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尽管期刊研究在近几十年里此起彼伏，多受关注，但已经不在历史之河中延续的那些期刊，依然容易与当下的期刊读者和研究者们渐行渐远，以至于被文物化，甚而尘封。忽略或悬置过往期刊是文学史研究的记忆缺失。王丹博士投入学术热情、精力和研究智慧的《文艺生活》月刊，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无数种期刊的一种，可它的作者就有郭沫若、夏衍、胡仲持、欧阳予倩、田汉、周钢鸣、邵荃麟、陈残云、何家槐、林林、杜埃、孟超、黄宁婴、钟敬文、穆木天、黄药眠、韩北屏、华嘉、周而复、曾卓、伍禾、张殊明、李育中、陈闲、司马文森等现代文学名家，无须旁涉便可确认这本期刊的文学和文学史价值。以反抗遗忘的姿态展开期刊研究是文学史家不可忽视的某种本分和学术使命。

期刊研究虽然只是文学史研究题材之一，由于不应有的遗忘比例，使我更加乐见再多些成果。王丹博士选择《文艺生活》作为学术题材，或许来自身处的文化地理优势、个人研究趣味和文学史研究的现实针对性的力量推动。

比照其他期刊，《文艺生活》月刊的地理空间频繁迁移与历史时段的快速转换，带给它超出其他刊物的了解和研究复杂度。《文艺生活》的生命历程只有近十年，但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桂林诞生，复刊于广州，被迫迁移香港，又迁回广州并停刊于此，像是一出讲述着丰富、复杂、立体故事的浓缩化多幕剧。对于研究者，当然有更多的选择，但王丹博士坚定地走进《文艺生活》，并试图厘清芜杂，穿过迷雾，找到这本期刊的曲折故事、趣味倾向和文化意义，在其中，我体味到一种贯穿始终的学术“任性”和研究勇气。

期刊的展开，是一种特别的文学史，期刊研究是一种特别的文学史研究，期刊中的文学史故事和风景常常显示着两种价值：一是现场感，二是原生态。未经文学史家选择的文学史事件在期刊中以多样的、多层次的形态反映着当时作家们心灵世界中所重现的历史现实，呈现着经作家心智想象并重塑的经验人生。陈平原将期刊的特征极为抽象地概括为“即时、多变、探索、对话”四个词，我想涵盖的也是此意。虽然期刊的文本也是经过编辑选择过的，但编辑与作者、刊物与文本都是在同一场域中的生成物，这与事后的文学史文本在另一时空和更长历史中积淀和生成的前见下观察到的、做出的选择和判断当然大不相同，何况中国现在的文学史学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介入或影响下的历史叙事，而这背后的意识形态又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和空间境遇里生成。可见期刊所保存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的不可取代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直以为，我是很熟悉王丹博士的人，但通读她的书稿，让我突然含糊起来，我了解的她感性敏锐、文笔淳美，可在大作里我看到了令我惊奇的另一面。在书稿的现成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关于杂志、关于杂志中的文学文本、关于杂志中的理论文本和最后的结论，但如果我们进行一次逆向还原，面对这样一本时段、空间、作者、文本、背后的文化力量等看起来都很杂乱的杂志那段研究过程时，哪里会有如此清晰、合理、顺应认识规律的讨论逻辑。仅就上编而言，作者以主编作为关注点，为读者展示杂志的有人气、有活力的成长历程，接着拓展视点，以杂志所处的大体由文学制度元素构成的生态来讨论问题，最后将杂志安放在地理—区域文化关系中来确认身份，为后文埋下线索和构筑生成张力的场域。其结构分明、严谨、步步深入，让人感觉是在成就一种可资借鉴的期刊研究著作布局的范式。

期刊研究，既然是一种返回历史现场的文学史研究，许多读者都可能期待作者在基于原始性感受、理解和分析中，会形成哪怕是碎片化的自我发现和原创性的看法和思想，我想作者一定是已经有相当多的新鲜认识和观点，在书稿中也有显示，在阅读过程我始终期待作者的学术和思想自信多一点述诸言语，但我似乎遭遇了一些阅读期待的风险。

王确

2020年1月7日于长春华润橡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