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第一章 司马文森与《文艺生活》

一、“亦书亦剑”的司马文森

司马文森（1916.4.1—1968.5.22），现代作家，著名编辑人。福建泉州人。原名何应泉，曾用名何章平。笔名有司马文森、文森、林娜、林曦、宋芝、耶戈、陈程、白沉、何汉章、林川、白纹、马霖、司马梵林、司马梵霖、林邹、燕子、宋桐、何文浩、希伦、羽翼等。其中，司马文森这个笔名1937年在《救亡日报》上首次使用，以后作为其最主要的笔名流传于世。司马文森的父亲是个穷苦的小贩，但粗通文墨，“是一个‘古迷’”,“可以全部背诵《三国》”，对司马文森影响很大。

司马文森几乎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8岁在教会办的高级小学念书，但10岁即随族人乘“猪仔船”到菲律宾马尼拉做童工。15岁回到故乡，进入当时泉州最进步的黎明高中预备班学习。在黎明高中，司马文森结识了在该校任教的丽尼（郭安仁）和张庚，接触到了一些新文艺作品和外国翻译作品，并由于对国民党围剿和惨杀闽西南苏区感到愤怒，以燕子为笔名在《泉州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很多“战鼓似的诗歌”。这样做的结果是，17岁的司马文森受到国民党的追捕，逃到乡下，学习生活因此而结束。司马文森自己总结说，“从小学到中学，我的全部学生生活不过六年，以后就要完全凭自己两只手来讨生活了”[1]。1934年，18岁的司马文森来到上海，以林娜、耶戈等笔名在上海《申报·自由谈》《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一些散文。后经张庚介绍，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期间，“每个月这两个报馆供给我三四十元稿费”,“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卖文生活”。[2]

在不算太长的一生里，司马文森的生活可以说是“亦书亦剑”[3]。

作为革命者，早在黎明高中时，15岁的司马文森就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互济会，16岁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8岁时，司马文森在泉州南区乡下做农村工作，主编党的地下刊物《农民报》，并负责领导南区的赤色农会，组织破坏漳泉公路、烧桥、挂红旗等小规模的行动，用以牵制国民党军队向闽西苏区的进攻。1944年7月底，日寇逼近桂林，湘桂大撤退开始了。司马文森带着家人最后一批离开桂林，前往柳州。9月中旬，柳州将陷，司马文森携家撤退到广西融县，安顿好妻女后，便奔赴七十里外的永乐乡，组织领导桂北抗日武装斗争。1945年初，融县被占领后，司马文森又在龙岸（今广西罗城县）山区成立“抗日别动纵队”，任政治部主任，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作为文人，司马文森集多种职业角色于一身，并在多个文艺领域里卓有成就。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一生著述颇丰。根据杨益群的统计，他“共创作发表了中、长篇小说22部，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15部，儿童文学7部，剧本（包括电影剧本）12部，理论创作6部，其他创作3部，收入各种专集的12部。除此，还发表了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杂文、评论等800多篇，林林总总，字数不下几千万。”[4]其中，长篇小说如《雨季》《南洋淘金记》《风雨桐江》，中篇小说如《成长》《折翼鸟》，散文集如《粤北散记》，电影剧本如《海外寻夫》《南海渔歌》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熠熠闪光之作。其中，《南洋淘金记》被誉为“一部有历史留存价值，足以不朽的作品”。[5]

除了作家，司马文森同时又是一个记者、编辑，有着近20年的编辑生涯：1934年，主编党的地下刊物《农民报》；1938年，担任广州《救亡日报》义务记者；1938年1月17日至3月31日，从一个朋友手中接编《诚报》副刊；1938年，在国民党四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三组工作时曾与石辟澜等编辑《小战报》；1939年，曾短期和石辟澜一起参加由尚仲衣、任毕明主编的《新华南》的编辑工作；1939年至1940年，和周钢鸣一起参加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刊《建设干部》《干部生活》的编辑工作；1940年12月，负责《救亡日报》新副刊《儿童文学》的编辑工作；1941年9月9日，同焦菊隐、刘建庵等十余人在桂林创办“艺术新闻”社，编辑出版《艺术新闻》；1941年9月15日，在桂林创办全国性大型文艺刊物——《文艺生活》月刊；1942年6月，被聘为桂林国光出版社编辑；1944年9月，撤退至柳州时，在《柳州日报》编副刊；1946年1月1日，和陈残云在广州复刊1943年9月20日被封闭停刊的《文艺生活》，出至1946年6月又被封闭；同年2月9日，和陈残云在广州创办《文艺新闻》周刊；同年3月上旬，主编《联合增刊》，抗议国民党当局查禁《文艺新闻》《自由世界》等四杂志；同年5月中旬，和洪遒、周钢鸣在广州合编《文艺修养》月刊；1946年8月至1949年12月25日，《文艺生活》迁香港出版；1950年2月1日，《文艺生活》迁回广州出版；1951年，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1953年至1955年，任广州作协会刊《作品》的主编。[6]1955年以后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司马文森一直在外交部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

可以说，从18岁开始，司马文森34年的工作生涯中，编辑工作占去了一大半时间，而且是在他的黄金时代！在其编辑生涯中，《文艺生活》月刊从1941年创刊到1943年休刊、从1946年复刊至1950年停刊，实际出版时间是六年半，但前后持续了近九年时间，名副其实地成为司马文森本人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所过的“文艺生活”的一个缩影。

司马文森作为作家，固然在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占有一席之地，但综合评价司马文森留下的文学遗产，笔者更同意香港学者许定铭所说的，“他一生最伟大的贡献，是主编了足以代表我国南方现代文学的《文艺生活》月刊”[7]。

二、司马文森与《文艺生活》

1941年9月15日，“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文艺生活》在桂林创刊”[8]。

在此之前，随着北平、南京、上海、广州这些文化重镇的相继陷落，桂林这座南方小城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氛围[9]，吸引了很多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开展文艺活动、创办杂志、成立出版社、出版文艺丛书等。一时间，桂林成为“繁花竞秀、盛极一时”[10]的“文化城”，尤其是“从1940年春到同年10月，可以说是桂林这个‘文化城’最繁盛的时节。”[11]但随着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变”的爆发，国民党反共的第二次高潮达到了顶点。桂林的进步文艺活动也随之受到打击。夏衍、周钢鸣等大批的文化人和知名人士秘密撤退到了香港，司马文森被组织安排留在桂林承担着联系和领导文化系统地下党员的工作。

由于政治形势的恶化，出现了作家“分散”、杂志“停刊”、“出版界陷于停滞状态”的状况，“1941年的文艺运动是最低潮的一年”。[12]确实，“1941年由于国共矛盾的激发以及国民党中央对桂林书刊审查力度的加强，文学期刊的创办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呈现缩减趋势”。当时桂林纯文学期刊和主要综合性文学期刊共有66种，从创刊时间上看，“分别为1938年5种，1939年11种，1940年19种，1941年8种，1942年14种，1943年9种，1944年1种，明显体现出一个波澜起伏的变化过程，大多数刊物主要集中在1940年和1942年”。[13]就在这个时候，在孟超的引荐下，司马文森和当时一家新成立不久的出版社——文献出版社合作，创办了《文艺生活》月刊。关于创办杂志的动机，司马文森在1962年回忆时强调，“对方是商人，办杂志有他的动机”，但“我们是革命工作者，办杂志为革命斗争服务，也有我们的动机。”[14]正是司马文森“不拘一格，为我所用”的办刊态度使得《文艺生活》得以出版，“为桂林的文化城撑了腰”。[15]

作为战时桂林文坛的重要文学期刊之一，《文艺生活》月刊是一份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杂志。《文艺生活》的创刊号虽说没有发刊词，但明确了编辑方针——以发表文学创作为主（“加强创作部分”），以译介、作家作品研究和写作方法介绍为辅（“有好的翻译每一期也要尽可能的介绍出来。作家或作品研究，不论是中国或是外国的，我们都希望每期能介绍一两篇，不尚空论，多谈实际的写作方法或生活介绍，虽没有特殊见解，能尽量的提供出研究材料来，也是我们所欢迎的”）。其中，司马文森尤为强调了一下“实际的写作方法或生活介绍”对于引导青年走上文艺创作的道路有直接的帮助。[16]这一编辑方针的确立，为司马文森日后在香港为国内外广大文学爱好青年构建引领性文学平台埋下了伏笔。

在这样的编辑方针下，《文艺生活》月刊的涵量十分丰厚。如第一卷第1期的小说就有艾芜的《轭下》、司马文森的《王英和李俊》、邵荃麟的《多余的人》、陈原译德国作家I．罗顿堡格的《别针》；诗歌有郑思的《荒木大尉的骑兵》、周钢鸣的《给老战士》、伍禾的《行列》；剧本有周行译西班牙作家R．山德尔的《秘密》；报告文学有何家槐译苏联克罗帕脱诺伐的《齿轮》（苏联工厂史之一）；论文有韦昌英的《屠格涅夫是怎样写作的》；杂文有孟超的《鸡鸭二题》、东郭迪吉的《略谈“文人作风”与“武人作风”》。不论从创作上看，还是从译介、作家研究上看，对于读者来说都是非常丰富的。

《文艺生活》月刊还紧扣当时的热点人物和事件，如在第一卷第2期就首先刊印了余所亚作的鲁迅先生侧面画像，题名《鲁迅五年祭》，并有署名本刊同人的《不死的鲁迅，永生的鲁迅——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作》的纪念性文章。第一卷第3期首页则是余所亚所作的郭沫若先生正面头像，并设置了一个专栏“寿郭沫若先生五十”，刊发了田汉、聂绀弩、孟超和韦昌英的祝颂文章。这一期还设了“德苏战争特辑”，有孟昌译A．托尔斯泰的《我号召憎恨》、孟昌译W．瓦雪柳斯卡的《在战争的路上》和秦似译I．爱伦堡的《我看见过他们》三篇文章。在本期的《编后杂记》中，司马文森说：“德苏战争已经过了四个月了。在这四个月中，希特拉的泥足在俄罗斯的平原上，只有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在这一期我们也凑了几篇文章，出一个特辑，篇幅虽不多，可是它却告诉了我们苏联的千百万群众，是如何用他们坚决英武的步伐，跨上反法西斯蒂英勇斗争的道路！这在我们抗战正临到空前的艰难的今天，读着是有无限意义的。”[17]涵量丰厚又贴近现实的特点，几乎在《文艺生活》各期中都有所体现。

《文艺生活》月刊的作者阵营也十分强大。主要撰稿人司马文森、陈残云、何家槐、林林、黄药眠、胡仲持、郭沫若、周钢鸣、孟超、黄宁婴、华嘉、杜埃、荃麟、静闻、夏衍、韩北屏、曾卓、周而复、伍禾、张殊明、欧阳予倩、田汉、陈闲、穆木天、李育中、洪遒等。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知名进步作家和艺术家几乎都在这个名单之内，这实际上充分显示了这个刊物的编者——司马文森本人杰出的活动能力和组织才能。值得一提的是，从桂林版第二卷第1期到第三卷第6期，以及后来的光复版第1—13期，刊物封面的“文艺生活”四个大字就是郭沫若亲笔题写的。

《文艺生活》创刊后，稿源充足，甚至出现由于“稿挤”而不得不将原本定于当期刊出的文章延至下期发表的情况。如在第一卷第2期的《编后杂记》中，司马文森就说：“张客先生《国难财》，因为稿挤临时抽出，特向作者读者志歉。”[18]在第一卷第3期的《编后杂记》中又说：“本期排就后，字数超出原定数目，故不得不临时抽出几篇文章，穆木天先生的译诗（法·V．雨果作）《穷苦的人们》及陈占元先生的翻译小说《白的兽物》（法·A．桑松作）只得留到下一期，这要对木天先生占元先生及读者们特别表示歉意的。”又声明“本刊近来收到稿件甚多，因为编辑部的人手不多，在办理退稿手续方面，也许略有不能如意地方。”[19]

《文艺生活》（以下简称《文生》）的销路也很好，“从第一期4000份的销路，扩展到近2万份”“在国统区曾有比较大的影响”“许多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是在《文艺生活》上初次与读者见面的”。[20]《文艺生活》的销售范围也较大，遍及西南各地。从下面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销售范围。“在昆明、西安、成都等地读者纷纷来信说：《文生》在上列各地因书商随意抬高定价有贵至三元五角一期的，要我们设法。”[21]

司马文森在这个刊物上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司马文森的夫人雷蕾回忆说：“当时这个刊物从约稿、选稿到编排、画版样、跑印刷厂、校对等等许多杂事，主要由他一个人负担（我协助他工作，负责阅读群众来信、来稿和初校）。”[22]《文艺生活》之所以受读者欢迎，背后充满了司马文森的辛勤和努力。

《文艺生活》在桂林共出了三卷18期，历时两年。1943年9月20日，被广西当局限令停刊。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1日，司马文森在广州复刊《文艺生活》，出光复版第1号，并邀请陈残云一起编辑。后来又办了一份篇幅较小、战斗性较强的《文艺新闻》。二人的分工是，前者以司马文森为主，陈残云协助；后者以陈残云为主，司马文森协助。据陈残云回忆，“《文艺生活》在广州是影响较大的月刊，每期印6000册，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它‘另眼相看’”[23]。

1946年6月，和《文艺新闻》以及其他刊物一样，《文艺生活》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文艺生活》（光复版）实际在广州只出到第6期就不得不迁香港出版。“那时，香港一片萧条，要找个生活的立足点，就得有骆驼钻针孔的本事，何况要开展文艺工作，就难乎其难了。”[24]雷蕾也说，“当时流亡到香港的文艺界朋友都了解，要在香港生活下来就很不容易，要办杂志就更困难了。”[25]但“司马的活动能力很强，一到香港就打开了局面”，不但“很快租到了住房”，连陈残云的“住处也作了准备”。“同时筹到了3000元港币作为刊物注册的按金，《文艺生活》在港府注了册，交智源书局发行。”[26]这样，《文艺生活》（光复版）第7期于1946年8月在香港出版了。1948年1月，光复版《文艺生活》出至第18期（即总36期）后，于1948年2月改出海外版第1期（即总37期），开本由16开变为大32开，页数由光复版的每期平均43页，增至每期平均52页。《文艺生活》（海外版）一直出到1949年12月25日，共20期。

在香港的将近三年半的时间里，司马文森把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这本刊物上。1947年下半年，陈残云到香岛中学去教书，只用一点业余时间为刊物看点稿件、参加“文生社”的读者座谈会（事实上，从1948年9月15日海外版第6期开始，《文艺生活》的编辑人就只署司马文森一人了）。因此，从约稿、选稿、送稿到排版、跑印刷厂、校对、复社员来信等《文艺生活》的日常工作，大部分都由司马文森承担。

当然，最主要的困难还是筹措《文艺生活》的出版经费问题。和在桂林与商人合作办刊不同，现在是个人办刊，经费只能自己想办法。而《文艺生活》已失去了国内的市场。司马文森于是转向发展海外读者，成立了以“主张民主、研究文艺”为宗旨的青年学习团体——文艺生活社，开展“文艺生活社”征求社员运动。得到了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缅甸，以及美国、加拿大、巴西、英国、港澳等地广大华侨青年、华侨文艺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再加上国内上海、北平、昆明等地的文艺青年，文生社共有社员约1500人。这些“社员”和群众来信，“有时一个月就达千封”。[27]“许多人听说办杂志有困难，都自动汇款相助。”[28]司马文森在香港也成立了“文艺生活读者会”，经常去作报告。在香港和海外读者的热情支持下，司马文森终于设法把《文艺生活》维持了下来。当时同在香港讨生活的野曼（赖澜）亲眼目睹了司马文森的努力，感慨道，对于《文艺生活》,“司马为了它，可谓含辛茹苦，疲于奔命了”[29]。在香港的这三年半时间里，《文艺生活》客观上起到了团结广大海外青年、文艺工作者，宣传民主自由，推进民主文艺发展的积极作用。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1950年2月，《文艺生活》迁回广州出版，但只出了半年（六期）就于同年7月宣布停刊。在穗新版第6期的《〈文生〉半年》一文中，司马文森分析了停刊的几个原因。首要原因是，司马文森认为在穗新版出版之初确定的新时期新的工作任务——“培养华南文艺干部，建设新华南文艺”并没有得以完成：

在“反映华南人民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文生》做得太不够，检查这半年来所发表的作品，真正能反映华南人民生活的并不多，而且大都是随军南下参加解放军工作的同志们所写的。他们因为在语言及对华南人民生活的了解上，多少有点差别，因此，即使有这种作品，也还欠深入。而在华南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又因为大都参加实际工作，被事务拖累，无法进行创作，这是原先所想不到的。我们也曾想到多注意刚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文艺工作者的稿件，一则是他们也很忙，稿件来的不多，再则写作水准还低，在近千篇稿件中，能够用的占极少数比例，这是作为编辑人最大的痛苦，而我们不能进行动员，组织稿件，也是一个缺点。

其次，在编者个人方面，司马文森其时“住在香港，把大半时间用在处理别的业务上去，时间不够支配，又因为帮同处理业务工作的同志太少，什么事情等于要自己全部来担当”。[30]当时司马文森在香港负责中共领导的香港电影和新闻工作，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大量关于电影工作的评论文章，写了很多电影剧本，如《火凤凰》《海角亡魂》《海外寻夫》《南海渔歌》等。由于大部分时间是住在香港，《文艺生活》是他编排好后送到广州出版的，因此无论是精力还是实际的编辑出版工作都出现了困难。司马文森还列举了其他几个原因：如由于印数少、成本高导致的杂志定价太高问题；当时的文艺杂志太多而《文艺生活》没有自己的特点以及合作书店合约已满、新合作书店尚在商酌中等。

综合上述原因，司马文森决定暂时停刊，用一段时间来调整，并希望“从六〇期起，《文生》会用新面目来和大家见面”[31]。但这永远是希望了，《文艺生活》从1941年在桂林创刊，历尽波折，到1950年在广州停刊，共出了58期（参阅第3页脚注）。对于付出了巨大心血的《文艺生活》，司马文森可能真的只是想暂时停刊，以后再找机会复刊。从曾敏之的回忆文字中，我们能看到一点端倪。1952年，“司马文森也回到广州，筹组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他打算出版的《文艺生活》则以作协机关刊物《作品》代替，他担任主编。”[32]1953年至1955年，司马文森一直任广州作协会刊《作品》的主编，1955年调至外交部工作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文艺生活》的编辑经历，永远地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段鲜明的过往。

《文艺生活》月刊“两次停办，两次复刊，命运多舛而又大难不死，这和司马文森的顽强毅力有极大关系”[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