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1858年入曾国藩幕，后承曾命组建淮军，赴上海对抗太平天国。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两粤总督，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先后兴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长期参与清廷对外交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任议和全权大臣。有《李文忠公全集》行世。
康有为致李鸿章（1900年6月）
合肥相国年伯执事：
累上书，想达记室。自戊戌皇上幽废，天地暗黯。薄海内外，人怀圣主，铺天呼吁，咸有愤心。公廿年元辅，恩谊尤深。君臣之义，既不能逃；感激之私，当有隐志。但为诸贼所压，含垢牝朝，度狄梁公、张柬之正有待耳。
仆奔走海外，呼告旅民，语贼党则裂眦怒视，谈圣德则合掌欢呼。不召而来，不谋而同，创开保皇之会，从者响应，杂沓鳞萃，闻风并起。欧美各地，南洋各属，遥遥应和。不数月间，会事并举，人数百万。此岂仆能为哉？实以圣主至德，系于人心耳。去年废主，则联电力争，平居讲求，则救国同愤，会人但以保救圣主，岂有他哉？注册各国，开会昌言，薄海皆知，神人同鉴。
窃念此等旅民，或生长外国，未践华土；或久旅异域，未食周粟。其于圣主相去远矣，其主恩所被，盖亦邈矣。以视策名朝籍，久食君禄，或位大僚、为藩辅，相去悬矣。而能于数万里之外，愤发大义，立会救主。会所之室，尊奉万寿之牌；会员之衣，人悬圣主之像。日夜激厉，人怀热心，亦可谓忠义之民矣。圣贤所以为教，国家所以为育，得民如此，亦可以已矣。既未尝害国扰人，但只有输忠仗义，即未便褒奖，亦必闻而嘉之。乃闻美国金山大埠罗赞新、唐琼昌二人家属，既于三月间蒙被逮捕。顷又闻檀香山梁荫南祖母，年九十余，又复被逮。其母先闻，畏祸自缢。会中数百人闻之，咸为恨怒，不解何事被罪。若以保皇为罪，则弑君者可赏矣。是非颠倒如此，古今所无，亦万国未闻，非独无以教民，亦恐更以怒众。即谓挟有威力，何所不行，则伪政府之横行，今日亦倾倒矣。公昔附耳语仆，深恶荣禄之横；及过沪见人，亦言捕新党之谬。盖公深明逆顺，明辨是非，其决不与仆为仇，仆固知之；其更不欲与数百万义民为仇，仆尤信之。若罗、唐、梁三人，偶与使员不和，而思胁之，本来无预于公，但移文于公，欺蔽于公，而藉手以泄其私怒耳。然而公莅吾粤，捕逮由公，则数百万人之怨，将移而集于公身。仆虽有百口，无能为公白之。且五月以前，公勉徇诸贼，严捕保皇会人。虽于理少悖，然奉职而行，人犹谅其无可如何也。
今拳匪大乱矣，伪政府倒矣，万国压于畿疆，兆民愤于薄海。公亦不奉诏命，亦已与伪政府绝。即使救上讨贼，少待乃动，亦何事与保皇会人为难乎？公即遍数百万人而捕之，伪政府亦不能赏公之功。公即助数百万而率之，伪政府亦无以为讨公之力。而乃锢禁逮捕之，令数百万人切齿恨公，或且发愤仇公。窃为公惜之。公向来无仇新党之心，而今日乃有显仇保皇之事，在名义则不正，在时势则非宜。仆受公厚义，窃为公叹之。
公若立志定义，誓奉伪政府以始终，不论成败，执操如一，甘心附贼，必仇圣主，则公为之可也，然度必非公志也。公犹有救上之心，或有保境安民之志，则无谓民小，蜂趸有毒，无端而召此百万之人相与仇公。以为名则不正，以为身则不利。仆窃为公计，甚非宜也，想公偶忘之耳。公若昭察此情，必恨为诸使员所误，必立加释放，曲为慰抚矣。
仆既负罪，非与公求情之时；捕逮已惯，亦非为诸人乞恩之地。但私知公无相仇之心，恐公被无穷之怨，故敢以告。若为公今日计，则方当抚保皇会数百万人而用之，安有执其人而怒之哉！其速释之乎在公，其益逮捕之亦在公。公之明智，岂待赞一辞哉！敬谒起居，为民自爱。
（录自《知新报》第一二六册）
康有为致李鸿章（1900年7月）
合肥中堂年丈执事：
顷伪政府通结团匪，戕杀西人，流血津、沽，蹂躏辇毂，开罪万国，海内震惊，咸虑中国之分亡矣。圣主幽囚，未知何所，北望泣血，痛苦悼心。呜呼！政变以来，我躬不阅，而篡逆诸贼，乱舞翩翩。未及两年，滔天起祸，谁生厉阶，乃合四千年文明之国，四万万神明之胄，而一旦沦胥于诸贼之手也。其始起于废君，其后成于亡国。岂不痛哉，岂不痛哉！
昔者与公绸缪恩谊，助吾革政，虎率以听。荣禄相攻，则入密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固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志。顷者徘徊隐忍，盖狄仁杰、张柬之将有待也。老臣谋国之深，忠臣救主之义，计公岂一旦忘哉？乃者公再奉伪谕，令毁先坟，公竟抗旨，曲为保全。感激之私，刻于肺腑。前书报谢，曾明两贤不相扼之意，想喻于怀。比闻公屡奉严谕。逼迫入京，而公首创义图，决拒伪命；又读公明示，有练兵筹饷之意、保民设卫之图。既已保属境以安民，更能善外交而待变，又复遍联督抚，用保南疆。于沉忧大痛之时，忽闻此妙算良图之举，距跃三百，首疾为苏。中国不亡，惟此是赖乎？非公之熟悉外情，敢任大举，谁能为之！然结拳匪以杀西人之事，端逆实为之倡。端逆者何？则号称皇嗣之父也。号称皇嗣者，太后之所立也。
顷阅廿九、三十上谕，则太后实主持之。万国追究罪魁，于太后、伪皇嗣必有不能释然者，其诸贼臣以附会者，亦必不能免矣。以万国公法计，则遍得罪于邻邦；以中国大义计，则实首谋于篡废。公之拒伪命也，义之至也。然方薄海震动，人心扰攘，伏莽于戎，遍地皆是。惟人人咸思保中国，人人莫不怀圣主，此铺天之公愤，而率土之大义也。得之者强，顺之者昌；失之者弱，悖之者亡。仆以匹夫流离海外，然一倡保皇之义，应之者数百万人。此岂仆之所能为乎？公应审天命、人心之所在也。伪政府早谋篡逆，已失人心；顷杀西人，尽悖邻好。内外皆失，天命、人心之不在，又可见矣。公既拒伪命，则于太后、皇嗣之义既绝矣，而空言保境，何以为名？天下疑之。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公今既不奉伪命，又不言救上，则何以为名乎？何以成大事乎？
昔赵衰之告晋文公曰：“求诸侯，莫如勤王。”公以百战之宿将，第一之元勋，耆硕威名，震于海内，而两粤富腴之地、繁殖之民，卒械既多，海陆并达。以公之才，抚而用之，将倡救皇上之义，以率国人；大发讨拳贼之名，以谢外国。纠合各省，传檄远近，以公之望，人必乐附。内之则督抚、民庶，莫不向往景从，则内乱不待靖而自靖；外之则英、俄、日、美、德、法，亦皆欢喜认受，则外难不待平而自平。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公为盟主，领袖群帅，以平内贼，以订外交，以救圣主于幽囚，以拯中国于将坠。功德巍巍，峻极于天矣。且惟公倡义，外国更信，太后更安，此既公所以报太后而结外交之良策也。否则人心摇荡，进退无据，天下岂有无主之国哉？公又岂肯为独立之事哉？皆非公心，公必有壮猷以处此者。天时不可失，人心不可违。变乱之间，差于毫发，成败所决，惟公图之。若垂采仆言，奔问官守，仆亦愿执鞭蹬以听驱策。惟公裁察，不胜屏营鹤立之至。
（录自《知新报》第一二六册）
康有为致李鸿章
（1900年11—12月）
合肥相国执事：
公奉旨议和，数月无绪，传闻异词，中外震疑。其交涉曲折之情，危难屡迫之状，仆虽远不能深知，然私窃揣测，甚为公危之也。勤王之举，不敢重于责公。若今和局，其得失轻重，为四千年中国之所关，四万万黄种之所系；仆虽羁旅，实有与国为体之心，不能自外也。念公夙昔眷待之厚，睹公之危难，有所闻知，不敢以踪迹殊异而不为公告也。
顷阅各国之报，闻各国之议，昔皆欲为保全，今者渐谋瓜分矣。夫兼弱取昧，窥人之危而自肥其国，此固有国者之常情，而今者或为保全，岂有爱于中国哉？一以为中国难化，恐强食之而有鲠骨鲠喉之忧；一以为地大多阻，恐深入之而有后路难继之患。故与其费兵累年，取我大地，而得不偿失，不如笼络驾驭，吸取利权，而范围莫外也。然诸国环立，交涉不一，亦有专以土地为利者矣。盖连鸡相栖，投骨交啮，其不得出于和好齐一，盖物之情也。意者数月议之不成，非因我危弱，而难胁之也。殆因诸国议论杂沓，而不能一之之故，此又必然之情也。今者任此巨重，投大维艰。若失权失利，而为埃及，则受千秋之骂詈；若豆剖瓜分，而为波兰，公即无容身于今日矣。
夫各国今日意议不一，乃我中国保全至幸之时也。昔者俄、普、奥之分波兰，则三国协和商定，而遂分之；德、奥、英、俄、法、意之于土耳其，则六国协合商定，而遂分之；英、法之于埃及，则协和商定，而后握其利权焉。故各国意见协和而公商，乃中国之大害也，瓜分之立至也。故今者为中国计，莫若及各国意见之不一而未协和也，速与定约。夫英之意在保全商务，俄意在尽吞土地，其万不能协和也明矣。然英、德则既协和而商矣，意、奥既许之矣，大势渐定，则八国之协和速矣。若其协和之后，则今日可言保全，而明日可言分割。况我载漪未治罪，董福祥犹生存，皇上难回京，而川陕得深入，在在足令人以渝盟。至雨雪载涂，分冰速合，兵舰日至，大变将成，吾不知中国何所底止，而公何所舵驾也？每一忧之，潸然泪下！
仆窃为中国计，窃为公计，凡有二焉：一曰各国尚倡保全，则乘各国之未协商而各与订约；一曰各国若欲分割，则以已失之东三省分饵各国。两道而已。何以言各与订约也？各国国形之交涉既异，则国势之利害不齐，甲国所欲者在此，而乙国所欲者在彼，所欲不同，则占利有异。公以此意与各使言之，俾各就彼之所欲而各快其求，则彼或喜而从我，此有可望各与订约之道也。既各自订约，则中国必保全矣。各自订约，第一莫各就其国之京师而议之，然恐不可得也。第二则美国最倡和平，前后未有异说，除偿今日之兵费、保后来之安平外，美无过求焉。英亦欲保全商务，若美能急定，则以英继之，必可如美。英、美既定，各国自从，虽使得和各异，而我必不至失权。夫权者，生利者也，但使我能保权利，尚有自强之望。若欲保其权，非各与定约不能也。张仪之斗齐、楚，子贡之激吴、越，此自古外交之善经也。公若以为然，则全神注定，委曲赴之，坚定以持锋，急切以赴节，多方以离间，曲折以合成，相时审机，是在公重望处之而已。
虽然，以各国之压力之智、中朝执政之顽，虽所望也，何可得也。仆惴惴于其事愈迟而祸愈大，日愈久而谋愈合。大利耽耽，虎欲逐逐，安有入宝山而空回者哉？其究也乃不出乎分割而已。此我四万万人日夜忧惧，而恐终不免者也。
仆于对付分割，又有二焉：一曰保其未失者，而弃其已失而必失者；一曰分国为内外圈，保其内圈而弃其外圈。何以为必失、已失也？东三省者，俄累年之所争，而俄人不得逞于西，蓄智积心而必欲得者也。我今国力日弱，东三省边壤窎旷，吾兵力必不能守之，此终为俄人所得者也。日人既割取之，我以俄、德、法之力而复续之，此必争之地，必非我弱力所能守也，故谓之必失也。必失者而费重力以守之，与台湾之徒费无异也，故必失者可弃也。顷闻俄人已据吉林、黑龙江，且南逾铁岭，既抚有盖平、营口而入我盛京矣。此已失之地也。俄人既以兵力得之，则可藉口而据守之。故他国即不取我土地，而俄人未必肯退兵而归土地也。假使允归，而索赔款，已不知几许矣。而我以巨款赎必争必失之地，终亦为人赎而已。故已失者可弃也。
何以谓内圈、外圈也？今我朝十八行省，以至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皆我版图；而其轻重得失，肥瘠缓急，则相去有若天渊者矣。以远边之地，与内地较，失远边千里之地，尚不如内地尺寸之为甚也。古者《禹贡》地分五服，以侯甸为重，而要荒为轻。今我宜采古者五服之意，以十八省为内圈，以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为外圈。内圈之地尺寸之所关甚重，一发牵而全身动，一脉变而全体病；故尺寸之地，必以全力保之。昔胶州、威海、广州湾诸地，既大失计于先，令人迫我卧榻，将升堂而入室，何以鼾睡耶？必宜大以为戒者也。若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则划以外圈之地，保之固可也，万一失之，于我中国之大势仍无甚损，则不必拘牵名义。至当事势危迫，则不妨弃裔地以宁内国。此非握阖辟之妙用，知取舍之事宜，不足与道大计也。然外圈中东三省为必争之地，而又为已失之地，各国逼割已甚。莫若出东三省裂以给之，除略保京陵庙外，不妨分之。是上以塞俄人牧马之南来，下以令各国犬牙之分斗。是我以一东三省而拒俄人而斗列国也，是我以一东三省使列国为我陈兵而拒俄也。此赂秦以怒楚攻魏，以救韩之术也。
又我国财力匮矣，各国要索赔款，必至不资。我国民穷财尽，更从何处罗掘哉？假使再借洋款，则必至以遍地之税权按之外人，甚且以举国之财政听之敌国。埃及、土耳其之惨状，可为前车。窃以为若东三省必失已失之地，即各国不要分割，我亦不如以东三省委之各国，分其地为借金钱之计。八国并借，则我以八国为我守地。俄既无能为，而七国更无能为。若我能自强，则可复取之。即我不能强，亦可令各国为我守之，而我可永无强俄北顾之忧，所得多矣。故曰东三省可分饵各国也。惟是公虽手订联俄之约，然此公昔日不得已之苦心，公岂忘怀中国而徒益强俄哉？必不然矣！今日之策，莫良于此，惟公图之。
（录自《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
- 原函未署日期，其中提及李鸿章“奉旨议和，数月无绪”，以及“顷闻俄人已据吉林、黑龙江”。查沙俄至1900年11月初已侵占东北大部分地区，12月24日李鸿章与八国签订《议和大纲》，则本函当作于这一时期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