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招待所的房客
朱正
听说朝阳门内大街166号这一栋大楼有可能拆除改建，不免产生一缕怀旧之情。我曾经在这里住过好几年。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我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就住到这里来了。和我一样从外地借调来参加这个工作的几位，也都住在这里。招待所设在大楼后面那一栋小楼里，就是现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所在地。我和东北师范大学来的蒋锡金教授同住在二楼203室，既是卧室也是工作室。蒋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孤岛从事文学活动，结识了许广平先生和不少文化人，后来参加了新四军。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在编注《鲁迅全集》的工作中，我分担的是第六卷，即三本“且介亭”那一卷，后来接手孙用先生担纲的那一本《译文序跋集》；蒋先生是参加鲁迅日记的注释，我们各忙各的。
1981年版《鲁迅全集》（16卷）书影
《鲁迅大辞典》书影
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精神很好，精力充沛。每天起身很早，睡得很晚，中午也不休息。不时有客人来看望他，他也从来不向我介绍他的客人。只是有一回一位看望他的老太太走了以后，他问我：“你知道她是谁吗？”我说：“你没有介绍，我怎么知道她是谁。”蒋先生说：“她就是关露呀。”我也真是孤陋寡闻，竟没有听说过关露其人。于是蒋先生就把关露的故事说给我听了。原来她也是一位上海孤岛时期的作家，曾经奉潘汉年之命到日本去从事一项秘密工作。到了潘汉年问题发生，她受到牵连，以汉奸的罪名关押起来。这时她已经平反。不过后来我听说她还是自杀身亡了。
我的工作中，有一件事情要感谢蒋先生的指教。那就是《译文序跋集》里《爱罗先珂童话集·序》里要注“汪馥泉”，我想这个人《二心集》中的《“智识劳动者”万岁》里面已经有注了，搬过来就是。《二心集》注的是：“汪馥泉（1899—1959）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蒋先生说这得慎重一点，因为他在新四军军部看见过此人。他把抗日战争时期各方面关系的复杂情况说了一点给我听。于是《译文序跋集》里这一条注释就只简简单单写了：“汪馥泉（1899—1959）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是翻译工作者。”
当时和我交往多的同事是包子衍兄。他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兼山大广播站站长。1957年春天的整风运动开始，他按照学校党委和团委的布置，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鸣放社”。到了“反右”斗争开始，他们这几个人就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的。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子衍兄在冯雪峰的指导和帮助之下大力研究鲁迅的著作（特别是鲁迅的日记），他对鲁迅日记里人名的注释费了大功夫，做了大贡献。
那时住在招待所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郭豫适兄、陈子善兄，来自大连的徐斯年兄、来自山东的韩之友兄、包子衍兄的助手王锡荣兄，厦门大学的应锦襄、延边大学的陈琼芝两位女士，他们都为《鲁迅全集》的注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还接待过许多作家。我遇见过至今还有印象的，像古华，那时正在修改《芙蓉镇》。因为是湖南同乡，有时我们一道出去上小馆，访朋友。八一电影制片厂拍他的作品，他邀请我去看样片。后来他定居加拿大，再没有交往，偶然看见他的文章，他还谈到一些过去的事情。同为“右派”的部队作家周良沛，也是在那里结识的，那时他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诗集和诗论集。
在朝阳门内大街166号后院的那一栋小楼里，我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生活。即使小楼不存在了，我的记忆还是会长存的。
2014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