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光的涟漪中，杨绛像一束光晕流转的菊花，在毫不起眼的角落里静静挥洒独特的芬芳。她淡淡地、静默又欢喜地接受着风雨和阳光的敲打，她温情又明媚，默默地在风雨中色彩交加。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杨绛，很自然地受到来自家庭环境的感染和熏陶。她的性格里，“静”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样的“静”，不仅仅是不喜言语的安静，更是一种洞穿世事的生存智慧。她在滚滚红尘的争名逐利中，泰然自若地保持着属于自己骨子里特有的梦幻和纯真，将女性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说话慢条斯理，举止从容优雅，少女时期的杨绛已然有了人淡如菊的气质。她爱好读书，完完全全继承了杨荫杭的“大家风范”；她孝顺懂事，会在让人发困的午后静静看书，陪伴午睡的父亲；她不喜物质，在姐妹们为他人家中的豪华沙发而赞叹时，只有她淡然以对。所有的身外之物，在她看来多数是可有可无。
坎坷的求学之路，命运的千回百转，在她的身上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她依旧“既来之，则安之”地过着自己波澜不惊的小日子。
这样的时光对她而言，再幸福不过。
夏日将闻喜讯来
缘起缘灭，缘浅缘深。
在熙熙攘攘的人海、纷纷繁繁的红尘中，与一个人、一个家相遇，总显得格外温暖而美好。仿佛时光的长河里，忽然安静、唯美地飘进一片粉嫩的花瓣，逐水而流，附草而居，从此有人相依相伴。
杨绛，便是杨家的这片花瓣，她人淡如菊的气质和旷世无双的才情，绵亘百年。
1911年7月17日，北京的天气异常晴朗，朵朵白云轻轻浮动，七彩阳光热烈直射，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林，投下斑斑点点的耀眼碎金。乱世中的北京街头，于纷繁中透露出丝丝不为人知的安静，将北方的干爽悄然播撒。世间万物，仿佛也都在这浓烈的夏日气息中，变成了老电影中的经典场景，在某个猝不及防的时刻，给人以泪流满面的敬畏和感动。杨绛就是在这样的季节出生，因而温软而热烈，傲气而多情。
极具京城风情的小巷子，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杨绛的人生由此开始。此时，尽管杨家已有三个女儿：寿康、同康、闰康，但杨绛的到来，非但没有让思想开明的杨荫杭失望，反而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精神慰藉。他欢欢喜喜地抱着这个刚刚降临人间的小小人儿，恨不得把自己的所有宠爱都给予她。
炎炎盛夏，在杨荫杭发自肺腑的喜悦中变得温软而迷人，连燥热的空气似乎也浸满了姹紫嫣红、春暖花开的味道。喜不自胜的杨荫杭用专门买来的制作冰激凌的桶做了满满一桶甜腻腻的冰激凌，他的二妹杨荫枌满怀爱意地在刚出生的小儿嘴唇上点了一点，顷刻之间，杨绛粉粉嫩嫩的小嘴就被冰得发青发紫，却还在使劲儿地“吧嗒”着嘴巴用力品尝人间的第一道美味，她那娇小可爱又万分憨厚的模样，瞬间萌化了众人的心。
杨荫杭为这第四个女儿取名：季康，小名唤作：阿季，寓意其季季顺遂，年年安康。杨绛生于夏季，杨荫杭为四女儿取这样的名字，表面看起来是因出生时间的缘故，实则有更深的含义。
饱读诗书且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杨荫杭眼界开阔、博学多闻。在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下，他和许多爱国先进人士狂热而急切地致力革命，剪掉了清政府认同的标志性的“辫子”，因而成为清廷通缉搜捕的主要对象。由于担心丈夫行踪暴露被抓，唐须嫈便在他的瓜皮帽上缝了一条辫子以假乱真，但是不幸还是在一天晚上悄然降临。走夜路回家的杨荫杭感觉有人在背后抓了两下他的辫子，尽管动作很轻，但直觉告诉他，自己已成为清政府的“眼中钉”。于是，他立刻收拾行囊，逃到了日本。
温婉多情的无锡，从此也变得遥不可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室里，杨荫杭曾无数次地想象唐须嫈一个人带着几个女儿的忙碌情景。就连后来他又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妻子的无怨付出也时刻萦绕心头，让他在满怀愧疚的同时又万般感恩。
1910年，在外漂泊了四年多的杨荫杭终于得以回家，并在上海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不久之后他便被推荐先后任职江苏省、浙江省审判厅厅长。可惜好景不长，生性耿直的杨荫杭又因得罪权贵而被调往北京。
三番五次地举家搬迁，妻子唐须嫈仍旧毫无怨言地陪伴在杨荫杭左右。她全心全意地照顾着丈夫和孩子，几乎把他们当作了自己的全部。杨荫杭也确实有情有义，调任北京之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上唐须嫈和三个女儿，一家人总是和和美美地出现在公众视野，让不少人为之羡慕。
逃亡生涯结束，律师生涯开始。对刚刚经历了生死考验、逃亡之苦，才得以归家的杨荫杭而言，这个粉嫩得如同盛夏时节绚烂绽放的花儿一样的女孩，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缕阳光，海浪中的一艘航船，令他重新感悟到了生命的美好和力量，因而，阿季也理所当然地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
但是，阿季的到来，除了让杨荫杭和唐须嫈觉得开心之外，其他人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个小生命降临人间的欣喜和祝福。就连与杨家一墙之隔的叔公杨志洵家中的女佣，听说唐须嫈四胎生的仍是女孩，都面露不悦地随口说道：“讨厌死了”。不料，这话被处在兴头上的杨荫杭听到，他立即生起气来，并掷与女佣一枚银圆，以示反驳。
书香缭绕，寂静欢喜。
世居无锡的杨家此时客居北京，杨荫杭白天去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晚上则去肃亲王王府讲授法律课，日子虽然辛苦，但也因一家人互敬互爱的温馨氛围而幸福丛生。因嫌北方稳婆粗心大意，杨家还特意花费十五两银子请了日本产科医生来家里接生，杨荫杭对这个孩子的用心用情由此可见。这件事也成了姐妹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她们时常笑称：兄弟姊妹的全部接生费，也不及阿季的一个零头。
政局动荡、民不聊生，昔日繁华的北京城分外凋敝、落寞，放眼望去，人们脸上愁云密布，而只有杨绛，会不分时节、不分阴晴地笑起来。她的笑简单纯粹，如同蓝天上轻轻浮动的云朵，淡然幽远，好像世间的一切纷争皆与她无关。她只轻轻地一笑，就瞬间俘虏了杨家人的心，也让杨荫杭骤然卸下生活的疲惫，由内而外地被这份甜蜜感染。
简简单单的幸福包围着小小的杨绛，让她如同置身在梦幻奇乐的王国。爱女的甜笑、逗乐，也让杨荫杭再次感受到世间与众不同的温暖和喜悦。因为寿康、同康都在上海学校寄宿，闰康则待在无锡老家由祖母照料，所以杨荫杭和唐须嫈的身边只有杨绛一人承欢膝下，因此她一人得到了父母双份儿的宠爱，成为杨家众姐妹中最幸福的一个。
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
苏轼的这两句诗，用来形容杨荫杭的心情再恰当不过。其实，杨绛的出生，不仅仅是杨荫杭久历黑暗后见到的第一缕阳光，也是几经辗转的杨家历经磨难后的短暂欢愉和休憩期，因而有了别样的意义。
唯有青葱少年时
世界很大，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出发，相遇、擦肩再别离，有些成为亲人，有些成为挚友，有些成为过客。冥冥之中，时光悄然席卷了所有的喜怒哀乐，带着他们向各自熟识的环境归位，从年幼无知到垂垂老矣，所有的都可能远走高飞，唯有少年的记忆始终不弃。就像筠子歌中唱到的一样：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长留在心中。
少年时光，永远那样清澈难忘，它像一株明丽动人的紫藤花，随着时光无尽又疯狂地攀爬，然后蜷缩在记忆的最深处，于某天情景交融的怀念里，开出一朵鲜艳的花。
从咿咿呀呀学语的娃娃到跌跌撞撞走路的小孩，乖巧安分、恬淡娴静的杨绛始终扮演着状如猫咪般的贴心角色，她细心、懂事又听话，成了杨荫杭心中价值连城的瑰宝。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也只有她一人享受过父亲“耐心哄睡还要唱摇篮曲”的极度宠溺。因此，在杨绛的心中，对父亲除了发自内心的敬重，更多的还是骨肉连心的疼惜。
南方人喜欢吃甜食，于是，杨荫杭总会在饭后嘱咐唐须嫈买些甜点给孩子们吃，俗称“放焰口”。每当这个时刻到来，孩子们总是笑着、闹着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杨荫杭也都笑呵呵地一口应允。
吃过甜食，小打小闹之后，到了父亲的午觉时间，孩子们便一哄而散各自玩耍去了。一日，打算离开的杨绛忽然被父亲叫住了：“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于是，懂事贴心的杨绛就留下来，坐在父亲身边安安静静地看书，不发出任何声响。即使在白雪皑皑需要生火炉换煤的寒冷冬天，杨绛也能准确地感知到需要添煤的时间，然后不失时机地走到父亲的房中轻轻夹起一块添上，而且没有任何声响，引得弟妹们钦佩不已。
杨绛有颗纯净善良的心，这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她的心思十分细腻，待人也十分真诚，尤其是对为全家生计奔波劳碌的父亲，杨绛更是由衷地心疼。
每天早饭过后，杨绛都会为父亲泡上一碗他爱喝的浓浓的盖碗茶。闲暇之时，她便坐在一边，专心致志地为父亲剥橘子、剥栗子，小小的人儿，小小的手，却总能把橘子和栗子剥得干干净净，惹得杨荫杭无限爱怜。
每当休沐在家，伏案写稿便成了杨荫杭的重要工作。一摞摞裁切整齐的竹帘纸，就是杨荫杭写稿用的“稿纸”。每每看到稿纸写满，心细的杨绛总会适时地捡起来用作练字，不舍得浪费掉一丝一毫。
从孩童到为人父母，“放焰口”的习惯在杨家一直持续了好多年，也正是这个“习惯”，让孩子们在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之后仍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真切关爱和暖暖情意。他们相亲相爱地依偎在一起，共担风雨，共扛重任。
少年时光总是摇曳多姿、五彩斑斓。它们将每一份喜悦、好奇、纯真用心镶嵌在岁月深处，生根、发芽直至长大开花。它们伴随着成长之路上的每一个脚印，在某天缱绻旖旎的阳光里，深深浅浅地将从前的自己唤醒。
在北京的几年，是杨绛一生中充满绵密温情和纯真童趣的日子。1915年重回北京后，幼小的杨绛和父母住在东城，房东是个纯粹优雅的满族女子，当时只看了一眼，爱美的杨绛便已深深陶醉在房东穿着的有精美刺绣的满族服饰中了。本以为这样的服饰已经美到极致，却不想房东走路时娉婷婀娜的身影让杨绛更为神往，也正是在这样的神往中，她注意到了房东脚上所穿的与众不同的鞋子—镶嵌了厚度约有十几厘米的白色鞋底的花盆底鞋。穿上这种鞋子的女子身材显得格外修长，这让身材矮小的杨绛心向往之。父亲开玩笑问她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鞋，小小的杨绛煞有介事地琢磨了一番后，认真地回答：“要！”惹得杨荫杭分外怜爱。
杨绛的童年在数次匆匆忙忙的辗转搬迁中，经历了常人所没有经历过的新奇和别致，也充满了耐人寻味的情感。这种特殊的经历，也让她在长大之后充满喧嚣和孤单的岁月里，得以与内心深处的自己相拥而眠。
即使是在许多年后，杨绛对年少时的记忆仍旧鲜明深刻，她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写道：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后不顾后果，一溜烟儿都跑了，过些时候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儿似的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找不见，却不敢问。
因为刚刚饭后，还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字纸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了父亲，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
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我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从杨绛记事开始，父亲的开明民主就已深深地感染了她，让她终其一生都对其持有饱满的敬仰。在匆匆而过的年少岁月里，除了陪在身边的父母，杨绛还记得自己的三姑母，杨荫榆。
我五周岁（一九一六年）在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开始能记忆三姑母。她那时是女高师的“学监”，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橛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也不怪僻。
—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这件事让杨绛记忆深刻。尽管别人眼里的三姑母，分外严厉甚至不近人情，但在幼小的杨绛看来，三姑母还是善良的。她脱离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尽可以再嫁人，可是，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之后，杨荫榆却选择了出国留学、埋头苦读。她好像已经忘了，自己是个女人，对恋爱和结婚也全然无视。
杨荫榆的坚毅果决也在无形中影响了杨绛，从三姑母身上，年少的她学会了果断与从容。在母亲对所有人的宽容与平和中，她悟出了许多为人处世之道；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杨绛深切地懂得了读书的目的和意义。父母的言传身教、良好的家庭氛围，都成为助力杨绛这棵小树苗茁壮成长的最佳“肥料”。
许多年后，她仍旧记得年少时的自己。淡淡的像一朵菊花，开在郊野，盛风不倒，宠辱不惊。
求学坎坷显才情
一念花开、一念花落。山长水远的人世，无论风雨兼程还是阳光灿烂，终究要靠自己走下去。就像每一个生命与生俱来又浑然天成地拥有各种力量一样，即使没有掌声，没有鲜花，人生之路依旧会充满丰盈迷人的色泽。
杨绛的人生堪称完美：在开明民主、父母相爱的幸福家庭中长大；在朝气蓬勃的青春时期去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读书；在桃李年华遇到一见钟情、一生所爱的人；在民不聊生、战火纷飞的乱世，挥毫泼墨为自己的心灵开辟出一片恬静安然的世外桃源……
和谐民主的家庭氛围，让杨绛深深地体会到爱的力量和生命的意义；坎坷不平的求学之路，让杨绛善于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静下心来，与灵魂相依。
杨绛6岁进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此时，她的三姑妈杨荫榆正在与其一墙之隔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因为杨荫榆的缘故，杨绛在学校受到了不少“特殊待遇”。对此，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如此写道：
女高师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部去玩。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也没工夫理会我。她们带我打秋千，登得老高，我有点害怕，可是不敢说。有一次她们开恳亲会，演戏三天，一天试演，一天请男宾，一天请女宾，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插了满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又一次开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我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运动场很大，我站在场上自觉渺小，细声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那天总算跳得不错。事后老师问我：“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没听见。”
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彼时，天真无邪的杨绛还不懂得人情世故，她只觉得，周围的人个个善良而友好。虽然杨荫榆的存在强化了周围的人对杨绛的好，但这并不是全部，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与杨绛的讨人喜欢、机灵可爱、纯真聪明的个性也密不可分。
无忧无虑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让你来不及回想，就要走向下一个路口。
1919年，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被铁面无私的杨荫杭传唤，因有高官干预，杨荫杭被停职停薪。这对于依靠杨荫杭薪水度日的杨家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从无锡老家返校没几天，杨绛的二姐同康就因感染风寒离世，这个从天而降的噩耗让全家人悲痛不已。短短几个月一连经历两次大的变故，让昔日热血沸腾的杨荫杭深觉心灰意冷，他收拾了行李辞官离京，让还在读三年级的杨绛猝不及防又万分诧异。
离京的那天早晨，杨绛眼中平日并不拥挤的火车站忽然间变得熙熙攘攘，原来有许多人特意赶到车站为父亲杨荫杭送行，他们再三挽留，不舍得这样一位“清正廉明”的好官离开。但从杨荫杭的眼神里，杨绛能看到和感受到父亲去意已决，那一刻，杨绛的心里居然被排山倒海的骄傲和感动填满。许多年后，杨绛依旧觉得，那一幕送行的情景仍旧清晰可见，仿如昨日。
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也总会走。然而，多愁善感的杨绛，对那些已经同窗三年的好友多少有些放不下。南下的途中，她甚至有些遗憾没有跟自己熟悉的同学们告别，再一次相见也不知是何时了。
遗憾和不舍逐渐在长长的新鲜感迭出的路途上消磨殆尽，船来船往、依山傍水的婉约江南风光，使清新秀丽的无锡在杨绛眼中呈现出千变万化、五彩斑斓的灵动，这让小小的杨绛新奇、欣喜不已。在安置好一家老小后，父亲送她和两个弟弟插班进了大王庙小学。
全校只有一间教室，能同时容纳全校四个班级的学生；只有两个老师，其中一个还是校长……杨绛和弟弟的老师是一个人，姓孙，留着少见的小光头，他手里时常拿着教鞭，动不动就以此惩罚孩子们。为此，许多学生都对他痛恨至极，有极个别胆大的孩子还将他的头像画在“女生间”装有马桶的那面墙的墙壁上，常常叩拜，想要以此钝死他。在无锡的方言中，“钝”的意思是让一个人倒霉。
由此可知，“孙光头”确实不受孩子们喜欢。然而，许多年后，杨绛回忆起“孙光头”，还不忘为他辩护：孙老师虽然厉害，但是却从来没有打过杨绛和她的两个弟弟。或许是因为他们太乖的缘故吧！
仅有的一间教室用来上课，孩子们就没有了玩耍游戏的地方，于是，许多孩子就挤到了大庙东庑的“女生间”，即装有马桶、画了“孙光头”画像的地方，去踢毽子。可是，杨绛却只会拍皮球、跳绳，多数时候她又不喜欢待在闷气、狭小的“女生间”里，因此，她后来就不常去了。
童年的快乐总是无法取代，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中，依旧能在心底雕刻出无法比拟、难以忘怀的感情城堡：它装着梦、装着故事、装着回不去的曾经。所以杨绛无数次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等到全家经历了与杨荫杭的“生离死别”之后，杨绛才真正懂得了亲情的可贵。此时，杨绛的大姐已从上海启明女校毕业，成为该校的一名老师。她向杨荫杭信誓旦旦地保证，可以带三妹、四妹去启明读书。
虽然杨荫杭心里清楚，启明女校的教学质量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刚刚失去女儿且自己也刚从死神手里逃脱出来的杨荫杭而言，让孩子们去启明女校读书，就意味着孩子们要自己出去闯荡。于是，他犹豫起来，对于一直养在身边的杨绛，杨荫杭更是一万个割舍不下。
平日不善言辞却对杨绛分外宠爱的唐须嫈一时间也无所适从，但她深知，儿女长大，自己必须放手。于是，她为杨绛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行李箱。在傍晚时分杨绛取箱子的时候，唐须嫈悄悄问道：“你打定主意了？”
杨绛坚决地回应：“打定了。”
于是，唐须嫈不再多言。但是，在夜色深深的屋子里，杨绛想起自己从此以后要住在学校，直到暑假才能见到父母，还是让幼小的她忍不住地泪流满面。
不得不说，杨绛是果断的、坚强的。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傲气和决绝，令她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不懈、勇敢追梦。1920年2月，杨绛和三姐背起行囊，从朴素内敛的无锡来到了繁华流动的上海。
大树、草地、秋千架、跷跷板、排列整齐的教室、平坦宽阔的空地……瞬间让在封闭狭小的大王庙小学待了半年的杨绛兴奋不已。在这所“高端豪华”的学校里，杨绛学会了叫这里管教学生的修女为“姆姆”，并以自己足够的聪明乖巧获得了陪同天主教徒瞻礼的资格。要知道，这么小的孩子陪同瞻礼，是根本不被允许的，但是杨绛做到了。
三餐之后，学生不许待在教室，而要到校园各处游玩散步；用餐期间，任何人不许讲话，只有节假日时才可以；启明女校每月放假一天，其余的星期日则由姆姆统一带领大家穿上校服、戴上校徽，排成一队去郊野或私家花园游玩。当然，不想去游玩的话也没人勉强，可以跟着受过专业教育的姆姆学习绘画或者弹钢琴。
开明的教育思想和严格的规矩礼仪，以及姆姆们耐心的教导和仁爱情怀，让杨绛对信仰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和理解。在这所学校里，她懂得了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的道理；在姆姆们的教导下，她对学习的作用和意义也更加明晰；她沉浸在大姐书桌上堆得高高的书海里，一个人“自修”各类书籍。在《旧约全书》的中译本里，杨绛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信仰，以此为基石，杨绛的文字更加真实而深邃。
杨绛对启明女校的印象非常好，好到终其一生都对这所培养了她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学校及其每一个帮助过她的人充满了感谢和感恩。她还记得，食堂心地善良的姆姆们，在每月放假那天，为回不了家的她送来的糖果，为她小小的充满失落和难过的心带来的那份甜蜜和安慰。
所以后来，在大姐带她和三姐去申报馆，杨绛看到大病初愈、清瘦至极的杨荫杭时，她才会情不自禁地抓着父亲的手，紧紧地依偎在他身边，想要享受那一份终于到来的温暖和幸福。疼爱女儿的杨荫杭还带着她们吃了“大菜”，用餐期间，杨荫杭还安慰第一次使用刀叉的杨绛不要紧张。
许多被人忽略的小细节，都是杨绛心中的“大事件”。在这些别人看似可有可无的细节里，她深刻地感受到爱，从而学会用爱用心去对待每个人。所以，杨绛的文章充满了细碎的令人动容的元素，这也成为助力她才情凸显的关键因子。
火红的枫叶让本就迷人的上海充满了浓郁的浪漫气息。随着杨荫杭在申报的任职，杨家举家从无锡搬迁至上海，这让从前被孤独席卷的杨绛觉得格外幸福。她不注重外在修饰，也不关心家产几何，只是一味地沉浸在书的世界里。
1923年，厌倦了人情世故的杨荫杭决意在苏州开律师事务所，于是，杨家迁至苏州。这年秋天，杨绛和三姐考入苏州振华女中。1925年，聪慧过人的杨绛跳一级，提前初中毕业，继续留在该校读高中。
杨绛性格恬静淡泊，丝毫没有争抢之心。她的才情在其性格的熏陶下，也渐渐显露。
有一次，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讲诗，布置了课下作业，让学生们效仿作诗。许多同学冥思苦想，急得抓耳挠腮，仍旧云里雾里，不知如何下手。但才思敏捷的杨绛则一挥而就，其中的《斋居书怀》，还被拿来选入校刊：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此游，翛然自脱俗。
与其他学生现实感强烈的诗作不同，杨绛的诗作，处处流露着高雅脱俗、与世无争的淡泊之意，且充满了旁人没有的文采，引得老师惊奇、惊喜至极，于是给了她一个至高的评价：仙童好静。
事实证明，这位老师的眼光是犀利而准确的。几年之后，进了东吴大学的杨绛很快就成了班上绝无仅有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亲自“操刀”。杨绛的“才女”之名由此远扬。
错失清华向东吴
岁月是执拗高傲的，它一意孤行地匀速前进，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而有所改变。从起点到终点，生命在岁月的年轮中兜兜转转，迷迷离离；从相遇到分别，从拥有到错过，一切毫无规律又顺其自然地发生，直至最后尘埃落定。
花事繁杂，时光匆匆，那些错过，终究也会被恬静之心渲染得温婉多情。
从少年时期开始，杨绛对清华就有着独一无二的好感。
1928年，十七岁的杨绛顺利高中毕业，一心一意想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是天公不作美，清华大学虽然从当年开始招收女学生，却在南方没有留招生名额，因此，万分无奈的杨绛只好转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
聪慧的杨绛凭借自己的从容沉稳，不仅成功摘得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状元的桂冠，同时也获得了东吴大学笔试成绩第一、复试第二名的好成绩。这样的杨绛已然让人赞叹称奇了，但东吴大学的校长觉得：论真本事，东吴的状元应该非杨绛莫属，因为状元孙令衔是东吴附中毕业的，复试的考题，他在中学时曾经做过。
由于家在苏州，杨绛最终选择了离家较近的东吴大学。
东吴大学第一年并不分文理科，所有入学的学生都是各门功课一起学，因此，杨绛也没有专门为后期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而过多地耗费精力。但是到了大二，要分专业。东吴大学最好的学科是医学预科和法学预科，虽然杨绛本身对医学很有兴趣，但是她很怕杀生，不能像平常学生一样做实验，于是，理科成绩也很好的杨绛放弃了医学。
此时，下定决心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文学的杨绛，却因为东吴大学有限的文科科目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东吴大学的文科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如果选法预，不仅能帮助从事律师行业的父亲，也能够接触到社会上不同身份的人，丰富自己的阅历，这对自己以后的人生之路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思前想后的杨绛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没想到深谙律师行业门道的杨荫杭却坚决反对，他甚至详细列出了种种理由，劝说女儿不要步自己的后尘……无奈之下，杨绛只好选择了政治系。
虽然对法律和政治这两门学科都毫无兴趣，但是过目不忘、一点就通的杨绛凭着聪慧机敏、才华无双，很快在人才济济的东吴大学脱颖而出。童心未泯的杨绛甚至在课堂上和同学一起玩吹球的游戏，将双手合并为小船，小球就能在手指上转个十几圈不停下来也不跌落，引得许多同学争相效仿。
在东吴大学上学的这几年，杨绛除了在大一、大二这两年个别科目偶尔“失手”外，其他科目全部是一等，这与她终日泡在校内图书馆阅读中外文学书籍有莫大关系。此外，闲暇之余，杨绛还向一位来自比利时的美丽妇人拜师学艺，因而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尤其是在升入大三之后，杨绛的所有功课，包括体育在内，也全是优。在东吴大学，成绩优异、才华出众的杨绛是校园里的焦点人物，走到哪里，都有人打招呼问好，随之而来的还有艳羡万分的目光，但是，杨绛依旧放不下自己的“初恋”—清华大学。即使已经在东吴大学就读两年，杨绛脑袋里还是经常冒出去清华读书的想法，为了圆自己的清华梦，杨绛还想要到上海通过考试成功转学。
1930年暑假，心急如焚的杨绛急切地赶到上海，交了考试费用，顺利领到了准考证。本以为命运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料患了肺结核、久治不愈的大弟突发结核性脑膜炎。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此病是不治之症。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一家人手忙脚乱、坐立不安，杨绛自然也无心考试。因而，她与清华又一次失之交臂。
杨绛的清华梦就此短暂搁浅，她像许多失恋的人一样，表面看去风平浪静，其实内心却波涛汹涌。
中、英、法文俱佳，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才华横溢的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书的青春时光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心意相通的朋友，比如，后来蜚声全国的有机化工专家孙令衔、赫赫有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他们时常结伴而行，或阅读新作或热烈讨论，校园里处处留下了他们积极向上、拼搏奋进的足迹。
温暖、友爱、幸福纵横交织，它们密密实实地缠绕在一起，组成了杨绛的美好青春。由内而外的淡泊，让温婉安然的杨绛变身为行走在人世间的纯洁精灵，将自己特有的细腻和深入骨髓的善意透彻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他人。
大三时，学习成绩优异的杨绛获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可以去国外深造，但是考虑到父亲刚刚大病一场，家中经济堪忧的现实状况，善良的杨绛不想加重家里的经济负担，于是毅然选择了放弃。而且，在杨绛的内心深处，更吸引她的不是学位，而是文雅诗意、朝气蓬勃的清华校园。
人生无常，世事更迭。
总以为生活可以就这样风平浪静、简简单单地过下去，一直到白发苍苍，但总有突然袭来的狂风骤雨，让未来的人生轨道发生偏离或改变。
1931年，战火四起、兵荒马乱的中国东北爆发了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全国上下瞬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国内局势一片动荡。许多高校学生集体罢课，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东吴大学也在其中，不少请愿的学生联合起来，想出了一个“克敌制胜”的妙招：把在东吴附中读书的蒋纬国拉出来做领队，借为他们“保驾护航”。
果然，这个举动非常奏效：东吴大学请愿的学生一路上非但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阻挠，反而得到了南京政府的热情款待。对于这件事，杨绛是深感鄙夷的，她用带头向发生水灾的华北地区捐款、自己动手买来棉花为受灾的人做棉衣的举动，将部分流于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变得深入本质且富有深意。
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在愈演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风潮的席卷下，许多学校停课，东吴大学也在其中。此时，杨绛即将从东吴大学毕业，为了能够按期毕业，杨绛和四个要好的同学商议，他们向学校提出申请，去燕京大学借读。周芬，是其中之一。
杨绛家与周芬家算是故交。因为杨荫杭是周芬父亲的上司，早在杨绛上大学之前，周芬已经跟着母亲去过杨绛家里，只是当时还小，圈子的不同让两人几乎没有交集。但大千世界，缘分是奇妙的、不可言说的，也许今日还未相识，明日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比如炎樱和张爱玲，两人忽然在某天一见如故，杨绛和周芬的深交，也颇有这样的意味。
杨绛和周芬相遇，是在东吴的大学宿舍。当时，两人并没有表现出相见恨晚，但时间一长，杨绛竟然不自觉地对周芬表现出依赖来。比如，每早贪睡赖床的杨绛，总让周芬吃完早饭后给她捎一个馒头回来；有时候，杨绛故意把馒头的皮儿留下来，搓成细细的远看像虫子的长条儿，在周芬不注意的时候，放在她的笔记本上，然后自己故作恐慌地大叫：“好可怕！”对杨绛毫不设防的周芬也总是落入杨绛的“圈套”，吓得不敢上前。此时，笑得前仰后合的杨绛便一把将“虫子”捉过来，然后一口吃掉。直到这时，周芬才反应过来自己又中计了，然后与杨绛嬉笑着追逐打闹。
两人的感情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加深，在当局镇压学潮越来越残酷的情况下，杨绛的母亲听从振华女校校长的建议，来到学校想要将杨绛接回家。杨绛舍不得周芬一人独留学校，便央求母亲将周芬一起带走。但是当时，学校门口守卫森严，想要人和东西一起带走是难上加难。聪明的杨绛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让母亲将二人的东西放在车上先行拉走，自己和周芬则趁着下午四点之后的一小会儿的活动时间离校。
从校园里到大门口再到望星桥，周芬和杨绛一直牵着手。她们先来到校外卖小吃的地方观望，确认无人跟踪后才匆匆忙忙往家的方向飞奔，她们一路飞跑一路回头观望，生怕被忽然出现的人“抓回去”。直至到家，两人悬着的心才如释重负地放下。
杨绛喜欢吹箫，周芬喜欢吹笙，二人在学校时经常上演笙箫合奏，听来婉转流畅，非常惊艳。而日后两人的交往，就如同她们当初在校时的笙箫合奏，虽然两人身处异地，但始终心心相印。
1932年2月，北京的风依旧凛冽，杨绛与好友周芬、孙令衔等一行五人从已经渐暖的苏州出发，一路北上，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平。他们全部通过了燕京大学的考试，眼看着最初去燕京借读的约定就要变为现实，但在去燕京大学的途中，心念清华的杨绛听了已在清华读书的好友蒋恩钿的建议，临时变卦去了清华。
对于自己的“中途反悔”，杨绛是心怀愧疚的，她觉得自己的“突然离开”对不起周芬。她是陪伴了自己将近四年的好友，始终与自己风雨兼程、甘苦与共。她的存在，不仅造就了杨绛青春时光里的灿烂温暖，也是杨绛对人生、对友情理解更深刻的根源。好在周芬对杨绛的“反悔”并不介意，两人分开之后，依旧联系频繁，亲如姐妹。
在乱世之中，周芬和杨绛的友情充满了与世无争的宁静。茫茫人海里，她们相识、相知、相伴、相守，将社会上的狂风骤雨变为生活中的和风细雨，收获了弥足珍贵的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