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体制，体制
2017年，一篇名为《不要让华为跑了》的文章在网络上传播，该文开头就写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华为向东流。这是深圳最近心情的写照。华为的外迁可能真让深圳感到疼了，龙岗区在一份官方报告中表示：哥不能没有华为，并喊出了‘服务华为，马上就办！’的口号。”
这样的事实足以说明，如今的华为已成为“巨象”，连地方政府也为了留住华为而不得不为之真正服务。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深圳，任正非遭遇困境后，不得不开始自己在深圳的拓荒与创业之路，在两间陋室里，任正非根本没有想到华为会影响到深圳的产业发展。回顾当初，从艰难中将华为做大做强的任正非面临诸多难事，但从来没有见诸报端。
奋斗的燃情岁月
正是因为任正非拥有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所以他对知识非常重视。即使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任正非的父母仍坚持让子女念书，这个决定影响了任正非的一生。
当然，这也为任正非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已并入重庆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任正非还差一年毕业。此刻，“文化大革命”已经席卷中国，即使封闭偏僻的贵州也同样如此。
在这个时期，任正非的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得知这个消息后，因挂念挨批斗的父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扒火车回家看望父亲。
在这次探亲中，其父嘱咐任正非要不断地学习。任正非回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主动自学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专业技术，而后任正非还把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接着，任正非学习了逻辑、哲学的课程。不仅如此，任正非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他已达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
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任正非一家遭受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其家庭经济状况陷入了比此前还要困难的境地。
在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家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不仅如此，加上各级造反派的层层加码，任正非母亲真正到手的人均生活费仅为10元左右。
此时，任正非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就介绍任正非的弟妹们到河里去挖沙子、修铁路、抬土方……由于任正非的父亲受审查的背景的影响，其弟弟、妹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这意味着在这个年代，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据任正非介绍，除了他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的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
任正非回忆道：“母亲那时有严重的肺结核病，我们家的经济如此困难，营养条件又差，她还要顶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往牛棚送饭、抄检查……她还帮助父亲把检查刻腊版，希望能多印几份，以便早一些解决问题。那时，社会上的油印机是为造反派服务的，不可能借用。母亲就把一块竹片削好，在蜡纸上刮，印出检查……由于母亲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几乎耳聋。”
在那场浩劫中，由于身处外地院校，所以任正非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毕业分配时，由于整个中国已经有上千万的干部被打倒了，所以任正非就显得不那么孤立了，再加上对任正非的父亲没有做出结论，因此也不能作为分配的依据。随后，任正非参军入伍了，因为同样的理由，让任正非过了关，不过是工程兵。
任正非临危受命的第一个工程是化纤成套设备工程。为了解决中国的穿衣问题，中国向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购买了一套化纤成套设备，安装在中国东北的辽阳市。任正非从这个工程开始一直干到建完生产，然后才离开。
由于任正非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任正非的入党申请都未能通过，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任正非回忆道：“‘文化大革命’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虽然我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件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自己又不愿做‘司令’，拉三五个被社会抛弃的人，组一个战斗队，做一个袖章戴戴。那时，戴上这种袖章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我也羡慕家庭清白的同学，因此只能跟在这些组织的外围，瞎跑跑。”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任正非开始迎来了自己的人生春天——“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任正非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任正非无缘。
在任正非领导的集体中，每年战士们不断地荣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唯独任正非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尽管如此，任正非说道：“心中从未有不平，我已习惯了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7年10月8日至11月5日在全国基建工程兵工作会议上，当时的青年技术员任正非因成功研制了空气压力天平而受到大会表彰，并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的接见。
随后，媒体报道了任正非的技术攻关，见图2-1。
对于这段经历，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中也有提及：“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在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当时我33岁。此外，我还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得到平反，就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了外调，而且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了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此后，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后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豪。”
粉碎“四人帮”后，任正非的父亲很快也得到了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因此让任正非的父亲去做校长。
在“文化大革命”前，任正非的父亲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尽管如此，任正非的父亲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于是将全身心都投了进去，并且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该校的升学率超过了90%，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任正非的父亲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
1983年，随着国家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退役解放军团级干部任正非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
任正非说道：“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针对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有预见性的领导。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期间，我们基建工程兵小组与铁道兵小组的中心话题就是裁军，因为一开完党的十二大，我们就要整建制地离开军队，实在是有些恋恋难舍，毕竟我们习惯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军队生活。”
1982年，任正非从军队转业到深圳，就职于当时深圳最好的企业之一——南油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一路风平浪静的任正非却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冬天”——一次，任正非做一笔生意时被别人骗了，200多万元的货款收不回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200万元人民币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年内地城市的月平均工资不到100元。
任正非曾反思道：“走入地方后，我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栽过跟头、被人骗过。后来，我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此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华为实现了规模发展后，管理的压力巨大，此时的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在那一段时间累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父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由此，我也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也销蚀了自己的健康。”
由于这件事情，显然任正非在南油集团没有立锥之地了。此时，任正非不得不抚养一儿一女、赡养退休的老父母以及兼顾6个弟弟、妹妹的生活。这一切的改变，迫使任正非走上了一条“下海”干实事的道路，在被逼无奈之下，任正非创建了华为。
创建华为
关于创建华为的初衷，2015年1月22日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任正非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创建华为。下面就是对话的一部分：
主持人：任董，您开始做华为的动机是什么？
任正非：做华为并不是在我意想之中的行为，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军队大精简，我们是集体被国家裁掉了。我们总要走向社会、总要生产，我们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懂什么叫作市场经济。我们觉得赚人家的钱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
另一个就是给人家钱，人家就应该把货给我们，我们先把钱给人家有啥不可以的，人都要彼此信任，这就是军队的行为。这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所以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其实就犯了错误。我那个时候是一个有二十几个人的小型国企的副总经理，有人说可以买到电视机，我说好，我们就去买。我们把钱给人家，但后来人家说这个电视机没有，啥也没有。
这样，我就开始要追回这些款，追款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并且上级并不认同我们，觉得我们乱搞，不给钱，让我们自己去追。在追款的过程中，我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忙，我就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些法律书中我悟出了市场经济的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客户，另一个就是货源，而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
对我们来说，创造客户不可能，因此我们要把住货源，要找到货源。此外，要熟悉这个交易的法律诉讼。那时，我们一分钱都没有，还把代理搞得溜溜转。由于没有钱，因而我们就需要寻求货源，所以就给人家做代理。
我来帮你卖，收了钱，我留下一点儿后再还给你。同意我们做代理的公司，在珠海有一个，就是珠海通信，BH03，另一个是香港鸿年。我们代理了以后，由于代理得太好了，人家就以为我们要把市场占完了，人家就不给我们货了，把我们好不容易赚到的钱逼到市场上去，通过高价买货再卖给客户，从而维护我们的市场信用。
从这个阶段走过来，我们就慢慢地摸到什么叫作市场经济这条路了。当时，国有企业干得不好，人家不要我，我还写了保证书：我不要工资，只想把这个公司的债务追回来；然后，我能领着这个公司前进。人家还是不要我。最后科委说，你出来吧，你搞的都是大项目，不成功的；你就先搞小的，而后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出来后就认为通信产品这么大、这么多，我们搞一个小的总有机会吧。
由于幼稚，我才走上了这条路。对于碗来说，扁一点没啥关系，可以卖便宜一点，照样可以吃饭。但是，通信产品稍稍有点指标不合格，就是全程全网的，将导致全世界的通信都不能动，所以就不能做这个事情。
这样对一个小公司来说是极其残酷的，一个小公司要做高技术标准，怎么可能？但是，我们不可能再后退，因为一分钱都没有了。不可能后退，所以我们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这既没有想象中那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精彩，就是为了生活，我们就被逼上了“梁山”。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变革，特别是军队裁军，曾是军人的任正非不得不转业，因为他不适应当时的经商环境，结果栽了跟头。
在遭遇人生的重大挫折后，任正非集资21000元人民币，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中年人创立了华为。在那时，尽管未来的路充满坎坷和挫折，但任正非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诗人弗洛斯特的名诗《林中路》（Untaken Road）中的句子恰当地描述了人生的选择与失去的沉没成本——“林中有两条路，你只能选择一条，而永远怀念另一条。”
当时，对于很多军人来讲，复员转业就意味着失去晋升的机会，却给了任正非一个难得的发展机会。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想到，华为这个创建于一间破旧厂房里的小公司，却在后来的攻城略地中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通信制造业的历史。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写道：“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将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