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国政（1082—1108）

宋徽宗（美）伊沛霞著

第一章长在深宫（1082—1099）

朕时尚幼，哲宗最友爱，时召至阁中，饮食皆陶器而已。

——徽宗，1102年回忆

元符三年（大致相当于1100年）正月十二日，宋徽宗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的哥哥哲宗皇帝二十三岁（二十五虚岁），生病数月，御医治疗无效，在这一天驾崩。哲宗在世的兄弟有五人，由于没有指定继承人，哲宗的嫡母向太后（哲宗之父神宗的皇后）便选定排行第二的徽宗继位。徽宗从未接受过继承皇位的训练，但在他十七年的时光中有十五年是在宫中度过的，皇帝要做些什么，他颇有了解，尽管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要求履行皇帝的职责。

宫廷生活

在皇宫中成长是什么样的呢？跟全国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图1.1）。对那些从未进入皇宫的人来说，最引人注目的是环绕皇城五公里的砖墙。宋朝皇宫的规模比今天北京的紫禁城稍小，沿着高大厚重的城墙，修有七座城门、四座六十米高的角楼作为防御。最壮观的城门是正南的（皇宫正门）宣德门。宣德楼是一座雄伟的门楼建筑，上层两边有朵楼，屋顶上覆有灿烂的琉璃瓦。这座门楼的五座大门上了红漆、装饰有金钉，砖墙上则雕镂着龙、凤、云彩，栋梁上也都有雕刻或彩绘。

宣德门是皇帝内宫与开封城民众、甚至与整个宋帝国之间的标志性分界线。皇帝利用宣德楼的象征意义，定期出现在城楼上，以示对臣民的关心。每年正月元宵节，皇城对面的御街就变成一个庆祝节日的场所，皇帝与一些宗室成员会来到宣德楼，在城楼的二层观看表演。此外，皇帝在效坛祭祀天地之后，也要登上宣德楼宣布大赦。

皇宫通常也称“大内”，类似于寻常百姓家里禁止陌生人进入的内宅，家里的妇女和仆人可以在里面随意走动，不用担心外人侵扰。皇帝的侍仆中包括公务员即大臣，大臣手下的胥吏，画家、天文学家与御医等专业技术人员，宫女、宦官等贴身仆人，还有给皇帝担任警卫的禁军。皇城中为皇帝的各类侍仆留出了不同的区域。皇城内有两条大道，一条东西向，一条南北向，将皇城划为三块大的区域。东西向大街从西华门一直通往东华门，将皇城一分为二：前部（南面）主要是大臣和文职人员办公的地点，后部（北面）多为住宅区。可以进入皇城前部礼仪空间和办公区域的官员，不能从正南门进入，那里只有皇帝与皇后才能走，他们只能从别的门进去，如右掖门，而且大部分官员必须下马步行入内。

在南部的中央，坐落着皇宫内面积最大也最正式的宫殿，即大庆殿，用于举行新年朝会等重要的国家典礼。大庆殿在重大典礼时可容纳两万多人，六座殿门均可通往大殿。大殿面阔九间，长约五十米，东西两侧各建有一座角楼，有五间长，东西角楼的排列使人觉得犹如寺院中结构对称的钟楼。主殿后是另一座大殿，东西廊各长六十间，皇帝在典礼期间使用。

大庆殿往东，伫立着秘阁，该建筑群约藏有四万册书籍。大庆殿往西是另一座大殿文德殿，殿前矗立着钟楼与鼓楼，用于报时。从皇城的后门开始，一条南北向的大道一直纵贯至东西向道上，把皇城后半部分为两个区域。文德殿后面的垂拱殿与紫宸殿有时也会被用作庆典场所。早在徽宗父亲在位时，四位著名画家就奉诏在垂拱殿的屏风上作画，每人画一面。这几位画家也奉诏在紫宸殿的屏风上作画：艾宣画四只鹤，崔白画竹，葛守昌画海棠花，郭熙画岩石。身居高位的大臣常常出入这些大殿。皇帝最亲近的顾问与大臣——被称为两府——每天在文德殿朝见皇上。每隔五日，数十名官员在垂拱殿觐见。此外，还有多达数百名官员要每月觐见两次，第一次是每月初一在文德殿，第二次是每月十五在紫宸殿。此外，皇帝还会定期邀请大臣赴宴，这时他们也可能要去别的大殿。

图1.1 汴京宫城

这些朝会大殿的西面是中央决策机构的办公地点，尤其是三省与枢密院和翰林学士院。附近还有御史台与谏院，这两个机构的官员被称为“言官”，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对行为不端的官员、错误政策进行批评，并直言进谏。这些办公地点是官员工作、文书存档和抄录奏疏与诏书的场所，排场自然比不上皇帝主持典礼的大殿，但也不一定会破旧狭窄。翰林院共有十间建筑：其中一间供文职人员办公用，翰林学士四间，信使和待诏各一间，两座御书楼，还有被称为玉堂的正中大殿。装饰玉堂内壁的是几位有名的艺术家。10世纪80年代，董羽在东西屋壁上画了波涛汹涌的海浪，每幅长达十八米。几年后，画僧巨然在北墙上画了一座云雾笼罩的山峰。1030年，大臣晏殊将自己所画的六曲山水屏风送给翰林院。如果皇帝临幸，屏风就置于皇帝御座之后。据当时的人说，这些画整个看上去会使人感觉自己置身于海上的仙岛，传说那些岛上住着神仙。

宋徽宗孩童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应当是在皇城的后面度过的，那里多为住宅和精致秀丽的园林。在徽宗的父皇神宗在位期间，宦官宋用臣监督整修了后苑的瑶津亭。他从南边几百公里外的杭州运来一座独特的亭阁，还挖了一个新池子。池子里没有荷花，宋神宗感到很失望，宋用臣请神宗次日再来，随后将城里所有盆栽荷花悉数购入宫中，种在池塘里。第二天宋神宗亲临，看见满池的荷花，龙心大悦，于是让他最喜欢的画家郭熙为此亭阁作画一幅。宋神宗青睐的另一座花园在睿思殿，这里树木环绕，溪流潺湲，夏季极为凉爽。郭熙为睿思殿所绘之松岩壁画也大获成功，引来宫里的人题诗数百首。

文官在皇宫里是皇帝最高级别的侍仆，但他们的人数还不是最多的。两千多名禁军在皇城值守，把守皇城城门的出入，并担任皇帝的护卫。皇城中还有1069名厨师及帮工，里面所有人一日的饭食需要数千斤面粉，每年需要几万只羊、三十二吨糖。

为了管理文件，文官手下配备数千名书吏。这些书吏的职业发展道路与文官截然不同，他们可能要在同一办公地点工作数十年，可以想见，他们的子辈到了年龄也会从事类似的工作。有一类技术专家，例如天文学家、医生与画家，比书吏身份稍高，但地位仍比不上普通文官，他们的办公区域集中在皇城后部的东侧。

官员、书吏与技术专家只是在皇城里工作，晚上通常要回到自己家中。除了这些每日出入皇城工作的人员外，还有数千名侍仆在皇城内过夜，人数最多的是尚书内省雇用的几千名妇女。皇宫里的女人都不能向南越过东西大街，但被派去服侍皇室的那些侍仆，要频繁来往于北面三分之二宫殿群内的各个庭院。不过，其中有数百人不属于贴身侍仆，因此只是留在东北侧的服务场所，那里主要用来制衣与洗衣，储存用餐与仪式的器物。

与在行政和军事领域任职的男性一样，宫女也有自己的封号及衔级制度，但这种对等是虚假的，因为宫女也是皇帝的潜在伴侣。宋徽宗在1082年出生时，父亲神宗已经即位十五年，当时神宗除了妻子向皇后之外，还有十三位配偶。神宗的配偶似乎全部是从侍女中选上来的。

神宗主要住在皇城西北区域中央的福宁殿，就在他召见大臣的垂拱殿后面，而皇帝的母亲、祖母与配偶居住的宫殿则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徽宗年幼时，宫中地位最高的女性是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神宗在位时她居住在宝慈宫，神宗建议为她修建一座更大的宫殿，高太后并不赞成。神宗的妻子向皇后住在隆佑宫。除了皇后与太后，这里可能还住着大约五十名皇亲，均有各自的宅邸与仆人。这些亲属包括神宗的继母、继祖母（神宗之前的历代皇帝遗留下的嫔妃），神宗自己的嫔妃、子女、两个兄弟及其家眷。

宫中大部分内务工作宫女都能做，但并不是全部：要跨越男人世界与女人世界，就用得着宦官了。自古以来，宦官在宫廷事务中一直发挥着作用，作为皇帝的贴身随从，他们有时还会凭借这一身份，取得支配地位。9世纪唐朝时，宦官控制着接近皇帝的渠道。为了不让此类事件重演，宋朝统治者严格限制宦官人数：宋朝初期设定尚书内省与内侍省宦官的总数为180人。

宦官与宫女一样，也有自己逐级晋升的职业道路。最高级宦官的职责远远不止是送信，他们可以被派出宫城甚至京城，并委以重任，例如检查各路的军事活动或税务征缴，少数宦官甚至成为军队统帅，还有一些奉命掌管普通官员与文职人员构成的政府机构。宦官还要记录并审查宫殿内的官库。内藏库是保管皇室奉宸库资金的官库之一，贮存着钱币、黄金、白银与丝帛等宝藏。其他官库贮存皇宫人员使用的物品和礼品，例如茶库与柴炭库、油醋库、存放典礼礼服的仪鸾司，以及贮存来自朝贡外交使团的香料、药材、象牙的进口香药库。

宋徽宗出生时，宫中最有势力的宦官是石得一，他被派去修建尚书省的新房屋，共有四千间，工程于1082年年中开始，翌年年末完成。宫廷画家郭熙负责在很多屋壁和屏风上作画。

宋徽宗的直系亲属

徽宗于1082年阴历十月初十出生在神宗寝殿福宁殿东侧的偏殿内，母亲被封为陈美人（后追封钦慈皇后）。他在神宗的儿子中排行十一，不过实际上倒并非无足轻重。邢贤妃在1071、1073、1077与1078年分别生育了四位皇子，但没有一个活到1082年之后。宋婕妤在1069年与1077年生育的两个皇子也是如此。在宋神宗的前十个皇子中，只有三个活到了三岁，仅有一个活到了五岁。徽宗出生时只有三个兄弟姐妹，分别是：八岁的姐姐贤穆，七岁的长兄哲宗，哥哥佖当时是三个月大的婴儿，但是鉴于以往婴儿死亡率，几乎可以不算在内。这些皇子中，没有一个是向皇后所生。向皇后在1067年生下一位公主，但在1078年，十二岁的公主就离开了人世，此后向皇后再未生育。皇位继承权总是沿父系承袭下去，在继承皇位方面，皇后生的儿子要比嫔妃生的儿子更受偏爱，同时也会考虑年龄。皇后的长子通常会被选为皇位继承人，但也不是非如此不可，皇帝可以将任何一个皇子立为皇储。

徽宗是陈皇后生的第一位皇子。陈皇后多年前入宫，是一名普通宫女，徽宗出生不久才首次被封为美人（毫无疑问是因为她生了徽宗）。鉴于皇室子弟的存活率很低，我们可以推断她必然是费尽心思，确保儿子得到最好的照顾。从我们所了解的徽宗这段时间被照料的情况看，至少三位宫女担任过他的奶妈。

徽宗出生时，父亲神宗三十四岁，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在“新政”旗帜下指导政府活动巨大发展的激进皇帝（图1.2）。虽然徽宗后来很认同父亲，但绝不可能真正记得他。徽宗还在蹒跚学步时，神宗就已病入膏肓。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徽宗才二十八个月大。

神宗去世后，徽宗的哥哥哲宗继承皇位，时年虚岁十岁，根据西方算法则只有八岁，因为他出生于1076年的阴历十二月。前一年，在集英殿的一次宴会上，他被介绍给朝中主要的大臣，直到神宗去世前四天才正式立为皇储，据说当二府官员提出此建议时，哲宗病中的父亲点头同意。宋神宗有两位成年的兄弟，都是高太后的亲生儿子，但皇位继承权由父传子的原则根深蒂固，既然神宗有儿子，两位兄弟就不会被考虑立为继承人。就祭祖仪式而言，每个皇帝都需将皇位传给可以在太庙祭祀他的儿子。

图1.2 宋神宗画像（无名氏），绢本设色，立轴，纵五尺二寸九分二厘，横三尺四寸三分二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哲宗冲岁即位，人们期望有位摄政来做实际的决策。在宋朝早期，神宗的祖父仁宗在十岁继承皇位时，仁宗父亲的皇后，即其“嫡母”担任了摄政的职责。哲宗的母亲是朱德妃，地位不及嫡母向皇后。但向皇后的地位又低于她的婆婆、时年五十四岁的高太后。最终，高太后担当了哲宗的摄政。

高太后在处理宫廷事务方面经验丰富。她生于名将之家，母亲是宋仁宗曹皇后的姐姐，因此自幼便在宫里长大。高太后十几岁时被选中嫁给皇帝的一位宗亲，结婚后离开了皇宫。但是，大约十五年之后，高太后的丈夫被过继给没有子嗣的仁宗皇帝，并登上了皇位，被称为宋英宗。英宗在位仅四年就驾崩了，长子神宗继位。作为母亲，高太后对儿子神宗影响不大，她有时恳求神宗改变政治决策，但是毫无效果。然而，神宗去世后，她成为摄政者，可以按自己的心意支持那些反对神宗新政的大臣了。

即使哲宗的祖母可以替代他选择大臣和制定政策，却无法取代哲宗在葬礼上的位置，因为仪式规定由儿子为父皇举行葬礼。哲宗是长子和太子，要扮演特定的角色，而徽宗与弟弟们也必须出席所有大的葬礼仪式，长达九个多月。修建陵墓大约花了七个月，其间灵柩被安置在皇宫，不论是皇帝宗室还是朝中官员，都要依次走近灵柩以示哀悼。

对宋徽宗而言，母亲陈美人的离世，至少是与父皇驾崩同样的重大变化。1085年十月，宋神宗的灵柩被送出皇宫、葬于皇家陵墓，当时徽宗刚满三岁，陈美人守护着神宗灵柩一同前往，并留在陵殿中举哀。她最终也没有再回到皇宫。根据史书记载，陈皇后留在陵殿，沉浸在对神宗的追忆中，日渐消瘦，最后形销骨立。她身边的侍女劝她吃饭或服药，她就对侍女们说：“得早侍先帝，愿足矣！”

父皇的灵柩从皇宫中送走后，徽宗的生活就安定下来，变得相当平静。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从1085年到1088年，宫廷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徽宗的祖母罢免了曾在神宗手下任职的大臣，代之以主张废除新政的大臣。当然，徽宗此时还太小，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察觉。

在五六岁前，徽宗的世界应该就是女性聚居的后宫，其中有他的继母、继祖母甚至继曾祖母，更别说众多年轻的宫女与几十位乳母了，她们有的照看婴儿，有的被留下继续担任皇子的保姆。她们会从所照顾的皇子身上寻找一些预示着他们长大后聪明、有教养的迹象。徽宗的一位皇兄被描述为形貌姣好、聪明伶俐，但只活到了四岁半。“初未能言，保姆常指屏间字，一再过辄识之。暨渐长，其方瞳丰角，日益美茂。而态度庄重，绰有成人之风。不甚嬉戏，故亦罕忿怒。”据说，这位皇子突然生病，神宗每日早晚都要来探视。小皇子离开人世时，神宗极为伤心。

徽宗共有八位继母，都是为神宗生养过孩子的后妃。第一位是向皇后，徽宗的嫡母，神宗的妻子。邢皇后在1068年获得了第一个封号，张婕妤与宋皇后在1069年第一次被册封；然后是德妃，即宋哲宗的母亲，生育一位皇子并获得相应的封号；接着是林婕妤、武贤妃与陈皇后。

宋徽宗四岁时就已经有了三个弟弟（俣、似、偲）与四个妹妹，但都不是徽宗的亲母所生。有三位兄弟与徽宗的年龄相差无几：赵佖比他大三个月，弟弟赵俣比他小十一个月，赵似比他小十四个月。另外，神宗的遗腹子赵偲，也只比徽宗大约小三岁。按照中国人的虚岁计算，赵佖与徽宗年龄相同，赵俣与赵似比他小一岁，赵偲小三岁。与徽宗一样，赵俣与赵似也是幼年丧母，赵俣与赵似的母亲于1090年去世。尽管在世的继母之间可能争过宠，但在神宗去世后，她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再激烈相争了。神宗去世后，这些女人现在全都是寡妇，没必要再为了得到共同丈夫的青睐而争斗不已。尽管妃嫔们都想讨得高太皇太后和向太后的欢心，但皇位不再是她们争夺的关键，因为下一任皇帝将是哲宗的儿子，而不是她们谁的儿子。

即使徽宗年纪尚幼，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乳母每天会带他去拜见祖母高太皇太后和嫡母向太后，可能还有他的哥哥哲宗。正如本章题记所示，徽宗曾回忆说，哲宗对弟弟们非常友好，与他们一起使用陶制餐具，而不是用更昂贵的金属器皿与漆器。

徽宗和他的兄弟还会定期获得品衔、封号与特权上的晋升。徽宗只有十二个月大时，就被封为食邑三千户、实封一千户的宁国公。1085年，徽宗第一次被封王，从那以后，他的封号级别与封地规模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增加。例如在1095年，徽宗与赵佖十四岁，赵俣与赵似十三岁，赵偲十一岁，当时在明堂举行仪式之后，他们都获得了晋升。两位年长些的皇子食邑八千户、实封二千五百户，接下来的两位食邑七千户、实封二千三百户，最年幼的一位食邑五千八百户、实封一千九百户。

娱乐活动

宫殿与皇家庭院里满是让孩子着迷的事情，令人尤为兴奋的娱乐是马球。在空旷场地的东西两侧各竖起高十尺、宽约一尺、固定在石莲花座上的狭窄球门。记分员手握一面红色小旗，球一旦射中球门，记分员就举起小红旗。在场有乐师制造节日般的热烈气氛。队员从亲王、驸马、宗室、朝中近臣中挑选，骑的是训练有素、装饰华丽的马。左边的选手穿黄衣，右边的穿紫衣，以示区别，皇帝指挥骑马的选手上场，乐队鼓乐齐鸣。比赛开始前，皇帝与选手举杯祝酒，然后，皇帝击球后离开球场。每次球射中球门，观众就发出欢呼，得分的选手会下马向观众致谢。

小孩子也喜欢过元宵节。元宵节是在阴历正月十五，这一天京城居民都会挂出装饰精美的灯笼，然后流连街头，观赏别人的彩灯。皇宫里的人来到宫城正南的宣德楼，登上几层高的城楼，观看元宵节的盛况。郊祀祭天仪式每三年举行一次，宣德楼也是一个观看筹备工作的好去处。为了准备祭天所需的七头大象、驯象师和乐师，会提前演练祭天仪式，即使这时也吸引大批人群前来观看。精明的商人在集聚的人群中出售大象的图片，还有用木头或陶瓷制作的大象模型。

在郊祀祭天的当日，也有不少场面值得观看。大约两万人在大庆殿的宽敞庭院里列队站立。为了按时完成准备工作，一名太史局官员站在鼓楼上观测刻漏，每小时奏报一次。队中不同身份的人穿着色彩鲜艳的各类服装，好让观者区分宦官、官员与卫兵。文官穿着红色朝袍，从官帽样式可以分辨出各自的官职。作为皇子，徽宗佩戴一顶九旒冕，级别最高的大臣也佩戴同样的帽子，但级别较低的官员帽子上旒的数量会比较少，最少的只有两条。（参见彩图二）

队伍中举着的旗、旌和幡同样色彩斑斓，还有绘有风、雨、雷、电、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和水星、白鸟及凤凰图案的三角旗。行进队伍在三更时分就要离开皇宫。在徽宗十岁那年，著名大臣苏轼担任卤簿使导驾，负责郊祀列队行进。苏轼上奏，在仪式举行到一半时，有十余辆后妃乘坐的红色伞盖车跟在皇家郊祀队伍后面，争道抢行。在苏轼看来，妇女不应当参与这类祭祀典礼。后妃中道迎谒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本来就够糟糕了，又在祭祀完成之前出现在祭祀仪式队列中，简直让人难以接受。据说哲宗读了奏章后，派人将奏章呈递给高太皇太后，自那之后，仪式过程变得庄严肃穆多了。

徽宗童年时参加的所有庆典中，最令人感到欢快的就是哲宗的婚礼。英宗与神宗登基时已经结婚，因此，自仁宗在1024年结婚之后，皇宫中已经近七十年没有见证过全套的皇家婚礼了。高太后开始提前为哲宗大婚做充分规划。她从适合的人家中挑选出一百多名女孩，将她们带进宫，最后选中了一名姓孟的女子，认为只有她配得上皇后称号。1090年，哲宗十三岁时，高太后宣谕数名王公大臣研究皇室大婚礼仪的先例，并预备详细的仪式步骤。

1092年四月，哲宗十五岁半，皇宫为他举行了六天多的婚礼仪式。第一天，徽宗与其他皇子随同皇室宗亲、王公大臣，身着红色朝服，齐聚文德殿，按照古代婚礼的步骤，实施“纳采”与“问名”等礼仪。四天后，在其他准备仪式完成之后，奉迎使前去迎娶新娘。奉迎使返回时，官员们再次身穿红色朝袍前去迎接。一些官员列班于宣德楼外，在奉迎新娘后与举办婚礼大典的间歇，他们要在那里依仪式行礼。在专门准备的殿堂内，孟氏的父母依照传统的礼仪辞令与她话别。随后，孟氏被迎入皇宫，一路上有时坐轿子，有时乘马车。每座殿门都有官员和宗室列队迎接，最后皇后来到福宁殿。哲宗身穿庄严正式的纱袍，头戴通天冠，已经在那里等候。余下的仪式，包括礼仪规定的三次饮酒，由几位宫中侍从伺候完成。

教育

在这些年中，徽宗准备过什么样的生活呢？皇帝的兄弟们的处境很尴尬，试图废黜皇帝的大臣会主动接近他们，因此让皇子拥有实权非常危险。然而，文化价值观强调对皇帝与其兄弟们共同母亲的孝道，更不要说还有手足之情，这就要求皇帝友好地对待众位兄弟。在宋朝，皇子并未被授予实质性的政治军事职务，也不会统领军队与管辖府州。他们被赐予充足的俸禄与所有象征性的高等特权，比如有权拥有大批扈从，或佩戴能显示其地位的服饰。但他们必须避免给人留下怀有政治野心的印象。任何皇帝都无法容忍皇位的潜在竞争者周围聚集着野心勃勃或诡计多端的大臣。

皇子们要证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一个办法是尽可能地以种种迹象表现自己享受放纵的生活——纵情于酒色犬马。放荡的皇子是一种被认可和理解的社会类型。

皇子还有一种方式来消磨时光，那就是钻研学问与艺术，这正是神宗的两个弟弟（徽宗的叔叔）赵颢和赵頵选择的道路。作为高太后留在世上的儿子，赵颢、赵頵在哲宗朝的后宫女眷中很受欢迎。事实上，他们屡次请求搬出皇宫住进自己的宅邸，但因为神宗每每拒绝，徽宗的这两位叔叔在成年很久后仍住在皇宫里。他们只需履行一些不重要的礼仪职责。赵颢的碑文中记载，神宗每次郊祀，以及两次明堂祭祀时，都由他担任亚献；此外，赵颢偶尔会代表神宗主持太庙祭祖。既然徽宗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为皇帝弟弟，毫无疑问，他会特别留意这两位叔叔，因为他们为他提供了一个也许可以效仿的范例。

赵颢和赵頵都对宗教感兴趣。据说赵頵“喜浮屠、老子之言，撮其精要，刻板流布”。赵颢尤其痴迷佛教，代表皇帝参加了重大的佛事。他还喜好医书，并自己配制药方。赵颢精通书法与箭术，对音乐兴趣浓厚。有一年，他曾为元宵节的娱乐活动创作了一些曲子。他还热衷于收藏善本图书，神宗鼓励他这种兴趣，每次得到异书，都会派人给他送去。赵頵在书画与医学上也有同样的兴趣。他的书法作品中包括几种不同字体，画过花、竹、蔬、果、虾、鱼、古木和江芦等作品。他编著了一本名为《普惠乘闲集效方》的医书，还用自己存的药材配制药方，为人治病。赵頵的妻子王氏也擅长绘画，据说她在十六岁嫁给赵頵后，便醉心绘画与文学，而不是珠宝等奢侈品。赵頵于1088年去世，徽宗当时才六岁。赵颢是在八年后的1096年离世，因此徽宗有更好的机会来了解他。赵頵与赵颢都有好几个儿子，是与徽宗年龄相仿的堂兄弟。

不过，在徽宗培养这些与叔叔婶婶相同的雅好之前，必须先精通标准的文学课程。11世纪80年代末，为了确保哲宗接受全面的儒家教育，朝廷中很多人做出了努力，徽宗所接受的教育类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下面这件事的影响。六十多年前专门为年幼的仁宗编写的三本图文并茂的书籍，也都给哲宗重新印制出来了。其中一本关于历史上著名的君臣，一本囊括了宋初三朝发生的一百件大事，最后一本共有三十卷，用插图描绘了郊祀队伍使用的各种物品，如旗幡、旗帜和装饰华丽的车辆等。当时还多印了一些卷册，分发给各王宫及众高官，徽宗的早期教育中所用书籍很可能就包括这些。

哲宗的一位老师范祖禹编著了八卷本的《帝学》，通过讲述早先帝王的轶闻，来说明伟大的帝王尊师重教，笃好学问。这本著作如今依然存世，书中对所有用兵的先例一概不提，帝王不会由于行事果断、开疆拓土或提高人民福祉而受到称赞，而是因为遵从师教而被褒扬。例如，后汉开国皇帝光武帝邀请儒生入宫，指定五经博士，聆听他们的讲解，并亲临他们讲学的太学，因此备受赞扬。在打败所有敌人后，光武帝就对军队只字不提。太子询问军事战略时，他的回答是：卫灵公询问孔子军队部署的问题时，孔子就曾表示反对。在宋朝早期的皇帝中，范祖禹着重介绍了仁宗，因为正是在仁宗时期，儒家学者给皇帝讲学形成了制度。

1091年，徽宗九岁时，有位翰林学士为宗室和皇子的教育提出一个方案。根据最终方案：皇子从八岁到十四岁，每天要背诵二十个字的段落若干。每年还要对他们的进展进行考试。1093年二月，徽宗十岁时，高太皇太后决定让皇子们到宫外就学，并在以前一位皇子的住处设立了学舍，两名大臣担任老师，四名宦官负责管理。大约六周之后，皇子们开始学习，哲宗给每人颁赐“九经”一部，还有儒家大师孔子、孟子、荀子与扬雄的著作。

在1095年，哲宗请高官推荐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皇弟们的侍读。徽宗的侍读中有三位是知名的学者，傅楫、朱绂和何执中。三人都有文官职位，前两位早在将近三十年前的1067年就获得了官位。三位侍读都是南方人，傅楫与朱绂都来自福建路仙游县，何执中来自稍北的今浙江境内。傅楫和何执中早年都曾经担任地方官，后于11世纪90年代来到京城。从1087年开始，朱绂担任皇宫的“大小学教授”。1094年，章惇升任宰相，朱绂被召入宫中，向哲宗讲授有关“正心、诚意、知人、安民”的道理。接下来四年，他一直担任皇宫侍讲，并两次获得提拔。

傅楫或许是三位侍读中最致力于儒家学问的，他年轻时曾师从著名的儒家学者，还娶了老师的女儿为妻。他在二十年间游宦各地，收集了大量的藏书。此后四年，傅楫一直任太学教授。在傅楫作为皇子侍读的五年间，建议对现有的课程进行改革，在他看来，皇子的教育一直强调书法和作文，却牺牲了经典教育。傅楫认为皇子教育应该关注美德与礼仪，而不是书法这样的小道。傅楫请求朝廷同意他的方案，将授课内容限定在探讨《论语》、《孝经》与《孟子》的范围内，不再关注唐诗与诗歌创作。徽宗的侍读还向徽宗和其他皇子讲授基本的历史知识，尤其是可以从中汲取明确的道德教训的事件，如秦始皇与隋朝亡国之君（隋炀帝）等历史上有名的挥霍无度的统治者，都建造了奢侈的宫殿与庭院。儒家关于节制的教导一定常常与他们实际所处宫殿的富丽堂皇之间存有矛盾。

哲宗婚后不久，又发生了一次巨变：掌握皇宫实权的高太后在1093年九月初三去世了。高太后不信任十六岁的哲宗的治国能力，在病床上召见了范祖禹等几位值得信赖的大臣，要求他们如果哲宗在她死后试图推翻她的政策，一定要抵制。事实证明，高太后的怀疑是正确的。没过多久，哲宗便决定罢免祖母的重臣，开始恢复父皇神宗的新政。

开封府

宋徽宗开始师从宫外的老师之后，就有更多机会了解环绕皇宫的这座城市。尽管皇宫已是富丽堂皇、人口众多，但徽宗这位年轻皇子终于能更自由地走出皇宫，到京城开封府这个更大的世界，一定还是感到异常兴奋。

开封府是一座十分值得探索的城市。与它之前和之后的大城市一样，开封府也汇集了形形色色的人群：最有权有势的人和一贫如洗的人、长住居民和初来乍到者、文人和商人，以及兵士和学生。开封府是一座庄严的城市，因为这里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和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这些都不断地确认并再塑皇帝作为上天与芸芸大众之间的中介角色。开封府也是一座军事堡垒，不仅有高大的城墙、环绕四周的护城河，城内军营里还部署着约三十万军队。这些将士及其家眷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开封府的外形可以看出，最初，这是一个州郡的治所和商业活动中心。唐朝都城长安从一开始就规划成大城市，城墙每边约九公里长，城内对称分布着宽阔的大街、环绕防御设施的围墙，以及政府组织监管的集市。与长安形成对比的是，开封府从一座州郡治所发展而来，既没有环绕防御设施的城墙，也没有进行买卖交易固定的场所。

旧城被城墙包围，每边城墙不足三公里，但在955年（几年后宋朝才建立），旧城的城墙之外已有很多人居住，因此就新建了一圈外城墙。外城墙边长约七公里，共有二十一座城门（参见图1.3）。新城墙将开封府的规模扩大了三倍。白色的外城墙高达十二米，周围环绕着一条三十米宽的护城河。在宋徽宗童年时代，护城河被扩建至宽七十七米、深约五米。当时，开封府的居民已经有一百二三十万。长安城的人口规模也差不多，但却分散在一个更广阔的区域，因此开封府的人口密度大约比长安城高出百分之五十（开封城的面积为四十九平方公里，长安城的面积为八十四平方公里）。

汴河是城内外连接大运河的主要水道，它自西向东横贯开封城，再通过大运河将开封府与扬州、杭州等南方重要城市相连。大米与其他谷物通常用船运入开封城。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曾游览开封府，他对汴河上“千万”运货的船只赞叹不已。货物也从开封城门运入，比如数以千计的猪每天就由猪倌驱赶着进城。由于经营特定商品的商贩喜欢相互为邻，便不仅形成了专门买卖金银的街巷，还有一个汇聚了鹰隼商贩的客店。

图1.3 开封府

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开封府最重要的街道是御街，从宫城南面的宣德楼开始向南，经过内城朱雀门，然后到郭城南薰门。高大的朱雀门有一百五十多米宽，顶部建有一座城楼。御街上各类店铺鳞次栉比，有士兵昼夜巡视。

宫廷外的娱乐昼夜不停。勾栏、酒肆、客栈、茶馆与妓院在瓦子（娱乐区）云集。孟元老写道，有勾栏五十余座，其中莲花棚、牡丹棚、象棚与夜叉棚各能容纳数千名观众。即使是小小的酒馆，可能也有几个艺人为客人唱曲助兴。

在开封城找地方吃饭一点也不难。夜市有即食食品出售，像芝麻饼、香糖果子、团子、豆腐汤、螃蟹与蛤蜊。马行街的夜市尤其嘈杂，整条街灯火通明，以至于蚊子与苍蝇都会躲得远远的（或者人们是这么认为的）。白天的食物更丰盛。一家饺子店有五十多口锅灶，几十名小工和面、包饺子，将饺子下锅再盛出来。在规模大一点的市场里，小贩们用别具特色的音调叫卖货物，把卖东西变成了一种表演。大型餐馆可能专门经营地方菜系，例如四川菜馆“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面、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

毫无疑问，徽宗偶尔也会离开皇城，去京郊的御苑，或者更远的皇陵。在内城正南门外的玉津园，每年都会举行射箭比赛，款待宋朝的北邻辽国使者。东京西城墙外的金明池最初是为水军演练而开凿，但事实证明，作为赛舟等水上游戏的场所更受欢迎。每年二月，金明池对外开放，城里所有人都可以去游览，欣赏春天的花卉。金明池边上种着垂杨，在那里散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毋庸置疑，徽宗每年都会陪同哲宗游览金明池，禁军仪仗队骑马扈从，他们头上插花，手握金枪、刀剑，还有色彩绚丽的绣旗。在金明池内有“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商贩们也会摆设摊位，售卖酒、茶、汤、米粥、果子和纪念品，还有碰运气的游戏与其他形式的赌博。金明池水面上的小船搭成杂技演员与木偶戏的表演舞台，所有表演都有音乐伴奏。但是，金明池上最主要的活动还是大龙舟争夺锦标的划船比赛。长三十丈的龙舟上为哲宗安了一把龙椅，后面摆放一面绘有游龙戏水的屏风。妃嫔们可以在閤子里观看喜庆活动。

徽宗通常与大多数官员一样，骑着马游览城市，身边总是带上几名侍卫。他肯定踏访过开封城内一些别具特色的佛寺与道观。有些佛寺中有佛塔等建筑，高高耸立，成为天际线上的标志。皇宫西南的太平兴国寺有一座七十四米高的佛殿，里面供奉着一尊巨佛。皇宫东北的开宝寺矗立着一座佛塔，高五十五米，遍体通砌琉璃砖。

皇宫南门不远处是相国寺。这座佛寺由国家出资修建，皇帝经常亲临，有时是去赏灯，有时是去祈雨。在天圣节，朝中官员要去相国寺进香。相国寺也以其艺术品著称，包括一组五百罗汉的镀金青铜佛像。日本僧人成寻曾在1072年游历相国寺，他提到了主殿内一座高六丈的弥勒佛像。宋徽宗年轻时可能看过高文进绘制的五台山文殊菩萨与峨眉山普贤菩萨的壁画，可能也看到了晚近的崔白所绘的炽盛光佛与十一曜坐神的作品。相国寺内每个月定期五次开放很大的集市，并以此闻名。商人经营各种各样的商品，有各自的摊位：买卖珍禽的在庭院大门口，卖马鞍子、马嚼子和刀剑的在另一个区域。还有商人出售蜜饯、毛笔、墨水、帽子、图书、古董和绘画，还有些人是占卜算卦的。

要好好享受这座城市，徽宗就得在皇宫外修建自己的府第。1095年十月，当时赵佖与徽宗刚满十三岁，哲宗宣布五位皇弟不久将搬出皇宫。四个月后，将作监提交了修建五位皇子府邸的计划。他们的府邸将沿用先例，按序排列，年龄最大的在最东边。这项工程大约花了两年时间，被委以主管之任的是李诫。李诫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师，在修建皇子府邸的几年时间里，他还编纂了现存最古老的一本建筑指南。

1098年三月二十日，十五岁的徽宗和赵佖搬进了各自的府邸。第二天，哲宗亲幸赵佖的府邸，次日又亲幸徽宗的府邸。同时，徽宗与赵佖的年俸也被定为丰厚的八千贯。徽宗仍然经常回宫，参加频繁在朝堂上举行的仪式，包括盛大的新年典礼等重要活动，以及更常规的每月两次或五天一次的仪式活动。在这些仪式场合中，政府等级制度与君主政体极为壮观地展示无余。每个人都按序排列，从徽宗这样级别最高的亲王开始往下排。皇帝一登上宝座，包括亲王在内的所有人都要依次向他叩头，皇帝的最高权威也因此形象化地得到了巩固。徽宗偶尔也在皇宫外的仪式上代表王权。1098年，在最庄严的郊祀大典上，徽宗被选中担任亚献，这是徽宗幼年他的叔叔曾履行的职责。第二年，朝廷收复青唐，徽宗又奉命在太庙向祖宗报告这一重要的军事胜利。

才华出众的朋友与熟人

徽宗一旦在皇宫外有了自己的府第，就可以更充分地融入精英社会群体，这个世界汇集了众多人士，他们全都家产殷富、饱学多识、才华出众、卓有所成或者交友广泛。在被称为端王的这段时间，徽宗较为自由。史料中记载了几件趣闻轶事。一则提到徽宗喜欢玩鸟，另一则记载了徽宗通常会从北门出宫，有位想结识他的年轻人就在北门等候，一见徽宗就下马行礼，最终徽宗对此人产生了兴趣。

徽宗作端王时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对他踢球的描述。这则故事解释了徽宗如何认识最后官至殿前指挥使的高俅。

在殿庐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子刀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曰：“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

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也？”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况（贶），并所送人皆辍留矣。”

派高俅去送篦子的王诜是徽宗的亲戚（徽宗父皇的妹夫）。王诜是一位书画收藏家和技艺娴熟的画家，他结交了当时许多重要的文化名流，其中最有名的是苏轼与米芾。苏轼是著名诗人，并且直言不讳地反对新政。米芾是书画家、收藏家与鉴赏家，撰写了大量有关鉴赏书画的著作，其中也包括若干幅王诜的藏品。王诜与苏轼交好，这使他卷入朝廷中改革者与反改革者之间的斗争。1070年代，王诜资助刻印苏轼的诗集，诗集中有一部分内容后来被当作证据，指控苏轼诽谤皇帝，王诜也被指为同谋，指控书中逐年列出他与苏轼过去十年的交往，记录了王诜多次赠送苏轼贵重礼物，为苏轼提供材料装褙画作，甚至借钱给苏轼用作外甥女的嫁妆。苏轼的诗词很受欢迎，这加重了言官的恼怒。言官控诉说：“道路之人，则以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苏轼被流放，王诜如果不是公主（其妻宝安公主）恳求哥哥宋神宗保留他的官职，也会遭到流放。然而，第二年公主去世后，神宗还是将王诜贬官。

1085年，王诜返回开封。对年轻的徽宗来说，姑父王诜特别有魅力，因为他认识很多名人，游历过全国各地，是一位卓然有成的画家与书法家，还收藏有全国最著名的书画作品。在此时期，徽宗也开始收藏，还帮助王诜得到了一幅他想收藏的画作。

在王诜的影响下，徽宗开始自己作画。据蔡絛记录，徽宗还是皇子的那些年里，对他练习文人书画影响最大的是王诜、赵令穰与吴元瑜。赵令穰是宋朝开国之君宋太祖的后裔（五世孙），因此是徽宗的远房亲戚（皇室宗族第五代的3488名成员之一，与徽宗的父亲是同代人）。赵令穰在京城拥挤的皇室宗族成员的住宅区中长大。宗室成员可以离京去祭拜洛阳半道上的皇陵，却不能随意到别处游历，据说赵令穰一辈子都处于这种对宗室成员的地域限制内。但赵令穰的确有大量绘画藏品可以借鉴。作为一名画家，他以山水画著称，风格大多体现了文人雅趣，例如水乡景色与“小景山水”。相比之下，吴元瑜不像王诜、赵令穰是文人画家，而是一位画匠，曾师从被公认为北宋最优秀的花鸟画家崔白。徽宗应该在皇宫里见过崔白画的屏风。

图1.4 《烟江叠嶂图》，绢本，设色，纵45.2厘米，横166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王诜有两幅画作曾经被徽宗收藏，这两幅画幸存至今，并备受称赞。《烟江叠嶂图》（图1.4）描绘的是弥漫的云雾和依稀可辨的两艘小船，以及江边陡起的崇峦叠嶂。1088年，苏轼为此画题了一首二十八行的诗（赋诗十四韵），王诜看后步韵唱和，苏轼诗兴大发，又唱和一首，王诜则再次赋诗回应。在第一首诗中，王诜认同当时新出现的一项理论，认为绘画是一种适合于文人的艺术形式，还列举了一些他视为典范的士大夫画家。在给王诜的和诗中，苏轼也评论了绘画艺术，强调“画山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作为恭维，苏轼将王诜比作郑虔。郑虔曾献给唐玄宗一卷诗、书、画，唐玄宗署尾亲题“郑虔三绝”，指的就是郑虔的诗、书、画。

徽宗从王诜及其圈子中获得了什么呢？他可能明白了一个人不必非得成为专业画家，多年致力于完善画技也可以画出意蕴深长的高雅作品。他可能看到了诗书画的实践方式可以相互补充，从而在文人的社会生活中达致和谐；他可能还看到了收藏书画是一种巨大的资源，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实践，还能吸引米芾这些有趣的人来欣赏自己收藏的名作。

家事

1096年，就在徽宗入住端王府前，宫廷陷入了骚乱，起因是早年嫁给哲宗的年轻妻子孟皇后被控使用巫术。哲宗从来没有喜欢过孟皇后，或许因为她是高太后挑选的，哲宗容忍甚至鼓励自己宠幸的刘婕妤对年轻的皇后不恭。对皇后的神秘行为的指控，哲宗也没有加以制止。这件事的起因是孟皇后年幼的公主病倒了，孟皇后便向略通医学的姐姐寻求帮助。给公主开的药毫不见效，孟皇后的姐姐带来一些道教用来治病的“符水”。她拿出符水，孟皇后大惊失色，告诉姐姐宫中严禁这类东西。不久，哲宗来探视公主，似乎并没有对符水感到不安，还认为提议用符水给公主治病是人之常情。尽管如此，谣言开始在宫中传播开来，引起对邪恶力量的恐慌。公主的病情恶化时，皇后发现了公主身旁的纸钱（用来祭神的），开始疑心是她的对手刘婕妤派人做了手脚。后来，有三个人——皇后的养母、一名女尼与一个宦官——被指控协助皇后使用妖术。

哲宗命令一名宦官头目对后宫所谓的阴谋进行司法调查。有三十名宫女与宦官受到严刑拷打，有的肢体被打残，有的被割下舌头，最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指控。女尼被指控使用“所厌者伏、所求者得”的祷词施行巫毒之类的神秘仪式；宦官被指控给刘婕妤画像，然后用针钉穿画像的心脏，希望以这种方式杀死她；养母被指控在一张符纸上写了“欢喜”字，然后烧成灰，放在哲宗饮用的茶里，希望以这种方式改变哲宗的情感。官员详细地与哲宗讨论调查结果，他们很清楚严酷拷打之下的审问未必能查明真相。官员们意识到哲宗感觉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最后默许哲宗废黜孟皇后，将其贬入瑶华宫。被控使用巫术的女尼、宦官与养母三人皆被处死。根据后来向太后的说法，徽宗在听说在这些调查中死去的宫女时，流下了眼泪。

1099年是徽宗及其家族的又一个多事之秋。在这年二月，徽宗最小的弟弟赵偲开始准备从皇宫搬到自己的府第。四月，哲宗带着大量随从亲临郡王府。这一次是在徽宗最大的弟弟赵俣的王府设宴。两周后，哲宗又召集大家举行宴会，这次是在徽宗的二弟赵似的府第。由于这一次哲宗的两位母亲，即嫡母向太后与生母朱太妃都与哲宗同行，因此讨论的议题很可能是为两位年龄稍长的郡王赵佖与徽宗安排婚事。

被选中嫁给徽宗的女子姓王，当时十六岁，比徽宗小两岁。关于她的家庭背景，只知道她来自京城，父亲是一位地方官。亲王的妻子都要从有名望的家庭中挑选，当然，徽宗本人不会参与对这位特别的年轻女子的挑选过程。1099年六月，徽宗大婚，王氏被迎娶至徽宗的府第，成为徽宗的妻子。婚后不久，嫡母向太后赐给徽宗两名妾，即郑氏与王氏，作为礼物。徽宗早就认识她们，因为在他入宫拜见向太后前，太后就曾派郑、王去陪侍徽宗，二人颇得徽宗喜爱。

在皇宫里，人们开始担心哲宗的健康。从哲宗的宰辅曾布留下的日志中，我们了解到哲宗愿意与二府官员谈论他的疾病，因此很可能哲宗的母亲与兄弟也听说了哲宗的病情。开始只是比较厌烦的病症，还不算令人担忧。1099年五月十八日，哲宗说自己长期被咳嗽与便秘困扰，服用了很多药也没起多大作用，让二府官员举荐精通医理的医生。御医耿愚由于精通脉论、善用古方而被举荐。哲宗认真遵循御医们的建议，健康状况却没有改善。1099年七月，侍候哲宗的医官被留宿在宫中三天。那时，哲宗的腹泻与胸闷非常严重，连粥和药都咽不下。耿愚给哲宗配制了哲宗母亲推荐的一种温脾药丸。

随着天气转冷，哲宗的健康有所好转，可以和大家一起激动地期待一位皇子的降生。哲宗的妃嫔们到此时为止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但都是公主，其中一位在襁褓中就夭折了。1099年八月初八，第一个皇子出生时，哲宗的身体状况可以参加庆祝活动。皇子一出生，哲宗就立刻命宦官将消息传给二府大臣。二府大臣次日见到哲宗时，哲宗告诉他们，他的两位母亲都非常高兴，大臣们又说，不但两位太后喜不自禁，全国上下都在庆祝皇子的降生。一名宦官被派往皇陵，向祖先报告喜讯，与此同时，重臣与宗室也奉命前往南北郊坛和太庙祭告。此外，翰林院起草一份圣谕，宣布对所有流人以下的罪犯实行大赦。但就在这时，哲宗再次病倒了，连着两天取消了临朝。八月十四日，哲宗见到二府大臣时说，御医耿愚开了一些催吐的药，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但还是没有食欲，而且腹部也经常疼痛。

徽宗自然也参加了1099年八月二十一日在集英殿为他的新生皇侄举办的庆祝宴会。哲宗心情很好，他慷慨地赏赐给二府大臣和弟弟们很多礼物，包括衣服、做工精致的金腰带，以及配上马鞍的骏马。衣服都是由皇家作坊制成，包括红罗绣抱肚、白绫袴、黄绫衬衫、勒帛紫罗公服。后来二府大臣前来拜谢哲宗赏赐礼物时，都穿上了赏赐的服饰，骑着赏赐的马匹。徽宗和众亲王也穿着哲宗颁赐的服饰各自回府。然而，从文化的角度看，宴会似乎并不成功。哲宗后来与二府官员都觉得为盛会创作的乐词无一令人满意，他们讨论了任命哪些人有可能提高宫廷的文学水平。

哲宗的新生皇子受到所有人的热情迎接，但哲宗决定将皇子的母亲刘贤妃封为皇后，就不是每个人都赞同了，很多人因为孟皇后被废的事指责刘氏。1099年九月二十七日，刘贤妃被正式册封为皇后。这一天，徽宗与其他亲王一起在文德殿迎接。刘皇后的庆典应当没有七年前孟皇后的仪式那样复杂，因为新皇后已经住在皇宫里，不用穿过正南门进去。

由于刘贤妃被册封为皇后，徽宗间接失去了两位侍读。谏官邹浩上疏反对册封刘氏，激怒了哲宗。哲宗在朝殿上与邹浩争论，他告诉邹浩，祖宗本有先例，邹浩回奏道：“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哲宗不仅将邹浩贬官，还革职发配到偏远的南方。那里是著名的“死地”之一，毫无抵抗力的北人到那里可能会染上瘴疠。为了严惩邹浩，开封府当天就奉命派人押送他出城。但是，邹浩的许多朋友都前来相助，其中两位是徽宗的侍读傅楫与朱绂，使得这件事受到了拖延。哲宗龙颜大怒，托言二人资助邹浩的旅费，将他们革职。哲宗甚至因尚书右丞黄履为邹浩辩护，罢了他的官职。

哲宗心绪不佳，也许是因为刚出生的皇子身体糟糕。闰九月十五日，哲宗告诉二府官员，皇子受了惊吓，御医正用药物调理他的肠道。从那时开始，二府官员每日都会询问皇子的健康，并常常对他的医疗护理提出一些建议。闰九月二十六日，皇子（还没有起名）似乎有所好转，但就在那天晚些时候，一名信使向二府官员报告，皇子已经夭折了，接下来三天哲宗都不会上朝视事。三天后，哲宗年仅两岁的公主也夭折了。

尽管哲宗遭遇不幸，但一些常规的宫廷生活还是要继续。九月，亲王赵似终于搬进了自己的府第，宗室成员组成了仪仗队，陪他从皇宫搬进新宅。随着赵似的搬出，哲宗的五位弟弟全都住在宫墙之外了。

哲宗的生日是十二月八日，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是一个重大的宫廷盛会。正式典礼开始前两天要排练一番。在参加紫宸殿举行盛宴的众多宾客中，还有辽、高丽与西夏的使节，专程来开封参加盛典。开封的大臣大都出席了宴会，座次根据品衔高低排列。亲王按品衔依次坐在哲宗右边最尊贵的位置。庆典活动共有九轮，每一轮都安排了娱乐活动、食物与美酒。翰林院的官员每年要编写新的乐词，用来祝酒或歌唱。根据演奏的乐器不同，教坊乐部根据乐器的不同，穿的衣服也五颜六色——绯色、紫色或绿色，他们的乐器包括拍板、琵琶、箜篌、鼓、编钟、箫、笙、埙或笛子，表演舞蹈的艺人有男有女。别的娱乐活动还包括杂技、杂剧与蹴鞠。当天的庆典结束前，宾客们都会收到很多礼物。

生日宴会不久，哲宗又病倒了。他整日呕吐，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还咳嗽不停。知枢密院事曾布说这些都是虚弱的症状，需要用食物调理。哲宗说他已经服用了差不多一百粒补中丸，曾布则建议，皇上还很年轻，不应该服用温热的药，这可能会耗损更多的阳气。第二天，哲宗患了喉炎，说话非常费劲。接下来三天哲宗病情没有改善，但还是继续上朝。为了避免呼吸冷空气，除了每天去拜见母亲，他都在屋里待着。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御医告诉宰辅，皇上病情严重，目前脉气微弱。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宰辅还是没有讨论那个不祥的话题：哲宗一旦驾崩会发生什么事。

1100年的新年那天，哲宗病得很重，不能主持照例举行的新年盛大朝会。到了初四，在紫宸殿举行的例行宴会宣布取消。哲宗不仅仍然咳嗽和呕吐，腹部疼痛也变得更严重了。宰辅提议在开封城里的寺观进行七天的祈禳道场，并宣布大赦——仁宗皇帝就是在1056年一场大赦之后痊愈的。宰辅获允到内宫探视躺在福宁殿东侧卧室的哲宗。哲宗戴着帽子，穿着短外套，坐在御座上，但他说脏腑还是不舒服，也没有药物缓解这种症状。在官员们的建议下，哲宗同意举行祈禳道场，大赦天下，并采用更多的艾灸治疗。那一天，御医对哲宗全身都进行了艾灸，直到他疼痛难忍。第二天，大臣们带来更多的药物让哲宗尝试，但都毫无益处。1100年正月十二日上午，哲宗驾崩，当时他的二十三岁生日刚刚过去一个月。

徽宗成长的皇宫——宋朝的皇宫——与西方的皇宫相比如何呢？二者的异同之处都值得注意。从建筑空间而言，宋朝宫殿和别处的宫殿一样，都类似精英的家庭住宅，但规模更加宏大。从社会空间而言，宋朝皇宫中有很多人，从位高权重者到各类仆役，他们之间的交往受到精心设计的宫廷礼节与仪式的约束，跟其他地方的宫殿并无二致。宫廷里进行的某些仪式，与更加明确的宗教场合举行的仪式在结构上很相似。这些仪式既体现了统治者的神圣身份，又涉及宫廷社会中细微分级的社会等级，甚至在礼仪的形式上也常常很相似，例如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统治者出现在比较公共的场合时，都会随身带着或者竖起各式各样的华盖，人们见到统治者也要下跪。

与其他国家一样，宋朝宫廷里发生的事情也能迅速散布出去，有些是个人的传闻，还有一些是关于新时尚的报告——率先在宫廷里出现的礼仪、娱乐活动和服装方面的创新。但在这些方面，我们最好也注意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尽管宋朝皇宫之外的民众看起来很快就会仿效宫廷女性的服装款式，但男性的服装却并非如此，宫中男性的衣着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这也许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皇帝以下的所有男性都是统一身穿与官职相配的制服。

在宋朝宫殿里，男女有别是必须遵守的规矩。在重要的宫廷宴会上，无论是后宫妃嫔还是公主都不能出席。有时候，有诰命的女性（例如高官的妻子）被邀请参加宫廷的女性聚会。然而，那些会使不相关的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的社交场合，则尽可能避免。公主们长到适婚年龄，一般是十五六岁就会结婚，会有丰厚的嫁妆，通常包括一座宅邸。但她们在宫廷文化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哪怕是她们可能会跟谁结婚的小道消息也不太多。

皇子与公主在宫廷中长大，没有什么机会结识跟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同龄孩子。在欧洲，从中世纪开始，贵族就经常出现在宫廷里，贵族的儿子会被送进宫做青年男侍，或者仅仅为了接受教育。但在宋朝宫廷没有类似的情况，除了宗室外，几乎不存在世袭贵族。徽宗儿时唯一认识的玩伴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官员的儿子与同族人的儿子不会和他在皇宫里一起长大。宫廷里的成年人也与同龄人相隔绝。与欧洲君主不同，哲宗与他的皇后没有出身贵族的男男女女来服侍，哲宗很多时间与宰辅一起度过，但他们并不帮助哲宗更衣，从事这类个人服务的是宫里的宦官或宫女，因此，宋朝宫廷远不像欧洲宫廷那样具有公共性。哲宗没有可以与他比较随意来往的堂兄弟或者其他显贵亲戚一同出去骑马或狩猎。像他的各位前任一样，哲宗也举行宴会，但是只有那些明确被邀请的人才能参加，宗室甚至不能像法国贵族在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那样，随意出现在皇宫中并希望获准参加聚会。

宋朝宫廷文化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统治者相对安静。在整个18世纪，欧洲大部分统治者都拥有几处宫殿，他们会花大量时间从一个宫殿前往另一个宫殿，甚至有时也会去拜访其他统治者。皇室的入城仪式是重大活动，人们用文字和绘画广为庆祝。同时，皇室也通过这种旅行，向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展示着皇室的尊严。相比之下，尽管宋朝指定了四座都城，但皇帝从来没有去过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府）和南京（归德府），而是几乎完全住在开封——名义上的东京。与之相比，唐朝对东都洛阳的利用率要高得多，甚至曾将朝廷移到洛阳。宋朝统治者离开皇宫履行典礼仪式时，场面也确实非常壮观，但他们通常不会去远离京都的地方，因此远离京城的地方民众也就不太可能见到圣驾。

宋徽宗获准搬进端王府后，避开了宫廷生活中的许多社会束缚。尽管如此，正如第二章所述，他重新被召回宫廷时，也只是象征性地反对了一下。

徽宗是他的谥号，并非在世时就被称作徽宗。他姓赵，名佶，还是皇子时就被封以众多封号，其中最有名的是“端王”，继位之后，就变为“陛下”或“圣上”这类对皇帝的专称了。
哲宗出生在1076年的最后一个月，因此他只有三十天大时，虚岁就已经是两岁了。他在二十三年后驾崩，虚岁是二十五岁，但实际年龄只有二十三岁零一个月。参见本书开篇《关于年代、年龄与其他惯例的说明》部分。
《东京梦华录》卷一，30页。
《东京梦华录》卷六，173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二十八，叶1a–6b；卷三十三，叶3a—6b；卷八十三，叶2b—6a；卷一百，叶4b—8a。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一，30—31页；卷六，167页，卷十，243页。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31页。关于各类建筑的开间尺寸，参见Guo Qinghua（郭庆华），“Yingzao Fashi：Twelfth-Century Chinese Building Manual．”Architectural History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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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类要》卷一，21—22页。《政和五礼新仪》，散见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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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严《宋代宫廷的供给制度》，《河北学刊》1991年第5期，82—87页。Robert M．Hartwell（郝若贝），“The Imperial Treasuries：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Bulletin of Sung-Yuan Studies20，1988，pp.42—43．
关于文员，参见James T．C．Liu（刘子健），“The Sung Views on the Control of Government Clerks．”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10，nos.2—3，1967，pp.317—44。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社，1985年，501—548页。关于技术专家，参见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98—141页。
关于她们的数量，参见朱瑞熙《宋代的宫廷制度》，60—66页、26页；以及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佩霞），“Record，Rumor，and Imagination：Sources for the Women of Huizong's Court Before and After the Fall of Kaifeng”，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46—97页。
《皇宋十朝纲要》卷八，叶1a–2a．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25、8630页。
关于宋朝的宦官，参见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263—303页；王明荪《谈宋代的宦官》，《东方杂志》第15卷第5号，1981年，57—60页；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163—165页。
Robert M．Hartwell，“The Imperial Treasuries：Finance and Power in Song China．”pp.21—2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叶31b。《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一，8210—8211页。《文昌杂录》卷三，142—143页。《石林燕语》卷四，56页。一个房间单位是四根台柱之间的区域。作为一种长度单位，两根柱子之间的空间被称为一个“开间”，五个开间长和四个开间宽的一座房屋就是二十个房间单位。
《宋东京考》卷十三，324页。
《皇宋十朝纲要》卷八，叶1b。《宋会要辑稿·后妃三》，叶33a—b。
后来还有记载说，神宗的宰相密谋册立神宗的弟弟赵颢而不是神宗的儿子为皇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一，8409—8412页。《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03页）。既然赵颢不需要有摄政，如果宰相意识到太后反对他们及其改革政策，这也许是一种保留权力的方法。鉴于这段时期的历史因派系政治斗争而反复重修，很难判定这些指责是否有所依据，但我倾向于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中国传统对儿子继承皇位有强烈的偏好。
关于唐朝与宋朝的皇后摄政，参见Lee Hui-shu（李慧漱），Empresses，Art，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0，pp.6—5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二，6169页。《邵氏闻见录》卷三，25页。
《宋会要辑稿·礼二九》，叶57a—67a。
关于陈皇后去世的日期，各种资料说法不一。《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31页）记载她终年三十二岁，并暗指她一直在陵墓哀悼。《宋会要辑稿·后妃一》（叶4b）记载她的去世日期是1089年六月；《皇宋十朝纲要》（卷八，210页）也记录了相同的离世日期，以及她去世时年龄为三十六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532—533页。另参见徽宗一位姐姐的碑文，这位姐姐不到四岁就去世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539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207页。
我在本书中用名字来称呼徽宗的兄弟（以及他的儿子）。在当时，依据大量存世史料的记载，他们的称呼是频繁变化的封号，比如“魏王”。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707页。
《宋大诏令集》卷二十九，153—154页。另参见《宋史》卷十九，357页。《宋大诏令集》卷二十八，144页；卷二十九，152、155页；卷三十，157—158页。
《宋史》卷一百二十一，2841—2842页。James Liu，“Polo and Cultural Change：From T’ang to Su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5，no.1，1985，p.217．
《东京梦华录》卷六，34—35页。英译文见Stephen West（奚如谷），“The Emperor Sets the Pace：Court and Consumption in the Eastern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Song During the Reign of Huizong．”InSelected Essays on Court Cultur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Edited by Lin Yao-fu，Taipei：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1999，pp.34—36。另参见Wilt Idema（伊维德）and Stephen West，Chinese Theater，1100–1450：A Source Book，Wiesbaden：Steiner，1982，pp.31—35。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十，242—243页。另参见Patricia Ebrey，“Taking Out the Grand Carriage：Imperial Spectacle and the Visual Culture of Northern Song Kaifeng．”Asia Major12，no.1，1999，pp.33—65。
《苏轼文集》卷三十五，992—993页。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32—8633页。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2658—2660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539—541、542—544页。《宋史》卷二百四十六，8720—8721页。《宣和画谱》卷二十，565页。
《北宋皇陵》，540、543—544页。《宋史》卷二百四十六，8721页。
《宣和画谱》卷二十，304—305、307—308页。《宣和书谱》卷二，15页。《宋会要辑稿·帝系三》，叶6b—7a。关于赵頵的爱好，另参见《东都事略》卷十六，5b—6a；《宋史》卷二百四十六，8721页。
《挥麈录·后录》卷一，53页。
指《论语·卫灵公》第一条。
《帝学》。关于本书，另参见Marie Guarino的博士论文Learning and Imperial Authority in Northern Sung China（960—1126）：The Classics Mat Lectures，1994年，尤其是86—117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七，11154页。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4a。
《元祐党人传》卷三，叶26b。《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三，11711—11712页。
《浮溪集》卷二六，308—311页。《宋元学案》卷五，100页。《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1页。《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5a。傅楫的传记补充说，他对管理皇子设施的宦官避而远之，从而赢得了皇子的尊重。
Ronald Egan（艾朗诺），Word，Image，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Cambridge，MA：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4，p.104，援引《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四，431—432页；卷四六，443页。
宋朝就已经有许多学者研究开封府了。英语著作中令人满意的简短讨论，参见Edward Kracke Jr．（柯睿哲），“ Sung K’ai-feng：Pragmatic Metropolis and Formalistic Capital．”In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Edited by John Winthrop Haeger，1975，pp.49–77；Heng Chye Chiang（王才强），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pp.117–135；Dieter Kuhn，The Age of Confucian Rule：the Song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91–205；Christian de Pee（裴志昂），“ Purchase on Power：Imperial Space and Commercial Space in Song-Dynasty Kaifeng，960–1127．”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3，2010，pp.149–84．中国与日本的学者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研究，尤其是伊原弘《中國開封の生活と歲時—描かれた宋代都市生活》，东京：山川出版社，1991 年；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7 年。《东京梦华录》是所有学者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也是奚如谷几项课题研究的主题，尤其参见Stephen West，“The Interpretation of a Dream：The Sources，Evaluation，and Influence of the Dongjing Meng Hua Lu．”T’oung Pao 71，1985，pp.63–108；“Cilia，Scale and Bristle：The Consumption of Fish and Shellfish in the Eastern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Su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7 No.2，1987，pp.595–634；“Play with Food：Performance，Food，and the Aesthetics of Artificiality in the Sung and Yua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57，no.1，1997，pp.67–106；“The Emperor Sets the Pace：Court and Consumption in the Eastern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Song During the Reign of Huizong”；以及“Spectacle，Ritual，and Social Relations：The Son of Heaven，Citizens，and Created Space in Imperial Gardens in the Northern Song．”In Baroque Garden Cultures：Emulation，Sublimation，Subversion，Edited by M．Conan，pp.291–321，Washington DC：Dumbarton Oaks。
参见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73—92页。
Christian de Pee，“Purchase on Power：Imperial Space and Commercial Space in Song-Dynasty Kaifeng，960—1127，”p.192．
参见Robert Hartwell，“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750—1350．”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10，no.1，1967，p.126，n.27；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346页；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の研究》，202—204页。
Dieter Kuhn，The Age of Confucian Rule：the Song Transformation of China，p.195．关于长安城的人口，参见Victor Xiong（熊存瑞），Sui-Tang Chang’an：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0，pp.196–201。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东京：东洋文库，1937 年，63 页。关于成寻，参见Robert Borgen，“San Tendai Godai San ki as a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Sung History．”Bulletin of Sung Yuan Studies 19，1987，pp.1–16；“Jojin's Travels from Center to Center（with Some Periphery in Between）．”in Heian Japan：Centers and Peripheries，edited by Michael S．Adolphson，Edward Kamens，and Stacie Matsumoto，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pp.384–413。
《东京梦华录》卷二，14页；Stephan West，“Recollections of the Northern Song Capital．”in Hawai’i Read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edited by Victor H．Mair，Nancy S．Steinhardt，and Paul R．Goldin，p.410．参见Wilt Idema and Stephan West，Chinese Theater，1100–1450：A Source Book，pp.15–17。
《东京梦华录》11；《铁围山丛谈》卷四，70页。英译文参见Stephan West，“Recollections of the Northern Song Capital”，pp.410—411。
《东京梦华录》卷七，40页。英译文参见Stephan West，“Spectacle，Ritual，and Social Relations：The Son of Heaven，Citizens，and Created Space in Imperial Gardens in the Northern Song”，p.313。
Stephan West，“Spectacle，Ritual，and Social Relations：The Son of Heaven，Citizens，and Created Space in Imperial Gardens in the Northern Song．”pp.313—317．
Heng Chye Chiang，Cities of Aristocrats and Bureaucrat：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Chinese Cityscapes，pp.162—163．开宝寺砖塔是开封现存为数不多的宋朝文物之一。
Alexander C．Soper，“Hsiang-kuo-ssu，An Imperial Temple of Northern Sung．”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68，no.1，1948，pp.24—35．
《东京梦华录注》卷三，90—91页。Alexander C．Soper，“Hsiang-kuo-ssu，An Imperial Temple of Northern Sung．”p.26．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5a。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6b。《宋史》卷十八，349—35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六，11793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零三，11979页。《宋会要辑稿·礼一》，叶33a。关于青唐战役，参见Paul Smith，“Irredentism as Political Capital：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Annexation of Tibetan Domains in Hehuang（the Qinghai-Gansu Highlands）under Shenzong and his Son，1068—1126．”In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edited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Cambridge，MA：Harvard Asia Center，2006，pp.78—130。
《庭史》卷十，110页。《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三十一，558页。
《挥麈录·后录》卷七，176页。
关于王诜，参见Alfreda Murck，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姜斐德《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Cambridge，MA：Harvard Asia Center，2000，pp.126—156；Richard Barnhart，“Wang Shen and Late Northern Song Landscape Painting．”载《国际交流美术史研究会第2次会议论文集》，《アジアにおける山水表现について》，京都：京都国立美术馆、Taniguchi基金会，1983年；“Three Song Landscape Paintings．”Orientations29，no.2，1998，pp.54—58。傅海波主编《宋代名人传记》（Song Biographies，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76）中翁同文撰写的王诜传。关于公主的驸马，参见John Chaffee（贾志扬），“The Marriage of Clanswomen in the Sung Imperial Clan．”in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edited by Rubie S．Watson and Patricia Buckley Ebre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142—143。
关于米芾，参见Lothar Ledderose，Mi Fu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雷德侯《米蒂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许亚民、毕斐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以及Peter Sturman（石慢），Mi Fu：Style an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 Northern Song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关于苏轼的磨难，参见Charles Hartman（蔡涵墨），“Poetry and Politics in 1079：The Crow Terrace Poetry Case of Su Shih．”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12，1990，pp.15—22；Wang Yugen（王宇根），“The Limits of Poetry as Means of Social Criticism：the 1079 Literature Inquisition against Su Shi Revisited．”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41，2011，pp.29—65。对王诜的指控是，他在公主生病期间与小妾调情。但很容易怀疑，真实的原因其实是，公主一旦去世，将王诜与苏轼一起流放就不会再遇到什么阻挠了；神宗去世后，苏轼被召回京城，王诜也被召回。但是，高太后仍然认为他对女儿不好，她赏识苏轼，却对王诜很冷谈。三十年后编写的《宣和画谱》中记载，王诜做了冒犯无礼的事情，并称赞神宗在惩罚王诜上的公正无私，还说王诜在流放期间改过自新，纵情书画（《宣和画谱》卷十二，204页）。
Patricia Ebrey，Accumulating Culture：The Collection of Emperor Huizong，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ton Press，2008，pp.104—105．
《铁围山丛谈》卷一，5—6页。这本笔记体小说的著者蔡絛在书中也经常提到他的父亲蔡京，参见Christian Lamouroux（蓝克利），“‘Old Models，’ Court Culture and Antiquity between 1070 and 1125 in Northern Song China．”in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edited by Dieter Kuhn and Helga Stahl，Heidelberg：Edition Forum，2008，pp.306—309。
参见Robert Maeda，“The Chao Ta-nien Tradition．”Ar Orientalis8，1970，p.244；《宣和画谱》卷二十，306页；John Chaffee，Branches of Heaven：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lan of Song China【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p.31，p.265，pp.270—271。《宣和画谱》中包括35幅王诜的画，24幅赵令穰的画，189幅吴元瑜的画，以及241幅崔白的画（《宣和画谱》卷十二，204页；卷十八，285—286页；卷十九，294—296页；卷二十，306页）。
Alfreda Murck，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pp.142，14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三，523—526页。
《曾公遗录》卷九，221页。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1b。《曾公遗录》卷七，84、93页。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8638—8640页。
留存下来的三章日志被收入《永乐大典》。三章日志的时间涵盖了哲宗朝的最后九个月，以及徽宗朝的最初六个月。关于宋朝大臣记载的各种日志，参见燕永成《北宋宰辅朝政笔记研究》，《文献》2001年第3期，105—119页。由于曾布没有活到徽宗朝的最后，他的日志无法反映出徽宗后期统治的观点，但其他一些日志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体现。关于曾布的仕途，参见刘子建《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122—134页；罗家祥《曾布与北宋哲宗、徽宗统治时期的政局演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51—57页；熊鸣琴《曾布与北宋后期政治》，载张其凡主编《北宋中后期政治探索》，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77—316页。
《曾公遗录》卷七，108—109、137页。
《曾公遗录》卷八，147、149页。
《曾公遗录》卷八，152—153、155—156页。
《曾公遗录》卷八，158、167页。《宋史》卷十八，158页；卷一百一十一，2657—2660页。
邹浩文集中关于这份奏疏有两个版本，一个较为标准，另一个则带有煽动性，将哲宗比作历史上最恶劣的暴君。据说第二个版本是后来伪造的，目的是使邹浩再次被贬。参见《道乡集》卷二十三，叶1a—5b（《全宋文》第131册，140—143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2181—2182页。
《宋史》卷三四五，10957页。
《曾公遗录》卷八，208页。《浮溪集》卷二六，310页（《全宋文》第157册，327—329页）。昌彼得《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一），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57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六，12275页。
《曾公遗录》卷八，171、173、175页。《皇宋十朝纲要》叶2a。没有证据表明哲宗自己的疾病与两个孩子夭折之间的联系，或许二者之间并无关联。
《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叶16b—17a。
《曾公遗录》卷八，200页。
关于皇帝生日庆典，参见《东京梦华录注》卷九，225—240页；《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九，829—878页；《政和五礼新仪》卷一六五；Joseph S．C．Lam（林萃青），“Huizong's Ritual and Musical Insignia．”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19，no.1，2005，pp.7—8。
《曾公遗录》卷八，205—208页。
《曾公遗录》卷九，211—213页。
有关西欧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的宫廷文化，参见Peter Burke，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2015年】；Jeroen Duinham，Myths of Power：Norbert Elias and the Early Modern European Court，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94；John Adamson ed．，The Princely Courts of Europe，1500–1750，London：Seven Dials，1999；David Mateer，Courts，Patrons，and Poet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Malcolm Vale，The Princely Court：Medieval Courts and Culture in North-West Europe，1270–138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拜占庭的宫廷文化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参见Henry Maguire ed．，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Washington，DC：Dun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