅要面对与读者或是作者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问题，而且还涉及是否与作者同属某一专业，以及为什么样的读者服务的问题。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21世纪，跨国、跨文化促销、交流已发展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在全球化条件下，翻译担负着促进各民族间文化交流、构建跨文化理解的重任。然而，由于文化的多元化和各民族文化间的差异、各个国家社会制度及语言习惯的不同，人们在跨文化之间的促销、传播、交流中会遇到许多问题和障碍。跨文化交际不仅仅是在文化背景、语言、风俗习惯等存在明显差异的人群之间进行，还大量出现在人们原以为文化背景、风俗习惯趋同的人群之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点也在发生转移和变化，才能认识全球化因素对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跨文化交流更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
（一）文化、交际与语言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交际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往来和交流信息的过程。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在交际中得到传承，语言是交际的工具。
1.文化
（1）文化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三个，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泛指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另一方面又特指文学、艺术、科学等。一种趋向是从广义层面上认为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创造，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果，主张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第一个层次是物质文化，它是经过人的主观意志加工改造过的；第二个层次主要包括政治及经济制度、法律、文艺作品、人际关系、行为习惯等；第三个层次是心理层次，或称观念文化，包括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宗教情感和民族心理等。在文化学或文化人类学中，“文化”一词通常指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全部活动方式以及活动的产品。
（2）文化的表现形式
一种文化系统的内部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外显文化就是眼睛看得见的文化，如衣食住行、社交活动、宗教、文体活动等。内隐文化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文化，通常指隐藏在习惯性行为、语言行为背后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
文化是一个大范畴，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或自然物和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民俗、心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根据文化可以被广义地定义为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可以有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华夏文化等。因为能够体现该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被称之为文化。
（3）文化的作用
1）文化的社会作用
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民族、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2）文化的教化作用
文化通过其中蕴含的知识体系、思想信仰和行为规范等规范人们的行为，在行为上与社会要求保持一致。
3）文化对经济的作用
文化能推动经济，凝聚人心，更新观念，开阔视野，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4）文化对个人的作用
文化可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优秀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引领人们前进，激发人们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4）文化的特征文化有四个最基本的特点
1）文化是经由学习获取的
文化是一组共同分享的符号系统，必须经由学习的过程来求得。
社会化是人类社会学习文化的最基本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人们有意无意地一步一步接受、整合、强化文化需求的符号系统。
2）本族中心主义
文化的第一个特征叫“本族中心主义”，它是指人们紧紧依靠自己的文化。经由学习或涵化过程，一个人慢慢地认知、拥抱与传承自己团体或族裔的文化。
3）整体性
文化是一个社会传统的总和，文化内的各要素层层相扣，彼此影响。
4）动态性
文化和人一样，有生命的周期，文化也一样，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文化是传承的，是社会的遗产。
2.语言
（1）语言
1）语言的定义
语言就广义而言，是生物同类之间由于沟通需要而制定的具有统一编码解码标准的声音讯号。符号会以视觉、声音或者触觉方式来传递。
2）语言的结构
语言的结构包括音位、语素、短语、句子、篇章。
3）语言的特性
语言具有创造性、结构性、指代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特性。语言是人类的创造，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语言。只有人类才会把无意义的语音按照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成为有意义的语素。人类创造了语言之后又创造了文字。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形式。
4）语言的分类
语言的种类分为对话语言、书面语言、内部语言。而就大脑而言。脑语就是我们大脑时时产生的“思考”“思想”或“思维”的东西。语言是一个人能力的重要表述部分。
按照习得过程，语言还可分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人出生后，首先掌握和使用的语言，叫第一语言，是人自然学到并熟练运用于交际和思维过程中的语言。本族语言或母语一般来说都是个人的第一语言。第二语言专指本国内非本族语。
（2）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1）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生活方式的一种重要手段
语言是在自己特定的环境中为了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各种语言所在的环境必然会在语言上打上烙印。其次，统一团体的成员不仅交流他们的经历，也通过语言创造经历，运用语气、表情、肢体等语言或非语言的方式使其群体接受，语言承载了文化现实。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语言这种文化现象是不断发展的，其现今的空间分布也是过去扩散、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2）语言反映文化
语言是交际媒介与语言符号。语言交际是人类社会必需的另一种交换活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反映文化，揭示该文化的一切内容。同时语言又受制于文化，它的使用总要遵循一定的文化规约，它深深地扎根于文化之中。文化和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学习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有助于促进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
3）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工具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语言。这个系统是由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和符号与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组成。语言是文化现象，是文化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自成体系的特殊文化。文化制约着语言形式，文化是语言反映的内容。它随着人类的形成而形成，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我们从事社会活动需要借助的主要方式，语言与文化以各种方式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人类文化才得以产生和传承，不存在没有文化的语言。广义的文化包括语言，使语言为了适应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而变得更加精确和缜密。
（3）语言学与文化
现代语言学主要来源于两大系统：语文学传统和人类学传统。人类学传统是指运用人类学方法去研究没有书写系统和文字传统的社会集团的语言。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语言发展的同时，也承担着传承文化的责任。
3.交际
（1）交际的定义
从古至今，许多学者都对交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交际的定义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说服”派，另一个是“共享”派，该派认为交际是信息共享的过程。
跨文化交际是不同主流文化的人之间的交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交际的顺畅进行和切实有效性，让交际对方乐于接受，切实达到预期的交际目标。
（2）交际的过程
施拉姆提出的交际模式认为，包含发送者、接收者、编码、反馈几个重要的因素，他形象地描述了交际的过程：发送者将信息编码后发送给接收者，接收者对信息进行解码，并将反馈的信息再编码后传递给发送者。如此循环就形成了交际。
发送者是发出信息的主体。发送者并不总是有意识地发出信息，有时候他们发出的信息也是无意识、无目的的。接收者是接受信息的主体。信息接收者与发送者的连接可能是有意识的行为。
在交际的过程中，发送者需要通过一定的符号系统，发送者根据符号系统把信息转化为可被传递的符号的过程就是编码。传达信息的符号可以是言语，也可以是非言语。
信息是交际个体在某一特定时空的心态的具体写照，因此就面对面的交谈而言，还伴随着很多交际个体的非语言的信息以及交际环境信息。从跨文化语言交际来看，其中渗透了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密码。
解码是指接收者在接收到信息后，是一种对信息加工的心理活动。通过对信息的理解或翻译，信息源行为就被赋予了意义。
反馈是指信息接收者对所接收的信息采取的相应行为的选择。面对面的交流往往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信息的发出者能够获得最及时、准确的反馈。
（二）交际的基本概念
1.交际的定义
交际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commonis一词，意为“共同”“共享”。因为通过交际，人们可以获得更多“共同”和“共享”的东西。而来自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共同和共享的东西不多。跨文化交际就是要使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相互了解，从而消除交际过程中的障碍。
2.交际的基本要素
在交际的过程中，有几个因素十分重要，即信息发送者、反馈、交际渠道和语境。
（1）信息发送者
信息发送者指的是发出信息的主体。发送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或国家。
（2）信息接收者
信息接收者指的是接受信息的主体。接收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或国家。
（3）编码与解码
在交际的过程中，发送者需要通过一定的符号系统，而接收者在接收到信息后也必须通过相应的符号系统将信息转化为意义，才能够理解。
（4）反馈
反馈是指信息接收者反应的一部分，反馈对交际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交际者可以通过反馈来检验是否有效地传达和分享了信息。面对面的交流往往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信息的发送者能够获得最及时、准确的反馈。
（5）交际渠道
渠道是交际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渠道可以分为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两种。由于是面对面交流，交流者可以获得最丰富的信息和最直接、及时的反馈，信息传递的准确率也很高。
（6）语境
所谓语境，就是交际发生的场所和情景。交际发生的语境能够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交际的内容和形式。
3.交际的基本模式
（1）双向交际模式
施拉姆提出的交际模式形象地描述了发送者和接收者在交际时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发送者将信息编码后发送给接收者，接收者对信息进行解码，并将反馈的信息在编码后传递给发送者。
（2）单向交际模式
在交际过程中，如果接收者接收到发送者发出的信息没有及时反馈，这种交际模式就是单向交际模式。单向交际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信息的发送者单方面发出信息，信息的发送者不能及时地获得接收者的反馈。在单向交际的过程中，虽然信息传递的速度快，但由于没有及时的反馈，发送者不知道接收者是否收到信息以及对信息的理解如何。
（三）跨文化交际基本概念
1.跨文化交际的定义
国内外学者都认同跨文化交际学的多学科性、跨学科性、边缘学科性，与其相关的学科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但是对跨文化交际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
跨文化交际是一个符号的、解释的、相互影响的、与上下文有关的过程，当大量的和重大的文化差异导致不同的理解，并产生期望如何去更好地交际时，跨文化交际就出现了。
2.跨文化交际的界定
文化和交流都依赖于一定的符号系统。交际是人们赖以生存、文化赖以传承和储存的重要机制。但交际会受到文化的影响，由于人们共用一套规则，文化可以成为交际的润滑剂，特别是在差异很大的文化中，文化就会成为交际的障碍。
跨文化交际首先是一种交际，具有交际的一般特点，但是跨文化交际同时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交际，有着自己的特点和模式。
跨文化和同文化交际的过程和本质基本一样，二者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从理论上讲，不同人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性格、爱好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Richard E.Porter和Larry A.Samovar曾以一个连续体的形式表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程度，很直观地表明了不同文化群体间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
（1）跨种族交际
（2）跨民族交际
（3）同一主流文化内不同群体间的交际
（4）国际性的跨文化交际
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国际性的跨文化交际维度上。因此，本研究中所涉及的跨文化交际不包括国内同一主流文化内不同群体间的交际。而在交际层面方面，本研究只包括跨文化人际交往，而不包括跨文化的组织交际和大众传播。
3.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常常发生着各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有时是唇枪舌剑的言语的交锋，有时是表情手势的非言语交流。交际是一个交换信息，并赋予其意义的过程。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者进行的上述潜在过程要做到完全一样，跨文化交际因其跨文化的特点就使得这种完全相同的意义赋予更难以实现。
交际效果取决于交际双方在多大程度上对交换的信息赋予了相同的意义。误解固然是存在的，成功的交际者会设法将其降到最低限度。交际效果不是平常所说的是否理解了对方的意思和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思，而是多大程度地分享了信息和多大程度地降低了误解。
有效的交际指的是信息接收方在任何语境下能够理解信息发出方的意图并做出合适反馈的交际。
交际中的误解是指双方对同一信息所做出的诠释不一样。只要将误解降到最低，信息在传达和被诠释的过程中未被歪曲，交际就可以说是有效的、成功的。
（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本概念
1.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跨文化交际能力一般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情感因素、认知因素、行为因素。具体说来，一个跨文化的人应该能够做到以下四点：
（1）能够辨别出两个群体关系中的冲突区域；
（2）能够解释冲突的行为和信念；
（3）能够解决冲突或对不能解决的冲突进行协商；
（4）能够评价一个解释系统的质量，自己建构一个有效的解释系统。
2.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
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任务之一，因为只有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的构成因素和形成过程有了全面认识。从这个意义出发，这里主要探讨的是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1）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的概念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Noam Chomsky于20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他把语言分为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并且把两者对立起来。
关于语言存在结构系统和规则的观点在我国外语教学领域有着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此种语言理论只涉及语言系统本身或内部的内容，而未能解决语言的本质，即社会交际功能的问题。
（2）交际能力
①语言的词汇及语法知识；
②说话规则，如知道如何开始并结束谈话，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用什么称谓形式；
③掌握如何使用不同的言语行为，并对其做出反应；
④掌握如何适当地使用语言。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提出了一种与交际理论相关的会话风格理论。他认为，人们不可能只使用一种谈话风格，在真实的交际情景中，人们会根据语境和话题调整谈话风格。非正式的谈话风格中，说话人对会话的关注少。拉波夫的这一理论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推动了学术界对交际理论的深入研究。
语言学家桑德拉·萨维尼在研究了语言特征以后，总结出五种交际能力特征：
①交际能力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概念，内容取决于共享同一符号体系的交际者所认同的意义。
②交际能力适用于书面和口头沟通。
③交际能力是针对具体语境而言的。
④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在理论上是有区别的，语言运用能力是表现语言能力的能力。语言能力只有通过语言运用能力才能表现出来，语言能力才能得以发展、保持和评价。
⑤交际能力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交际能力取决于所有交际参与者的合作，这样交际能力的高低才能够显现。
卡内尔和斯魏恩对语言交际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交际能力概括为四个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
凡·艾克提出的交际能力模式包括六项能力，前四项能力与卡内尔和斯魏恩的交际能力完全吻合，所不同的是他增加了一个文化能力和一个社会能力。这六项能力是：
①语言能力：能够根据所学语言的规范理解和表达意义的能力；
②社会语言能力：能够理解语言使用受社会环境因素影响；
③篇章能力：在理解和创造篇章时能够使用一些恰当的策略；
④交际策略：在交际遇到困难时能够采用一些补救措施去说明自己的思想或弄清对方要表达的意思；
⑤社会文化能力：每种语言都是以其独特的社会文化为语境，外语学习者应该了解目的文化；
⑥社会能力：外语学习者愿意而且能够在与他人交往时，善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语言学家及语言教学专家一直在探索人际交往的奥秘，语言是交际的主要工具。语言能力研究起初定位在对语言的语法、语音等构成要素的研究，但是学者发现交际者仅有语言知识是不够的。运用语言的能力涉及社会文化范畴的知识，因此语言能力研究逐步发展成交际能力研究。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良好的交际能力呢？Boehner&Kellv将交际能力理解为“与自己与他人发生有效联系的能力”，这种理解考虑了交际的双方，包括：
①形成与达到目标的能力；
②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③对情况或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当调整以适应的能力。
他们认为有能力的交际者应该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实现自己的交际目标，并进一步指出，如果要在最大限度上实现自己的目标，需要具备以下能力：首先确定目标，然后要获取相关信息，选取并运用适当的交际策略，最后还要能准确评价交际的结果。
（3）跨文化交际能力
不难发现，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中都提及了两个要素：特定环境、有效得体。跨文化交际是与来自其他文化的成员发生的。我们可以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为在特定环境中与来自其他文化成员进行得体、有效交际所需具备的能力，包括知识、意识与技能三方面的内容。
①特定环境：能力指的是一系列的才能或者是有技巧的行为。能力的判定却是随着标准的不同而不断改变的。交际者具备有利于跨文化交际的性格特征，必须在特定环境中来考查是否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②有效与得体：有能力的跨文化交际者能与其他文化成员进行有效得体的交际。是指交际行为合理、适当，符合特定文化、特定交际情境以及交际者之间特定关系对交际的预期。有效是交际的结果，得体是交际的过程。但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可能会运用不同的方式，有的得体，有的可能稍欠妥当。又能够运用十分得体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交际。
③知识、意识、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偶然获得的，需要具备一定前提条件。如果交际者缺乏这些必备的条件，他成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语言、交际、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即具有交际能力；文化影响语言和交际，所以教授语言的理想目标是使教学对象使用所学语言在目的语的文化语境中以符合对方文化习惯的方式交际。
在对交际能力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交际能力的研究大都是以本族人之间的交际为基础的，而对交际能力与文化差异的关系研究得还很不够。
3.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界定
在过去的20年间，学者们对跨文化交际能力从不同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①自我及自我概念；
②对陌生者交际的动机；
③陌生人的社会分类；
④交际情景过程；
⑤与陌生人的联系。
学者们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界定虽然角度不同，但存在一定共性。语境是交际发生的环境、场景或场合，交际要在一定的场景中进行。交际者的社会角色、交际角色和交际目的直接影响交际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对象对行为模式、社会角色有不同的认知。由于交际对象交际行为与自身交际行为规范不符，从而产生厌恶的情绪。
二、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
（一）翻译的跨文化交际性质
语言交际在不同文化中都是以自身默契来编码与解码的，建立跨文化的东西方共识，以促进东西方文化间的沟通，以避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最终促成成功的跨文化交流。
自从产生了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通过语言交流思想以来，要使这种跨文化交际能够正常运行，就需要进行翻译活动。当最初的两个操着不同语言的族群邂逅时，双方的交流离开了翻译肯定是难以进行的，翻译也就随之产生了。翻译人员和翻译活动的产生，由最初族群之间、民族之间的微观跨文化交际，继而发展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乃至全球性的宏观跨文化交际。两者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翻译是一定社会语境下发生的交际过程，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涉及两种语言，是一种把语言文字、语言知识、文化修养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艺术。
随着时下文化研究热的兴起，从文化的角度，特别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也逐渐形成潮流。近20年来，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更加重视文化的转换。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就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二）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研究和实践
随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兴起，不少学者认为，翻译就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使译文完成相类似的文化功能。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参与交际的各方要十分熟悉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了解他人文化的目的是为了懂得对方的意思，而了解本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差异的目的，是既要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又不至于造成误解，甚至伤害对方。只有这样才能使交际顺利进行下去。
文化差异往往构成了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克服的最大的障碍。在必要时要避免使用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词语和表达法，要进行解释或改写。如果一味坚持使用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词语与表达法，那么往往难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确定翻译标准的依据，它以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为旨归。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译文忠实与否取决于译者对两种语言及其所表达的文化内涵的细微差别的掌握。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信息接收者的整体特点和具体个性的确切了解，以及对确定翻译标准适度性、翻译技巧选用的策略性、翻译质量优质性、翻译传播效果的实效性提供了定性或定量的依据。
综观国内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着重探讨了西方人的思维模式、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交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等；一些学者重点从语言的功能，文字的音、形、义及其文化效应的角度对汉语和英语进行了一定深度的对比；而更多的学者则是从翻译学的角度出发，主要研究在英汉两种语言互译中如何运用译入语恰当、准确地传达源语的语义以及其中的文化内涵的问题。
（三）跨文化交际与我国译者的文化态度
当今，跨文化交际活动和现象变得日益频繁，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时时处处都在发生，从而越来越引起人们对跨文化交际的重视。跨文化交际又与翻译活动紧密相关，翻译活动和翻译人员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中，我们应保持理性的认识，决不可自以为中华泱泱大国的文化影响力巨大，对跨文化交际停留在过去陈旧的认识上。跨文化交际平等、友好而和谐，相互学习，但实际上，这种跨文化交际往往是不可能一帆风顺、平等进行的，甚至渗透着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无声无息中争夺各自势力范围和话语权的斗争。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快速推进的今天，这种选择权和自主权的空间日益缩小。此外，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优势所带来的语言霸权，诋毁和摧残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对跨文化交际和翻译工作有理性的认识。我们既要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又要坚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既要有选择地译介西方优秀文化，又要对外译介我们中国的文化精华，让世界了解中国。在翻译实践中，应持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平等也就意味着尊重。
第三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思维差异与翻译
思维模式制约着语言结构，特别是句子结构的排列分布。阐释英汉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及其在语言中的表现特征，在外语教学中有必要进行源语与译入语思维模式及表达方式的对比。
人们常说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它首先是思维的唯一载体。人类的思维是借助语言进行的，没有语言就谈不上严密的思维。思维离不开语言，并成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思维不仅离不开作为材料和工具的语言，并且还支配着语言。人类在远古时期经过极其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使得语言在特定的自然条件、生存环境、社会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进而进一步促进了人类思维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特定的外部条件、环境因素、价值观对思维会产生影响，不同的思维模式反过来导致了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情感与态度取向等方面的差异。
在所有内存外在的主客观因素中，语言对特定人群思维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强有力的暗示、诱导作用。人的语言表达是受思维模式支配的，研究语言不能不研究思维。所以要真正获得某种语言能力，关键不仅在于掌握该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翻译作为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不仅是一种语言间的形式转换，而且更多地也是一种文化思维模式的转换。
一、英汉文化思维模式的差异
所谓思维模式是指人类看待事物、推理的基本模式，它包括思维形式、思维路线、思维顺序以及思维倾向等基本要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把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凝固成经验和习惯，赋予思想一定的模式，进而形成一种思维形态。
每一种语言都体现着使用该语言民族的思维特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生存环境以及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制度等的制约下，英汉两个民族在思维模式上形成了一定差异。而这种差异在英汉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往往被忽视，甚至出现错误。在翻译实践活动中有必要对源语与译入语民族的思维模式差异及其在语言上的表现方式进行研究，减少或避免误译现象的产生。
（一）中国人重整体思维，西方人重个体思维
整体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认知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为整体，而个体思维则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认知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
中国文化中，传统思维模式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直觉的整体性。中国传统哲学的出发点是“天人合一”，整个哲学是从人心的体验出发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则是“本体论”，以逻辑方法构造为第一原理，西方哲学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认识客观的本质世界。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都包括在一个整体之中。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反对孤立地了解某一个体。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语言观倾向于寻找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
西方文化坚持“天人相分”即“主客相分”的哲学观点，认为人与自然相对分立。西方文化注重个体成分的独立作用及相互关系，寻求精确和具体，强调形式结构和规则制约，由部分到整体。
（二）中国人重直觉经验性思维，西方人重逻辑实证性思维
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较多只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较少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西方思维则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
这种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英语注重形合而汉语注重意合。英语注重运用各种有形的连接手段，其表现形式严格地受逻辑形式的支配，句子组织严密，层次井然扣接。
（三）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西方人善于抽象思维
中国人在思维时，结合重现在大脑里的相关物象进行思考。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很发达，喜欢以事物的外部特点为依据展开联想。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这是历经数万年的历练，受其汉语言文字的诱导而形成的。中国文字是由整体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会意文字，其起源的形象当是原始图画，逐渐由图画形式改为线条即成为象形文字，有较强的直观性。尽管如此现代汉字的写法或结构仍浸润着丰富的物象，仍容易使人把它们同外部世界的事物的形象联系起来。汉语文字所隐含的物象十分丰富，逐步形成了形象思维的思维模式。
西方人所擅长的思维形式则是与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的物象相脱离的抽象思维。西方人抽象的逻辑思维很发达，热衷于建立概念体系、逻辑体系。西方民族的文字也是由图形演变而来，其字母的形成和发展跟汉语的象形文字有很多相似之处。西方拼音文字是通过没有意义的字母的线形连接构成单词这种有意义的最小语言单位，缺乏象形会意的功能。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人们逐渐形成了脱离现实世界的物象而纯粹借助于文字符号及其语义联系的抽象思维。英语民族多用抽象概念表达具体的事物，比较重视抽象能力的运用。这种表达给人一种“虚、暗、隐”的感觉。
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西方人善于逻辑思维。英语具有聚集性，而汉语具有流散性。英语的聚集性是指英语句子可以借助丰富的形态变化，以主语和谓语为焦点，构成一个庞大的“主体结构”。我们常常可以碰到长达100～200个单词的英语句子，有时一个段落就是一个句子。
汉语的流散性是指汉语缺乏丰富的形态变化，就容易造成逻辑混乱，所以只能化整为零，用大量的短句、流水句来表达意思。
（四）中国人注重螺旋形思维，西方人注重直线形思维
以整体性为基点的中国思维模式，重领悟而轻形式论证。在观察事物时，是一种螺旋式思维模式。而以个体性为基点的西方思维模式，逐个进行研究，因而更多强调逻辑分析，注重形式论证。这一差异也同样是汉英两种语言文字诱导暗示的结果。
汉字很容易勾起人们对现实世界里事物形象的想象或联想，中国人在长期使用这种意象化的语言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间接性。中国人语言表达含蓄委婉，在说话、写文章的时候，中国人通常把思想发散出去后还要收回来。这样的螺旋思维导致了汉语的螺旋式语篇结构，尽量避免直接切入主题。
西方语言的拼音文字则不易勾起人们对现实世界里事物形象的想象或联想，西方人在长期使用线形连接和排列的抽象化的文字符号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直接性。所以西方人在思考或运用语言时，往往不愿重复前面已使用过的词语或句式。可见，西方人语言表达直截了当、干脆利落。西方人认为事物之间是独立的，一切都在向前发展变化。所以直线形思维的西方人认为，说话、写文章的时候直接表达必定优于间接表达，不能用无关的信息掩盖真实的观点。英语的语篇一般按直线展开，通常包含四个部分：导入、主题、支撑、结论，再从数个方面对主题进行阐述，最后得出结论。
（五）中国人强调主体，西方人强调客体
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西方文化则以物本为主体。中国人本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人文为中心，以人生为本位。儒家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注。
西方物本文化主要则表现为以物本为主体。西方人偏重于对自然客体的观察与研究，西方人以认知自然为视觉焦点，崇尚自然、探索自然，最终征服自然，主宰宇宙。
汉民族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所以汉语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主动和被动不分的句子。西方民族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对思维的主体和客体有严格的区分。
汉民族较注重主体思维，而西方民族则较注重客体思维。这两种思维模式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汉语常用有灵主语；而英语则常用无灵主语，即用无生命的物体或抽象概念所充当的主语。
二、英汉思维模式差异在语言结构上的表现
（一）形合逻辑与意合逻辑的表现
无论在单句内部还是在句群结构上，英汉两种语言的最显著差别就在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是因为英美人的分析思维形成了一种强调以经验为基础的偏向；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则形成一种强调意念流而比较忽视逻辑形式论证的思维定式。英语句子的句法构筑和信息传递借助于词语的裸露的、丰满的形态变化，以形统意。英语高度形式化、逻辑化，句法结构严谨完备，重分析轻意合；而汉语则不太注重形式，句法结构不必完备，重意合轻分析。英语句形合的突出特点是空间搭架形式，通过大量反映形式关系的动词不定式、分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等把句子其他各个成分层层搭架。汉语句意合特点的突出表现则是时间的先后顺序，把事情一件一件地交代清楚，呈现的是一个时间顺序的流水形图式。
（二）从部分到整体与从整体到部分的表现
英美人思维上个体优先，从部分到整体，强调形式结构程式。中国人思维上则整体优先，从整体到部分，强调整体平衡、整体程式。
（三）直线思维与曲线思维的表现
英美人的思维更直截了当，他们习惯把要点放在句首先说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标志一一补进；而中国人则习惯于从侧面说明、阐述外围的环境，最后才点出话语的信息中心。这种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英语句式结构多为前重心，头短尾长；而汉语句式结构多为后重心，头大尾小。
（四）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表现
英美人擅长于用抽象概念表达具体的事物，中国人则更习惯于运用形象的方法来表达抽象概念，不太重视纯粹意义的抽象思维。
第四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与意识形态
自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后，人们逐渐把翻译研究的重心从微观研究扩展到了宏观研究，不仅关注翻译的内部研究，而且关注翻译的外部研究，因而拓展了其研究视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反映，翻译必然要涉及翻译作品，并反映所在社会的各种关系。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时空、跨文化交际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因素。目前，翻译理论界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翻译活动不是纯客观的语言转换，而是涉及源语和译入语两种文化，译入语文化语境里的翻译与权力、翻译赞助人以及诗学观念等等。
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群体持久的信念和信仰系统，从而成为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合法化的思想观念体系。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既定的意识形态的氛围和环境之中，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熏染和影响，从而认同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内涵有两个基本点：（1）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体系或信仰体系；
（2）这种思想体系或信仰体系是特定阶级、辩护，或对某种社会制度进行批判、改造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当难以定义的概念，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就是指一组观念、思想体系，是上层建筑中的核心成分。
一、翻译理论研究中的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翻译学者们开始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所形成的压力。作为一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翻译活动赞助者会利用他们的话语权直接干预翻译过程，操纵他们有限的话语权和诗学技巧，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因此，译者在跨文化交流的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批评话语影响其话语选择，决定其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讲，没有意识形态的批评话语，就没有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自从翻译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之后，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我们文化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文化政治实践”的操纵。英语及其价值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美国和英国等国的民族文化氛围主要接受与其意识形态相和谐的异域文本。因此，韦努蒂呼吁采用一种抵抗式的翻译策略，用异化的手段进行翻译。
在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政治的焦点转向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化多元化，使以文化批评为主的翻译研究占了主导地位。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以其强烈的政治性，反映出翻译活动绝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后殖民翻译理论把翻译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译者由于意识形态、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当翻译研究的视角从语言的乌托邦转向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意识形态——这个一定社会与文化的产物——就始终以一种隐性的作用操控着翻译。
二、意识形态的操控与翻译中的改写
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翻译的道学家们把那些仿译、伪译、伪作一概排斥在译学领域之外。20世纪80年代，翻译理论家们不再将自己局限于对“等值”的探讨，将目光投向广阔的文化空间。他们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个简单的语言符号解码过程，而且被赋予某种权力为读者建构某种文学形象。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得到了深入的探究，因而也就成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力是强烈而持久的。翻译活动的对象是语言，而意识形态的建构又离不开语言，因此，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操控必然会引起对语言工作的操控。操控学派是翻译文化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是操控，且存在于受操控的社会；翻译过程中避免不了改写，始终受制于各种约束力，是特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操控的结果。这些权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抉择。
文学是一个具有约束机制的系统，其约束力主要来自于包括意识形态、地位要素等制约因素在内的系统外赞助人，以及包括文学技巧、自然语言的系统内诗学。到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合作将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从诗学的角度看，翻译是从技术的角度对原文进行改写。“改写”可能主要包含以下这样三层意义：（1）文学史的改写；（2）文学作品的改写、改编成其他的形式；（3）翻译的改写。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现代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人越来越少，当时被改写的译文往往替代了原文。赞助人与其说是对“诗学”感兴趣，不如说是对意识形态更感兴趣。
译者是在诸多制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参与种种操控与改写活动的。反之，如果译作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强制性接受，那么它会被认定为一种共有价值观的体现，同时在翻译中要求一种完全的等同。
三、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
翻译并非是中立的，不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文化、变形与再创作。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与社会实践，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操纵翻译的文本选材
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选材和翻译技法上。虽然影响译者选材的因素很多，政治因素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操控译本选择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苏俄译品一枝独秀，而欧美现代作品却芳踪难寻，这恰好也反映了政治取向能够有力操控翻译选材的事实。受当时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西方（尤其是欧美）现代文学大多政治反动、思想颓废，是反现实主义的反动文学。
中国翻译史上最为突出的翻译家之一就是严复，他对翻译事业有执着追求。他的翻译以及他对翻译事业的选择，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这种新形势迫使思想界探索新的救国理论和进行价值重建。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严复把注意力集中到精选当时西方的先进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上。这些作品的思想构成一定的体系，都是根据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实际需要和自身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来选择的。他的译作所宣扬的自由、法治、经济等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可见，严复是为启迪国人的民族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勤奋译书的，因此他翻译的每一本书都有鲜明的针对性。
（二）操纵翻译的目的
根据功能目的论，翻译的目的性或意图性意味着翻译是一个有选择性的行为。翻译不可避免地会与上层建筑发生关系，翻译就变成了精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诸多方面进行操控，这种操控明显地体现在翻译目的的政治性上。翻译行为的目的是为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提供辅助材料，译作实际上是充当官方政治话语的佐证。
（三）操纵翻译的解码过程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解码过程也进行操控，翻译首先表现为阅读行为，是解读行为。作为译者的读者首先要对源语的信息代码进行解码，从而影响到用译入语形式进行二度编码的翻译过程。换言之，同一文本经过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译者的解读与表达，其译文差别会很大。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而且还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认识世界的角度往往也会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模式。人类对信息的形式和内容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依赖于本民族的文化模式。原文作者通常是根据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来理解和传达信息、表达感情的，并确定关联性的存在。可见，在翻译这一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将其个人生活经验、审美情趣、文化和历史背景以及如何认知和阐释原文文化意蕴等渗入其中。
（四）操纵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策略是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做出选择的。翻译首先是一种阅读行为，是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解读行为。译者即解读者的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与作为二度编码的翻译行为关系密切。语言背景有时不能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真是要到字字计较的地步，是幽默还是嘲笑，有时在于一字之差，结果都会影响读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译者总不免对源语文化进行挪用和改造，以满足译入语读者的期待和维护整个译入语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这种创造性的叛逆反映出翻译中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首当其冲的往往是意识形态的交流。
四、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翻译的权力与话语
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和操纵着翻译和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话语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是一种“权力”。在他的谱系学理论中，权力居于中心地位，权力不仅是话语运作的支配力量，而且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
话语是不同社会群体争夺霸权及意义与意识形态产品的斗争和斗争对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定会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自身文化因素的规约和限定。权力意味着控制和影响，同时也是控制和影响译本的施动者。译者是否认同语言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他者，会使翻译的结（效）果大相径庭。
权力话语一直在指导或限制着文本的创作和批评以及其他形式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意识形态可以被掩饰，但只要与权力产生联系，翻译行为就难以避开意识形态。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阅读和阐释都会受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人类科学产生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层次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并使其合法化，这一过程是通过话语实现的。作为语言本来是无阶级性的，但作为言语乃至话语却无不关系着人的主观情感、认识水平。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里，翻译成为权力与话语角逐的最新领地，也有助于权力的建构。翻译文本的生产离不开权力关系，因此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翻译。自我身份的塑造、多元文化和价值取向决定知识的产生。翻译作为一种知识的生产形式，无疑会产生更大的权力。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意识形态对翻译有着一定的操纵作用，因为译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但是，近现代世界历史表明，强国通过其文化霸权行使对弱国的欺凌。西方文化被视为先进的、高高在上的，而东方文化被视为落后的、愚昧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西方翻译的这种不平等对话，在外译汉时则往往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反映在意识形态的差别上，意在施行其文化霸权。从根本上讲，翻译就是把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输入到本土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翻译就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意味着颠覆，因而也意味着对本土文化的考验。
在翻译研究中，边缘话语也可以以抵抗帝国主义权力话语的方式，逐步走向中心。翻译中语言的新颖性、异质性说明了在表达文化差异时，翻译是言有所为的。它摧毁了原文的指称结构，打破了欧洲自我中心主义和种族至上的优越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盛行的今天，“边缘”或“他者”的身份反而被视为一种文化的优越。
五、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研究的意义及启示
如果翻译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这种可悲却常常不可避免。意识形态几乎对翻译的每一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其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译者往往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了意识形态的调控和限定，从而自愿或不自愿地使自身的话语操作行为成为权力的代言人或辩护者。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西方学术俨然居于霸主地位，于是，西方的学科范式、理论以一种“新”意识形态的方式发生着作用。西方话语的强势往往使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其理论与研究范式，这也是我们的翻译研究与翻译行为在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之一。在全球化浪潮不断扩展的今天，如何重塑文化自觉、重新发掘和建构本土文化身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要做的，是要坚持本土文化身份，把对语言的字面转换拓展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内涵阐释，从而以务实的态度促进文化的良性互动和多元文化的发展。
意识形态对翻译有着深远和广泛的影响，但是从本质上看这种影响是相对的。在翻译过程中，作为认识主体的译者有能力意识到自己在翻译过程中所受的内、外在因素的影响，他就有可能凭借一个译者的素养、道德和良心去克服或超越这种影响。诚然，意识形态理论的引入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域，使其转向了翻译的文化与社会研究。这也许是意识形态理论对翻译研究最为深刻的意义和启示所在。总之，全球化带来的语言文化趋同为翻译提供了更好的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