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第一门生”
——胡宗南上将
胡宗南，被称为蒋介石第一门生，曾被树为“黄埔楷模”，掌管着黄埔子弟组成的第一军，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军”。淞沪战役时，胡部作为战略预备队也投入了战斗，颇得好评，仗打得十分顽强。抗战期间，胡部作为战略预备队，得到很大的发展，一跃成为手握重兵的西北王。然而他的精力主要放在防范中共方面，对日战争几乎很少出力。解放战争中，胡部作为重点进攻的一个主要方面，进攻延安，虽然得手，却在其后的战斗中损失惨重，逐渐丧失与中共作战的勇气，率残部一路逃至汉中、成都、西昌，所部第一军也被迫投诚。
在黄埔出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胡宗南是最风光者，官拜上将，开府封疆，是公认的天子第一门生。他功名心强，心机深沉，棉湖一战，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秋，已经退守四川的胡宗南正在苦心经营所谓的大巴山防线，然而他的内心却是一片绝望，国共战争胜负已定，国民党军队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如今的一切抵抗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他长叹一口气，今后前途何在？出路何在？让人费思量，费琢磨。
胡宗南的心理被中共方面看得透彻，周恩来的心里油然生起了一股浓浓的黄埔情，眼看昔日的学生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疑，他有心为他指点迷津。
策反胡宗南的工作在悄悄地进行，信使就是胡宗南的老部下，两年前在陕北清涧战斗中被俘投诚的原24旅旅长张新，他带来了中共有关文件和周恩来的希望。张新认为，当今天下大势已定，胡宗南是个明白人，应该能够迷途知返，阵前起义，走向新生。
胡宗南的确是个明白人，否则他就不会与张新彻夜长谈，他的心在受着煎熬，理智与感情在交战。胡宗南看得十分清楚，蒋家王朝已是明日黄花春去也，撑下去也只是为其殉葬而已。
他的心思在活动，因此他与张新的交谈十分深入，对共产党的政策也问得仔细。张新的心里燃起了希望，这正是一个人面临重大抉择前应有的审慎。
然而，走向新生就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意味着与蒋介石的决裂。胡宗南的神经显然禁不住这样的折磨与考验，士为知己者死，蒋介石对胡宗南可说是恩重如山。黄埔军校藏龙卧虎，将星如云，但由黄埔毕业担任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最风光者非胡宗南莫属，开府封疆，坐镇一方，率甲数十万，官拜上将，被树为“黄埔楷模”，公认的天子第一门生。如今，蒋介石正处于落难时节，他此时的投诚与起义，无疑是在蒋介石心上插上一把刀，也极可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大放悲声，往事历历在目……
胡宗南，1896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县，原名胡斋琴，听此名，就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不出乎旧式文人一类，这种家庭的孩子一般都很注重教育，有着强烈的功名心。胡宗南也如此，早年就奋发刻苦，为了读书时不受蚊虫干扰，常将双腿置于酒瓮中，这就有点头悬梁锥刺股的意思了。只可惜，大清朝已经取消了科举，胡宗南中学毕业后，也只能在当地的一所小学做个乡村教师了。
这一干就是8年，这8年间，胡宗南并不安分，经常利用暑假外出游历，去过十里洋场的上海，去过六朝古都的南京，还一个人独自北上幽燕之地，考察了津、沽、榆一带的山川地势，感时忧愤，发思古之幽情，独怆然而涕下。由此可见，胡宗南的胸怀，可不是三尺课堂能容纳的。
果然，当他一听说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当即起了投笔从戎之心。那一年，他已经28岁。
在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中规定，投考者年龄应在18岁至25岁之间，显然胡宗南是个超龄生了，因此，在黄埔一期的学生中，大概除了被称为“曾老大”的曾扩情（40岁）等少数几个人外，就数他年长了，再加上阅历丰富，心机深沉，因此胡宗南在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中就显得特别的稳重。比如说，当时黄埔岛上左右派斗争激烈，分化为两个阵营，一为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为孙文学会，但胡宗南并不轻易表态，他是两方都接触，除了积极参加左派组织血花剧社的演出，还主动找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谈心，但同时又与右派学生首领贺衷寒称兄道弟的，真个是左右逢源。直到蒋介石露出支持右派的倾向，他才表明自己的选择，站在了孙文学会的一边。
胡宗南在黄埔时的照片。
从黄埔毕业后，胡宗南被分配到教导一团任见习少尉，不久，就正式担任团直辖机枪连排长，旋即参加了两次东征的战斗。胡宗南表现优异，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因为当时机关枪还是一种新式武器，战场上威力奇大，所以非在关键处是不舍得一用的，因此机枪连的表现也特别抢眼。
话说自东征打响后，黄埔军旗开得胜，先取下淡水，然而危险也在逼近，由于东征联军中的左翼杨希闵部、中路刘震寰部与叛军陈炯明部林虎早有勾结，始终按兵不动，致使林虎得以从容集中主力两万余人，从兴宁、五华一带抄袭黄埔右翼军的后路。此时黄埔军已出师一个多月，攻击前进达四百公里之遥，后方补给困难，陷入了进退维谷之境。敌我双方对这一态势都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当蒋介石率部回师棉湖的时候，林虎也率精兵两万，分数路如急风暴雨般直扑棉湖。当场就把蒋介石率领的教导一团围得风雨不透。
林虎是个善打恶仗的人，此役充分显示了他的作战风格，死围不退。近中午时，敌前锋已距团指挥部二三百米远，全靠陈诚指挥的炮兵连掩护，勉强支撑。
战至下午，敌发动最后攻击，团指挥部只剩下数十人，在前沿指挥作战的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加伦都焦急万分。蒋介石急红了眼，下了死命令，团长何应钦必须坚决顶住，不准后退。
何应钦终于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胡宗南率领着机枪连闪亮登场，四挺机枪呈扇状铺开，子弹打得如飞蝗一般，后边则是上着刺刀的敢死队员。林虎手下都是些汉阳造之类的，如何抵御这泼风般的冲击，如同秋风扫落叶撤下阵去。
黄埔军终于有了喘息之机，再加上教导2团适时地增援到位，于是主客易势，反败为胜。
棉湖之战，让蒋介石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明白，此役“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因此，对出力有功人员都心怀感激，特别是在危急关头冲锋陷阵的胡宗南，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应钦回忆说：“棉湖之役，余率第一团与敌苦战，宗南兄时任机枪连排长，掩护本团作战有功，自是即崭露头角，深为领袖所器重。”
自从棉湖之役后，胡宗南仕途坦荡，到了北伐时，他已经升任团长职，跟着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一路杀向了江西。
没想到，胡宗南在南昌城下吃了个败仗。
王柏龄算是黄埔的元老了，与蒋介石有同窗之谊，也是蒋介石在黄埔时期的左膀右臂。此人虽然颇有能力，但思想反动，作风散漫。自打进入江西以来，第一师的纪律就逐渐松弛，以致打下南昌后，师长本人竟不在驻地牛行车站，而是钻进了省城花天酒地。因此，当孙传芳的军队反攻牛行时，竟然军中无主，导致阵脚大乱。
驻守牛行的有北伐军三个团，分别是孙元良的第1团、胡宗南的第2团和薛岳的第3团。关键时刻，就看出了个人素质的高低，孙元良首先放了鸭子，胡宗南尽管也抵挡了一阵，但孙元良一撤，他也没了信心，跟在后面溜之乎也。只有薛岳认认真真地抵抗着，最后力所不支，且战且退，始终保持着队伍的完整。
由于牛行车站的失守，孙传芳的部队调动自如，一举反攻南昌得手，北伐军遭遇自出征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事后总结失败原因，蒋介石很气恼，认为率先逃跑的孙元良罪不可赦，当众宣布军法从事。
胡宗南壮着胆子进入了蒋介石帐中，孙元良是他的黄埔一期同窗，黄埔同学枝叶相连，出于情谊，他恳求蒋介石枪下留人。
鉴于孙元良的一贯忠诚，又是自己的黄埔弟子，蒋介石答应了胡宗南的请求，将之秘密送往日本，算是逃过了这一劫。
胡宗南心里也是一阵感动，他打心里认定了蒋校长有一片慈母严父的胸怀。他没想到，正是蒋介石的偏心，让森森军法打了折扣。
自牛行败后，蒋介石对第一师进行了严厉的训话，声斥他们忘掉了第一师的优良传统，坏了军纪。知耻而后勇，胡宗南在后来的一系列战斗中表现神勇，攻打涂家埠，一举切断南浔线，赢得了江西战场上的主动权。接着重夺牛行车站，会攻南昌，江西全境克复。一个多月后，又开进浙江战场，富阳之战，以少击多，救友军于苦海，严州苦战，孤军斗敌，全身而退。胡宗南充分地展现了他的用兵才华。有人说，这也是胡宗南在一生的军旅生涯中最指挥如意的时候，真个是进退自如，如身使臂。因此也有人讽刺他，胡宗南也只有指挥一个团的能力。再多，他就力不从心了。
蒋介石下野期间，胡宗南做了两件让蒋介石很满意的事，从此官运亨通。中原大战表现出色，开始执掌第一师，从此步入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行列。
然而胡宗南的仕途却远非到团长止，“清党”行动开始后，蒋介石对第一师也有头疼的地方，第一师是正宗的黄埔老底子组成，共产党对其一直有着很深厚的影响，而新提拔的师长薛岳显然驱共不力，于是将薛岳免职调回了广东，师长一职则由邓振铨接任，胡宗南则升任为第一师副师长。不久，因邓振铨久假不归，胡宗南遂代理第一师师长职。
胡宗南任代师长期间正值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有两件事情他做得很漂亮，让蒋介石十分满意。
第一件事是龙潭大战的突然爆发。自从孙传芳与北伐军作战失利后，他开始与北方的奉系联手，先巩固腹背，并于1927年8月，亲率大军，饮马长江，反攻南京，一场著名的龙潭大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据说，孙传芳是特别善于组织大规模会战的，集中优势兵力，取一箭定江山之效。此次作战，更是势在必得，精锐尽出。他传令，渡江部队一律只带数日干粮，江面上只留有限船只供联络使用，采“破釜沉舟”、“背水结阵”之法，以示有进无退，置之死地而后生。
由此可见，进攻之初，孙传芳军队士气之盛。8月25日，孙军主力由划子口、望江亭、大河口三处向乌龙山、栖霞山、龙潭强渡，并由八卦洲、十二圩向燕子矶、芭斗山、镇江偷渡，以掩护主力过江。很快就占领了栖霞车站和附近的高地并向南京逼近，京沪线及电信均被切断，孙军的先遣队已经出现在尧化门一带。南京城里一片混乱，政府机关、党部、报馆纷纷将招牌取下，各人摒挡行李，准备向汤山方向逃避。
这一战，黄埔军最初采取消极态度，因为孙军正面是李宗仁的桂系。前不久，桂系“逼宫”，把他们的校长赶下了台。黄埔军顿失倚恃，怨愤四起。加之蒋介石临下野前，一再嘱咐带兵将领，要珍惜这点家当，作东山再起之本。所以，正在驻防杭州一线的胡宗南第一师只是按兵不动作壁上观。
眼看着南京城吃紧，小诸葛白崇禧心急如焚，连连向驻扎在沪杭线上的第一军下令，火速增援前线部队。
接到白氏的命令，黄埔少壮派军人一片哗然，意见分歧。由于此事关系重大，不容迟缓，黄埔同学会交通股股长宋希濂居间奔走，将各部带兵将领聚到了一起，他要各位在座的校友拿定主意，这仗是打或不打？
争论非常激烈，胡宗南最终拍了板：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再一味避战，连根本之地都丢了。只有先收拾完了孙传芳，再和桂系从容论道。
胡宗南的这番话很有道理，在座的黄埔生又数他军阶最高，已经挂上了少将衔，说话自然有分量。
于是胡宗南之第一师、刘峙之第二师、顾祝同之第三师、陈诚的第二十一师相继拍马杀到，最终赢得了龙潭大战。蒋介石事后有极高评论：“此役关系首都之安危，革命之成败，在国民革命军战斗史上实占重要地位；而战斗之激烈，可与棉湖、松口、汀泗桥、武昌、南昌诸役相埒，或且过之。”
龙潭战役过后，胡宗南率第一师重回杭州驻防。这时候有消息传出，李宗仁、白崇禧正打算以军委会的名义要求何应钦下令，将驻在京沪杭一线的第一军撤到江北，以防孙传芳对南京反攻。所遗之防地，则交由桂系军队换防。
李、白这一招也太露骨了，分明是要置第一军于死地，让他们夹于孙传芳与桂军之间，形成腹背受敌的形势。胡宗南等人当然很愤怒，因此密报正在奉化的蒋介石请示对策。
蒋介石冷哼了一声，李、白是要借刀杀人呀！他指示黄埔同学会立即组织起团长以上的黄埔生到上海的朱绍良家里开会，商量对策。
胡宗南与二十多名黄埔军官来到了上海朱绍良家，将会客室挤得满满当当。会议虽由朱绍良主持，但胡宗南却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一者他的官阶最高，二者他的态度很慷慨激昂，分析形势也很到位，自然受到大家的瞩目。
一、校长蒋介石英明，在国内无出其右者，现在虽然暂时下野，但东山再起指日可待。因此我们军校同学带领的军队绝不能脱离他的领导。
二、李、白阴险，何应钦不是其对手，容易遭其愚弄。
三、李、白让我们部队移驻江北，而把京沪杭交由广西军队接防，其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军队直接面临着孙传芳和张宗昌的军队，而他们又截住了我们的后路，这是很危险的。
四、江浙地区富庶，我们要向北进，必须有江浙地区物资的支援，要有巩固的后方，如果没了现有的防区，就等于是没有后方了。
胡宗南的讲话成了这次会议的决议，在座的黄埔生形成了一致的认识，即追随蒋介石，只服从其一个人的领导。而国民政府其他要人，包括何应钦在内，都不能完全指挥这支军队。因此，黄埔军也就成了蒋介石的私家军队，成了蒋家王朝的御林军。
这一结果自然是蒋介石最希望最满意的，而胡宗南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和对他的忠诚与拥护，也让蒋介石很感动，从此提携之，重用之，开始作为股肱之臣而培养。所以，到了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已正式升任为第一师中将师长。
中原大战后，胡宗南升为第一师师长。
胡宗南的升官速度让人咋舌，第一师是蒋介石黄埔建军的起家部队，其前身为大革命时期的第一军，只是编遣会议后缩编为第一师，原汁原味的黄埔嫡系，因此无论是建制、装备、待遇都高出其他军队一筹，老师长刘峙在出征的时候也是常兼方面军总指挥的。因此，第一师被誉为“天下第一师”，师长的位置也是非常惹眼的。
已经升任河南省主席的刘峙其实心中是有人选的，就是他的副师长徐庭瑶，此人保定军校毕业，作战勇敢，带兵有方，资历也与刘峙、顾祝同等相仿，应该是个合适的人选。
胡宗南不乐意了，凭什么黄埔的军队要由保定系的人执掌，他反对这种按资排辈的用人标准，如果新人不能脱颖而出，又怎么能建立起黄埔系的军事力量。所以他扬言，如果徐庭瑶当了师长，他立马辞职不干。
胡宗南的要求得到了黄埔同学的支持，蒋介石也有心打造一支忠于他的黄埔军事集团，因此破格提拔胡宗南当了第一师师长。
胡宗南的破格提拔没有人不服气，一则蒋介石支持，二则他在前不久发生的中原大战中确实表现出色。战斗不久，代师长徐庭瑶就因为手臂负伤撤下了火线，下面的仗几乎都是由胡宗南指挥的。特别是油菜坊一仗，那真是惊心动魄，当时胡宗南的第一师正由豫东调津浦线，大部队已经开拔，胡宗南只带着一个团殿后。恰在这时，冯玉祥的部队突然发动进攻，一举突破中央军的油菜坊阵地，前锋逼近蒋介石的指挥列车不足十余里，只要冯军咬紧牙关，打一个冲锋，一顿饭的工夫，就会打到蒋介石的帐下。
当时，拱卫于蒋介石周围的部队已经撤离，形势十分危险，正在开拔途中的胡宗南没有犹豫，当即喝令停车，只带着一团人马投入了战斗。
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冯军想以多吃少，乱拳打死好汉，一窝蜂地涌上涌下，胡宗南的第5团也被迫陷入了混战之中，指挥官都上了第一线，团长陈焰也在混战中战死。
恶战数小时，胡宗南的第5团如同汪洋中的礁石，任凭风浪侵袭，就是屹立不倒，冯军大部队始终突破不了。眼看着蒋军援兵将至，没奈何，只能悻悻撤兵。
蒋介石的指挥部终于转危为安，胡宗南也因此声名鹊起。何应钦晚年为胡宗南年谱作序时还不忘提及此事：“中原事起，宗南弟率第一师转战津浦、陇海两线。油菜坊一役，尤著声威。”
何应钦的评价没有溢美，在中原大战中，第一师可说是表现最出色的部队，大踏步进，大踏步退，朝在陇海，夕在津浦，各个战场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反蒋联军闻风丧胆。据说，两军对垒时，只要第一师报一声名号，对方未战已胆怯。
培植军中骨干，执掌复兴社军中特工。
自从正式执掌第一师，胡宗南加紧了对部队的建设，第一师本属甲种师，下辖三个旅，为了实现黄埔化，胡宗南全面地贯彻了黄埔人才路线，以黄埔军校各届毕业生充当部队旅、团、营、连各级干部。与此同时，为了培养自己的班底，仿效蒋介石办黄埔的经验，创办军事学校以培养人才，比如在这一时期在开封成立的“第一师军官训练班”，结业人员充当部队的基层干部，这样，就使第一军上下凝聚，形成了带有私人色彩的军事集团。
为了增加自己在军中的威信，胡宗南对自己的行为也很检点，律己甚严，他的衣着与士兵相同，冬天里寒风刺骨，他的客厅里如果没有客人是不生火炉的，脸颊上都是冻疮；夏日里烈日炎炎，依旧是一身灰色军装，虽然大汗淋漓，但风纪扣却是扣得严严实实，而且是多少年一贯如此，这就不能说是单纯作秀了。因此，胡宗南能在第一师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也就可以理解了。
胡宗南已经隐约成了黄埔学生的领袖，举凡黄埔系内的一些大事，都缺不了他。1931年底，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下野前，他召集了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等黄埔生开会，暗示他们组织起来，保卫他的独裁统治。
贺衷寒等人当然不敢怠慢蒋介石的意旨，于是一行人在南京一家叫做浣花菜馆里边吃边聊，这时来了个不速之客，此人便是胡宗南。原来他由西北赴奉化，路过南京，特地出席餐会。
以胡宗南现在的地位、身份和影响，当仁不让地成了这圈人的中心，他催促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迫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要应该赶快推举几个人出来负责筹备。”
胡宗南的意见果然有效，这件议而不决的事情当即就有了眉目，胡宗南也毫不客气，一下子就提出了五个人选负责筹备，大家也无异议。胡宗南说完后就退席了，他还要急着赶到奉化，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呢。
于是，中国现代史上声名昭著的特务组织“复兴社”进入了加速酝酿的阶段，第二年的3月里，蒋介石就召集了胡宗南在内的黄埔系骨干分子40多人，在南京组织了“中华民族复兴社”，蒋介石亲任社长，胡宗南虽然没有负实际责任，但却是蒋介石指定的参加者，所以更显身价。凡复兴社人员，对之无不尊重；凡胡之意见，往往具有决定作用。他也俨然以复兴社幕后人自居。
从此，复兴社成了胡宗南掌握军队的一个重要工具，特别是后来成为西北王后，复兴社在西北各省的地方组织和军队、政训、国民党军训各个系统的人员，都在他的直接掌握之下，予调予征，任其驱使；即使是绝对独立的军统特务系统，其派驻在西北各地的机构也同样要听从他的指挥。这一点，即使陈诚、汤恩伯等权倾一时者，都是无法做到的。
同门相煎，胡宗南对阵徐向前，彼此杀得难分难解。山城堡折戟，胡宗南遭遇出道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1932年夏，风头正劲的胡宗南率领第一师参加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由于受到张国焘“左”倾路线的干扰，红四方面军出现战略失误，始终打不破敌人包围，于是从皖西突然西进，威逼武汉，希望打开一条缺口。
被编入右路军的胡宗南部拍马赶至河口镇一线，将红军退路堵住，于是著名的河口之役就此打响。
此战为南京方面对鄂豫皖苏区的最后一仗，双方都是以主力出战，红军虽然作战勇猛，屡次击溃胡部防线，但却始终未能完成突破。
此战，红军得不偿失，红十一师政委甘济时和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先后阵亡，部队不得不向黄柴畈转移。
眼看着红军的周旋余地越来越小，经过会议讨论，决定由张国焘、徐向前率主力跳到外线，到平汉路以西活动。
胡宗南却是紧追不舍。
面对着一支疲乏之师，战略态势又发生对胡宗南十分有利的变化。以前红军在根据地作战，占天时、地利、人和，战略上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大退大进，飘忽作战；而现在撤退途中，每一役都奋死力拼，一山一寨之得失，都关系战局成败。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深知儿戏不得。以漫川关突围战为例，胡宗南率第一师从南面恶狠狠扑来，其余敌军分三路合击，形势危急万分，红四方面军被团团围在康家坪至任岭的深山峡谷中。胡宗南已叫嚣：要让漫川关成为红军的葬身之所。
幸亏战情复杂，敌我战线犬牙交错，胡宗南弄不清前面到底是哪一支部队，竟吹号联络。红十二师师长旷继勋也犯了错误，未能抓住战机，被徐向前阵前撤职。张国焘惊慌失措，主张部队分散突围，遭到了徐向前的反对，毅然派出虎将许世友、韩亮臣夺战北山垭口，为全军打开通道。此战凶险异常，双方均猛将精兵，许世友团的一个营，500人被打得只剩下100余人，韩亮臣也牺牲了。但红四方面军总算突围了。
胡宗南也发起狠劲，红军为摆脱他，越秦岭，走关中，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户县以东的彷徨镇，刚休息不久，徐向前起床一看，敌军第一师又排开散兵线扑了上来。此战激斗几小时，双方互有损伤，红十师代师长曹光南不幸牺牲。
徐向前再越秦岭，南渡汉水，终于甩脱第一师。尽管红军保存了下来，但在张国焘主持的“黄柴畈会议”上做出了红军越平汉路撤向四川的决定。从此，江西中央苏区失去了犄角之势，大大增加了今后反“围剿”斗争的困难。胡宗南部队的参战，对这一战略构想的破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徐向前和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交过手，如刘峙、陈继承、黄杰、汤恩伯等等，胜多负少。据他感受，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倒是非蒋所喜的卫立煌和徐庭瑶最难对付，余者就数胡宗南了。红四方面军到了四川，第一师还追了过去，在广元、昭化一带打得难分难解，不分胜负。对此，徐向前颇不服气，认为不能取胜的原因是胡宗南部队的装备实在太好了，又占了地利之便。如果换个位置，他也有取胜的把握。这不是夸口，不久之后，在山城堡一役中，第一师就在原红四方面军骁将陈赓手下被打得满地找牙。
山城堡之战发生在西安事变前夕，这时候胡宗南已经是第一军军长了，创了黄埔生的升官纪录。
蒋介石想给胡宗南升官已经是未雨绸缪，在这之前，第一师已经扩大了编制，下辖4个旅11个团，这在国民党军中是绝无仅有的，超出了常规，明眼人都看出，胡宗南升军长已是早晚的事。
果然，蒋介石很快就宣布第一师正式扩编为第一军，由胡宗南任中将军长，下辖两个师，分别为第一师和第七十八师，第一师师长由胡宗南自兼，下辖2个旅4个团；第七十八师师长为丁德隆，下辖2个旅4个团。另外还有军直辖骑兵、炮兵、辎重、通讯部队等。
第一师扩编不久，就接到蒋介石征调命令，红军三大主力已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这让蒋介石非常震惊，于是调集重兵，对红军进行“围剿”。
胡宗南部充当进攻红军的主力。刚刚完成会师的红军早就瞄着胡宗南了，有心要拿他开刀立威。于是利用胡部的轻率冒进，在山城堡设下了战场。
这一战是红军的精心安排，早就未雨绸缪了，先是知会已与红军达成默契的与第一军配合作战的东北军王以哲部，让他们延缓进军，使胡部形成孤军作战。同时考察了地形，发现洪德、豫旺、盐池这一带除山城堡有供大军使用的水源外，其他都不适合宿营，因此在山城堡设下战场，不怕胡宗南不来。
果然，1936年11月下旬，丁德隆的七十八师陆续开进山城堡，早就埋伏好的红军开始扎紧口袋，丁德隆见之并不担心，他一面报告胡宗南，催促王以哲部进兵配合作战，一方面摆好阵形，凭着第一军的优良装备，红军想生吞它并不容易。
胡宗南的电台滴滴作响，王以哲竟是充耳不闻，最后干脆关了机，他早想好了托辞，就说是电台出了故障，谅胡宗南也无可奈何。
现在只剩下七十八师与红军单独打斗了。红军方面指挥作战的是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他也是黄埔一期生，与胡宗南、丁德隆及第一军副军长李铁军都是同窗，不久前还以老同学身份与之通过信，希望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放弃内战，一致抗日。但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三位老同学竟拿着左权的信讽刺嘲笑了一番，并以胡宗南的名义回书一封，反而劝左权投降归顺，所以左权也是憋着劲要教训一下第一军。
看了丁德隆的阵形，左权冷冷一笑，丁德隆号称知兵，这套阵形表面上风雨不透。于是他召集指战员开会，指着敌人阵地道：丁德隆把他的长处都晾在前面了，那就是火力凶猛。但红军也有长处，那就是打近战，打夜战。
红军的总攻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那一天夜晚，没有半点星月，真个是伸手不见五指，同样是黄埔一期毕业的红军将领陈赓率领一个主力团操着大刀片摸到了阵前，只听一声呐喊，双方已经搅在了一起。
这一战打得好诡异，好凶险，天太黑了，根本难辨敌我，机枪大炮一概用不上，红军战士只是摸对方的脑袋，只要摸到对方军帽上那个圆巴巴的国民党帽徽，就痛下杀手，或用大刀招呼，或用手榴弹砸。而蒋军尽管也上起了刺刀，但在这种混战中毕竟不顺手，因此陷于被动。等到了天亮，部队已经被打垮了，个个脸色发白，浑身都是冷汗，完全没有力气重新组织反击了。
想不到威震天下的第一军败得如此狼狈，整整一个旅几乎被全歼。自胡宗南出道以来也从未遭如此败绩，这让他痛心疾首。
上海滩喋血，第一军打出了血性，驻防关中，胡宗南苦心经营，成就西北王基业。
山城堡一战为十年内战的收官之战，不久就因为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开始形成合作抗日的局面。胡宗南的第一军则从西北调防江苏徐州一带，准备对日战事。
胡宗南之所以被蒋介石特别器重，除了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和其他的条件外，还在于此人颇具政治头脑。比如说，他当初被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甩脱后，就驻扎在甘肃天水一带，以防红军北上，同时加紧训练部队山地作战，研究川陕的人事、地理以及藏族、羌人的风俗习惯。他似乎已有预感，在这里必将与红军相遇。
果然不出所料，数月后，胡宗南在这里将从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堵了个正着，是中央军中最早与红军交上火的，于是才有了山城堡之役。
虽然由于红军的灵活、善战未让胡宗南成就一段旷世奇勋，但胡宗南的“善谋”还是让蒋介石刮目相看，事后召见，更发现胡宗南应对清楚，眼光深远，弈棋之初，已看出数步外之势，不禁心中大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没出胡宗南的估计，并早作出准备，他的部队刚刚由西北调到徐州，以前因一直与红军作战，缺乏对日作战经验，所以他抓紧这段时间，以日军为作战对象进行大练兵。这是胡宗南部自组建以来，第一次不以中国人为作战对象的演练。
临阵磨枪，不快也亮。所以他接到作战命令后，部队立即进入了临战状态。
9月4日，胡宗南率第一军前锋乘夜幕掩护进入上海，其任务是支援宝山作战的守军。但棋慢一着，5日晨，宝山守军姚子青营全部壮烈殉国，眼望着烧成焦炭似的宝山城，第一军官兵怒火中烧，就地占领刘行、杨行等二线阵地，迎战宝山、吴淞扑过来的日军。
第一军素称装备精良，但这只是比较中国军队而言，与日军一比就相形见绌了，对手一上来就给第一军一个下马威，陆海空立体作战，日机超低空轮番进行轰炸，机翼下的膏药旗红得让人刺眼，黄浦江上的军舰架起了大口径的重炮，一颗炸弹就能炸翻半个连，不到半个时辰，第一军已被折腾得昏天黑地。
但是，当日军步兵在飞机大炮的助威下冲上来的时候，第一军的神勇在突然之中爆发了出来，小钢炮打得清脆响亮，机枪组成密集的火网，几番冲杀，几番纠缠，寸土必争，逐屋苦战，胡宗南指挥所里的日历已经撕过了一星期，凝眸而顾，阵地依然稳如山岳。
胡宗南的黄埔老师、负责淞沪战事的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感到纳闷，杨行一线战斗激烈，各部都要求增援，惟独胡宗南不吭声，难道第一军伤亡不大？
电话摇到胡宗南指挥所，胡宗南牙咬得咯咯响，“第一军也不是刀枪不入的铁打金刚，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了”。
待第一军撤下休整，检点伤亡人数，顾祝同大惊，第一军的两个师都几乎打残了，以第一师第一旅为例，旅长刘超寰负伤，三个团长一伤两亡，营长以下军官和士兵伤亡达80%。
第七十八师李文部伤亡情况也与第一师相似，营长中除留下一个严映臬，其余全部阵亡。
“胡军长，第一军打成这般模样，你为什么不吭声，也好早一点撤下来。”顾祝同操着一口苏北话，不无埋怨，他担心蒋介石责备他不爱惜第一军。
“第一军是全军表率，理当是战场楷模，委员长那里，我会说明情况的。”胡宗南很是慷慨，很是自信，他知道蒋介石宠爱他、心疼他还来不及呢。
从前线撤下后，第一军拉到昆山附近进行补充，这就看出了蒋介石对第一军的偏爱，一切优先由第一军挑选，不仅如此，还将第一军扩编为十七军团。这样，胡宗南在黄埔同学中又一次拔尖冒出，第一个升为军团长一职。
升任军团长以后的胡宗南。
昆山休整结束后，胡部再上前线，奉命到蕰藻浜、陈行、大场一线阻击，此战更为激烈，几天下来，全军官兵伤亡达80%以上，营以下的基层干部打得所剩无几，其中467团第3营营长三易三亡。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回忆此次战斗时说：
“我们必须与阵地共存亡。无论官兵，思想上只有国家民族，个人安危均已置之度外。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在蕰藻浜与敌人周旋了21个日日夜夜，阵地安如磐石。部队每天处在战火硝烟之中，休息和进餐只有在战斗的间隙里进行。战斗之频繁激烈为前所未见。我们由于缺乏空军和重武器，除偶然夜袭外，主要是防御，以免消耗实力。后来有人问我，在当时那种艰苦条件下，怎么能坚守21个日夜，我说，就是两个字：‘死守。’”
第一军因伤亡惨重，又被换下进行第二次补充，接防的是广西部队，一上阵，高低立判，三天后这支队伍就被打光了。在地方实力派中，桂系军队虽称强悍，但这种硬碰硬的阵地战不是他们的强项，与中央军精锐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在整个沪战期间，胡宗南始终在阵前指挥，神色镇定，不怒而自威。主将如此，第一军像吃了定心丸，打得从容不迫，有声有色。他们先后补充兵员四次，接防换防五次，总是能顶住，总是能不辱使命，日军未在第一军身上占到半分便宜。
正当胡宗南指挥所部与友军在上海滩苦战之际，11月5日，日本援军突然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并迅速推进，切断了沪杭线，从南面向上海包抄，在淞沪的中国军队即将陷入敌人包围、前后被夹击的险境。
蒋介石无奈下了总撤退令。
对军中前辈李宗仁，胡宗南（左）只是貌似尊敬。
从上海撤退后，胡宗南率领着刚成立的十七军团（实际上只有第一军），进驻南京长江北岸的浦口至滁州一线地区，这也是蒋介石对第一军的特别偏爱，担心它再遭创伤。
南京沦陷后，胡宗南再退至安徽，这里是第五战区的地盘，蒋介石也打算将胡宗南部划拨李宗仁管辖，但胡宗南到达蚌埠后，有人提醒他拜访李宗仁，胡宗南脖子一扭：
“我只知道服从校长的命令。”他呼地站了起来，传下命令，出发，去河南，省得李德邻见我生气。
李宗仁确实气愤，蒋介石曾亲自告诉他，胡宗南归第五战区指挥，李宗仁知道这帮“天子门生”的狂妄，也不想过多地干预他们，但下级对长官的尊敬总是必须的吧，谁知胡宗南居然过门而不入，这种藐视也实在让人难忍。
他向蒋介石发起牢骚：“第五战区庙小，容不下胡宗南这尊菩萨。”
蒋介石也是一副生气模样，连连责备胡宗南太不懂事，内心里却透着一层说不出的舒畅，“忠臣不事二主，胡宗南这种傲气值得表扬”。
于是蒋介石改变了主意，将胡部调防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这里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隔黄河与山西日军对峙，北防中共军队南下，屏障西北与西南。而目前关中兵力薄弱，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独木难支，胡宗南部为中央军嫡系，久驻西北，人地相宜。
1938年1月，胡部进驻关中，指挥部就设在小雁塔，胡宗南则选中东仓门旁西汉大儒董仲舒墓前三间祠屋作为下榻之所，开始了他称霸西北的创业史。
胡宗南称王的第一步，是重建“天下第一军”。淞沪一战，第一军遭受了重创，除旅以上将领大都还在，团营两级干部伤亡达百人以上，连以下干部基本上都魂留上海滩了。但是，换一个角度考虑，胡宗南也可以完全以自己的意愿，从挑选每一个士兵开始，将新的第一军塑造成完全忠实于自己的胡家军。
胡宗南重建军队的计划相当庞大，西撤时就一路搜罗溃兵，又将原先在上海临时划归他指挥的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总队等带到西安整编，补充一批第一军的得力干部，成立了第九十军和两个独立师，构成了十七军团的骨架。
胡宗南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知道，要想开创关中霸业，必须培养自己的干部，就如蒋介石当年办黄埔军校一样。于是，在整补军队的同时，开始着手筹建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并模仿当年黄埔军校成立教导师和教导军的做法，在分校成立教导军，报蒋介石审批核准。
接到胡宗南的报告，蒋介石牙关里抽出一丝冷气，第一次对自己的得意弟子感到担心：“胡宗南模仿黄埔的做法是何居心？”他不能不暗自掂量，有所防范。于是提起笔，重重地批了三个字：
“暂缓议。”
为了防止胡宗南静久生闲，闲久生事，蒋介石决定再度启用第一军，恰巧中原战场告急，1938年5月，原在豫北的土肥原第十四师团突然在濮阳一带强渡黄河，攻陷鲁西，企图占领兰封，随后直取开封、郑州，与沿平汉线南下之日军会攻武汉。“得中原者得天下。”东洋鬼子也知道中国这句古话，日军大本营在讨论这次作战意义时一致认为：“只要控制中原，实际上即能支配中国。”
中国方面也知道此战的重要性，蒋介石亲赴郑州指挥，调集精兵，发动兰封战役。
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一齐披挂上阵，以上将领，除李汉魂外，都是黄埔毕业，所部也是蒋介石精锐。5月下旬，终于将土肥原师团压迫围困于罗王寨、曲兴集一带。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作战虽然比较积极，但战斗力不敢过多恭维，与日军的差距是不争的事实，土肥原师团原本就是日军的精锐，眼见被中国军队包围，反而激起他们的疯狂，一阵猛打猛冲，顿时杀出一条血路，镇守兰封的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慑于日军凶焰，竟擅自放弃兰封，土肥原师团当即占领该城，截断陇海线，威胁开封，郑州震动。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胡宗南部被紧急征调，东出潼关，星夜驰援。
生力军加入，蒋介石信心百倍，重新收缩包围圈，以桂永清部攻击三义寨、丁寨之日军；以李汉魂部攻击罗王车站之日军；以宋希濂部进攻兰封城；以俞济时部由兰封向北横扫。至于第一军，则特别委以重任，负责向日军核心阵地曲兴集、罗王寨进攻。
战斗打响，细心的人会发现，胡宗南作战的热情大大低于淞沪战场，颇有点应付的味道。胡宗南变了，自从驻防关中，他的野心就开始滋生，甚至有开创帝业之想。因此，他现在想的，是如何拥兵自重。至于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日战争，他反而冷漠了许多。
战斗已经持续了三天，胡宗南部始终被日军挡在外围，蒋介石也恼火了，一个电话摇到了前线，罗王寨不是阎王寨，第一军怎么到现在还未拿下。从前的第一军可不像今天这样无能。
胡宗南辩解说：“罗王寨防守坚固，火力猛烈，部队已经竭尽全力了。”
蒋介石语调更冷：“难道罗王寨比兰封城还要坚固，宋希濂已经把七十一军的军旗插上了兰封城头。第十七军团是刚刚成立的军团，第一仗就打不好，会引起议论的。”
胡宗南猛然清醒过来，他是黄埔生中第一个被提为军团长的，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嫉妒的人肯定不少，如不拿出点真功夫，会被人说长道短的。
胡宗南又拿出淞沪一役的狠劲，指挥部队猛扑罗王寨，一夫拼命，万夫莫当，战况顿时改观。蒋介石电话打来的第二天凌晨，罗王寨已踩在胡宗南的脚下。
夺得罗王寨，胡部官兵征衣未解，一口气没喘匀，立即兵分三路向曲兴集进攻，其时，天上有日机轰炸，地面有炮火拦截，胡宗南丝毫不为所动，他知道趁热打铁的道理，乘着这股锐气，又拿下曲兴集。
可惜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未能完成战斗目标拿下三义寨，致使土肥原师团阵脚未乱。
黄杰的第八军也未能守住归德，从徐州西进之日军第十六师团迅速向兰封推进，与土肥原师团形成策应之势。
眼见中方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蒋介石悻悻然鸣金收兵，并以水代兵，掘开黄河花园口，阻住日军西进之路。
豫东、兰封会战失败，堪称中外战史上一个笑柄，当时，被压迫围困于黄河岸边的土肥原师团不过两万余人，经多日激战，伤亡严重，后援又被截断，中方参战部队多为中央军嫡系，有十三个师，近十五万人，从5月21日开始，到5月29日，围攻敌人达九日，结果非但未将敌军吃掉，反被狠狠咬了一口。蒋介石怒火攻心，动了杀机，不久，就将擅自弃城逃走的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按“连坐法”予以枪决。
至于胡宗南，蒋介石认为他的表现还算称职，尤其在遭到自己斥责后，尚且知耻发奋，孺子可教。
他对胡宗南的好感又恢复如初。
但胡宗南开始对蒋介石留心眼了，他知道第七分校很受蒋介石注意，经常派人到西安了解情况，于是，特别授意一名学员画了一张画，蒋介石骑在马上，身后跟着分校学员，胡宗南牵缰执镫侍候在前，其寓意一眼就能看清，为蒋介石效犬马之劳。
蒋介石听说此事，非常受用地微微一笑，军统王戴笠却皱起了眉头，胡宗南此举未免有造作之嫌，过犹不及，正反映了胡宗南有韬光养晦的一面。但戴笠没有说破，像胡宗南这样红得发紫的人物也是他在官场上需要笼络的对象，因此也帮着胡宗南给蒋介石灌迷魂汤：
“胡长官也算是一位开府封疆的大员了，在校长面前还是小孩子一样。”
这种话蒋介石最爱听，心中甚至有一股暖流涌过：“我视黄埔弟子，就如我母亲当年视我，甚至不无溺爱。”
这最后一句话是实情，就蒋介石对胡宗南而言，那种溺爱已经到了没有边际的地步。
自豫东、兰封会战失败，蒋介石无奈决堤黄河，以水代兵，阻断日军西进会战武汉的进攻路线，日军大本营迅速改变进攻方向，于1938年6月中旬开始，以主力沿长江两岸，一部沿大别山北麓，分途会攻武汉。
根据军委会布置，陈诚第九战区负责长江以南防务，李宗仁第五战区负责长江以北防务，其中以孙连仲负责镇守大别山北麓，胡宗南部则充当孙连仲的后卫，在罗山到信阳间布防。
信阳位于河南省南部，是扼守武汉的北大门，平汉铁路绕城而过，在信阳以东数十里，罗山城犄角相望。胡宗南将赶来增援的川军用于罗山防务，第一军则重点守信阳。
1938年8月，日军沿大别山北麓杀入，会攻武汉。此役，孙连仲、宋希濂作战英勇，日军进展困难，始终未能突破我军防线。为了早日策应长江南岸的攻势，日军被迫改变进攻路线，从潢川、罗山、信阳一线打开缺口。
9月中旬，日军绕过潢川，进入胡宗南防区的前哨阵地，经过五天的激战，9月24日，日军冲过竹竿铺，漫天盖地压向罗山城，守将川军第一二四师师长曾生元心惊胆战，不战而逃，罗山城被日军唾手而得，并乘胜追击，在五里店建立起阵地，准备叩关信阳，截断平汉路。
军情紧急，第一军所有主力悉数披挂上阵，与日军展开对攻，由于装备好，训练精，加上长期培养出来的那种“天下第一”的霸气，第一军并不怯阵。几天打下来，双方损失相当。第二十八师一位团长屁股被炮弹炸伤，一直侧卧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坚持三天后打电话给师长董钊，请求到后方暂歇，气得董钊大骂：
“你死也要给我死在阵地上。”
照这样的斗志，这样的韧劲，第一军守住信阳并非不可能。
从抗日战争一开始，日军的战略战术就有一个特点，偏爱迂回作战，正面攻不下攻侧面，明袭不成改暗袭。胡宗南与日军交手也不是第一次，但偏偏忽略了这一点，放松了山间小道的防守，让日军一支轻骑部队经青山店小道迂回，一举占领信阳右翼的柳林车站，截断了武汉至信阳间的铁路线。
胡宗南心里一阵阵发虚，信阳已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如果继续死守，第一军的命运凶多吉少。
看来，胡宗南的勇气大不如前了，兵法云：“十则围之，倍则分之。”信阳虽然腹背受敌，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并无悬殊之处，放手一搏，尚不知鹿死谁手呢。
但胡宗南不作此想，现在，他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关中基业刚刚建立，需要本钱，需要发展，而第一军就是他手中最大的王牌，轻易损失不得，牺牲不得。
于是，他立刻传令撤兵，参谋长罗列很担心，因为这会危及友军，建议胡宗南通知一下李宗仁，作全局统筹安排。
“告诉李宗仁，就走不了啦。”
罗列仍然犹豫，像这样擅自撤退，是犯天条的。前不久的兰封战役，还因此枪毙了龙慕韩师长，记忆犹新啊。
胡宗南却大大咧咧：“校长那里我负责，去吧，赶快集合部队。”
第一军就这样不告而别，走得干脆，走得利落，全然不顾并肩作战的友军安危，全然不顾即将出现的严重后果。
胡宗南也太大胆、太自私了！
李宗仁拍案而起，直接电告军事委员会，要求查办胡宗南。信阳的失守，险些使五战区遭受灭顶之灾，日军从此突出，切断平汉线，迅速向路西的应山、安陆、花园等地突进，配合南面攻击武汉的日军，在平汉路形成包围圈，将五战区的10万部队一举罩在网里。
幸亏防守信阳南部三关的罗卓英部、刘汝明部凭险固撑，我军被围部队才侥幸从日军网眼中逸出，被惊出一身冷汗的李宗仁，自然要向蒋介石问个明白。
蒋介石打着哈哈，对李宗仁的愤怒置之不理，处分胡宗南，那等于拆中央军的台，撕自己的面子，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蒋介石对胡宗南的偏爱到了病态的程度，就在信阳失守不久，不但对胡宗南作战不力不作任何追究，反而擢升他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到了1939年8月，又升任正职，辖下部队达到了六个军，分别为第一、第十六、第二十七、第三十六、第七十六和第九十军。
反共防共，胡宗南身体力行，没想到共产党人就在他的身边。灵宝之役，是功是过，都由蒋介石说了算。
胡宗南的平步青云，连他自己也吃惊了，私下里一直揣摩蒋校长如此重用他的目的。
他的同窗宋希濂说出了道理的一半：
“自北伐到抗日战争初期，以黄埔军校为骨干的蒋介石嫡系，人事上的升迁调补，基本上还是相当平衡的，即是说，除了极其个别的外，所有升调起来的人，一般都是基于他的战功和在部队有相当时期的作战和带兵经验。及到抗日战争中期，这种平衡就打破了。蒋介石私心自用，他害怕这些日益扩展起来的嫡系力量，有些人兵权过多，会对他不忠诚，于是他就开始把兵权寄托在他认为对他最忠诚可靠的几个浙江人身上，这就是陈诚和胡宗南，其次是汤恩伯。”
但是，来之浙江籍的黄埔一期生并非仅胡宗南一个人，有头有脸的还有石祖德、周振强、俞济时、宣铁吾等，至于陈焯、周至柔、柳际明、姚琮、俞飞鹏、蒋鼎文，也都是浙江人氏，有的人资历比胡宗南还老，升官速度却比不上胡宗南这个后生晚辈。
陈诚道出了胡氏受重用的原因，他的观点是：胡宗南靠的是机缘，得的是地利。抗战时期，他的军队正好在反共第一线，因此而见重于蒋介石。
这是实情。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以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敏锐观察力，断定胜利的一方必然最终属于中国，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更坚定了这种信念，因此而超前地考虑到战后中国的形势，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作预先防范。胡宗南理解蒋介石这一心病，因此对症下药道：
“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
蒋介石用鼓励的眼光看着胡宗南，心里想：“这个人提拔对了。”
胡宗南建议：“为长治久安计，必须加强对中共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
“武汉会议时，就有人认为，日军可能从绥远侵入陕甘宁地区，一面遮断河西走廊，截断中苏之间的国际交通线；一面企图经陕甘宁边境进入四川，以威胁重庆。我们正可以以这个判断为理由，为保护国际交通线和重庆，实行重点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坐镇西北的战略计划。”蒋介石眼睛闪了闪，立即将胡宗南的建议变成了具体措施。
依计而行，胡宗南很快对陕甘宁边区建立起长达几百里的封锁线，沿线星罗棋布的碉堡像待机进攻的猛兽，一路排下去望不到尽头。
胡宗南的反共比抗战积极，从1938年底到1939年10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反共摩擦和军事挑衅事件就达150余起，甚至他还产生过闪击延安的打算。
关于闪击延安的动议，大约发生在1940年秋，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来西安视察教育，陈立夫是国民党中统首领，反共十分坚决，与蒋介石关系也深，胡宗南对之甚恭，一直是执弟子礼。
视察期间，胡宗南向陈立夫讨教存世之道，陈立夫沉吟良久道：
“蒋公以北伐第一军之基本部队授兄，并以最佳美援武器补充兄，兄宜做一件轰轰烈烈之事以报之，则今后之天下，兄乃能承其绪。兄如有此魄力，我愿共负其责，我告以计划。”
原来陈立夫心中藏着一项大阴谋，那就是让胡宗南率其所部突击中共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直插中共的首脑机关和心脏地带。
胡宗南也被惊得合不上嘴巴。眼下中日战争正打到紧要处，正是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如何可以自相残杀，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伤天害理之事。说实话，他不敢冒这种天下之大不韪。
见胡宗南支吾着不作正面回答，陈立夫不禁心中一阵失望：“竖子不足与谋。”他在心中评判胡宗南，志大而胆小，器局有限，难成大事矣。
其实陈立夫远没有胡宗南考虑周全，到了1943年，他在1940年不敢做的事如今有胆量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所以，颇有政治眼光的胡宗南已经料定，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胜定了，而国共之争也必将随着胜利的实现而进行新一轮的交锋。未雨绸缪，他现在就要动手了。
闪击延安的计划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万事俱备，就差发令枪响了。7月4日，胡宗南突然收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延安发来的明电，电文明白指出，胡宗南闪击延安的计划与军事调动，全在中共的掌握之中，延安已经做好了一切应对准备，闪击与突袭已经失去了意义。另外，希望胡宗南明白其中利害，以抗战大业为重，否则，不仅日本侵略者坐收渔利，国际反法西斯战线诸国也必将产生强烈反应。
胡宗南倒抽一口冷气，如此绝密的行动，如何被共产党探听得如此清楚，虽然闪击延安的计划搁浅，但身边的间谍则必须查实。
他唤过身边的机要秘书熊汇荃，让他分析一下谁有可能是泄密者。
熊汇荃也是只挠头，一脸狐疑的样子。
熊向晖（右）是由周恩来安排在胡宗南身边卧底的中共地下党员。
胡宗南没想到，间谍正是熊汇荃（后改名熊向晖）。
不能说胡宗南防范意识差，前文说过，胡宗南是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复兴社在西北的特务力量包括戴笠的军统都随时调用。不仅如此，他自己还单独建立了好几套秘密组织和特务班子，比如铁血救国团，其成员由黄埔毕业的师旅长以上军官组成，入团时须经考核，须饮血为誓，绝对服从胡宗南。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军官的思想状态，可直接向胡宗南告密；比如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机要处，掌握胡部所有部队的无线电通讯，并同时监视各部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对胡宗南负责。
然而胡宗南布下千道网，却没有拦住熊汇荃游向了他的身边。
据说这一杰作乃是周恩来的精心策划。他有个计划，努力地在国民党军政要员身边安插中共情报人员，以应付未来国共之间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所以，如卫立煌、白崇禧等人身边都有共产党人的身影。
熊汇荃则是胡宗南身边的卧底。抗战之初，熊汇荃根据中共组织指示，加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其目的就是想借机进入第一军。因此，当胡宗南对服务团成员进行考察时，熊汇荃在精心的设计下获得了胡宗南的好感，并逐渐接近了胡宗南，最终成了胡宗南最信任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胡睡后他才睡，胡未起他先起，如影随形，十分亲信。”胡宗南本是个性格粗豪之人，又以古代名将自期，讲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所以，他的所有秘密几乎都向熊汇荃完全地敞开着。
自然，胡部的一切，延安也洞若观火。
打消了闪击延安的念头后，胡宗南一心经营自己的地盘，1944年4月，日军为了打通平汉、粤汉铁路，掌握一条陆上交通线，首先发动了打通平汉路的中原战役，“中原王”汤恩伯的四十万大军闻风而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失中原三十八城，河南全境沦陷。为阻止第八战区出潼关救援，日军一部乘胜追击，沿陇海路疾进，5月末，前锋抵达陕州，潼关告急，西安震动。
胡宗南这次没有犹豫，立即提兵迎敌，日军已经危及他的关中地盘，切身利益，不能不保。他让负责镇守潼关的李延年立下军令状，潼关失守，拿头来见；李延年也如法炮制，辖下每一级指挥官必须与阵地共存亡，不得寻找任何理由、任何借口。
灵宝战役时的胡宗南，已经是第八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了，正职为朱绍良。朱绍良乃一政客，知道胡宗南的分量，因此也不敢摆上司的架子，做一个“伴食宰相”他已经很满足了。所以，第八战区实际由胡宗南说了算，属第八战区的三个集团军均由胡宗南节制调遣。
第三十四集团军，辖第一、第十六、第九十军，司令李延年。
第三十七集团军，辖第三十六、第七十六、第八十军，司令陶峙岳。
第三十八集团军，辖第三、第五十七、第四十二军，司令范汉杰。
其中，第一、第三十六、第九十军为胡宗南军事集团王牌，战斗力最强。
为了确保潼关的安全，刘戡的第三十六集团军也赶来助战。
日军的战术仍是老一套，采取正面佯攻，自6月7日起开始向中国军队第一线阵地中部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发起进攻。
说是佯攻，但其声势却很骇人，激战夜以继日，惨烈无比，我军阵地数次易手。第五十七军军长刘安淇提着匣子枪，亲自率队反扑，有卫兵拦他，他大嚷道：“丢了阵地也是死，不如就死在这里。”
眼看中间阵地告急，胡宗南急调二线部队支援，负责左翼防务的刘戡却气定神闲，有人请示他是否要拨兵增援，他翻翻眼：“别急，待会儿我还需要别人支援呢。”
刘戡与日军交手多次，已熟知鬼子那一套。
果然，当中方军队纷纷增援主阵地之际，日军第五十九旅团正试图悄悄绕过秦岭，迂回到潼关守军的侧背，却被刘戡候个正着，双方立即大打出手。日军进攻三天，死伤累累，毫无进展，加上天气炎热，日军官兵困于崇山峻岭、纵沟横壑的地带，疫病流行，士气低落，遂知难而退。
这就是所谓“灵宝大捷”。
说实话，胡宗南捡了个便宜，因为日军的作战目标不在陕西，他们认为“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浅尝辄止，不再西进，继续挥戈南下，向鄂湘两省横扫过去。
但蒋介石却帮着胡宗南吹嘘，一方面固然是想挽回中原惨败给国际和民众造成的恶感；另一方面也是为继续培植胡宗南张目，因为胡宗南久离战阵，却仕途发达，已经啧有烦言了，现在总算与日军打了一仗，且侥幸得胜。这样，再给胡宗南晋官加爵，就理直气壮了。
果然，灵宝之战不久，胡宗南被召到重庆，蒋介石已决定由他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正职则由蒋氏另一宠臣陈诚担任。
没想到胡宗南根本不领情，当即表示自己“资历学识皆浅薄，不能负此重任，请另派人为妥”。
蒋介石一愣，未想到胡宗南居然敢顶撞他。他是不允许任何人冒犯尊严的，即使胡宗南也不例外，“将骄必反”是不易的道理。
他立即冷下了脸，对刚刚吹嘘过的灵宝大捷横加指责，什么用人不当、追击不力等等，胡宗南转眼从功臣变成了罪人。
胡宗南早已吓得冷汗直流，他这才知道蒋介石的厉害，知道他的荣辱全是由蒋介石决定的。
胡宗南之所以不愿与陈诚共事，那是一山不容二虎，陈诚不是朱绍良，他性格刚烈，作风果断，仗着蒋介石的绝对信任，连何应钦、陈立夫、戴笠这样的人物都敢骂，又何惧胡宗南。既然是战区主官，他就毫不客气，第一战区所有大事一把抓，甚至把手插进了第一军。
胡宗南与蒋介石另一位宠臣陈诚一向不和。
胡宗南大急，连忙与戴笠商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姓陈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得想个办法应对才是。
戴笠一咬牙：“与陈小鬼软不得，宗南兄在军中顶着干，校长这里有我周旋。”
有戴笠这句话撑腰，胡宗南秘密召开了一次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师长会议，规定三条：
一、凡陈之命令、指示，未经胡副署，概不生效。
二、如接到陈的一切电令，指挥调动部队，都须请示胡同意后，方可执行。
三、部队人事任免，必须由胡决定。
与此同时，胡宗南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辞职休养。
蒋介石怫然不快：“娘希匹（此为骂人用语，蒋介石的口头语，下同），胡宗南不是闹病，是闹意气，革命军人岂能如此争权夺利。”立即去电斥责：“当此整军雪耻之际，正应积极负责，力图自强，报效党国，岂可有此消极养病之表示乎？所请不准。”
戴笠恰到好处地打了圆场，他先责备胡宗南不懂领袖良苦用心，不知自己所处的位置意义重大。
蒋介石歪过脑袋，想听听戴笠的意见。
“军中凋零呀，往日号称军中三鼎甲的陈司令长官及胡宗南、汤恩伯，因中原溃败，汤部大伤元气，陈司令长官一枝独秀也独木难支，勉为其难呀。”
蒋介石惕然而警，戴笠的话触到了他的心病，分而治之是他的一贯原则，陈胡汤三足鼎立，互相牵制，谁也不可能坐大，如果将兵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必将产生后患。
蒋介石迅速改变了主意。1944年11月，国民党中央重新做出人事安排，将陈诚调至中央，担任军政部部长，接替何应钦，所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胡宗南接任。
走马上任前，蒋介石与胡宗南有一席话，寄托了无限希望：
“你担任第一战区司令官，借此可以造就自己的声望，并可大力培养新起人才。将来政治、党务皆各有中心，各负责任，需要有大量的有为人才团结在一起，才能使国家政权将来不致被异党篡窃。你现在做了独当一面的统帅，器局胆量必须与之相称——在此局面下，必须做敢做敢为之人，才能打开局面，而况你将来所负责任，恐不仅如今日之二三倍。”
1945年初，胡宗南又正式宣誓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直接指挥的部队达六七十万之众，分别为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四、第三十一、第二十八、第三十六、第二十九和第三集团军，堪称国民党战略总预备队，掌握着当时国民党军最完整强大的兵团。
占领延安，只是一场华而不实的胜利，胡宗南的命运走到了“拐点”，正所谓盛极而衰。
随着抗战的胜利，蒋介石为了实行一党专制，又将中国推向了内战的火海，胡宗南表现积极，又将几年前压在箱底的闪击延安计划拿了出来，稍一改头换面呈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复电“暂缓”，因为尚在国共和谈期间，政治上还不到火候。
胡宗南如此猴急是有原因的，因为抗战期间没有多少战功，他的地位和战功不相符（抗战胜利之初，他主持了郑州受降，不久，即晋升上将军衔，又创了黄埔生升官的纪录），已经背后有人批评他是“浪得虚名”，所以他想立下不世奇功证明自己。
胡宗南与解放军的第一次正面交战是在1946年6月晋南的闻喜附近，这是一场遭遇战，对手就是他的黄埔老同学晋鲁豫军区四纵司令员陈赓。这一战打得很激烈，双方相持了半个月，胡部三十一旅和一六七旅全部被打垮，损失兵力都在一个团以上（1946年以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整编，胡宗南积极响应，将集团军总部改编为军，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其实力仍相当于原来建制规模），这些都是胡部劲旅第一军所属。
闻喜之败，让胡宗南太丢面子了，早在黄埔时期，胡宗南就对陈赓抱有嫉妒，因为陈赓是“黄埔三杰”之一，无论德学识，还是蒋介石的欣赏、重视程度，都是胡宗南没法比的。有黄埔同学说，假如陈赓依然留在蒋介石的麾下，恐怕“黄埔楷模”的称号就要姓陈不姓胡了。所以，每逢与陈赓对垒，胡宗南必定倾其全力，他要证明，自己比陈赓略胜一筹，遗憾的是，他的这个心愿从十年内战期间起，从来没满足过。
陈赓是“黄埔三杰”之一，让胡宗南起了好胜之心，然而战场上他却很少能占到上风。“天下第一旅”就是在陈赓手下全军尽没。
胡宗南的眼睛瞄着陈赓，到了8月间，当陈赓率军大闹同蒲路时，他伙同阎锡山，拼凑了15个旅，共计十万人，其中还有他的看家部队“天下第一旅”，在浮山一带与陈赓大打出手。
第一旅虽称之为旅，但在建制上却不弱于一个师，它虽然不在“五大主力”之列，但真正的实力怕是只在其上而不在其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公认的国民党军队中的无冕之王，甚至连蒋介石也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第一旅当过他的警卫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它的指挥官军衔普遍比其他部队高一级，旅长黄正诚就是中将了，团长都是少将，基层骨干清一色的黄埔军人。
两强相遇，本以为有得一拼，让陈赓失望的是，第一旅根本不经打，不过三天的工夫，浮山成了第一旅的葬身之地，全旅自旅长黄正诚之下四千余人无一漏网。
胡宗南命运的“拐点”即将到来。
到了1947年，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已告失败，转而进行所谓重点进攻，而延安则是他们的主要打击目标。
闪击延安的计划终于正式成形，很快，《攻略延安方案》就被送到了国防部，送到了蒋介石手里，也送到了毛泽东手里。这又是熊汇荃的杰作。
说起来真是天作弄人，当时熊汇荃已准备去美国留学，行程都定了，只是一时订不到船票才耽搁了下来。而胡宗南因为大战在即，需要得力助手，所以吩咐军统头子毛人凤，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要找到熊汇荃。毛人凤法力无边，居然把这件事情办成了。而且胡宗南还老大不过意地对熊汇荃保证，打完这一仗，他去哪里都行。
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熊汇荃却之不恭。据说当时专司联络的中共地下人员王石坚看到熊送来的情报感叹道：
“胡宗南这仗还怎么打，就好像玩牌，毛泽东是明暗都一目了然呀。”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向参战各军正式下达了对延安的攻击令。
3月19日，胡宗南占领延安，他亲自拟定电报，向蒋介石报捷：“我军经七昼夜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浮夸捏造害死人！这份祝捷电充满了不实之词，当初确实为胡宗南抹了粉，日后却受累无穷。比如说俘虏共军五万余人，解放军在陕北的全部兵力只有三万多人。胡宗南知道，一旦陕北共军主力再度出现，他将无法交代；但更明白进攻战果平平，如照实讲，他也无法交代。在事实与虚荣面前，他选择了后者。
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取得了一个华而不实的胜利。
因此，这以后的仗，就打得被动万分，他必须上瞒下压，必须故作姿态。即使战场上再吃紧，也要轻描淡写，最高当局也由此情况隔膜，失去了准确的判断。后来总结战败原因时，不住地长叹：“我主力始终被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美国人也讽刺说：“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
进入延安后，胡宗南专门去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他看得很仔细。因为一个人的居所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习惯，这对深入了解对手不无益处。
毛泽东的寓所陈设简单，一切都很随意，显示了主人的洒脱。胡宗南扫了两眼，拉开了白木桌的抽屉，里边有一张纸条：“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哈哈哈哈……”胡宗南仰天大笑，站在一旁的熊汇荃听出了笑声中的底气不足。他深知胡宗南的习惯，合乎他心意哈哈大笑，触到他痛处也哈哈大笑。这一次显然是后者。
果然，笑声刚过，败讯传来，1947年3月25日，第三十一旅在青化砭遭歼；4月13日，一三五旅又在羊马河遭遇同样命运；5月7日，第一六七旅又在蟠龙附近被解放军吃掉。以上三个旅都是国民党军精锐，这还不算完，对手的胃口越来越大，8月18日，主力第三十六师在沙家店全军覆没。从此，胡宗南开始以整编师被歼的规模打败仗了。
还有更坏的消息等着他，1948年2月24日至3月3日，在西北野战军发动的宜川战役中，虎将刘戡率整编二十九军在瓦子街附近遭到伏击，2.9万余人悉数被歼。在伤亡惨重、败局已定的情况下，3月1日，一个夕阳残照的黄昏，刘戡以手榴弹置于头顶自炸毙命，这是他自古北口抗战以来的又一次自戕，此次他成功了，但性质却变了，变得毫无意义。
这一战，也使胡宗南雄心顿失，一连几天没有出屋，这是他出道以来最惨重的失败。从此以后，在这最大的中央嫡系军事集团的内部开始出现了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军心涣散，士气消沉，日甚一日。胡宗南本人对陕北的控制已无能为力，不得不放弃这座对国民党来说，除了欺骗宣传，而在军事上毫无意义的延安城。
解放军乘势痛打落水狗，一路穷追猛打。胡宗南逃到汉中后，在解放军发动的宝鸡、荔北、扶眉诸战役中，他又损失了七个军和三个师，第一军也被打得千疮百孔，让胡宗南看了好伤心。现在，他的威风大不如前，不再喊着要和共军主力决战了，而是避战、怯战，一心想保住他那点血本。但共产党连这点愿望也没让他满足，他被咬住了不放，又只得放弃汉中而退四川。
周恩来没有忘记这个落难中的黄埔弟子，由他亲自指点说降胡宗南的工作，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天下事有可为或不可为者，有不可为而非得为者，哭声中，胡宗南打定了主意，罢罢罢，为了报这知遇之恩，他打算一条道走到黑了。
1949年11月下旬，第一军最后一次充当“御林军”的任务，赶到重庆护驾坐镇在那里的蒋介石。同年12月，胡系军事集团在四川被解放军包围，胡宗南此时已胆魄尽丧，连他赖以起家的第一军也撒手不管了，交给了第五兵团司令李文指挥，匆匆飞往海南避难。25日，李文率兵团突围，在邛崃被解放军咬住，在前有阻，后有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派其副参谋长袁致中，第一军参谋长乔治为代表，于26日晚与解放军第十二军接头，联系起义。第二天一早，袁、乔二人如释重负地带着刘伯承、邓小平欢迎投诚的电报返回，第五兵团遂接受改编。
胡宗南到了台湾以后，由于军队尽失，威风也尽失，于是墙倒众人推，由台北“监察院”72岁陕籍委员李梦彪领衔，串联了46名“监察委员”，联名向“监察院”提出弹劾，要依法追究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之责。
胡宗南的一些亲朋好友与僚属，奔走于道，四处游说，想劝说李梦彪等撤回提案，遭到李梦彪坚决拒绝，他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贵客光临，如有为胡宗南做说客者，请缄尊口，以免鄙人开罪。
这段公案闹得沸沸扬扬，一直从“监察院”闹到“行政院”、“国防部”，成为轰动一时的焦点新闻，最后还得要蒋介石来定夺。
虽然蒋介石对胡宗南很失望，但让胡宗南就此获罪，也说明了自己的用人不察，思量再三，终于决定手下留情，止住了这场风波。但是，他对胡宗南的那份特殊的宠爱与信任却是一去不返了。
胡宗南几乎是带着一种赎罪的心情度完他最后的人生的，他对蒋介石可说是任劳任怨，以上将军之尊，让他去大陈岛就去大陈岛，让他去守澎湖就去守澎湖。有一次蒋介石出海巡视，胡宗南陪同，蒋介石才发现，已经63岁的胡宗南憔悴了许多，明显地力不从心了。
蒋介石也有点不忍，不久后就让胡宗南回到了台北，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后又到“国防研究院”学习。然而长年的戎马生涯和心境的不佳，已经让胡宗南落下了病根，1962年2月，胡宗南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蒋介石出席了胡宗南的葬礼。
周恩来给予胡宗南以客观的评价：
“胡宗南，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先生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还是老师了解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