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参加航空工业从修理到仿制
离别合众图书馆
1951年8月，我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
1939年7月22日—1951年8月，我一直随父亲顾廷龙（注1）、母亲潘承圭住在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在那里度过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时代。
与父母亲在燕京大学校园内
我从小学开始玩航模就想搞飞机，高中毕业，我同时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交大）三所大学，报的都是航空工程系，虽然都被录取，但最后选择的是上海交大。
1951年从交大毕业时，我的希望是能够从事飞机设计，却被分配到了当时重工业部的航空工业局（即四局），这是新中国刚组建的主管航空工业的政府部门。
那一年，上海各大学的毕业生一共有二十几个被分配到重工业部，大家一起坐火车（硬座）三十多个小时到北京。有的同学坐得实在太累了，晚上干脆就躺到座位下面睡觉。到北京站，重工业部的人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了原中法大学的校舍，在沙滩北京大学红楼后面的位置。我们先到对面一个澡堂洗了一个澡，然后住进宿舍，一间屋子住很多人，床铺是用课桌拼起来的。但大家觉得骄傲的是，一住下来，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注2）就接见我们并做了报告。
大学毕业
到重工业部报到后，我们七八个人被分配到航空工业局，于是又到了前门外打磨厂航空工业局驻京办事处报到。办事处的同志本希望我们马上就到沈阳，但赶上东北发大水，火车不通，在办事处又多住了几天。
航空工业局分配我们到具体单位的时候，有同学表示坚决不愿意出山海关。当时在北京属于航空工业局的单位只有一个四院，但名额已经被先分来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占满了。由于北京的单位没有名额，所以，我们有一位同学被分配到了武汉正在筹办的中等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南昌航空大学的前身，其他的都被分到沈阳、哈尔滨的工厂里。我提出希望到搞研究的部门，负责分配的同志说“有”，于是就把我分到了航空工业局机关。
后来我才知道，机关里倒是有研究单位，就是昝凌同志（注3）领导下的一个实验室，但他们正研究用国内能买到的器件研制闪光测速仪，根本不需要我这个专业的毕业生。
我被分配到机关，是不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些，我自己并不清楚。同时毕业的同学政治条件都比我好，例如屠基达（注4），他在学校时已经是团支部书记，但同学们都被分到了工厂，却把我安排进了机关。
注释：
1.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1904年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部，并与其侄子——史学教授顾颉刚一起研究《尚书》。1939年，上海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和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陈陶遗、李拔可等人取“众擎易举”之义，为抢救和保护祖国文化典籍，力邀顾廷龙南下，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并请顾廷龙主持馆务。顾廷龙遂放弃燕京大学图书馆职务，携全家赴上海，于1939年8月开办合众图书馆。
上海解放后，顾廷龙担任上海市文管会收购委员会书籍组委员，为国家收集了大量的古籍善本。1958年，由合众图书馆改名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合并，1960年，顾廷龙被任命为上海图书馆馆长。
1977年，顾廷龙按照周恩来总理关于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指示，开始大规模的古籍普查工作。1980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顾廷龙担任主编。经过10年的艰辛努力，这部被称为近年来中国图书事业最大成就的辉煌巨著终于完成。1991年7月11日，为表彰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的特殊功绩，上海市政府特给予他记大功奖励。从20世纪80年代起，顾廷龙又主持编纂《尚书文字合编》，并于1996年出版。1992年，顾廷龙因胃癌手术后上海家中无人照顾，被其子顾诵芬接到北京奉养，但仍关心上海的发展。
1998年8月22日，顾廷龙因病在北京去世。
2.何长工（1900—1987），原名何坤，又名何堃。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华容。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曾任中共华容区党委书记兼军事部长。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曾任红八军军长、红十三军政委、红军大学校长、红九军团政委、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东北军政大学代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担任地质部副部长期间组织创建了北京地质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是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3.昝凌（1912—1967），原名昝宝生。1932年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1936年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37年进中央大学机械特别研究班。1945年夏被派往英国学习航空技术。1949年，在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任特设仪表电气组组长。1951年6月，在航空工业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0月，昝凌向航空工业局分党组递交了《关于发展航空仪表研究设计工作的建议》，局分党组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成立航空仪表设计室，并指定他负责筹备。1957年3月，航空仪表设计室在北京正式成立，昝凌任室主任兼总设计师。1960年3月，经一机部批准，航空仪表设计室扩编为航空仪表自动器研究设计所，昝凌任副所长兼总设计师。
昝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9月10日不幸去世，终年55岁。
4.屠基达（1927—2011），1927年12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1951年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曾任哈尔滨122厂设计科副科长、科长。1956年年底，到112厂飞机设计室任机身设计组组长。1958年初春，屠基达和林家骅担任初教6主管设计师，后担任“东风”107飞机主管设计师。1959年，屠基达被调往成都132厂组建设计科。1966年，他主持设计的歼教5飞机首飞成功，并大批交付部队。1970年，他领导研制的歼7Ⅱ飞机大批量装备部队，该项目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他领导改装电子设备的歼7M飞机实现了大批出口，为国家挣得大量外汇。
1995年，屠基达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2月11日，因病去世。
进入航空工业局
到了航空工业局以后，我被分到生产处。
徐昌裕（注1）同志当时任航空工业局的生产处处长。我到沈阳以后，他把我安排到了刘多朴领导的制图组里。
当时，苏联对米格-15这些技术文件的保密制度非常严格，大部分资料都集中在航空工业局保管，不直接发放到企业。那时在航空工业局保管资料的是从大连建新公司来的刁有珍同志，他一只眼睛在战争年代负伤失明，工作非常认真、仔细，也非常热情。按照苏联制度要求，保管图纸资料的房间窗户都要加装铁栏杆，在柜子里还放着一支冲锋枪。
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各企业要完成修理任务，飞机、发动机、配件的图纸就需要由航空工业局组织翻译、复制，所以组织了这样一个组，由刘多朴同志负责。
在1951年9月审干自我检查时，我和刘多朴同志在同一个组，听他讲到了他自己的经历。他是陕西人，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父亲曾是陕西有名的军阀。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是共产党员。岳父一家不少人很早参加革命，而且有的担任了党的高级干部。在中央大学快毕业时，妻子要他回陕西老家，但他没有同意，一心要搞飞机设计，坚持到了当时设在南昌的国民党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负责设计“中运三号”飞机机翼的一部分。在那里，他与徐舜寿（注2）认识并结下了友谊。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要将第二飞机制造厂搬到台湾去，他留下来，回到了老家。解放后，人民政府号召航空技术人员回到航空事业，他应聘进了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受徐昌裕领导。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徐昌裕对他很欣赏。后来，徐昌裕被调往参与组建航空工业的领导机构，将他也带到了航空工业局。
我一到这个组，就赶上了画雅克-11飞机起落架图纸的任务。雅克-11是苏联雅克夫列夫设计局设计的一种活塞式中级教练机。单发、双座、下单翼，后三点式起落架。
尽管自己已经大学毕业，但完成这样的任务还是有困难的。
首先是机械制图的投影体系问题。我们在学校里学的是英美采用的第三象限法，而苏联标准是第一象限法。此外还有公差配合、材料牌号等，都与自己原来学的不一致。再就是图纸上都是俄文，尽管技术资料文字内容少一些，但还是需要掌握俄语，才能搞明白。
我在上海交大读到三年级时，上海解放了，航空系办了俄文班，利用晚上时间授课，我曾经读过两个多星期，认识了俄文字母，知道了发音、拼写和简单的语法，也掌握了一些单词。俄文的问题比较好对付，遇到不认识的单词，通过查词典也还可以了解词义，难的是材料牌号和公差配合方面的内容。
刘多朴很有心，他在空军工程部时就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他编了一本苏联的制图规范，是晒蓝的，其中对公差配合等有详细的说明。刘多朴虽然不会讲俄语，但通过自学认识不少俄文单词。他还邀请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宁佩，翻译了苏联机械制造百科全书中相关的两部分，一个是“苏联的公差和配合”，一个是“苏联的铝合金”，并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这些都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学习和参考。
有这样的条件，我顺利地完成了第一项任务——翻译并复制了三四百张雅克-11起落架的A4图纸。
为配合工厂的需求，我们的任务有时非常紧迫。
有一次，米格-15飞机液压系统中压力卸荷阀坏了，飞机停飞，领导要求我们一个晚上赶出一二百张A4图纸。由我负责画总图，零件图按照俄文原图分配给组里其他同志。当时我们这个组有六七个人，突击一个晚上完成了任务。
还有一次是哈尔滨122厂需要图-2轰炸机炸弹舱门的图纸，但苏联没有给全，我们从空军备件库借了一个舱门实物，就放在办公室里，通过测绘，绘出了图纸。
除画图外，我们还翻译编制了标准件图册。当时苏联来的标准件不统一，各设计局采用的都不一样。我们汇集最多的是拉沃契金设计局和雅克夫列夫设计局的标准件。我们绘制了标准件图、表格，并做必要修改后发往各工厂。
虽然有一些困难，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工作比较简单。刘多朴经常对我讲，画图一定要仔细，否则发到工厂，图纸中的错误会造成零件报废。在那时，图纸描完都由我负责校对，最后刘多朴再审核一遍。他对工作真做到了精益求精，虽然我尽量细心校过，但他还是能找出错误。
通过这些工作，我对苏联用于制造的图纸体系、公差配合标准、材料规格以及制造工艺方法等有了较多的了解。
注释：
1.徐昌裕（1914—2003），1914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3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国民党空军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接受培训，后留校任教。1938年2月，脱离国民党空军赴延安，进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安塞茶坊机器厂工人训练班班主任、生产管理组组长，延长石油厂工务科科长、生产管理科科长、技术协理员，张家口晋察冀军区航空站修理厂厂长，东北东安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机修理厂厂长、航空学校机务处副处长兼飞机修理厂厂长，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处长、部党委委员，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生产管理处处长、局党组委员，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一生产技术司司长，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兼任第六研究院院长。1982年任航空工业部顾问。1985年离休。
2003年12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2.徐舜寿（1917—1968），1917年8月21日出生于浙江吴兴县。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41年5月，被派往由苏联政府援建的伊宁空军教导队，教授飞行力学。1942年8月，被调回成都航空委员会编译处任编译专员。1944年赴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实习。1946年在华盛顿大学研究院进修，同年回国，在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从事气动力研究并担任“中运二号”和“中运三号”运输机的总体设计工作。1949年5月，徐舜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东北航空学校机务处工作。同年9月，调往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任飞机组副组长，同年12月，徐舜寿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8月，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成立，他被任命为主任设计师，成功地设计了高亚声速飞机——歼教1喷气教练机。
1961年8月，航空研究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成立，他被任命为第一任技术副所长。1964年8月，调任西安重型飞机设计研究所（现603所）技术副所长兼总设计师。
徐舜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于1968年1月6日不幸逝世，终年51岁。
参加政治运动
1951年11月，按照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也就是“三反”“五反”运动。
运动开始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跟着王祖浒（注1）同志去看管一个“老虎”（注2），是在沈阳南站中华路的一个五金店。据说五金店老板“五毒俱全”。当时我们航空工业基本建设的任务很重，需要采购五金器材，这个老板与航空工业内部的“老虎”有瓜葛。老板关系很广，连朝鲜人民军的空军也来人要他交代问题，还有地处小河沿的空军学校也和这个五金店有关系，我们还去那里核实过那个老板的劣迹。
1952年三四月间，有一次，我与王祖浒一起到小河沿去搞调查，那天，天很冷，刮着大风。当时我们都围着围巾、戴着棉帽。当我们顶着大风沙到了小河沿空军学校时，摘下帽子、围巾，抖一抖，地上落了一层沙子。就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我们在那里与学校的“老虎”“干”了一个晚上。
之后，航空工业局迁到北京，我随机关到了北京，留下部分人员继续在沈阳搞运动。政治运动并没有完结，只是内容改为思想改造，每个人都要结合对新中国的认识，检查个人的人生观。
我从学校毕业到了机关，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着刘多朴描图、抄数据，很枯燥。我觉得与自己想搞飞机设计、气动计算的志趣差距太大，有点儿想不开。当然，尽管兴趣不高，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任务，但到了晚上的业余时间，就选喜欢的书来读。那时，我们有俄文版的，也有空军组织翻译的讲空气动力学、讲飞机设计的书刊资料。
那时，我总认为上级让自己干的不是自己想干的。这种思想，在运动中受到了徐昌裕同志的严厉批评。他对我说，当年他们到延安去，不能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服从组织的需要。现在国家需要我们为工厂修理、维护飞机，翻译、复制图纸，我们应该愉快服从，圆满完成任务，并指出我的根本问题是没有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
当时我认为远离父母，从上海来到北京，参加革命工作，这说明自己的人生观问题已经解决了。徐昌裕则批评我说，只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白天做组织安排的工作，晚上凭兴趣学自己喜爱的与飞机设计有关的图书资料，把工作中需要的画图、制造技术等放在一边，这说明没有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还根本没有完成人生观的转变。
这些话对我触动很大，通过运动教育，我开始将业余时间的学习转到研究和解决白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上来。
当时已经担任了航空工业局副局长的徐昌裕很有远见。他多次去苏联，每次回国，从不买个人生活物品，而是把钱用来买很多苏联空军飞机使用维护方面的书籍。当然这些书都是俄文版的，但也都是我学习的资源。
到了航空工业局，学习俄文的培训班、补习班办了不少，但我从没有完整地参加过一个。我学俄文，靠的是一本英文版的《Self-taught in Russian》（俄文无师自通），还有一本韦光华编写的图解俄文语法。再有就是一本美国人二战后编的《俄英化工词典》。这本词典虽然是化工专业用的，但除了专业词汇以外，所有技术文献中用到的普通动词、名词都收集进去了，例如，英文词尾加-tion，与俄文词尾加-ние等对应，英文与俄文对比，都能对得上，有了这本词典就可以不用别的词典。当时教育部也组织翻译了一些苏联的教科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加上当时新组建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有几位原来清华大学的老先生翻译的《空气动力学》等，可读的书籍已经不少。就这样，慢慢地，俄文技术书籍我也就可以看懂了。
那个时期，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每个周末、节假日，兜里装上5元钱逛书店。北京王府井南口有一家外文书店，八面槽还有一家影印书店，我去得最多。偶尔会找到一些讲航空技术或者其他相关技术的书，每次去总会有收获，这样也搜集了一些。有了这些书籍，在俄文水平有所长进的同时，我也掌握了一些飞机构造方面的知识。
注释：
1.王祖浒，194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解放初期，曾在华东空军航空工程研究室工作，之后担任了航空工业部发动机局局长。
2.按当时对贪污犯的定性标准，贪污1000万元（旧币，下同）以上者，即为“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
在第一技术科工作
徐昌裕认为，当时工厂不能及时完成修理任务，飞机交不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苏联飞机上装的仪表、电器等成品心中无数，修理有需求时，经常会缺这个少那个，向苏联提出订货，一年只有一次，提不准就完不成修理任务。他下决心，要老专家昝凌带队，组织了高道（他也是参加革命很早的大学生，后来到115厂当厂长）、我，还有搞仪表的南京航空学院（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南航）教授任葆良（他是修陀螺仪表的专家），要我们几个人从北到南，把几个机型的仪表、电器摸清楚，搞个大清单。
昝凌比我年长18岁。他人很和气，非常平易近人，生活也很俭朴。他是国家一级工程师，又是老前辈，但出差时，借钱、买火车票、决定坐什么时间的火车，这样的琐碎小事，都是他亲自做。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钱学森在一个讲话中批评大学生，说连买火车票这样的事都不会做，我看了以后深感愧疚，因为那次出差，所有这些事都是老专家替我干的。
从沈阳112厂开始，我们爬进米格-15、米格-9及雅克-17飞机的座舱里清查。通过清查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些仪表、零部件是无法搞准确的。苏联来的飞机，批次不同，所用的仪表等也各有不同。米格-15是刚生产出来的，各机也不相同。飞机用的自动断路器（老式的飞机用保险丝）都是德国西门子的，可能是二战的战利品。就这样，我们又到哈尔滨清查轰炸机，到南昌清查雅克-18、拉-9……共查了13种型号飞机的仪表，如空速表、高度表、罗盘等，各机种主要仪表、无线电、军械牌号都是相同的，只是电门、保险丝等差别较大。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也学过有关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仪表原理等知识。我记得教我们航空无线电的老师蒋大宗是上海交大1947届电机系毕业生，他讲航空无线电的一般性知识，都是原理性的。航空仪表就学得更差了，只是拿了一些20世纪30年代膜盒仪表拆拆弄弄，对当时的电动仪表则完全不懂。这次任务，给自己补上了一课，使自己对飞机的系统构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调研了沈阳和哈尔滨的工厂后，我们来到南京511厂，厂里有几位车间工艺员是昝凌的学生。1947年夏，昝凌从英国学习回来，被安排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研究院任电气组长，那时航空研究院招了几个研究生，其中有些人解放后留在了511厂。昝凌同志介绍了他考研究生的办法，就是出一个怎样将发电机改成电动机及电动机改发电机的题目，有的就是答不上来。他对这几个在511厂的工艺员很欣赏，其中有几位去了他后来组建的30所。
接着去南昌320厂调研时，按照昝凌的意见，我们带上了南京航空学院的教授任葆良。他很有水平，和昝凌年龄差不多，在国民党空军干过。那时由于测试仪器的水平还不高，所以经验就显得非常重要。任葆良有一手绝活，就是对陀螺进行动平衡时，可以不用动平衡机，陀螺旋转起来后，他用手指夹住轴的两端，仅凭感觉，就能判断出哪里该加重、减重。我们调研结束，回京汇报时，他也参加了。跟着这些老专家，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951年年底，徐昌裕提出，生产上不去，器材供应是个大问题。刘多朴知道后，思考了一晚上，第二天向组织提出，自己去搞器材供应工作。这对刘多朴来说，应该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因为他实在太想搞飞机设计了，但从工作需要出发，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去解决材料问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精神是很高尚的。后来他与魏祖冶（注1）等同志一起去筹建材料研究所。
刘多朴不仅认真负责，也很有能力。虞光裕同志（注2）在搞РД-45喷气发动机修理时，亟需高温合金材料，找到刘多朴。当时有一批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材料，但牌号与苏联的不同。我知道了这一情况，就将自己从沈阳南湖旧书市场上买的一本日本人编的材料手册送给他。根据手册中的技术数据，他给111厂编写了材料选用的资料。
刘多朴是一个重理想也重感情的人。当时与他配合的苏联顾问是一个工人出身的专家，性格很急躁，经常发脾气，凡是他布置的事没有完成，就立即破口大骂，而翻译也是他骂什么就照原样翻译。有一次，他骂刘多朴是小官僚，刘多朴很委屈，为此还流了眼泪。
我很幸运，在参加工作、走上社会之初，就遇到了这样一些好同志，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虽然在机关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直接参与飞机设计，但却使我对飞机的构造和制造工艺有所了解，比在学校里学到的更切合实际，为以后自己从事飞机设计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徐舜寿
1952年年中，航空工业局机构调整，成立了飞机技术科，即第一技术科，主管各飞机厂的设计科以及飞机制造的工艺技术问题，由徐舜寿同志任科长。开始，徐昌裕是想让我接刘多朴的工作，我当时不是很安心，工作也没有做好，就没能及时接过来。“三反”“五反”运动后，不需要局机关再复制图纸，我就不再跟刘多朴了，他专门去管材料，当时叫冶金科。我被调到了第一技术科当技术员。
我第一次见到徐舜寿是1951年9月在沈阳。当时他是航空工业局生产处技术科的副科长，负责审查俄文技术资料的翻译工作。那时，我经常向徐舜寿请教图纸上俄文的技术词汇，感到他很像我们学校的老师。
第一技术科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处理各工厂上报的技术问题。
记得有一次，哈尔滨122厂生产的图-2飞机起落架支柱断裂，在故障分析时，与空军有争议。工厂将问题上报了航空工业局，这个问题就是由第一技术科负责处理的。徐舜寿根据上报材料分析，认为很有可能与材料的疲劳有关。但说话要有充分的依据，于是他将这个问题交给我处理，让我去查一查材料力学关于疲劳断裂的资料。我查了当时最权威的苏联的《材料力学》（БЕЛЯЕВ著，195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教材，这部教材共四册，大学里一般只讲第一、第二册。我在第三、第四册上找到了专门讲疲劳的内容，徐舜寿的分析是有理论依据的。我对照书上的内容拟了一个文件，以航空工业局名义给工厂做了回复。
那时我们的工作要随时配合工厂，其中有这么一件事。1954年，南昌320厂仿制雅克-18，突然提出雅克-18翼型数据没有，按照苏联资料给的理论图上的坐标数据画出来不协调，亟需航空工业局给予解决。当时，徐昌裕已经担任了副局长，他要求第一技术科来解决。徐舜寿同志把任务交给我，要我到北京航空学院去查老的NACA报告，同时交代，因为试制任务紧急，必须两天内给予答复。
雅克-18翼型为Clark-YH翼型，应该是比较老的一种翼型。
北京航空学院当时正从清华搬到现在的学院路新址，图书还没有上架。徐舜寿同志让我直接找沈元同志（副院长）（注3）。沈元同志让图书馆的同志为我找来NACA报告，我从上面查出翼型数据表，抄下来后立即寄给320厂，算是解决了问题。
我记得还有一次，是太原221厂仿制空速管，技术条件上有一项要求，空速管的修正系数要经过试验与设计数据复核，所以必须进行吹风试验。我又找到北航，这次是找张桂联（注4）教授，他当时是北航空气动力学教研室主任。他下令用沈元设计的铁风洞来为我们做试验，那是一座30厘米×40厘米椭圆工作段的回流型风洞，刚从清华搬过来。我们就用这个风洞进行了测量试验，把风洞的实际流速与空速管测得的数据进行了比较，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在第一技术科，徐舜寿、黄志千（注5）等同志已经在开始筹划自行设计飞机的事。
1964年黄志千同志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了国庆观礼
首先是黄志千提出，在雅克-18飞机已经生产出来，产量还是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将空军用的教练机改装成一个洒农药的农业用飞机，也就是在后座设置一个装农药的箱子，再装两根管子，作为喷洒装置，这就可以满足用雅克-18做农用飞机的需要。我查阅了苏联百科全书机械卷，书上有洒农药的设备内容，我参照着写出了改装设计的建议，但后来这项工作没有继续下去。
在此期间，徐舜寿提出了将部队需要与实际可能相结合，设计一种中级教练机，以此开始锻炼、培养我们自己的设计队伍，而且设计出的飞机还应该有实际用途。
部队当时用的中级教练机是雅克-17，是喷气式的，发动机是苏联从德国缴获的一种轴流式涡喷发动机，后来苏联进行了仿制，称为РД-20。这种飞机由于技术落后，油耗也大，所以寿命很短，空军很快就不要了，由雅克-11取而代之。雅克-11总重2吨多一点，发动机选用的是500多马力[1]、活塞式螺旋桨发动机。但这种飞机空军没有安排从苏联引进、仿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