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考述（下）
第一节 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的集大成时期（一）
明末清初，戏曲创作界出现了许多重要的作家群体。其中，尤为著名的有江苏吴江的沈氏家族和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州派”剧作家群体。二者虽然都具有鲜明的群体性特征，但构成特点却有很大的不同，前者以家族血缘为维系，戏曲创作和理论呈现出在家族内部纵向和横向的传承关系；后者则以相近的创作风格和追求为核心，作家身份构成基本相同，剧作均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但是，这两个群体都表现出戏曲人才高度集中、戏曲创作佳作迭出、戏曲理论颇有建树的共同特征。他们不仅从事戏曲创作，而且重视戏曲创作规范的继承和发展、重视戏曲创作实绩的总结。就戏曲专科目录而言，吴江沈氏家族中沈自晋编撰的《古今入谱词曲总目》和苏州派作家张大复及其二子张继良和张继贤编撰的《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极具特色，二者均为曲谱著作的副产品，前者附于《南词新谱》之前，后者则附于《寒山堂曲谱》之前，与曲谱编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沈自晋和张大复跻身著名曲家群体的特殊身份也赋予了这两个目录更为丰富的价值。在这两种目录中，剧目依附于曲谱类著作存在，用于说明曲谱所收选曲之剧目来源，不仅客观上保留了众多戏曲剧目名称，而且保留了部分作者信息、版本信息、情节提要，具有重要的目录学价值。此类进入曲谱的戏曲作品往往以音律的规范性和唱词的优美性获得曲谱编撰者的青睐，因此，曲谱著录之戏曲剧目在一定程度都是古代戏曲作品的优秀代表，代表了相当的艺术水准。
一、佳曲入谱——《古今入谱词曲总目》与《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
（一）《古今入谱词曲总目》
《古今入谱词曲总目》的编撰者沈自晋（1583-1665）字伯明，号西来，晚字长康，自号鞠通生，江苏吴江人。是吴江派代表人物沈璟的族侄，沈自晋的曲学修养和成就首先得益于沈氏家族的曲学渊源。
在沈氏家族曲学兴起的过程中，沈璟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树帙吴江，一呼百应，与汤显祖玉茗一派在晚明曲坛双峰并峙，秋色平分。但作为吴江曲派的旗手，沈璟绝不仅仅通过摇旗呐喊的方式宣扬自己的曲学主张，他在戏曲创作和研究方面可谓殚精竭虑，成绩斐然。沈璟论曲首重声律之学，力主作曲合律依腔，为此甚至不无偏激之语：“宁律协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曲中之巧。”为此他精研曲学，著有《南词全谱》、《正吴编》、《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南词韵选》等多种曲学论著。尤其是“《南曲全谱》奠定了南曲研究的基础，勾勒了以昆曲为主体的新兴传奇的格律体系，在传奇发展史特别是昆曲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戏曲创作中，沈璟注重戏曲音律的格律规范、戏曲语言的通俗本色和情节结构的新奇曲折，以“场上之曲”为追求，这些追求在他的《属玉堂传奇》十七种中均有所体现。
沈氏家族的后人延续了沈璟所开辟的曲学传统，在戏曲、散曲创作和曲学理论研究方面各有建树。其中，在沈自晋一辈中，沈自征作有杂剧《渔阳三弄》（含《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3种）；沈自友、沈自籍、沈肇开、沈自晓、沈自南、沈自东、沈自鋋等人均参与了《南词新谱》的校阅；沈君谟创作有传奇《一合相》、《丹棘坠》、《玉交梨》、《绣风鸳》及散曲《青楼怨》；沈璟孙辈中，沈永乔作有传奇《丽鸟媒》、《玉带城》，并参与校阅了《南词新谱》；沈永瑞、沈永令、沈永启、沈昌、沈永馨等人参与校阅了《南词新谱》，另有散曲作品传世；此外，沈永禋、沈永群、沈永义等人也参与校阅了《南词新谱》；沈永隆等人亦有散曲作品传世；孙媳叶小纨作有杂剧《鸳鸯梦》、孙女沈蕙端、沈淑女人亦精通曲律。沈氏家族成员不仅曲作丰富，而且曲学修养深厚。而在这些成员中，沈自晋无疑出类拔萃，当仁不让的继承了沈璟曲学的衣钵。在戏曲和散曲创作方面，沈自晋有散曲集《睹墅余音》、《黍离续奏》、《越溪新咏》、《不殊堂近稿》（后三种收入《鞠通乐府》）行世，另作有传奇《望湖亭》、《翠屏山》、《耆英会》，在曲学研究领域，自晋亦造诣颇深，他将沈璟的《南词全谱》增补为《广辑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词谱》（简称《南词新谱》），颇为后世所重。
《古今词曲入谱总目》附《南词新谱》而行，为总结《南词新谱》所引诸曲名目而编，故应成于《南词新谱》编次完成之后。《南词新谱》编撰时正值明清易代，战乱频仍，沈氏家族成员颠沛流离，辗转于躲避兵火的路途。沈自晋作于丁亥年（1647）的《重订南词全谱凡例续纪》备述此谱编撰之艰辛：
重修词谱之役，昉于乙酉（1645）仲春，而烽火须臾，狂奔未有宁趾。丙戌（1646）夏，始得侨寓山居，犹然旦则摊书搜辑，夕则卷束置床头，以防宵遁也。渐尔编次，乃成帙焉。春来病躯，未遑展卷；拟于长夏，将细订之。
据此可知，《南词新谱》于1646年已粗具规模，1647年后开始进入修订阶段，而此书最终付梓则到了乙未（1655），《古今入谱词曲总目》既为总结曲谱所选诸剧名目，自当成于1647年至1655年之间。
沈氏编撰《南词新谱》不仅动用了家族丰富的戏曲收藏，而且对海内曲本孜孜搜求，得到了很多海内藏曲名家的“倾藏”相助。因而《古今入谱词曲总目》在保留家族创作记录和名家剧目方面优点极为突出。《重订南词全谱凡例》“慎更删”条云：
谱中旧曲，其删者甚少，即所当更，大都取先辈名词及先词隐传奇中曲补之，因先生属玉堂诸本未遍流传，尚有藏稿几种未刻，特表见其一二云。
沈自晋删补曲谱时注重保持家族特色，对沈氏曲学开山沈璟的传奇作品特别关注，且将沈璟并未刊行、流传不广的戏曲作品特别拈出。对沈氏家族成员的戏曲、散曲作品也多有选录，其中很多作品并未刊行，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全赖此目得以保存。在此目所录256种戏曲、散曲集、词集名目中，沈氏家族成员的作品多达38种，占据了总数的15%。
沈宁庵《奇节记》 词隐先生讳璟，字伯英，晚字聃和，吴江人，所著属玉堂传奇十七种。
《珠串记》 词隐先生未刻稿。
《双鱼记》 词隐先生作刻本，托名施如宋，非也。
《鸳衾记》 词隐先生作。
沈伯英《曲海青冰》 词隐先生翻北词。
沈西来《望湖亭》 自晋，字伯明，一字长康，别号鞠通生，词隐先生从子。
沈伯英《情痴寱语》 散曲。
《十孝记》 词隐先生作。
鞠通生散曲 《赌墅余音》、《黍离续奏》、《越溪吟》、《不殊堂近稿》俱未刻。
沈治左散曲 名永隆，伯明子。
《耆英会》 鞠通生近稿。
沈君善散曲 名自继，别号痴影生，词隐先生从子。
沈西豹散曲
《义侠记》 词隐先生作。
沈巢逸散曲 讳珂，字祥止，词隐先生从弟。
沈曼君散曲 名静专，伯英季女，所著《适适草》。
《埋剑记》 词隐先生作。
《红蕖记》 词隐先生作，刻本托名施如宋，非也，观其末曲用离合体寓“吴江沈璟伯英”六字可见。
沈方思散曲 名永启，号旋轮，君善子。
沈子勺散曲 讳瓒，号定庵，词隐先生仲弟。
沈旃美散曲 名世楙，号初授，伯明侄孙。
《同梦记》 词隐先生未刻稿，即串本牡丹亭改本。
《四异记》 词隐先生未刻稿。
《结发记》 词隐先生未刻稿。
《分钱记》 词隐先生作。
沈幽芳散曲 名蕙端，沈巢逸孙女，伯明侄，卜大荒甥，顾来屏内人，所著诗词俱未刻。
《一合相》 沈苏门作，又《风流配》、《玉交梨》、《绣风鸳》未刻。
《词隐新词》 伯英散曲。
《坠钗记》 伯英作，俗名《一种情》。
《博笑记》 伯英作。
沈建芳散曲 名永馨，别号篆水，词隐先生侄孙。
沈一指散曲 名永令，一字文人，若字子。
《青楼怨》 沈苏门散曲。
沈龙媒散曲 名辛楙，伯明侄孙。
沈云襄散曲 名永瑞，伯明侄。
沈长文散曲 名绣裳，一字素先，词隐先生孙。
沈君庸散曲 名自征，词隐先生从子，所著《渔阳三弄》北剧刻行。
《丽鸟媒》 传奇未刻稿，沈友声作，名永乔，伯明侄。
从上面所列的剧目来看，沈自晋不但涉及剧本版本情况，而且对作者归属有所辨析，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所熟知的沈氏子弟亲缘关系及身份给予必要说明，对于还原沈氏家族性的戏曲创作活动原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沈自晋编撰《南词新谱》固然有意突出沈氏家族的曲学成就和特色，但是他的观念并不保守，对于家族之外的新作也大量收入，并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看待沈氏家族戏曲的成就。其“采新声”条云：
前辈诸贤不暇论，新词家诸名笔如临川、云间、会稽诸家古所未有，真似宝光陆离，奇彩腾跃。及吾苏同调如剑啸、墨憨以下皆表表一时，先生亦让头筹见《坠钗记》〔西江月〕词中推称临川云，予敢不称膺服？凡有新声，已采取十九。其它伪文采而为学究，假本色而为张打油，诚如伯良氏所讥，亦或时有，特取其调不强入，音不拗嗓，可存以备一体者，悉参览而酌收之。
《南词新谱》的编撰得到了冯梦龙的鼓励和帮助，冯梦龙希望沈璟后人能够继承沈氏家族的曲学传统，修订词谱，而且表明自己愿意主动承担辅助工作。沈自南《复位南九宫新谱序》云：
岁乙酉（1645）之孟春，冯子犹龙氏过垂虹，造吾伯氏君善（自继）之庐，执手言曰：“词隐先生为海内填词祖，而君家家学之渊源也。《九宫词谱》今兹数十年耳，词人辈出，新调剧兴，幸长康（自晋）作手与君在，不及今订而增益之，子岂无意先业乎？余即不敏，容作老蠹鱼，其间敢为笔墨佐。
冯梦龙为促成修谱事业，可谓呕心沥血，临终之时犹念念不忘，嘱托将遗稿一并赠送沈氏，对此，沈自晋非常感动。沈自晋《重订南词全谱凡例续纪》对此记录甚详：
适顾甥来屏寄语，曾入郡访冯子犹令嗣赞明，出其先人易箦时手书致嘱，将所辑《墨憨词谱》未完之稿及他词若干畀我卒业。六月初，始携书并其遗笔相示，翰墨淋漓，手泽可挹。展玩怆然，不胜人琴之感……甲申冬杪，子犹送安抚祁公至江城……即谆谆以修谱促予，予唯唯。越春初，子犹为苕溪、武林游，道经垂虹而别。杯酒盘桓，连宵话榻，丙夜不知倦也。别时与予为十旬之约，不意鼙鼓动地，逃窜经年，想望故人，鳞鸿杳绝，迨至山头，友人为余言，冯先生已骑箕尾去。
尽管沈自晋与冯梦龙友情甚笃，对冯梦龙的无私相助亦十分感激，但是对于冯梦龙《墨憨词谱》的缺陷，沈自晋却直言不讳，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阅来稿，自《荆》、《刘》、《拜》、《杀》，迄元剧古曲若干，无不旁引而曲证。及所收新传奇，止其手笔《万事足》并袁作《真珠衫》、李作《永团圆》几曲而已。余无论诸家种种新裁，即玉茗、博山传奇，方诸乐府，竟一词未及。岂独沉酣于古而未遑寄兴于今耶？抑何轻置名流也？
大抵冯则详于古而忽于今，予则备于今而略于古。考古者谓，不如是则法不备，无以尽其旨而析其疑。从今者谓，不如是则调不传，无以通其变而广其教。两人意不相若，实相济以有成也……乃今复如冯以拙调相错，论驳太苛，令作者歌者益觉对之惘然；绝不拣取新词一二，点缀其间，为词林生色，吾恐此书即付梨枣，不几乎爱者束之高阁，否则置之覆瓿也？
沈自晋注意到在撰谱的过程不仅要保持沈璟原谱的特色，同时更要关注《南词新谱》的实用性，因此必须要以开放发展的眼光引入各家新作，在关注经典的同时拓宽视野，在珍视过去的同时兼顾当下，在保持传统的同时有所创新，在保留特色的同时又保证了入谱作品创作风格的多样性，这样才符合戏曲史本身发展的规律，才更有利于《南词新谱》的推广和普及。因此，沈自晋对于冯梦龙《墨憨词谱》没有涉及的范文若等人的剧作主动进行了搜集。《重订南词全谱凡例续纪》云：“知云间荀鸭多佳词，访其两公子于金阊旅舍，以倾盖交，得出其尊人遗稿相示，其刻本为《花筵赚》、《鸳鸯棒》、《梦花酣》。录本为《勘皮靴》、《生死夫妻》，稿本为《花眉旦》、《雌雄旦》、《金明池》、《欢喜冤家》，及阅其目录，尚有《闹樊楼》、《金凤钗》、《晚香亭》、《绿衣人》等记数种未见，乃悉简诸稿，得曲样新奇者，誊及百余阕，珍重而归。”不仅如此，谱成之后，沈自晋依然保持了曲谱充实剧目的空间：
是集于兵燹之余勉而成帙，残阙颇多，未免挂漏于诸名家著作。尚有闻而未及见，见而未及录，更有备诸案头，仓惶携走而失却者，复种种再期广求，为续编之计。（《俟补遗》）
沈自晋开放包容的心态使众多著名曲家和他们的作品得以跻身于《古今入谱词曲总目》，如冯梦龙、汤显祖、范文若、袁晋、李开先、王骥德、屠隆、吕天成、顾大典、徐渭、郑若庸、张凤翼、吴炳、朱有燉、王九思、叶宪祖、梅鼎祚、孟称舜、臧懋循、康海、李玉、阮大铖等皆有作品入目。这些曲家无一不是明代戏曲发展史上的佼佼者，这些作品也无一不是明代戏曲发展史上的佳作，他们几乎可以标识明代戏曲兴起到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沈自晋过人的曲学家眼光可见一斑。也正因为如此，伴随《南词新谱》而生的《古人入谱词曲总目》著录作家和剧目的数量得以在旧谱的基础上大大增加，成就了《古人入谱词曲总目》作为一部戏曲专科目录最基本的价值。
沈自晋的《古今入谱词曲总目》对戏曲、散曲作家姓名进行了详细考订和著录，而他本人对古代戏曲专科目录中姓名著录的问题给予了特殊关注，并进行了颇有启发意义的思考，在古代戏曲专科目录编撰史上尤其值得一提。在《重订南词全谱凡例》中他专列“稽作手”一条：
词何以必表姓字？盖声音之道通乎微，一人有一人手笔，一时有一时风气，历历尽然。昔维先词隐《南词韵选》，近则犹龙氏《太霞新奏》所录姓名为确，其它诸集不过草草从坊本传讹，总属乌有。即如先词隐〔绣带引〕一套，谁不知之？而漫书他人姓字，更可笑。予兹集乃博访诸词家，实核其作手，可一览而知其人，论其世，非止浪传姓字已也。
词家作曲而每讳之，或曰无名氏，或称别号某以当之。嗟乎！曲则何罪而讳之若是？试思新声一传，群响百和，维时授以清歌，则娇喉吐珠，协比丝竹，飞花逗月，震坐倾懹。更令习而登毯，则镟绦在握，递笑传颦，骨节寸灵，雅俗心醉。夫以雕虫薄技乃能博此荣施，正如唐诸伎上酒楼争歌怨柳，何必李青莲逼御座欢对名花？曲何负于我而藐乎视之也哉？然则先词隐于诸集中每称无名氏以相掩覆，亦复未能免俗耳，今悉改正而表其姓氏云。
由此可知，在明代戏曲和散曲创作中，虽有很多文人士大夫染指，但他们终究视词曲一道为雕虫薄技，难登大雅之堂，故都刻意在剧作和散曲传播过程中回避自己的真实姓名，导致很多作品的归属都成为问题，以致于今日尚有很多作品仅存别号，不详姓名，有的则只能以无名氏所作目之，这无疑为我们古代戏曲目录的编撰工作造成了障碍，需要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对作者进行考证探索，这种工作琐屑艰辛，难度极大，而收获则极可能十分有限。沈自晋对当时戏曲和散曲作家“称无名氏以相掩覆”的陋习进行了明确否定。他认为“声音之道通乎微，一人有一人手笔，一时有一时风气”，所以“填词”（即戏曲和散曲创作）与其它文学体裁的创作一样，体现着不同作者的文学造诣、文学才能、创作风格，而且反映着不同时代的风气；作为可以演唱的文学作品，戏曲和散曲拥有其它文学体裁所不具备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融合音乐之美，“飞花逗月”，令人心醉；而且“新声一传，群响百和”，奏之场上极易引起观众共鸣，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因此，他认为曲家丝毫没有理由隐瞒真实姓名，更没有理由令词曲一道遭受不白之冤：“曲则何罪而讳之若是？”“曲何负于我而藐乎视之也哉？”沈自晋旗帜鲜明的为戏曲和散曲争取应有的文学地位在当时的环境中实在难能可贵，令众位曲家“甘居北面”，对曲学有“中兴”之功的沈璟尚以“词隐”之名遮掩本人真实姓名，足见社会环境对曲家造成了很大的无形压力。词曲一道在当时虽有众多文人染指，足以令他们逞才施巧，寄托情感，抒发胸臆，但最终仍由于“托体卑微”难以获得与诗文一样的文学地位，难以得到正统社会和正统文化领域的普遍认同，这使得文人群体在行为和观念上出现了分裂，一方面对戏曲和散曲创作爱不释手，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却有所忌讳，遮掩回避。沈自晋深知著录曲家姓名有利于知人论世，因而不仅详细著录了入谱曲家的姓名、字号，还著录了部分作家的籍贯，比较全面。这种著录方式在戏曲专科目录编撰领域并非沈自晋首创，但却是他首次有意关注并明确加以倡导的。
编撰曲谱的繁复工作需要曲谱编撰者对所得旧本新帙一一详阅，仔细校正，因而沈自晋不仅动员了沈氏家族成员，他邀请的参阅人士中颇不乏明末清初曲界名流及其后裔，如吴伟业、李玉、卜世臣、袁晋、孟称舜、毛奇龄、尤侗、李渔乃至祁彪佳的后人祁班孙、祁理孙等均参与其中，这充分保证了《南词新谱》的编撰质量，因此《新谱》一经行世即被曲界奉为圭臬，《古今入谱词曲总目》所收剧目的可信度自然更毋庸置疑。
《古今入谱词曲总目》所录词、散曲、南戏、传奇凡256种，专为《南词新谱》而编，“凡所录不论新旧，以见谱先后为序。”因此仍存在一些缺憾。其一，词、散曲、南戏、传奇诸体杂陈，有待辨析；其二，部分作品未注明作者姓名籍贯，体例不够严谨；其三，“以见谱先后为序”虽无可厚非，然造成一人之作分散著录，不便检索；其四，著录散曲作品时，多数著录为“某人散曲”，未著录作品名目，不利于保存散曲集名目，亦不便于检索。
（二）《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
与《古今入谱词曲总目》依附《南词新谱》而行的情形十分相似，《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亦依附《寒山堂曲谱》（全名《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行世。《寒山堂曲谱》由明末清初苏州派作家张大复编撰于清代初年，考订精审，与钮格《南曲九宫正始》并称于世。
张大复，一名张彝宣，字心其，一字星期，号寒山子，室名寒山堂，江苏吴县人，与著名戏曲理论家钮格并称“钮张”。张大复是一位多产的传奇作家，据郭英德考察，张氏共撰有传奇29种，其中，《醉菩提》、《如是观》、《金刚凤》、《快活三》、《海潮音》、《钓鱼船》、《双福寿》、《读书声》、《吉祥兆》、《紫琼瑶》10种今存；《天下乐》、《獭镜缘》、《芭蕉井》、《井中天》4种仅存佚出或佚曲；《天有眼》、《龙华会》、《双节孝》、《娘子军》、《小春秋》、《发琅钏》、《龙飞报》、《痴情谱》、《智串旗》、《三祝杯》、《大节烈》、《罗江怨》、《新亭泪》、《金凤钗》、《喜重重》15种已佚。另撰有杂剧《万寿大庆承应杂剧》6种，含《万国梯航》、《万家生佛》、《万笏朝天》、《万流同归》、《万善合一》、《万德祥源》，可见张大复戏曲创作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张氏不仅精于戏曲创作，而且在戏曲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心得，著有《元词备考》、《南词便览》、《词格备考》、《寒山堂曲话》等。
《寒山堂曲谱》今仅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旧抄本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旧抄本流传，二者相较，以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本为优，此本五册五卷，卷首收录有《寒山堂曲话》和《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此二者北大本均无之），但此《寒山堂曲谱》亦非全帙。此本五卷依次为仙吕宫、正宫、大石调、小石调、黄钟宫。《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注明：“凡所录只分传奇、散曲二种，各以见谱先后为序，各书其全名，间考作者姓字里居。”可知此目所录诸剧当皆见于曲谱，然此本所引诸曲皆出于此目所载35种“元传奇”中，止于《高文举两世还魂记》一剧，此剧之后40余种剧目均未见引用，其唯一的可能是现存《寒山堂曲谱》残损甚多，这40余种剧目的曲词俱在《曲谱》佚去的部分。
现存《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亦为残帙。此目著录“元传奇”70种，明传奇1种，张大复本人传奇作品7种，杂剧作品6种。自“明传奇”之下，此目明显存在佚失。此目在“明传奇”之后注明“略次先后”，按此语推断，当有多种明传奇入目，但今所见此本仅有1种；此目既云《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当兼戏曲、散曲集著录之，而现存此本中仅见戏曲名目而未见散曲集名目；张大复《小春秋》一剧后注明：“以上十九种未刻稿，”据此可知含《小春秋》在内，当有剧作共19种；张大复此19种剧作既曰“未刻稿”，自当有已刊行于世者数种，故此目全稿还应当著录了张氏已经刊行的剧作；“明传奇”和张氏作品之间的空白和残缺造成了多种可能性：明传奇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在明传奇之后是否有“国朝”传奇（清传奇）一类？张氏之作是否一并被列入了“明传奇”？还是单列“寒山子作品”一类？
张大复在《寒山堂曲谱》之《凡例》中说：“曲创自胡元，故选词订谱者自当以元曲为圭臬……故予此谱不以旧谱为据，一一力求元词，万不获已，始用明人传奇较早者实之。若时贤笔墨，虽绘采俪藻，不敢取也，盖词曲本与诗余异趣，但以当行本色为主，用不得章句学问，曲谱示人以法，只以律重，不以词贵，奈何舍其本而逐其末也？”据此可知，《寒山堂曲谱》的编撰原则符合苏州派当行本色的一贯追求，故奉元曲为正宗，以“本色”为精髓，故所选戏曲作品首重元剧；从元剧中无法找到的曲牌则从明代早期的戏曲作品中加以寻找。合而言之，《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著录对象以元末明初之“戏文”为主，未及传奇，故此目以著录宋、元、明三代南戏为特色。因此，张氏作品多数为传奇，且非“明人传奇较早者”，因而进入“明传奇”类下的可能性极小，张氏诸作在原稿中当另为独立的一类，附录在此目之后；据“一一力求元词，万不获已，始用明人传奇较早者实之”之语推断，明初南曲戏文进入此目的数量亦当十分有限；现存此目中佚去了元明散曲集名目当可以肯定。
《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前署名“男继良君辅、继贤君佐同辑”，据此可知，此目当是《寒山堂曲谱》初稿完成之后，张大复授意二子张继良、张继贤编撰的。此目虽仅存残帙，且著录剧目数量不大，但是在著录戏曲珍本，保留改编状况方面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一，此目在崇尚元曲本色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编撰，因此在“元传奇”部分著录了70余种元代南曲戏文，对于元代南戏剧目的统计无疑是有益的补充。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目录和《寒山堂曲谱》集中体现了张大复本人和苏州派作家的曲学主张，具有重要的曲学意义。《寒山堂曲话》云：“曲始于元胡，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其当行者曰本色，盖自有一番材料，其修饰词章，填塞学问，了无干涉也。故《荆》、《刘》、《拜》、《杀》为四大家。而长材如《琵琶》犹不得与，以《琵琶》间有刻意求工之境，亦开琢句修词之端，虽曲家本色固饶而诗余弩末亦不少耳。”张氏认为《荆》、《刘》、《拜》、《杀》尚存本色，而文人染指后的《琵琶记》已有渐失本色的倾向。张氏的眼光是敏锐的，因为《琵琶记》的确开启了文人传奇的时代，传奇创作愈趋愈雅，元人本色当行的审美风范已经逐渐被新的文人化审美品位取代。在传奇创作鼎盛时期，苏州派戏曲创作能够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与此派成员对“场上之曲”的不懈追求密不可分。身为苏州派骨干的张大复在此时力主“本色当行”，不仅是苏州派曲学主张的体现，无疑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从某种意义上堪称一部以“本色”为特色的戏曲专科目录。
其二，许多已经失传的剧本名目和难以寻觅的南曲戏文珍本、抄本皆赖此目流传。在诸剧中，《西池宴王母瑶台会》、《董解元智夺金玉兰传》、《薛惜惜两美更夫记》、《元永和鬼妻传》、《开封府风流合三十》、《关大王古城会》、《王子高》、《岳阳楼》、《子母冤家》、《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志诚总管鬼情集》、《苏小卿西湖柳记》、《崔护谒浆记》、《赛摩勒传》、《花花柳柳清明祭柳七记》、《子父梦乐城驲》、《韩文公风雪阻蓝关记》、《韩湘子三度韩文公记》、《郭华胭脂记》、《金滕记》、《松竹梅四友争春记》、《范蠡沉西施记》、《一合传》等23种为《永乐大典目录》和《南词叙录》所不载，其它曲谱间有所选，然多未单列入谱目录，较之此目尚有差距。
张大复在编撰《寒山堂曲谱》和此目时不仅依靠自己的戏曲收藏，还充分利用了友人珍贵的戏曲收藏，其中，钮少雅、李玉二人对此谱编撰帮助最大。《寒山堂曲话》云：“吾友同里钮少雅者，本京中曲师，年七十八，始与予识于吴门，倾盖论曲，予为心折。少雅善度曲，年虽逾古稀，而黄钟大吕，犹作金石音，尤善陜笛。所藏古曲至多，自言尝作南谱，存云间徐于室处，未得一见。”可知钮少雅的戏曲收藏以戏曲旧本为特色。张氏在此目中著录的很多珍本皆假于钮氏：
《唐伯亨》 此本从里丈钮少雅处假来，前明内府官抄也。
《开封府风流合三十》 此亦钮丈抄本。
《席雪飡毡忠节苏武传》 与前《牧羊记》不同，今多混为一，此亦钮丈所假，只十五出，戏文之至短者也。
作为苏州派的中坚力量，张大复与苏州派领军人物李玉当过从甚密，在曲学研究和戏曲创作方面亦当多有交流，此目中还有部分珍本借自李氏：
《张资传》 李元玉一笠庵藏本，即《夗央（笔者按：当作鸳鸯）灯》。
《子母冤家明官抄》 一笠庵假来。
此外，《王仙客无双传》一剧为“墨憨斋赠本”，据此可知，同为曲界名流的冯梦龙和张大复之间不乏知音相惜，赠答往还之举。
这些著名曲家的戏曲收藏中颇不乏珍善之本。如周藩刻本《蔡伯喈琵琶记》、按察司刻本《蒋世隆拜月亭记》、隆福寺刻本《金银猫李宝闲花记》由于刊刻者的著录皆十分珍贵：周藩所刻《琵琶记》今已不存，但早有著录，此目著录可以增加此本确曾行世的证据；按察司向来仅有刊行小说的著录，此目的著录确定了按察司曾刊行过戏曲剧本；隆福寺则是明代北京著名的书坊。此外，《西池宴王母瑶台会》、《唐伯亨》、《子母冤家》皆抄自明之内府；《裴少俊墙头马上目成记》则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李开先亲手抄录之本，这些版本流传自清代初年已十分不易。
其三，张氏精研戏曲，对戏剧本事和剧本改编的源流颇为清楚，因此在目录中有所说明，这对于考证戏剧本事来源、发展演变、改编频率、改编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利于我们认识剧作的影响，同样是戏曲专科目录不可或缺的部分。70种“元传奇”作品中有11种涉及了作品的改编状况：
《杨德贤女杀狗劝夫记》 古本淳安徐
仲由著，今本已吴中情奴、沈兴白、龙犹子三改矣。
《刘知远重会白兔记》 刘唐卿改过。
《赵氏孤儿大报仇》 明徐元改作《八义记》。
《蒋世隆拜月亭记》 吴门医隐施惠字君美著，武林刻本已数改矣，世人几见真本哉？五十八出，按察司刻。
《崔君瑞江天暮雪》 近人改作《江雪舟记》，一字不易，恬不知耻。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此李景云改本，非王实甫作，王本乃北曲杂剧也。
《周羽教子寻亲记》 今本已五改，梁伯龙、范受益、王陵、吴中情奴、沈予一。
《席雪飡毡忠节苏武传》 与前《牧羊记》不同，今多混为一，此亦钮丈所假，只十五出，戏文之至短者也。
《苏秦传》 沈采改作《金印记》。
《孟月梅写恨锦香亭记》 近有小说，同一事故。
《乐昌公主破镜重圆记》 中州韵有《乐昌分镜》，南宋人曲也。
《李亚仙诗酒曲江池》 明郑若庸改作《绣襦记》。
从上面的著录中我们可以发现，《杀狗劝夫》、《拜月亭》、《寻亲记》、《西厢记》都是戏曲作家们争相改编的热点剧目，而绝大多数的作品皆初创于元代，但是到明代仍然备受关注，成为明代作家们重新创作的基础。从中我们也得以窥见明代传奇创作中改编这一特殊的创作传统，众多作家都对旧作进行了改编和再创作，传奇发展史上早期的重要作家梁辰鱼和兴盛期的冯梦龙均身处改编者之列，而且这种特殊的创作传统从传奇萌芽期一直延续到兴盛期，贯穿了明代传奇发展的生命历程。
作为一部附属于曲谱存在的专科目录，《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在体例上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缺陷。各条剧目说明侧重点各不相同，详略不一，比较随意；并未一一注明作者姓名，亦未一一说明情节本事和改编情况，缺乏统一严谨的体例，令使用者不能从中得到较为全面的基本信息，从而影响了此目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二、品评式著录的延续——《新传奇品》与《笠阁批评旧戏目》
（一）《新传奇品》
品评式的著录方法在古代戏曲专科目录中颇具特色，不仅在明代初创伊始便呈现了《曲品》和《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三部典范之作，在戏曲专科目录编撰集大成的清代依然得以延续，清初高奕的《新传奇品》是清代第一部品评体的戏曲专科目录。
高奕，字晋音，一字太初，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约为清顺治康熙年间人，自云“清修节操，不入世气”。高氏不仅收藏有大量戏曲作品，而且亲自参与戏曲创作，《新传奇品》著录了其14种传奇作品：《春秋笔》、《双奇侠》、《貂裘赚》、《千金笑》、《聚兽牌》、《锦中花》、《擥香阁》、《古交情》、《四美坊》、《眉仙岭》、《如意册》、《风雪缘》、《固哉翁》、《续青楼》。在《新传奇品序》中，高奕描述了清初戏曲创作的盛况：
传奇至于今亦盛矣。作者以不羁之才，写当场之景，惟欲新人耳目，不拘文理，不知格局，不按宫商，不循声韵，但能便于搬演，发人歌泣，启人艳慕，近情动俗，描写活现，逞奇争巧，即可演行，不一而足。其于前贤关风化劝惩之旨，悖焉相左；欲求合于今亦已寥寥矣。
据此可知，清初的传奇创作延续了明代后期的辉煌，继续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这一时期的传奇创作以“新人耳目”、“便于搬演”“尽情动俗”为指归，以追新逐异、逞奇争巧为手段，在创作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作家们对于“风化劝惩之旨”有意忽略乃至悖离，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使这一时期的传奇作品庄谐并陈，体现出丰富的思想倾向（如苏州派作家创作的历史悲剧、李渔创作的风情喜剧等）；随着传奇作家群体的扩大，各阶层文人染指戏曲创作，传奇的文理格局、宫商声韵等种种规范被打破，作家们以更大的自由在传奇创作中展示了自己的艺术创造力，作品的题材和审美风格也得到拓展。
对于此目的编撰动机、剧目来源、体例，《新传奇品序》也有所揭示：“余欲一一品定，以纪一时之盛，奈闻见未广为憾耳。偶检笥中所藏传奇数百种，自明迄今，考其姓氏，细加评定，识以一二语，足以想见其人矣。此亦善与人同之意，非有心去取也。至其文理、宫调、格式、声韵、风化、劝惩之义，惟于本传奇咏之可也，亦不敢赘。此但取现在所见闻者记之云尔。”高氏编撰此目实为“纪一时之盛”，记录明末清初传奇创作的盛况。其剧目来源主要是高氏自己的数百种戏曲收藏。在著录体例方面，各条目以人为纲，剧作系于人名之下，基本包含了作者姓名、籍贯、剧作风格品评、剧作数量、剧作名目等内容。现略举数例如下：
单槎仙会稽人。新妆越女，粉媚脂香。所著传奇二本。
《蕉帕记》《露绶记》
吴石渠宜兴人。道子写生，须眉活现。所著粲花馆主人传奇五本。
《画中人》《疗妒羹》《绿牡丹》
范香令松江人。博山堂。琪花瑶草，余香袭人。所著传奇五本。
《花筵赚》《鸳鸯棒》《倩画图》《勘皮靴》《梦花酣》
袁令昭吴县人。剑啸阁。海鹤鸣秋，声清影淡。所著剑啸阁传奇五本。
《西楼记》《金锁记》《玉符记》《珍珠衫》《肃霜裘》
马亘生吴县人。五陵年少，白眼调人。所著传奇三本。
《梅花楼》《荷花荡》《十锦塘》
李玄玉吴县人。康衢走马，操纵自如。所著一笠庵传奇三十二本。
《一捧雪》……《秦楼月》
冯犹龙吴县人。墨憨斋。芙蓉映水，意态幽闲。所著墨憨斋传奇三本。
《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
叶稚斐吴县人。渔阳三挝，意气纵横。所著传奇八本。
《琥珀匙》……《人中人》
《新传奇品》虽然亦属品评类专科目录，但是与《曲品》、《远山堂曲品》的著录形式存在明显区别，即未将作家、作品按品级排列，仅在批评特色上与《曲品》等一脉相承，而所用品评语言较之《曲品》等则愈显简略，品评语言风格与《太和正音谱》之《古今群英乐府格势》十分相似，以形象化的比喻来形容作品的创作风格。此种品评方式用语精简，富于诗意，颇具民族特色，且不乏精辟之处。如范文若评语“琪花瑶草，余香袭人”，单本评语“新妆越女，粉媚脂香”，不仅揭示了二者温婉香艳的共同点，而且揭示了二者的差异，前者如花草之香，超凡脱俗，余韵悠长，颇饶自然风致；后者如美人之香，浓郁妩媚，却有雕琢之憾。然其不足之处亦十分明显：其一，同一作家作品众多，各作品由于创作题材的不同势必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其间固然有相似之处，但绝非寥寥数字所能概括，尤其是作家作品数量极多（如李玉作品达30余种）时，这种品评的缺陷尤为明显；其二，品评用语质量参差不齐，良莠并存，很多评语似未能把握作家作品风格的本质特征，显得空虚浮泛，缺乏针对性。如吴炳之评语“道子写生，须眉活现”、李玉之评语“康衢走马，操纵自如”，若将二者互换，似乎也十分合适；其三、品评之语颇多费解之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免认识上的偏颇和差异，因此很难体现品评之语的准确性，这与目录学著作用语清晰明了、简洁准确的要求显然是有所抵触的。如袁令昭之“海鹤鸣秋，声清影淡”、冯犹龙之“芙蓉映水，意态幽闲”，所呈现的意境颇为清晰，但要联想到剧作风格却有一定难度；马亘生之“五陵年少，白眼调人”与叶稚斐之“渔阳三挝，意气纵横”，多有相似，实则差异极大。
从著录作家作品的情况来看，此目的优缺点亦十分明显：
其一，该目录著录作家28人，作品212种，在保留明末清初著名传奇作家作品方面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但是限于作者闻见，此目所录作家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特征。28人中，24人隶江苏籍：阮大铖（金陵）、吴骏公（太仓）、沈宁庵（吴江）、吴石渠（宜兴）、范香令（松江）、袁令昭（吴县）、马亘生（吴县）、刘晋充（吴县）、薛既扬（吴县＊）、李玄玉（吴县＊）、冯犹龙（吴县）、叶稚斐（吴县＊）、朱良卿（吴县＊）、邱屿雪（常熟＊）、朱素臣（吴县＊）、毕万侯（吴县＊）、周果庵（昆山＊）、张心其（吴郡＊）、盛际时（吴郡＊）、史集之（吴郡）、朱云从（吴郡＊）、陈二白（长洲＊）、陈子玉（吴县＊）、王香裔（苏州＊）；3人隶浙江籍：单槎仙（会稽）、李笠翁（钱塘）、高晋音（会稽）；1人隶河北籍：卢次楩（大名）。高奕身处浙江，搜集江浙两省传奇作品相对容易，而江浙二省适为明清两代传奇创作的中心，因而此期重要作家作品多被收于目录之中，所惜者未能将此期其它省份（如江西、安徽等地）的传奇作品一并收录，影响了著录的广泛性和完整性。
其二，此目著录江苏籍作家24人中，苏州派作家达14人，他们的代表作品也都被详细著录。苏州派作家的传奇作品佚失严重，流传至今者多数为辗转传抄的版本，此目对于考证苏州派作家作品的归属颇有参考价值。高氏在当时能藏有苏州派绝大多数作家的多数作品（如李玉作品达32种），一方面是其辛勤搜求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州派传奇创作在清初江南曲坛上的影响之大，作品在江南流布范围之广。
其三，此目对于部分作家作品的信息著录有误，使用时要加以鉴别。如沈自晋的《翠屏山》、《望湖亭》、《耆英会》被著录于沈璟（宁庵）名下；刘世珩校订此书时，仍沿其误，并补入沈璟作品17种。此目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清河郡本、曾习经所见旧抄本2种），均与吕天成《曲品》、无名氏《古今传奇总目》抄录于一处。其后，又有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剧附刻第三种》本、吴梅校本、《曲苑》本行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认为这三个版本：“都是出于曾习经见到的一部旧抄本。曾习经传抄了一份，刘世珩又从曾抄本转录了一份。王国维、陈玉祥据刘抄本加以校订，即是《曲苑》所用的底本。刘氏又参照王、陈校本，又加重订。这即是暖红室所用的底本。吴梅校本，则是据暖红室刻本加以补校的。”由此可知，此三本同出一源，即曾习经传抄本，“清河郡”本抄于清康熙之后，与曾习经抄本一样，均包括了吕天成《曲品》、高奕《新传奇品》、无名氏《古人传奇总目》三个部分，因此可以相互校勘。刘世珩、王国维、吴梅、傅惜华、杜颖陶（后二人承担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的校点工作）在校订、增补、校点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不仅三部目录的归属和划分上出现了分歧，在剧目著录的细节上差异更大。如此目中吴石渠的作品，暖红室刻本著录五本：《西园记》、《情邮记》、《绿牡丹》、《画中人》、《疗妒羹》，《集成》本注明“所著粲花馆主人传奇五本”，却仅著录剧作三部：《画中人》、《疗妒羹》、《绿牡丹》，且未出校勘记来说明所据底本与暖红室刻本之差异；吴伟业传奇作品在“清河郡”本和《曲苑》本仅著录《秣陵春》一种，而暖红室刻本则进行了增补，刘世珩跋语云：“故于吴梅村仅取《秣陵春》一种，而《通天台》、《临春阁》二种未载。余为补之。”此举虽保证了吴梅村剧目的完整性，却打乱了《新传奇品》专录传奇的体例，因为《通天台》、《临春阁》二剧乃杂剧而非传奇。再如范文若的五种作品，在暖红室刻本中未见著录，刘世珩最初将其误认为吴石渠之作。其跋语云：“至吴石渠之五种，旧知为《西园记》、《情邮记》、《绿牡丹》、《画中人》、《疗妬羹》，今晋音《新传奇品》有石渠之《花筵赚》、《鸳鸯棒》、《倩画图》、《勘皮靴》、《梦花酣》，核其名义，《花筵赚》疑即《绿牡丹》之一作；以下诸名，两两相比，义无不合。或以此为范文若撰，与静庵《曲录》直指晋音隶入石渠为误，似未知古人一书两名及两人共撰一书，疑以传疑，因两著姓氏之例，故余一仍其旧，而稍参鄙说于此。”其实，刘氏之所以将范氏五种误认为吴炳之作原因在于所见底本的残缺。今所见《集成》本著录如下：
吴石渠宜兴人。道子写生，须眉活现。所著粲花馆主人传奇五本。
《画中人》《疗妒羹》《绿牡丹》
范香令松江人。博山堂。琪花瑶草，余香袭人。所著传奇五本。
《花筵赚》《鸳鸯棒》《倩画图》《勘皮靴》《梦花酣》
《集成》本之《新传奇品校勘记》在《梦花酣》后注云：“以上二行，除清河郡本外，均缺。”据此可知，刘世珩所见之本佚去了中间两行。因此，刘世珩便将范氏五种归于吴氏名下，并试图对名目的差异进行说明，通过“两两相比，义无不合”，进行了牵强附会的解释，导致了严重的失误。后来，刘世珩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因此在重印《暖红室汇刻传奇》时对自己的跋语进行了修改：“按此五种乃范文若撰，沈伯明《南词新谱》并录其曲，静安著《曲录》已直指晋音隶入石渠之误。并为改正。”而《集成》本显然是据“清河郡本”补入了范文若作品五种。
《集成》本的《曲品校勘记》对收录和校点《曲品》的方法进行了说明：“本编所重印的《曲品》，是用暖红室、吴梅、曲苑、清河郡四种本子综合汇订的，各本还有些不同之处，仍分别注出；显然的讹字衍文，则不一一列举。”对《新传奇品》和《古人传奇总目》，《集成》本亦采取了相同的校勘方法。这种方法有利于最大限度搜集剧目，保证各本重要资料的完整性，但是毕竟掺杂了校勘者的主观见解和选择，因而综合汇订后的版本呈现出不同于任何一个底本的面貌，成为一个新的版本，尽管校勘记非常详细，但是去取标准并不统一，显得有些混乱。从《新传奇品》所列20条校勘记来看，校勘者未采用唯一的底本，时而从《曲苑》本，时而从暖红室刻本，时而又从清河郡本，对部分版本之间的差异并未作出说明（如前文所举吴炳剧作数量存在差异），如此一来，不仅校点后的《新传奇品》不能保留某一版本的原貌，想要通过校勘记还原其它校勘版本的面目也极为困难。因此，笔者以为“综合汇订”的校点方法值得商榷。所以，使用《集成》本所收上述三部戏曲专科目录时尤需谨慎，对于《校勘记》和版本差异要予以特别关注。
（二）《笠阁批评旧戏目》
吴震生《笠阁批评旧戏目》，姚燮称为《笠阁评目》，近人或称《千古丽情曲目》，此目被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时，傅惜华等尚未确知作者姓名，仅知其署名“笠阁渔翁”。后经邓长风考证，“笠阁渔翁”即吴震生，“字长公，号可堂，别号玉勾词客，安徽歙县人。生于康熙乙亥（1695），卒于乾隆己丑（1769），年七十五”。其能文能诗，尤擅长南北曲，对戏曲创作和研究颇有心得，他为此目所作的跋文内容涉及南北曲区别、名剧评论、戏曲本事、戏曲音律等诸多方面。所作戏曲《太平乐府》十二种，均列入其《笠阁批评旧戏目》，各有品第，分别为《换身荣》（上上）、《天降福》（上中）、《世外欢》（中上）、《秦州乐》（中中）、《成双谱》（下上）、《乐安春》（下下）、《生平足》（中上）、《万年希》（上下）、《闹华州》）（下上）、《临濠喜》（中中）、《人难赛》（上中）、《三多全》（中上），后又以其早年所作《地行仙》（上下）补入，定名为《玉勾词客十三种》重刻行世，剧作今存。
吴震生夫人程琼，字飞仙，号安定君、转华夫人，拥有极高的文学才华，且精通词曲，尤其喜爱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并对其进行了评点。史震林《西青散记》卷四云：
转华夫人，即安定君，歙西丰溪吴比部之内子程恭人也。名琼，字飞仙，同郡休宁率溪人。……钱塘三妇，知开辟数千年，始有《牡丹亭》，顾其所批，略于左绣。试味玉茗“通仙铁笛海云孤”一绝，应思寓言既多，暗意不少，须教节节灵通，自批一本，出文长、季重、眉公知解之外，题曰《绣牡丹》。雨冷香温，烂然成帙，毫分五色，肌擘理分。……转华之批，则多取成句代己意，出奇无穷，而转语掀翻大藏，盖不仅从世间文字来也。……
吴震生夫妻远世避尘，留连文字，二人吟咏唱和不绝，而且共同阅读、批评、创作戏曲作品，邓长风认为《绣牡丹》即《笺注牡丹亭》之蓝本，《笺注牡丹亭》为吴氏夫妻二人共同的心血结晶。《笺注牡丹亭》的批评颇具特色，具有深厚的禅学色彩和绵密细腻的情感体验，独出机杼，颇有诗意。吴氏夫妇合批的《笺注牡丹亭》亦名《才子牡丹亭》，先后有雍正间《才子牡丹亭》刻本（美国柏克莱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笺注牡丹亭》刻本（国家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十三年（1808）托名袁枚评点之《牡丹亭传奇》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笠阁批评旧戏目》附刻于雍正间《才子牡丹亭》刻本及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笠阁渔翁《笺注牡丹亭》中。据此可知，戏目早在雍正间《才子牡丹亭》初次刊行时已被收入。邓长风考证程琼卒于雍正元年（1723）至雍正十年（1732）之间，又云“当程琼去世三十多年之后，吴震生拟将《笺注牡丹亭》付刻时，捡出这份当年二人共同品评的曲目，末尾附上了自己的十三种曲目，一并授梓。他特地在题目上冠以一‘旧’字，既是为求名符其实，或许亦兼含怀旧之意”。据此可知，邓氏仅见乾隆刊本，未见雍正刊本。
邓长风认为《笺注牡丹亭》和《笠阁批评旧戏目》极有可能是吴震生和程琼二人合作完成的，且戏目中所载大多数曲目的品评，当完成于程琼在世之时。因而《笠阁批评旧戏目》所定诸剧之品第体现了吴氏夫妇二人共同的戏曲审美观念。总体而言，吴氏夫妇主要从案头文学的角度定位戏曲的优劣，《西青散记》载吴氏夫妇“闻邻庄演俗剧，牛鬼蛇神，恒遥作恶；复刺人间大喜诧事，已载正史，而世多未闻者，穷搜田禀人事，殊特艳绝之端，以缘泽之，延集词豪，共为新曲数十种……别有《诗仙会》等十余剧，则从‘古今才人总在天，诗魂不死便成仙’句得门径。盖生民以来，心同貌同人，互入意中，恨不并世者，皆可联为眷属，会之各天”。可见他们在戏曲审美趣味上偏重文雅艳丽，追求新奇，推崇才情，贬抑俚俗，体现了文人的审美品味。此目沿袭了《曲品》、远山堂“二品”的著录体例，但采取了简目形式，而没有品评之语。按作品名目排列，但剧目次序比较随机，没有规律（或据吴氏夫妇品评诸剧时间先后为序），各剧目下注明作者姓名（或字或号），作者不可考者除外。各剧剧名之下标明品级，共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试举数例如下：
《西楼记》袁令昭作。中下。
《楚江情》犹龙改《西楼》。上下。
《灌圈记》张伯起作。上下。
《还簪记》犹龙改《灌园》。上上。
《红拂记》张伯起作。中下。
《女丈夫》犹龙改《红拂》。中上。
《续西楼》上下。
《水浒记》假屠赤水名。中下。
《美人计》下下。
《古美人计》庆封事。上中。
《鸳鸯被》四会堂作。下上。
《情不断》上下。
《锦带记》世德堂作。中下。
《渔家乐》下下。
《美人香》即笠翁《怜香伴》。上下。
《全德记》王百谷作。下上。
此目不仅著录有作家姓名，还著录了作品异名，如《美人香》注明“即笠翁《怜香伴》”；说明了剧作的改编情况，如《还簪记》注明：“犹龙改《灌园》。上上。”《女丈夫》注明：“犹龙改《红拂》。中上。”此外，部分著录还说明了剧作的托名情况，如《水浒记》注明“假屠赤水名”，可知作者所见之本托名屠隆行世。部分作家的名号得以据此目保存，如《锦带记》之“世德堂”一名原以刊行戏曲的书坊著称于世，而据邓长风考证，“世德堂”乃杨珽之号。《鸳鸯被》的作者“四会堂”一望亦颇类书坊名称，而实为许三阶之号。《锦囊记》的作者“浑然子”乃张翀之号。此目的价值不仅如此，其著录明清戏曲名目数量较为可观，达179种，其中绝大多数为传奇作品；南戏作品仅有《幽闺记》、《杀狗记》，邓长风认为当为明代以后的改本；《四婵娟》、《惜花报》、《占荆轲》、《相思研》、《紫金环》等少数几种为杂剧。据邓氏统计，179种剧目中署名者115种，明代49种，清代66种，明代作品中有《曲品》及《远山堂曲品》所未载者。清代曲家49人中，先于此目的《新传奇品》、《曲海目》、《传奇汇考标目》已录者22人，此目所录22人作品36种，11种为上述诸目不载。此目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第一次著录了明末清初以至康、雍以前的另外27位曲家的30种作品。
此目著录剧目数量较多，体例基本统一，然亦有粗疏谬误之处。如《古美人计》注明“庆封事。上中。”指明剧作本事，而未说明作者。《人天乐》传奇乃明末曲家黄周星之作，黄氏字九烟，此目误作“王九烟”，姓氏有误。此外，《惜花报》作者亦当为黄周星，而此目误题黄周星友人王丹麓（王晫）。周稚廉之《元宝媒》误题“周鹰垂”，周鹰垂乃周稚廉之父周纶，邓文已有详述，此处不赘。但总体而言，此目著录当较为可信。吴氏于此目后云：“此特据所见所有胪之耳。滥本横行，何能尽见，不但传奇也。惟书之识趣高超者少，是以存至数十年、百数十年，便作糊窗覆瓿之物。然无论笔鬼墨精，悉从敝簏跃出，既撰一书，即下下品，其中必有数句出前人外，可供采取者。是以肖孙刷以赠送，蓄家或弃或留，较之其它长物，终觉耐久许多。”据此可见吴氏对传奇作品的刊行传播乃至收藏较为关注，经其寓目者当不在少数。此目所列诸剧既分品第，当均经吴氏仔细阅读。其中作者姓名之错讹，或因吴氏当日所见之剧抄本刊本皆有，署名不一，字号杂陈，辗转传抄，多有讹误；或当日之本未署姓名，又兼吴氏见闻有限，因而致误；以讹传讹，亦有可能。
三、第一部“总目”——《古人传奇总目》
在曾习经所见旧抄本和清河郡本《曲品》中，不仅附载了高奕的《新传奇品》，还有另外一部戏曲专科目录——《古人传奇总目》。“清河郡”本并载《新传奇品》及此目，故其编撰年代至迟不会晚于清河郡本抄录的年代，其所录作品多为明代传奇作品，且题名曰“古人传奇总目”，故此目为清人所编的可能性更大。对于《古人传奇总目》的作者，前辈学者多有争论。刘世珩以为此目亦是高奕所作，其将高奕此目与《新传奇品》列为《暖红室汇刻传剧》附刻第三种，并定名为《传奇品》。其在跋语中云：“高晋音所编《古人传奇总目》、《新传奇品》别为《传奇品》二卷，以《古人传奇总目》为上卷，《新传奇品》为下卷，亦庶几与序言‘但取现在所见闻者记之’之语合焉。”其后，孙楷第在为刘氏刊本《新传奇品》（按：刘氏刊本题《传奇品》）编写提要时对此目作者辨析甚详：
按：是本亦清宣统间贵池刘世珩所刊，附《汇刻传奇》以行者。其本上卷为《古人传奇总目》，下卷为《新传奇品》……《古人传奇总目》，在《曲苑》本为《曲品》中卷，与品作者及品传奇诸篇同属之馀姚吕天成。而天成序《曲品》自云书二卷，不云有《古人传奇总目》。惟王骥德《曲律》卷四论吕天成《曲品》，谓可尽搜人家所有之本，另列诸品之外，以备查考。盖后人因骥德言为此目附诸《曲品》后，本与吕天成《曲品》无涉。世珩刊吕天成《曲品》，不取《古人传奇总目》，甚为有见。唯因高奕《新传奇品》序有“但取现在所见闻者记之”一语，遂以为《古人传奇总目》即奕所作，殊嫌无据。……奕所云“取现在所见闻者记之”者，谓取箧中所藏传奇考其姓氏，细加评定，非谓于《新传奇品》外更有《古人传奇总目》之作也。……《新传奇品》与《古人传奇总目》，如同为一人作，不应在《新传奇品》有著，在《总目》反略而不书。以此知非一人所撰矣。
叶德均《〈曲品〉考》一文亦认为此目非吕天成、高奕所编。他认为：“这《总目》的撰者，乃是有心补《曲品》之失。其时代当为清初或中叶，故视晚明人为古人。其人与高奕同时或略有先后，但未及见高奕之书。否则不会著录高氏已收之单本、袁于令之作。最迟亦当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因其中所增之四十九种剧目已为《曲海目》所引用。这位作者是《曲品》的读者或是传抄者，故将其作附于《曲品》中，后人因迻写之讹，误认为吕作；至刘世珩又误为高奕之作，遂使近人堕于两重迷障之中。”由此可知，《古人传奇总目》作者既非吕天成，亦非高奕，故暂以无名氏称之。
此目以明代传奇作品为主要著录对象，杂有部分南戏作品，共计228种，数量较为可观，所录剧目与《曲品》有所重复，二者亦有对方未收之作，叶德均曾依据当时所见的暖红室刊本、吴梅校本、《曲苑》本、《增补曲苑》本、《重订曲苑》本进行过统计：《曲品》原有而为《古人传奇总目》失收的有12种，《曲品》所无而为《古人传奇总目》新增的有49种。由于当时叶氏未见到清初抄本《曲品》（路工误认为乃吕天成庚戌稿本）和乾隆间杨志鸿抄本《曲品》，因此这一统计数据并不十分精确，需要重新核对。
此目著录体例较之《曲品》等略显粗疏，各传奇作品均著录二字简目，作者姓名及本事来源的简要提示附于其下，排列失序，无一定规律，同一作家之作品分散穿插于其它作品之间，不够集中。较之《新传奇品》，此目最大的优点在于对剧作本事及主人公的著录，有利于研究者“按图索骥”，探究剧作的大致情节。
《彩楼》（吕蒙正事。）
《玉玦》郑虚舟作。（郑元和事。）
《惊鸿》吴叔华作。〔江采苹〕（事）。
《锦笺》周螺冠作。（梅玉、淑娘事。）
《玉合》梅禹金作。许俊事。
《灌园》赵心云作。〔法章〕（事）。
《题桥》陈济之作。司马相如事。
《埋剑》沈宁庵作。郭飞卿事。
《窃符》张灵墟作。（即虎符事。）
《义乳》顾道行作。李善事。
《天书》汪昌期作。孙、庞事。
《扊扅》张灵墟作。百里奚事。
《分柑》沈宁庵作。（弥子瑕事。）
《珠串》沈宁庵作。崔郊事。
《题红》祝金粟作。韩夫人事。
《双鱼》沈宁庵作。符郎事。
《玉麟》叶桐柏作。三苏事。
《博笑》沈宁庵作。（与《十笑》类。）
《合衫》沈宁庵作。（元剧《公孙合汗衫》事。）
《四艳》叶桐柏作。（分春、夏、秋、冬四事。）
相对于《曲品》和《远山堂曲品》而言，此目对于剧作情节的提示过于简略，仅限于剧作主人公姓名，对具体情节未曾涉及。需要在此著录的基础上查阅相关笔记资料、历史文献、小说戏曲作品，并参照其它戏曲目录对相关剧目本事的记录，才能对剧作内容有所了解。
从《集成》本此目的校勘记可以看出，虽然现存《古人传奇总目》体例较为统一（从所引材料中可以看出少数作品未注明作者及本事来源），但是此目所收诸剧信息并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众人增补的结果。如加〔〕者乃清河郡本原无，无名氏朱笔添注；加（）者为《曲苑》、清河郡本所无，故应为刘世珩暖红室重刊时增补；加‘’者为仅清河郡本独无的字词。由此可知，《古人传奇总目》的姓名及本事信息的著录者不仅有原作者、还有朱笔添注者以及刘世珩等人。此目在有清一代经历了多人增补才呈现出当前的面目。后来增补的个别剧目信息突破了旧有体例，如《十孝记》注明：“沈宁庵作（每事三折）。”《四艳记》注明：“叶桐柏作（分春、夏、秋、冬四事）。”《博笑记》注明：“沈宁庵作，（与《十笑》类。）”未说明剧作本事，而涉及了剧作的结构设置。
综合考察此目的编撰和增补状况，我们可以确定此目的原始编撰者和后来的增补者对于所录剧作应当较为熟悉，尤其是注明剧作本事者极有可能经过了他们的阅读和了解。而现在目录中仍有部分剧作未注明作者及本事来源，这当然有相关信息已在传抄过程中佚去的可能，但如果解释为编撰者或增补者经过考察之后未能得出结论，因而采取审慎态度，刻意保留空白亦在情理之中。
此目著录剧作时均注明作家姓名，可以补《曲品》及《新传奇品》的不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也正是这个部分问题最为严重，研究者们对于此目许多作品作家姓名的著录提出了疑义。孙崇涛认为：
此份目录对某些传奇作品、作者主名的肯定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给后世造成以讹传讹的流弊。如：注《荆钗记》的作者为“丹邱生”或“柯丹丘”，注《绣襦记》作者为“郑虚舟”，注《跃鲤记》作者为“陈罴斋”，注《杀狗记》作者为“徐”，等等，因后世戏曲目录著作多以之为据，几成定说，流弊至大。特别是定《金印记》作者为“苏复之”，即系《古人传奇总目》始作俑，影响所及，造成百多年的讹传。考之《古人传奇总目》之前的所有戏曲文献资料，压根儿就不见有“苏复之”一名，该总目作者，盖误将明初著杂剧的“苏复”（见《太和正音谱》“国朝一十六人”评语中有“苏复之词，如云林文豹”）当作“苏复之”，并认为他是《金印记》戏文的作者，实在是缺少任何的根据，而所有的近现代编著的戏曲史、文学史乃至《大百科全书》几乎全都不予追究，一律沿用此误。
《荆钗记》一剧，《南词叙录》亦著录，而未署作者姓名，张大复《寒山堂曲谱》所附之《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注明：“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邱著。”由此可知，以柯丹邱为此剧作者的曲目在清代中期之前并非《古人传奇总目》一种，若此目著录难以采信，张氏《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的著录又当如何处理呢？再如《绣襦记》注明“郑虚舟”（即郑若庸），《曲品》列入“作者姓名无可考”一类，而张氏《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中《李亚仙诗酒曲江池》一剧则注明“明郑若庸改作《绣襦记》”，由此可知，认此剧为郑若庸所作者亦非此目一种，要推翻此说需要确切的文献证据。郭英德在《明清传奇综录》中出于谨慎将此目列入无名氏之作，但引用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周晖《金陵琐事》，提出了《绣襦记》作者薛近兖、徐霖两说，并在为《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撰写《绣襦记》条目时将徐霖定为此目作者，并列“作者不详”之说。至于《杀狗记》为徐所作的说法，更非《古人传奇总目》独创。张氏《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之《杨德贤女杀狗劝夫记》注明“古本淳安徐仲由著，今本已吴中情奴、沈兴白、龙犹子三改矣”。《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亦保留了此说。因此，在找到推翻此说的确切证据之前，将此剧暂归为徐氏所作亦无不可。此外，《跃鲤记》为陈罴斋所作的说法也为《明清传奇综录》和《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所保留。他认为“《古人传奇总目》的本身来路就很蹊跷……此《总目》作者，为清初或中叶间人，似有心补《曲品》之失，但颇多疏误。故其所补的传奇作者姓名，可信度甚微。”叶德均的《曲品考》一文列举了《古人传奇总目》对部分作品作者归属及本事著录方面的失误，可以参见。
此目中《投笔记》、《举鼎记》署名邱琼山，亦引起了学术界的怀疑（《明清传奇综录》及《古本戏曲剧目提要》均认为《投笔记》为华山居士所作，《举鼎记》为无名氏之作）。而其将汪廷讷的字“昌朝”误注为“昌期”则是明显的错误，为后人的研究增加了困难。《古人传奇总目》在细节上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使用时认真加以鉴别，古代戏曲作家姓名的著录存在很多缺憾，传奇创作生长期的很多作品及其之前的宋元南戏由于作者不详，抑或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并未留下确切的姓名著录；后来的传奇作者则会有意避讳，亦名号掩饰，因而古代戏曲目录编撰者对于作者的归属往往难以确考，道听途说者亦不在少数，因此南戏和传奇作者归属存在争议实属正常现象。如果古人戏曲目录中的著录仅为孤证或难为定论，就需要等待研究的深入和时间的检验，才能去伪存真。在当下的戏曲目录编撰中，对于古人已有著录，又难以确考作者的剧目，既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又不能在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之前仓促加以否定，而应当以科学谨慎的态度存疑且一并著录。
四、“典丽巨制”——《传奇汇考》与《传奇汇考标目》
在众多的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中，叙录体目录仅有极少数几部（如《录鬼簿》、《传奇汇考》、《今乐考证》等），《传奇汇考》以其庞大的著录规模，丰富的著录内容和相对完备的著录体例颇引人注目。而这部目录的情况也最为复杂，它的编撰者、编撰年代、剧目来源迄今学界仍存在争议，其复杂的版本状况和流散各处的收藏现状更为研究这部目录增加了难度。
（一）《传奇汇考》版本概观
《传奇汇考》虽有多种版本传世，然皆非全帙，辗转流传，颇不易搜罗。因此《传奇汇考》的版本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在现今所见关于此书流传最早的记录中，它便是以残帙面目出现的：
余昔于友人家得《传奇汇考》抄本三册，其体例略如《四库总目》，四库“词曲类”不录南北曲，是书以补其阙。其考核之精，援据之博亦不减《提要》，但首尾不完，莫知谁撰。嗣与人谈戏剧，辄以此询，数年无知者。既与娄东季菘耘共辑书目于瞿氏，偶及此事，菘翁谓藏有八册，亦无作者姓名，合观之，则余之三册尚有出其外，盖亦非全书也。今阅仪征李斗《扬州画舫录》载黄文旸著有《曲海》二十卷……其云各撮其关目大概，颇与此书相类，但名既不同而编次杂糅，又与《总目》十九不符，是一是二，究莫能定。余三册为友人借失，菘翁不知，乃以此八册寄赠，菘翁旋归道山，无可商订，姑记之以俟博雅者。同治初元岁在壬戌（1862）闰八月上旬，志于长巷寓舍，文村逸叟书，时年六十有四。
据江巨荣、浦部依子《〈传奇汇考〉及其相关戏曲考释书目——从〈传奇汇考〉到〈曲海总目提要〉及〈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及李庆《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二文的考察，文村逸叟指王振声（1799-1865）。王振声，昭文（今常熟）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精音韵、校勘之学，世称文村先生。娄东季菘耘指季锡畴（1791-1862）。季锡畴，字范卿，江苏太仓人，诸生，长期设馆为生，精于目录校勘之学。二人曾应常熟铁琴铜剑楼主人瞿镛（1794-1875）之聘，为瞿氏共辑书目。王氏所云之八册残本于1914年被古今书室石印出版，其中错讹甚多，然此本1994年经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后流传颇广，是《传奇汇考》最为常见、易见的版本。
《传奇汇考》之残抄本在清道光年间亦有记录的痕迹。日本京都大学所藏《传奇汇考》抄本第一册朱素臣《四奇观》后保留了一段无名氏跋语（此跋语与正文字迹明显不同）：
近日吴人衍《双珠圆》传奇，即此第三段事也。打诨插科，略加润色，而大段仿佛相同，虽为一时快观，究之意义，毫无趣味。世人厌故喜新，日趋日下，戏虽小道，吾于此不能不致意焉。道光丙戌（1826）九日识。
此跋语写作时间早于王振声跋文的写作时间（1862年），石印本中无此跋语。其究竟出于编撰者之手，还是传抄者或收藏者之手笔，尚难确考，但出于后者的可能性较大。1908年，王国维编撰《曲录》时，亦见到了此书的残本，其《曲录》“曲目部”著录“《传奇汇考》十册，无卷数，旧钞残本”：
国朝无名氏撰。此书第一册为总目录，第二册至第四册共一目，第五册至第十册共一目。二册以下皆就各曲本撮其大略，并考其与正史及他书合否，考核颇详，而见解殊陋。且分目所载亦与总目有出入，校之总目所漏尚多，或总目尽著录所知之本，而分目仅就所见之本考之欤？
其《录曲余谈》又谓：
《传奇汇考》，不知何人所作。去岁中秋，余于厂肆得六册，同时黄陂陈士可参事毅亦得四册。互相抄补，共成十册，已著之《曲录》卷六。今（1909）秋，武进董授经推丞康又得六巨册，殆当前此十册之三倍，均系一手所抄；叙述及考证甚详，然颇病芜陋耳。
古今书室石印本《传奇汇考》面世（1914）十余年之后的1926年，在董康的主持下，吴梅、陈乃乾、王国维等学者以《乐府考略》传抄本为基础，编纂了规模庞大的叙录体古代戏曲专科目录《曲海总目提要》。董康和吴梅的《曲海总目提要序》均谈及了《传奇汇考》和《乐府考略》：
尝欲集今世通行各本，举其大要，名曰《檀板阳秋》。箧中略有编辑，而人事牵牵，随作随辍，迄未卒业。曩从清宗室宝瑞臣侍郎处得阅《传奇汇考》一书，有十巨册，喜其翔实。闻黄陂陈士可都护亦有之，与宝本互有出入，两书惜未流行。坊间有石印本，任意删节，已非完书。嗣于厂肆获《乐府考略》四函，乃自清内府佚出者，楷录工整，钤有朱圈。标签用黄蜡硍笺，书法尤精妙，文多与《汇考》同，而强半为《汇考》所不载。近岁避嚣南来，得读盛氏愚斋藏书，亦有《考略》三十二册，装潢与厂肆所得内府书同，乃一书而失群者，借归迻录经年，合之前帙，凡得曲六百九十种，戏剧大观，于斯称盛。
（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序》）
董康认为，《乐府考略》与黄文旸编撰的《曲海》有密切关联，他依据《画舫录》所载黄文旸序言认为“当时织造仓猝进呈，并无主名。而文旸盖欲就所进呈删约而为是编，虽有序目，未睹成书。今《考略》所存之目，均见于《曲海目》中，是所佚仅三分之一。其为织造所进无疑，亦即《曲海》所据之蓝本也。”他在《曲海总目提要序》中说明了此书的编纂动机和原则：“方今文学振兴，戏曲列入国学专科，莘莘学子，不可无典丽之巨制以资考镜，爰为条列作者世代先后，厘为四十六卷。以其事其文悉出于修辑原手，仍用旧名，无嫌剽掠。他日若得佚简复出，珠还璧合，亦意中事。或就宝、陈二氏补录此本所遗者，当较原目所缺无几。词坛同好，傥能赓续其后，是亦余《檀板阳秋》之志也。”可见，董康等人尽可能保留了《乐府考略》原有的文字面貌，所做的改动主要在时代次序和卷数的重新安排方面。
1926年底，董康东渡日本，其旅日期间所写的《书舶庸谭》中曾多次论及《传奇汇考》、《曲海总目提要》和《乐府考略》。在日本期间，董氏友人狩野直喜博士将所藏《传奇汇考》抄本借董氏阅读，董康据之增补了七十余条剧目，并通过抄录、石印等手段加以保留，以俟补苴《曲海总目提要》。其《书舶庸谭》云：
十六年（1927）一月七日，狩野博士送《传奇汇考》一函至，与刊本《曲海提要》核对，多廿一篇。此间写官殊不易得，当思影录之法，以报骏声也。
九日，寄沈骏声函并附《传奇汇考》，令将应补之廿一种用石印法留底，属陈乃乾、孟莼生校正原本讹夺，以免复写复校之劳。
二十五日，接晋卿函。狩野博士送《传奇汇考》第二函来，与《曲海》目互勘，多廿二则，拟是日起每日手录数叶，以期速成。
但是，董康以日本所见抄本《传奇汇考》增补《曲海总目提要》的计划并未实施。因为从《书舶庸谭》的记载来看，《传奇汇考》已有著录的《分镜记》、《北西游》等剧目均未见《曲海总目提要》著录。董康于1926年秋七月所作《曲海总目提要序》中已称此书收录剧目690种（实为684种），与今所见《曲海总目提要》所录剧目数量吻合。可见，其据日藏《传奇汇考》增补的70余种剧目最终并未进入《曲海总目提要》。
1931年至1932年之间，杜颖陶又先后在国内见到了三种《乐府考略》的残抄本。他据之增补剧目，成《曲海总目提要拾遗》一文，发表于1936年的《剧学月刊》。其《曲海总目提要拾遗序》云：
余持坊本《汇考》以与《提要》相较，得其所未收者数种。二十年（1931）秋，假读庐江李氏所藏抄本，亦得二十余种。翌年（1932）春，于市上偶获抄本二册，又得十余种。旋又见鄞县马氏所藏传抄本，复增益十余种。综计前后所得，共凡六十二种。因汇成一帙，付之梓人，以补董氏之阙。即用董氏例，颜之曰“曲海总目提要拾遗”。好此道者，其亦有资于考证乎？
傅惜华1934年、1939年曾两赴日本，在日本见到了京都大学图书馆藏《传奇汇考》抄本，并将其与古今书室本《传奇汇考》与《曲海总目提要》对照，撰写了相关论文，其《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一文“传奇汇考”条云：
清无名氏撰。抄本，不分卷，计十五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藏。按此书与坊间石印之《传奇汇考》相较，所著录传奇，约多数倍；而与排印本之《曲海总目提要》对勘，内容亦复不同。此书国内未见藏者，至可宝贵。五年前，余尝取以上三本相较比勘，辑成《曲海总目提要拾遗》四卷，及《曲海总目提要校勘记》一卷，惟以人事倥偬，尚未暇付印耳！
此本与京都大学文学部藏《传奇汇考》抄本（十七册，第一册为《传奇汇考标目》残帙，第十七册空白）册数有所差异，傅氏大约将首册目录排除在外，因此傅氏所见本或即京都大学文学部藏本。
建国之后，杜颖陶又进一步搜集资料，对其旧作《曲海总目提要拾遗》加以增补，“最近因为各方面很需要这项参考资料，所以重又整理出版。在整理当中，又见到两种不同的《汇考》抄本，及《曲海总目提要》稿本残卷，校补以前所得，增至七十二种……各本《汇考》，错字、脱文都非常之多。这次整理，本想详细加以校勘，但旧日所见的几种原本，现在已无从再借，仅就目前的两三种本子来互订，事实上做得是很不够的”。成《曲海总目提要补编》一书。但从杜氏序言中可知，这次校订所见《传奇汇考》抄本与其前次校订所用的庐江李氏藏本、市上偶获抄本、鄞县马氏藏本是不同的。如果这些抄本未曾散佚，那么收藏于国内的可能性极大，有待发掘。
除去国内收藏的各种抄本，流传至海外的《传奇汇考》抄本尚有多种，现多藏于日本。其中，京都大学藏本尤为国内学者注意。1997年，邓长风撰写《〈传奇汇考〉探微》一文时，曾托李庆从日本复印了京都大学藏本《传奇汇考》的目录，并将其与古今书室石印本进行了对比。同年，蒋寅于京都大学访学期间亦亲见此本，他专门撰文详细描述了此本的版本形态，罗列了诸卷细目，并依据道光间跋语推断了此目的编撰时间，通过此本与石印本《传奇汇考》的对比肯定了此本重要的文献价值。郭英德2003年访学日本京都大学时亦曾亲自查阅此本，本书所用相关资料即源于郭师慷慨相赠。2009年1月台北《戏剧研究》（第三期）刊载了江巨荣、浦部依子长文《〈传奇汇考〉及其相关戏曲考释书目——从〈传奇汇考〉到〈曲海总目提要〉及〈曲海总目提要补编〉》。此文章详细梳理了《传奇汇考》的版本状况，列举了王国维所用“旧钞残本”、董康所用宝瑞臣本、董康所用陈士可都护藏本、1914年古今书室石印本、日本狩野直喜本、京都大学所藏“石川谊臣”抄本、北婴（杜颖陶）所见庐江李氏（李鸿章）藏抄本、鄞县马氏（马廉）藏抄本、东京大学抄本、大阪大学精抄本等。李庆《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则补充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抄本、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抄本、日本大仓财团藏抄本等多种版本。2010年，黄仕忠在其《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一书中共著录亲见《传奇汇考》版本三种，包括大仓集古馆藏道光八年戊子（1828）红拂主人校本、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所藏精抄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石川谊臣抄本（黄氏认为此本系大仓集古馆藏抄本之过录本），并附有诸本书影各一叶。
其中，大阪大学精抄本与京都大学藏本颇为相似，此本为西村时彦（1865-1924，字子骏，号天囚，别号硕园）怀德堂旧藏。据江巨荣等考察，“大阪大学硕园本，各册剧目与石川本大致相同，仅个别卷帙所含剧目互有多寡，总数仍为473种，与石川本偶有差异。这只能说是偶有遗漏或重复造成的结果，二者其实是同一原本的不同抄本。除了抄录有精细、粗疏的不同外，单看剧目并无大的区别”。李庆经过对二本的详细比对之后认为“大阪本和京大本所收篇目，前后次序多有不同，所以并非同一版本系统，但是又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京大本和大阪本比较接近……所以可以推测，它们出于相同的源头”。李氏说法前后颇有抵牾之处。因此，笔者以为，江巨荣等人的考证较为可信，京都大学藏石川本与大阪大学所藏硕园本应当有共同的源头。关于这两个重要抄本的版本特征、卷数、各卷所收剧目等，江文和李文均有详细描述，兹不一一赘述。此处仅略述京都大学本版本特征如后：
《传奇汇考》，白棉纸抄本，四函十七册。半叶九行，行二十四字。第一册夹签“传奇汇考开卷剧目，连环，纸数三十”，有“石川谊臣”阳文朱印。又有“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阳文朱印，以下诸册首页均有此印。第一册为《传奇汇考标目》残本，第二册至第十六册为《传奇汇考》，各册均有朱笔校勘痕迹，著录剧目；第十七册空白。
（二）《传奇汇考》与《乐府考略》
从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序》中可知，《曲海总目提要》在《乐府考略》、《传奇汇考》基础上综合汇订而成。但《传奇汇考》与《乐府考略》的关系则扑朔迷离。董康在《曲海总目提要序》中最早提到了《乐府考略》一书：“嗣于厂肆获《乐府考略》四函，乃自清内府佚出者，楷录工整，钤有朱圈。标签用黄蜡硍笺，书法尤精妙，文多与《汇考》同，而强半为《汇考》所不载。近岁避嚣南来，得读盛氏愚斋藏书，亦有《考略》三十二册，装潢与厂肆所得内府书同，乃一书而失群者，借归迻录经年，合之前帙，凡得曲六百九十种，戏剧大观，于斯称盛。”他指出《乐府考略》与《传奇汇考》内容颇有相同之处，且极有可能出于清之内府。在《书舶庸谭》中，董康进一步对二书的关系进行了推论：
十六年（1927）一月七日，狩野博士送《传奇汇考》一函至，与刊本《曲海提要》核对，多廿一篇。此间写官殊不易得，当思影录之法，以报骏声也。曩谓《乐府考略》本为一书，何以有此二名？今观《汇考》第一册之《四奇观》后有道光时跋语：“近日吴人演《双珠圆》传奇，即此第三段故事也。打诨插科，略加润色，而大段仿佛相同，虽为一时快观，究之意味毫无。世人厌故喜新，日趋日下，戏虽小道，吾于此不能不致意焉。道光丙戌九日志。”是《汇考》乃后人所改名也。
二十五日，狩野博士送《传奇汇考》第二函来，与《曲海》目互勘，多廿二则，拟是日起，每日手录数叶，以期速成。内《小江东》有云：“刘备等事迹互见《赤壁四郡记》，详《考略》中，不复多引。”是《考略》与《汇考》各为一书，《汇考》系后出，欲补《考略》之遗，虽窃录《考略》原文，而撰人则每有出入也。
董康认为《传奇汇考》之编撰晚于《乐府考略》，且多有窃录《考略》原文之处，二者虽各为一书，但它们之间的承继关系是明确的。董氏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就是他所引用的道光间跋语及《小江东》条目。据道光间跋语断定《传奇汇考》后出，显然证据不足，因为此跋语未必出自编撰者之手；而引自《小江东》的字句与笔者所见京都本亦颇有出入。京都本此句云：“按刘备、关羽、张飞、鲁肃及甘宁、吕蒙事迹，互见《赤壁》、《四郡》诸记考略中，不复多引。”与董康所引有一定差异，并未出现《考略》一书。因此，此语亦不足以作为《汇考》出于《考略》之后的证据。
与董康不同，杜颖陶认为《传奇汇考》的编撰时间要早于《乐府考略》，其《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序》云：
类似《乐府考略》的，还有一部《传奇汇考》，体裁内容，大部分和《考略》相同。两者很像就是一个书，但个别的地方，也往往互有出入；尤其对于有些剧目的作者，在《汇考》里不知道或知道不够清楚的，《考略》却有比较进一步的考证、添注。例如《蕉鹿梦》——《汇考》云：“舜水蘧然子编，舜水谓姚江，盖浙江馀姚人也。蘧然子者，姓庄，取《南华经》‘蘧然觉’句以藏其姓也。”《考略》则云“明上虞人车任远撰”。又如《合纱记》——《汇考》云“不知何人作”，《考略》则云“明史槃作”。这些都可以说明《汇考》的年代还在《考略》之前。如果两者是一书，那么《汇考》也是初稿而《考略》乃是修订稿；如果不是一书，那么《考略》一定是据《汇考》为底本而加以改编的。
邓长风《〈传奇汇考〉探微》、江巨荣、浦部依子《〈传奇汇考〉及其相关戏曲考释书目》等均认同杜氏的看法。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董氏论据不够充分，杜氏论断似乎更有说服力。
那么《传奇汇考》和《乐府考略》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编撰于何时呢？学界对此亦有探讨。董康将《乐府考略》与黄文旸《曲海目》比对后，认为此书与乾隆间两淮设局删改词曲的活动相关，《曲海总目提要序》云“当时织造仓猝进呈，并无主名。而文旸盖欲就所进呈删约为是编，虽有序目，未覩成书。今《考略》所存之目，均见于《曲海目》中，是所佚仅三分之一，其为织造所进无疑，亦即《曲海》所据之蓝本也。”也正因如此，其才以“曲海总目提要”来命名这部《传奇汇考》和《乐府考略》的文本集合体，胡适在《曲海总目提要序》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并对董氏看法基本表示赞同。但董氏的说法遭到了杜颖陶的反对：
《考略》卷帙很多，不可能是仅仅二十卷的《曲海》所能容纳……《曲海》序里说道：“兼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因得尽阅古今杂剧传奇。”很明显地，当时织造进呈的乃是剧本，而不是提要形式的叙录文字，怎能牵强地来说就是《考略》呢？又序文中说：“今《考略》之目，均见于《曲海目》中。”这也是和事实不相符的。拿《曲海总目提要》的目录来和《曲海目》相对照，有一半以上是《曲海目》里所不曾收入的。现在的《曲海总目提要》还不是《乐府考略》的全本，在已佚的部分中，可能还有许多是不见于《曲海目》的。如果《曲海》是以《考略》为蓝本，为什么会遗漏了这样多的作品呢？
杜氏还指出《曲海目》所载有许多地方与《乐府考略》互相歧异。如部分剧目在《考略》中注明“不知谁作”或“不知作者何人”，但是《曲海目》却注明了作者姓名，如李好古《张生煮海》、姚静山《双忠记》、沈璟《桃符记》等皆属此类；还有部分剧目《考略》已注明作者，而《曲海目》却反而划归无名氏，如高文秀《谇范叔》、徐时敏《五福记》、李逢时《四大痴》等；还有部分剧目作者《乐府考略》著录正确，而《曲海目著录》错误，如《义犬记》作者陈与郊在《曲海目》中注为林于阁、《蕉鹿梦》作者车任远在《曲海目》中注为蘧然子、《望湖亭》的作者沈伯明（沈自晋）在《曲海目》中注为沈璟。因此，“不但黄文旸作《曲海》时并未曾以《考略》作蓝本，就连《考略》一书，他也可能根本就不曾看见过。《乐府考略》也不妨改题为‘曲海总目提要’，但是一定要把作者说是黄文旸，这是丝毫没有理由和根据的”。杜氏论断有切实的文献依据，较有说服力。但是李庆对此提出了质疑：
如果说《传奇汇考》、《乐府考略》与扬州删改杂剧传奇、与编制《曲海目》的黄文旸毫无关系，那么，在康熙以后到道光间，又有什么人做过这样的戏剧提要，并且在宗室，在乡间的书生，在高级官僚，乃至后来流传到外国人那里？是什么力量可以使在信息不发达而且充满动乱的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都得到这样的书呢？
为什么至今为止，除了大家提到的黄文旸之外，没有见到其他的记录呢？还有，如果不是和扬州删改、不是和送呈内府之作有关，又有什么人和力量，能在道光、咸丰那样动荡的时期，以及后来直到清末，使上从内府、下到庶民，从中国的乡间儒者，到外国的来华人员，都对这样的“提要”加以关注、抄录流传呢？
综上所述，李庆倾向于认为规模庞大的《传奇汇考》及《乐府考略》需要通过官方力量才可以编撰完成，并引起各阶层的重视，进而广泛传播。李文的质疑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乐府考略》的版本面目“楷录工整，钤有朱圈，标签用黄蜡硍笺，书法尤精妙”，颇类自清内府佚出者，更说明这部著作曾经流传宫廷，因此，后人认为其源出宫廷亦在情理之中。但正如邓长风《〈传奇汇考〉探微》一文所云，董康所见《乐府考略》皆自清内府佚出，而《传奇汇考》抄本在民间流传，揆情度理，此书之初撰必在民间，并且是在民间辗转传抄一段时间后逐渐流入内府的，这一推论似乎亦不容轻易否认。
对于《传奇汇考》或《乐府考略》的编撰者，学界迄今尚无定论。杜颖陶、李庆、江巨荣诸人在论著中亦未指明，均以“无名氏”称之。邓长风《〈传奇汇考〉探微》则对《乐府考略》和《传奇汇考》的作者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大胆推论。他揭示了石印本《传奇汇考》不同卷数中作者姓名著录分布严重不均的情况，进而认为《传奇汇考》的作者并非一人，至少应在两个人以上。他依据《传奇汇考》未能注明多数苏州派作家姓名的现象得出作者并未读到《新传奇品》，作者并非苏州区人士的结论。他还指出此书中浙江籍曲家著录数量较大，且将《六十种曲》归为浙人臧懋循所作，考证中引用了大量浙江地方史料，因此作者极有可能是浙江籍人士。《传奇汇考》中多以“近时人也”称作家年代，而“近时”往往既与“明末”、“明季”相混，又涉及康熙中期的作家如曹寅、吴士科等，时间跨度长达五六十年，不够精确，因此，此书当非出自一人之手，亦非出于一时。
经过综合分析之后，邓氏最终将《传奇汇考》的作者锁定为清初隐居于浙江的遗民。其判断作者为遗民的依据是未以“国朝”、“国初”、“大清”、“本朝”等名义冠于情达曲家姓氏之上。依据这一标准，他进而将《传奇汇考》的作者之一定为浙江萧山人来集之。其理由是刊行于康熙二十二年之后，被《传奇汇考》多次征引的来集之所撰《倘湖樵书》“征摭繁富，颇有考证之处”，与《传奇汇考》风格颇为类似；《传奇汇考》着眼于考证剧情本事，穷其原委，考其源流，并大量征引历史资料，指明剧作情节与历史记载内容之出入，征引资料小说、话本、笔记、史书无所不包，体现出作者的渊博学识。最重要的是，《倘湖樵书》被《传奇汇考》多次征引，而此书流传范围有限，且征引之痕迹颇为明显，繁简转化亦颇为自如，因此，征引此书的只可能是作者本人。邓氏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传奇汇考》以及《乐府考略》的撰写，在来集之殁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有人继续在进行的。虽然个别条目出现了“天兵”、“大兵”等字样，但续撰者大体上是继承了、坚持了作为明末遗民的来集之的撰述宗旨的。
《传奇汇考》的作者群，在康熙前期至康熙末的四十余年里，以他们顽强的生命力传承着这种守身持节的遗民秉性，完成了戏曲史上录存文献资料的空前壮举，虽然他们不欲为世所知，却为后世的研究者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邓氏的考证颇有新意，推论亦颇为大胆，但证据略显不足，且有自相矛盾之处。如遗民身份与“天兵”、“大兵”等词语的出现本身便存在矛盾。《传奇汇考》所录剧作取材于清代者较少，因此论述中极少涉及“国朝”、“大清”、“本朝”等字眼十分自然，并非遗民的有意回避，而且其中部分剧目如《遗爱集》、《状元堂》等出现了“本朝”；《南桃花扇》出现了“我朝天兵”；《表忠记》出现了“本朝大兵”等字眼；此文将作者归为浙江籍人士，并锁定为来集之，进而引出遗民群体的论述过程不无武断之处和主观臆想之嫌，其结论虽有一定启发意义，但还需要仔细推敲。
关于《传奇汇考》和《乐府考略》的编撰时间问题，杜颖陶曾作出了推断。他认为二书的编成时间大致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之间。其依据是：其一，《传奇汇考》多次引用的类书《渊鉴类函》成书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因此此书定成于1710年之后；其二，《传奇汇考》和《乐府考略》虽均仅有残本传世，但其中的剧目并无雍正、乾隆以后的作品，因此成于康熙年间的可能性较大；其三，《汇考》和《考略》文中，凡遇“玄”字，多半改为“元”，当是避玄烨之讳，而胤祯之“祯”字却未避讳，因此，二书的编成至迟当在雍正元年（1723）。其四，《状元旗》、《百凤裙》、《双雄梦》皆在“明末”之后云“近时人所作”，故二书编撰当距明末不远，极有可能在清初。其五，《状元堂》一剧所云：“而河南人为宰相者……自后惟本朝宋权，顺治年间拜大学士，其子孙贵盛，疑作者不过一二十年以内，为商丘宋氏而作也。”《汇考》认为《状元堂》乃影射商丘宋氏之作，而宋氏“贵盛子孙”当指宋权之子，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担任吏部尚书的宋荦。因此，以1705下推十年或二十年，结合雍正元年（1723）的下限，即《传奇汇考》成书时间的范围：1715-1722年。
杜氏的推论影响较大，邓长风、江巨荣等都认同了这一看法。邓氏进一步认为此书之初创要远远早于康熙末年。李庆则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传奇汇考》未涉及雍正、乾隆时的作品未必能证明此书一定出于雍正、乾隆之前；避讳的现象则可能是后出抄本改易使然；而《状元堂》中“子孙贵盛”，据宋荦《西陂类稿》《漫堂年谱四》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记载实际还包含了宋权之孙，宋荦之子宋至、宋筠、宋致，此三人亦有翰林院编修、翰林院庶吉士、四川布政使等较为显贵的官位，因此宋家康熙五十年还可称“贵盛”，杜氏的推论不够精确。李庆还通过考察扬州设局删改词曲、《曲海目》编撰与《传奇汇考》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推测，他认为《传奇汇考》等戏曲提要出自黄文旸或出自当时扬州戏曲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他进一步勾勒了此书成书的过程：
乾隆四十年代，动用了朝廷的官方力量，在扬州对各地汇总的剧本，进行了审查、删改。后来，黄文旸对所见的剧本“撮其关目大概”，编成了《曲海》，送呈内府。至于这期间是否吸收有其他人所写的（比如李经、凌廷堪）内容，现已无法确证。
送呈的本子，在内府中流传。又有人把那些提要抄录了下来，而这些传抄本，经过太平天国等的战乱，散落民间，成为各种不同的抄本流传。因为在清代不敢僭越，所以不称《曲海》，而另起别名。现在所知，主要有两大系统：一种被称为《乐府考略》，一种称《传奇汇考》，《传奇汇考》又分为了两个系统流传。
李文的推测颇有新意，对于我们重新探究此书的来历亦颇有启发意义。但经过笔者对《传奇汇考》和《曲海总目提要》（此书据董康所云他们的工作仅为整理，而未轻易改动字句）的研读，部分条目对史籍的引用颇值得注意。如《曲海总目提要》卷三十所载《千钟禄》一剧（京都大学本、石印本《传奇汇考》均未载，当系据《乐府考略》补入）：
本名《千忠戮》，所演乃程济事也。严震直追擒建文，为济所骂，惭而自裁，此系扭合。济及震直。《明史》皆有传。
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为岳池教谕，岳池去朝邑数千里。或见济尝在朝邑，而治岳池学事不废。建文初上书，言某月某日北方起兵。朝廷谓其非所宜言，逮至京，将杀之。济入见，仰面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帝乃释济，以为翰林院编修，参军谋。从诸将北征。徐州之捷，诸将树碑叙战功，及统军者姓名。济一夜往祭其碑，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以铁椎椎碑，再椎，遽曰：“止，为我录碑文来。”已而按碑诛之，无得脱者。济姓名正在椎脱处，得免。淮上诸将败，帝召济还。初，济与邑人高翔并以明经征，翔励名节，济好术数，翔数止济勿为此，济不听。既在兵间，济又劝翔学我术。翔曰：“我愿为忠臣。”金川门破，翔召济同死，济曰：“我愿为智士。”翔竟死之，济亡去。或曰：事急时帝召济问计，济曰：“天数已定，惟出走可免难。”立召僧为帝落发，济从之出，每遇险，以济术脱。相从数十年，后莫知所终。
张廷玉《明史》定稿于清乾隆四年（1739），该本此条删略为：
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官岳池教谕。惠帝即位，济上书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帝谓非所宜言，逮至，将杀之。济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释之，改官编修。参北征军淮上，败，召还。或曰，徐州之捷，诸将树碑纪功，济一夜往祭，人莫测。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为我录文来。”已，按碑行诛，无得免者。而济名适在椎脱处。然考其实，徐州未尝有捷也。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亦为僧出亡，济从之。莫知所终。
由此可见，《乐府考略》编撰者使用之《明史》非张廷玉本，而系繁本。经笔者核对，《乐府考略》所引记载与万斯同《明史稿》几乎完全相同。《虎符记》一目亦引用《明史》所载《花云传》，经笔者核对，其文字亦与《明史稿》记载更为接近。故笔者以为，《乐府考略》引用者当为康熙年间万斯同（1638-1702）编撰而成的《明史稿》，而非删略后的版本。由于《明史稿》流传范围较为有限，因此，《乐府考略》的作者应当拥有相当深厚的史学背景，或与清初之史家有密切交往，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阅读这部史籍。从此目征引《明史》的情况来看，它的编撰应当在清乾隆四年（1739）官方定稿《明史》问世之前。故此目不可能是乾隆四十一年辛丑（1782）年前后黄文旸等人编撰而成。因此，笔者以为，即使杜氏的推论不够精确，但在没有确切文献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将《传奇汇考》和《乐府考略》编撰时间定位于康熙年间比较稳妥。
（三）《传奇汇考》的著录体例与著录特色
《传奇汇考》是我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编撰史上卷帙最为浩繁，内容最为详明的叙录体目录，具有集大成的特性。由于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多为简陋的账簿式目录，体例完备的叙录体目录凤毛麟角，此目的叙录特色尤为突出，学者们多予以较高的评价。董康称其为“典丽之巨制”，天虚我生则云：“《曲海提要》之辑，正如新剧幕表，揭示后台影片说明，列诸前导，盖其要旨，不在演绎，而在归纳，固可省读十年书也。”胡适云：“近年文学的观念渐变了，文人学者渐渐知道戏曲为五六百年来的代表文学的一大宗……在这个时代，大家渐渐感觉剧本目录的需要。不但如王先生的《曲录》之仅仅列举剧名而已，必须有一种记载剧本、作者与情节内容的详目，方才可以供收藏家的参考与文学史家的研究。”《曲海总目提要》是应学术风气之改变与戏曲研究之需要而产生的戏曲专科目录，但其基础却是编撰于清代康熙年间的《传奇汇考》和《乐府考略》，因此诸家对《曲海总目提要》的评价移于《传奇汇考》或《乐府考略》无可厚非，陆宗枢所作《影印〈曲海总目提要〉序》十分精辟地概括了《曲海总目提要》的四大功用：
盖夫解题之作，肇自刘向，大成于纪昀，其所列述例以经籍为限。此书仿其体制，专攻戏曲。虽非《乐府考略》全帙，然凡所著录，必一一条其简目，叙其本事，撮其指归，搜采史乘，遍及正稗。治曲学者，升堂取径，可明戏剧嬗变之迹。识斑求豹，可省翻检求索之劳。此其为用一也。
阐述故事，贯串始终，悲欢离合，跃然纸上。取作小说浏览，则茶余酒后，可供怡情，豆架瓜棚，足资谈柄，此其为用二也。
戏曲旨在喻今，材多缘古，意在爨弄，戏重当场，汰冗取精，权衡作者。其上焉者剪裁熔铸，化腐为奇。其机杼尽同于江西诗派之脱胎换骨点化功夫。若《西厢记》之源于《会真》而变其结穴，《劝善记》之典出《盂兰》而逞其谲怪，又若《玉箫女》杂剧之衍为《玉环记》、《鹦鹉洲》、《柳毅传书》、《张羽煮海》之并为《蜃中楼》，皆是也。学文者寝馈其间，当可涵育文心，参透活法。此其为用三也。
晚近舞台常见之折子戏，往往首尾非全，本末难晓，其出处或可于此书见之。原剧虽佚，崖略可知。若《醉打山门》之出于《虎囊弹》，《白水滩》之出于《通天犀》，《夜巡》之出于《寿荣华》，均是。此其为用四也。
陆氏的评论很好地概括了《传奇汇考》在本事考证、创作缘起考察、资料汇辑、情节描述等方面的优势和检索引导的目录功能，对我们认识此目的著录特色颇有启发意义。
作为叙录式戏曲专科目录，剧本情节本事是《传奇汇考》的主要著录内容。编撰者要了解情节梗概，甚至考辨历史史实，必定详细阅读剧本，查阅相关资料，因此此目所收剧本必为编撰者亲见，著录内容可信度较高。就著录体例和内容而言，此目大致包括了作者姓名及作家小传、剧作版本说明、剧目命名缘由、情节内容考证等方面。尽管不同剧目著录内容存在详略之别，但总体而言，信息含量和参考价值远远大于账簿式戏曲专科目录和品评式戏曲专科目录。
其一，在作家姓名著录方面，此目失考之处甚多，众多剧目注云“不知何人”、“近时人”等。由此可见，编撰者所见之本相当部分并未注出作者姓名，且编撰者并未涉猎《曲品》、“远山堂二品”等已有的戏曲目录。其注明作者姓名别号者多源于所见版本之序言或署名。如：
《撮盒圆》——明末人所作，自序云磊道人、癯先生合编。
《莲囊记》——明天启时人所作，自署曰四明山环溪渔父编。
《罗帕记》——明时旧本，秦淮墨客重校。
《合钗记》亦名《清风亭》——序云“东山主人”，未知的姓名，编次者天台秦鸣雷，或即其所撰，作序在明万历壬寅，云剞劂氏重刻，则作者更在前也。
编撰者往往在条目中透露了所见剧本之版本情况：
《红莲债》——刊本云：“古越函三馆编。”
《狮子赚》——刊本注“百子山樵”，盖明末阮大铖所作。
《海棠记》——刻本云：“薇室澹生老人编。”
《万全记》一名《富贵仙》——刊本自序曰“四愿居士”，不标姓名，未知谁笔。
《绾春园》——武林沈孚中作，谭友夏钟伯敬批评，新安汪犹龙序刻。
《锦上花》——抄本云：“霅川樵者编，西冷钓徒校。”不著姓名，盖湖州人所作，杭州人所校也。
由此可见，编撰者所见之版本类型十分丰富，抄本、刻本、评点本俱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剧本来源的广泛性。但此目并未一一注出剧作之版本，体例不够谨严。对于部分知名作家，此目还作有小传，从中可略窥作家生平。如：
《香囊怨》——明周宪王编。宪王名有燉，周定王之长子，明太祖之孙。勤学好古，留心翰墨，集古名迹十卷，手自临摹勒石，名《东书堂集古法帖》，制诚斋乐府、传奇若干种。音律谐美，中原弦索多用之。李梦阳《汴中元宵》绝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女红纱》——萧山人来集之撰。集之父宗道，明天启崇祯间内阁大学士。集之学问渊博，才名早著，而未得一第。崇祯之末，仅由明经起家。
囿于见闻，此目编撰者当时无法考知作者确切姓名，但仍然依据所见资料，尽力探究作者的生平及创作特点，为当代学者考察剧作者姓名乃至剧作内容留下宝贵资料：
《双修记》——刊本标奉佛紫金道人编著，其序则云槲园居士托言紫金也。而槲园居士姓名亦不传，其记年则万历癸丑。序又云居士精词曲，其所作《玉麟》、《四艳》诸记皆为世脍炙，精究佛理，笃信净土，暇日取刘香女小卷，被之声歌，名《双修记》。按此是万历间词客而宗梵行者所作。近代词曲中谈佛法者，屠隆《昙花记》为博极内典。观此剧序及其开场数语，则似嫌其仙佛并提，禅净互举，故作此矫之，专言净土一门，以唱导净缘。至其事，则出小说，本文亦云借此劝修行，不必论其有无也。
此目编撰者保留了所见刊本部分序言，标明作者别号“槲园居士”及序言写作时间及其戏曲作品名目，为我们留下了考证作者时代及姓名的重要线索。据考证，槲园居士为明代著名戏曲家叶宪祖，他的传奇作品今均已不存，此目不仅保留了他的佚作名目，更可贵的是保存了佚作《双修记》的创作背景、创作缘起和情节梗概，并大胆推断作者系“词客而宗梵行者”，揭示了叶宪祖的宗教观念及其戏曲创作的重要特点。
对于明末清初戏曲作家的政治活动，《传奇汇考》的编撰者似乎表现出格外的兴趣，所撰诸人小传尤详。阮大铖、嵇永仁等人的小传篇幅较之他人明显较大。《燕子笺》条之阮大铖小传基本涵盖了其一生钻营、颇为后人不齿的政治活动，而《扯淡歌》条嵇永仁小传则侧重描述其在三藩乱中的忠义表现。对作家政治活动的关注是此目编撰者征史尚实的史家观念的重要表现。
其二，此目对于剧作的命名缘由及创作缘起特别加以说明，且多有启发意义，这在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中亦属少见。其探究剧目命名缘由者如：
《白纱记》——明史槃作。言姚、饶二女九华祈梦得诗，遇楚客崔衮江干投句，因白纱以作合，二女皆归衮，而纱复合，故名曰“白纱记”，又曰“合纱记”。
《龙华会》——近代王翔千作。“龙华会”三字，出《弥勒下生经》。以弥勒出世时至龙华树下大会说法，普度众生。故世人相传有龙华会。龙华乃树名，高广四十里。此剧则以龙瑞与华女贞香同皈依三宝，救母出幽冥，见佛解脱，故名“龙华会”。
《寿荣华》——寿荣华者，玉名也。相传有美玉三块，皆有刻文在上，一曰寿、一曰荣、一曰华。寿、荣二玉在富室蓝田璧家，华字之玉在武将公羊瓒所。时有寿希文与蓝氏荣娘、公羊氏华娘为配，三玉并聚，故以“寿荣华”为剧名也。
作为剧作之“目”，剧名不仅是作家初创剧作之源头，其蕴含的深意、概括全剧的能力对剧作者无疑也是一种考验。在戏曲文本的读者和戏曲艺术欣赏者看来，剧目司空见惯，他们的兴趣在于故事情节，因此他们对于戏曲作品之命名并不关心，历代学者亦少有探讨。但剧目对于剧作的意义十分重大，一部成功的剧作需要有一个成功的名目与之配合方可相得益彰，流传久远，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传奇汇考》编撰者不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尝试结合剧情予以解释，这虽然与编撰者的考证兴趣密切相关，但给戏曲创作和研究的启示却是值得高度注意的。
此目不仅关注剧目名称，还通过对作家生平的考察推测和说明剧作之创作缘起及创作背景。尽管其中部分推测不无牵强附会之嫌，但对于加深对剧作者和作品内容的了解还是颇有裨益。如：
《春灯谜》——又名《十错认》，阮大铖作也。福王时，大铖起掌兵部，言官论之，中有云：“恐《燕子笺》、《春灯谜》非掌上之兵符，袖中之黄石也。”按：大铖当崇祯时作此记。其意欲东林持清议者怜而恕之。言己是误上人船，非有大罪。通本事事皆错，凡有十件，以见当时错认之事甚多，而己罪实误入也。
《满床笏》——近时人所作。合肥龚鼎孳，文章翰墨，艺林宗仰。康熙九年，以礼部尚书总裁会试。十二年，复以户部尚书为总裁，门下多知名士。其继室顾氏名湄，有才藻，善治家政。鼎孳宾客甚众，有求于鼎孳，顾辄为赒给，无少吝。门下皆感激，而鼎孳亦颇从顾言。鼎孳他姬有子，顾无所出。门下士作此剧，于顾生日演之，摹写节度使龚敬惧内情形，至于跪门请罪，以悦其意。捏名龚敬者，取姓同也；节度使者，鼎孳时为兵部尚书。
上述诸目中，《春灯谜》之作确实隐含了阮大铖的政治意图，前人已多有论及。此目将《满床笏》一剧归为龚鼎孳门客手笔，并认为此剧乃祝贺龚氏继室顾湄生日之作，则不无臆断之嫌，体现出文人特有的猎奇心态。
其三，此目之最大特色在于对戏剧情节的描述和对戏曲本事来源的详细考察辨析，这一特色使此目在考察已佚剧目情节内容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此目专精于考证源于目录编撰者“征史尚实”的观念。这种观念的突出表现有二：
一是考察剧情与相关文献记载是否符合，对于编撰者看来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剧情处理，此目多持否定态度。如《铁冠图》条云：“不知何人所作。影掠明末崇祯事迹，真伪错杂，淆惑视听。如范景文之忠烈而痛加诋毁，李国桢甚平平而极口赞扬，非村夫妄谈，即邪党谬论。演唱相沿，几惑正史，亟当驳正者也。”《南桃花扇》条云：“剧中诸人，姓名履历俱真，关目事迹则颇多扭合添饰。今按其本加以辨驳，庶几无真伪混淆之患云。”《朝阳凤》条谓：“明万历间人作，演隆、万间海瑞事。牵合荒唐，多与实事相背谬。”对于剧作之细节处理，此目亦一一考之，不厌其烦，现列一例，略窥一斑：
《草庐记》——剧中事实，以三顾草庐为主，原本《演义》者居多，如先主烧屯伪遁，夏侯惇为所败，未尝有曹仁复败于新野之事。
徐庶实从先主南行，当阳败后，乃诣曹操，安得先在操军而为操说先主乎？
又诸葛亮随先主走夏口，今以为先主惧刘琦不发兵而令亮先诣琦。
又甘夫人得赵云救获免，今以为投井而死。
又《江表传》载蒋干往说周瑜，而未尝因此杀蔡瑁、张允。
又庞统曾为周瑜功曹，其后为先主治中从事，未尝因蒋干往曹军献策。
又孙权遣周瑜、鲁肃等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瑜无欲杀亮之意，造箭祭风，俱齐东野语。
又《江表传》黄盖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曹公特见行人密问之，则赍书者不过偏裨，阚泽为吴名臣，必无是理。
又黄盖为流矢所中，呼韩当得生，今以为堕水死。
又操既败，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使兵负草填之得过，先主寻使人放火，无所及，今以为关羽纵之。
又周瑜固尝有计欲留先主而孙权不从，今以为求救于乔国老。
凡此皆出于演义无稽之谈，不足为据。作者亦未深考正史，而笔亦尘杂，大抵词家略通文墨者，熟得数十种曲本，便拈笔为之。
即使对于已经后人加工过的虚无缥缈的神仙传奇，此目亦不避繁缛，详加考辨，如太仓王圣徵《蓝关度》一剧，目录编撰者引录《韩仙传》全文，征引《唐书》、《祭十二郎文》、《仙传拾遗》等文献一一辨正《韩仙传》之谬误。
二是为剧作的本事来源提供详明的参考资料，并大量征引文献作为依据。如《四郡记》所引资料依次有：《通鉴纲目》、《后汉书·献帝纪》、《三国志·刘先主传》、《三国志·诸葛亮传》、《三国志·关羽传》、《三国志·鲁肃传》、《山阳公载记》、《纲目集览》等。《百花记》则依次征引了《元史》之《铁木迭儿传》、《宗室世系表》、《武宗本纪》、《宰相年表》、《诸王公年表》。《赐绣旗》征引资料为：《后汉书·光武本纪》、《后汉书·皇后纪》、《东观汉纪》、《汉书·外戚传》、《汉书·元后传》、《后汉书·邓禹传》、《后汉书·岑彭传》、《后汉书·姚期传》、《后汉书·马武传》、《后汉书·杜茂传》、《后汉书·郅恽传》、《汉书·王莽传》、《汉书·平帝纪》。不仅如此，此目照录文献资料原文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其《中山狼》条完全照录了两千余字的《中山狼传》（明人马中锡作，此目题为宋谢良作）；《石榴花》条征引了《情史》一千五百余字的原文；《玉马佩》则征引了《北窗志异》近两千字的原文，《昇平乐》征引了吴伟业的歌行长篇《圆圆曲》，凡此种种，不再一一列举。由于此目编撰者的兴趣全在考证戏曲人物及本事，因此并未顾及全目之体例与篇幅限制，尽管考证以详细见长，但不免过于琐屑繁缛。如源于历史题材的《表忠记》条目近六千字；《南桃花扇》条目达六千四百多字；《铁冠图》条目达四千六百余字；而敷演佛教故事的《西来记》条考证文字更是达到了八千余字。
目录编撰者对于经过自己详考的剧作有了较深刻的印象，在撰写其他条目时往往可以融汇贯通，相互对比引证，这一现象在此目中亦比较普遍。如《度柳翠》条论及历代戏曲创作中同题材剧作的改编问题，并指出了改编剧作具体的四种方式，颇有眼光：
明嘉隆间徐渭所作《翠乡梦》本此，而临川吴士科作《红莲案》则又本之《翠乡》，插入徐渭事。近时人所作乐府本之元人者甚多，如《白罗衫》之本《合汗衫》；《绣襦》之本《曲江池》，《玉环记》之本《玉箫女》；《八义》之本《赵氏孤儿》；《长生乐》之本《误入桃源》；《昊天塔》后复有《昊天塔》；《红梨花》后复有《红梨记》。作者不同，关目互异，或随手点窜，或以事牵合，或假托争新，或借题翻案。但取其悦一时之耳目，渐莫能究立说所从来，若此之类，未易一二数也。
此目对本事的关注、对文献考证的兴趣和征史尚实的指导观念导致其重故事特性而轻戏剧特性，重客观呈现而轻主观创造的缺陷。这使得此目并未使戏剧文学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现，琐屑的细节考证使其与小说考证无异，此点与《曲品》等品评体目录相较，尤为明显。但在个别条目中，我们可以看到编撰者颇具学术眼光的戏曲思考以及个性化的批评语言如散金碎玉，点缀其间：
《白兔记》——元明以来，相传院本上乘，皆曰“荆刘拜杀”……乐府家推此数种，以为高压群流，李开先、王世贞辈议论亦大略如此。盖以其指事道情能与人说话相似，不假词采绚饰，自然成韵。犹论文者谓西汉文能以文言道世事也。
此语揭示了四大南曲戏文之所以流传广泛，与其质朴自然的特点具有密切关联，学术眼光颇为敏锐。再如《宝剑记》条所云“按梁山诸盗，惟林冲情有可矜。身为禁军教头，素无过犯……刺配沧州，亦已极矣。又使董超、薛霸中途害之……又使虞候陆谦百计害之……是安得不挺戈以揕雠人之胸乎？……风雪山神庙之惨，雪夜上梁山之愤，又曷怪焉？”更洋溢着目录编撰者鲜明、浓烈主观情感，较为罕见。
作为一种独特的“叙录体”戏曲专科目录，《传奇汇考》的编撰者“考证式”的目录撰写方法开启了清代后期学者以治“朴学”之法进行戏曲研究的先河，姚燮、焦循、杨恩寿、平步青等学者的戏曲理论著作对于剧作本事的关注与考证便是这种治学风气的产物，这种现象值得关注。
（四）《传奇汇考标目》论略
在《传奇汇考》的众多传抄本中，卷首均附有一部戏曲目录，题曰“传奇汇考标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载《传奇汇考标目提要》云：“这书虽然附在《传奇汇考》前面，但所著录，多与《传奇汇考》不合，并不是《传奇汇考》的目录，而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曲目。”在笔者所见《传奇汇考》两种版本中，古今书室石印本各卷之目录或为出版者后补，不详是否出于目录编撰者之手；而京都大学文学部藏本《传奇汇考》第二册以下各卷卷首均附有该卷目录，且均为单纯的剧目排列，而未注明作者姓名，卷首亦无总目。《传奇汇考标目》为该本之第一册，虽附于卷首，然并非单卷目录之集合，其著录体例为“以人系剧”，注明作者姓名及小传，复于姓名之下罗列剧目，剧目之次序与《传奇汇考》诸剧排列顺序亦完全不同。由此可知，《传奇汇考标目》并非《传奇汇考》之目录，而是独立的曲目。
那么，《传奇汇考标目》为何会出现在《传奇汇考》卷首，并冠以“传奇汇考标目”之名呢？它的剧目来源如何呢？《集成》本《传奇汇考标目提要》云：“从其内容来看，像是就吕天成《曲品》、高奕《新传奇品》加以补充扩展而成。所著录的作家，最晚的止于孔尚任、洪昇、万树等人，可以推定作者成书的年代，约在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经作者比对后发现，《传奇汇考标目》之剧目来源与《曲品》、《新传奇品》乃至《古人传奇总目》有密切联系。
首先，笔者对《曲品》“新传奇品”部分沈璟之下作家与《传奇汇考标目》沈璟以下作家姓名顺序进行了列表对照，二者重合度非常高。再如《曲品》著录沈璟之剧目次序如下：
《红蕖》、《埋剑》、《十孝》、《分钱》、《双鱼》、《合衫》、《义侠》、《鸳衾》、《桃符》、《分相》、《四异》、《凿井》、《珠串》、《奇节》、《结发》、《坠钗》、《博笑》。
而京都大学藏本第一册《传奇汇考标目》（按：此本为残本，自《连环计》始，多数剧目与无古斋抄本相合，仅有极少数文字和次序不同，由于是残本，因此卷首未见“传奇汇考标目”字样）沈璟剧作著录次序与之完全重合：
《红蕖》、《埋剑》、《十孝》、《分钱》、《双鱼》、《合衫》、《义侠》、《鸳衾》、《桃符》、《分相》、《四异》、《凿井》、《珠串》、《奇节》、《结发》、《坠钗》、《博笑》。
《集成》本之《传奇汇考标目》底本为无古斋抄本，此本中沈氏剧作次序与《曲品》有所出入。因此，笔者以为京都大学藏本或比无古斋抄本更接近《传奇汇考标目》原貌。
其次，从《传奇汇考标目》中，我们可以找到此目可能参考了《新传奇品》（或与《新传奇品》渊源颇深的目录）的痕迹。其明显的证据有二：一，冯梦龙作品此目在第一个明代部分（笔者按：《集成》本此目有两个标为“明”的部分）已据《曲品》录入了“冯梦龙《双雄梦》”，在第二个明代部分又著录了“冯梦龙已见上卷——《万事足》、《风流梦》、《双雄》重见”。按常理推断，同一人之作品不应前后重复著录，唯一的解释是《传奇汇考标目》的编撰者应当前后见到了两种独立的目录，这些目录都著录有冯氏作品，而《标目》第二次著录的冯氏作品在《新传奇品》中著录为“冯梦龙——《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二，沈璟的作品在第一个明代部分已著录17种，在第二个明代部分，再次出现了署名沈璟的剧目：“沈璟——《一种情》、一云李元玉作。《翠屏山》、《望湖亭》、《耆英会》。”这些作品乃沈自晋所作，《传奇汇考标目》著录有误，但巧合的是这一错误也出现在《新传奇品》中：
沈宁庵吴江人，即词隐先生。冠冕佩玉，揖让明堂。所著《属玉堂传奇》廿一本。
《翠屏山》、《望湖亭》、《一种情》、《耆英会》等。
因此，笔者以为，《传奇汇考标目》极有可能沿袭了《新传奇品》的错误，其原因在于《新传奇品》乃《传奇汇考标目》的直接来源之一。
再次，《传奇汇考标目》还大量引用了《古人传奇总目》的条目。如此目所列：
《呼卢》刘寄奴事。《题桥》司马相如事。《双烈》韩蕲王事。
《歌风》汉高祖事。《纯孝》董黯行孝事。《锟铻》晋公子重耳事。
《春芜》宋玉事。《夺解》郁轮袍事。《玉鱼》郭汾阳王事。
《合璧》谢大绅事。《双环》木兰从军事。《金鱼》韩君平事。
经笔者核对，考证本事之文字与《古人传奇总目》所录上述诸剧完全一致，仅次序不同，兹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传奇汇考标目》应当是《传奇汇考》的某一位传抄者发现《传奇汇考》众多作者姓名不详，为便于使用和检索，以前代已有目录为基础，依据个人见闻予以增补后的结果。而《传奇汇考标目》编撰者所用的已有目录，极有可能就是《曲品》、《新传奇品》、《古人传奇总目》混合于一处的抄本。其后，这部被附于卷首的《标目》在传抄过程中被当作了原目的有机组成部分，被各种抄本保留了下来。此目版本方面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集成》本《提要》保留了李伯珩作于1926年的一段跋语：
右《传奇汇考标目》二册，书贾持来求善价。开化纸工楷精抄，黄蜡银笺标签，装潢类内府流出者。首有《宝敦楼珍藏》朱文印。间有朱笔批补，未考谁何人手笔。
如果刘氏所见《传奇汇考标目》确实从内府流出，那么它与董康所见的极有可能也出于内府的《乐府考略》之间便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换言之，如今附录于《传奇汇考》卷首的《传奇汇考标目》在某个传抄环节上完全有可能被附于《乐府考略》卷首。“传奇汇考”与“乐府考略”可能只是同一部著作在名目上的差别，在内府流传的某个时间段中，这部著作原来的名称应当是“传奇汇考”，“乐府考略”是更改后的名称。
《集成》本《传奇汇考标目提要》以为，现存《传奇汇考标目》无古斋抄本较接近此目原貌。经过核对，笔者发现此本与京都大学所藏抄本差异极小，仅有部分剧目由于装订问题次序有所不同；京都大学本为日人所抄，因此存在少量误字；京都大学本较之无古斋本少剧目三种，即阮大铖之《燕子笺》、《牟尼合》与孔尚任之《桃花扇》。总体而言，二者差异不大，应当属于同一版本系统。
《传奇汇考标目》全目分元、明、明、本朝四个部分，各部分以作家姓名为纲，作品系于其下；作家姓名下附有字号、籍贯，间有作者小传，剧目偶有本事之简略说明，体例并无创新之处。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增补了清代康熙年间的传奇作家和作品，如洪昇、万树、黄兆森、周稚廉、孔尚任等人的作品，其中以孔尚任《桃花扇》创作年代最晚，问世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前后。因此，此目编撰的时间应在康熙后期。据邓长风统计，“卷上著录元代作家五人的作品五本，明代作家九十一人的作品一百七十四本，无名氏作品四十七本，卷下著录明代作家五十三人的作品一百七十七本，清代作家二十二人的作品一百二十本，无名氏作品一百三十一本，《鱼篮》等八本，《合锦传奇》十三本，附《六幻西厢》六本。剔除重出者，合共著录作家一百六十八人，作品六百七十九本”。
此目虽然对前人目录依傍较多，且颇为简略，但仍有部分作家及剧目的著录值得注意（即使是错误的著录，其参考价值亦不容忽视）。部分著录探究作家之创作动机。如高明《琵琶》：“为王四而作。王四系卖菜人之子，故托名蔡邕，盖隐寓‘菜佣’也。”沈采《还带》：“因杨一清生日故作此以寿之。”郑之文《白练裙》：“系嘲马湘兰而作。或云：‘与休宁吴兆非熊共为之。一时青楼侧目，大有樊川薄幸之名。’”张凤翼《祝发》：“其母八十，作此为寿。”《平播》：“总兵李应祥厚礼求作，事颇不实。”这些说法多取自笔记资料及传闻，不尽准确，但毕竟丰富了剧作创作背景的资料。
部分条目说明了剧目的改编创作和传播状况，如《破窑》：“实甫原本只北曲四折，后人演为全本，其后又加改削，更名《彩楼》。”（笔者按：王实甫原本当指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徐叔回《八义》：“本元人《孤儿记》而改削之。”可知《八义记》与《孤儿记》均敷演赵氏孤儿故事。叶宪祖《金锁》：“一云：‘袁于令作。’或云：‘桐柏初稿，袁于令又改定之。’”为《金锁记》的作者归属提供了参考资料。梁辰鱼《浣纱》：“当时此曲传播海外。”足见《浣纱记》的开创性意义和巨大影响。此目还有众多条目说明剧作本事，然正如前节所论，此目凡说明本事者，多数可能直接取资于《古人传奇总目》，而非其独创。
在后代传抄的过程中，《传奇汇考标目》又数经增补，形成了所谓的别本。据《集成》本此目《提要》介绍，现明确可知此目至少经过了三次增补：“第一次增补（以下简称‘原补’）的年代，根据所录作家推断，至迟当在乾隆初叶，1933年蔡寄甫的校补和1944年邵茗生的增订，则又反向从《曲录》有所吸取。”邓长风《〈传奇汇考标目〉别本的价值》一文对《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进行了详细考察，统计结果为：别本增补作家达九十人，增补作品达四百零六本。他通过详细的例证说明，别本在作家朝代归属改订、作品朝代归属改订方面较之原本均有很大进步，但同时也存在遗漏、重复、讹误等问题。邓文于此问题论述已较深入，兹不复赘。
五、“曲海大观”——《曲海目》
（一）《曲海目》考论
自清代康熙年间开始，我国封建文化进入了总结阶段，显示出鲜明的集大成特征。《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无一不体现着这一特征，乾隆年间，我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编撰完成则标志着封建王朝总结中国古代文化的庞大工程达到了顶峰。在戏曲目录编撰领域，集大成的特征也开始逐步展现，《传奇汇考》为戏曲专科目录开创了叙录体的著录方法，以旁征博引的详明考证展示着中国古代戏曲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曲海目》（亦名《曲海总目》）则以包含各类戏曲体裁、各代戏曲作品的完备著录体系为古代戏曲专科目录编撰史奉献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戏曲总目。
《曲海目》，清黄文旸（1736-1809之后）编撰，文旸字时若，号秋平，又号焕亭，甘泉（今江苏扬州）人。黄氏本人文学修养深厚、学识广博，精通声律之学，他的妻子张因和儿子黄金也具有极高的文学才能。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小秦淮录》云：
黄秀才文旸，字时若，号秋平，居天心墩。工诗古文词。得古钱数百品，自上古至今，一一摹之而系以说，为《古金通考》六卷。辨安阳、平阳为战国钱，识神农钱为倒文，皆极精细。又录金元以来杂剧、院本，标其目而系以说，为《曲海》数卷。又《隐怪丛书》十二卷，《丙官集》数卷。好葫芦，门庭墙溷皆有之，长短大小，累累如贯珠，壁上画水墨葫芦无数，著《葫芦谱》，阐阴阳消长之精，《糖霜》、《百菊》不足比也。妻张净因，名因，工诗画，著《淑华集》。子无假，名金，得唐人绝句法，江北一家能诗者，黄氏其一焉。又著《通史发凡》三十卷。
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十三《人物五·文苑》云：
黄文旸字秋平，贡生，素通声律之学。乾隆年间两淮盐政设词曲局，延为总裁，成书进呈。为诗清越高洁，称其为人。壮年奔走齐鲁吴越间，洎返里后，运使曾燠招入题襟馆中，与时流相唱和，所作益多。著有《扫垢山房诗抄》十二卷。妻张氏名因，自号净因道人，亦工诗，著有《绿秋书屋诗》一卷，《遗集》一卷。子金，字小秋，诸生，夙承家学，并以诗名。
黄文旸“素通音律之学”自然是其胜任“词曲总裁”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他的戏曲修养远不止于音律之学，他对戏曲的熟识也远非常人可及。钱泳《履园丛话》卷三《时艺》云：
余在汴梁，识海州凌仲子进士，仲子自言尝从江都黄文旸学为时艺，乃尽阅有明之文，洞彻底蕴。每语人曰：“时艺如词曲，无一定资格。今人辄刺刺言时文者，终于此道未深。”与思翁之言相合。
凌仲子即凌廷堪，曾从黄文旸学习八股文章，在学成之后竟将时艺喻为词曲，溯其师承，可知黄文旸极可能以写作词曲之道教授凌氏时艺之法，能将词曲文法沟通八股文法，并以之为教学手段，黄氏对于词曲写作的纯熟程度可想而知，他能被清廷官方聘为修改曲剧的总校自然并不意外。
清代很多文献都保留了黄氏参与扬州删改词曲活动的记载，但在细节上却存在不少出入，这涉及《曲海目》的编撰时间，因此不得不加以辨析。
《扬州画舫录》卷五《新城北录下》云：
乾隆丁酉（1777），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总校黄文旸、李经，分校凌廷堪、程枚、陈冶、荆汝为，委员淮北分司张辅、经历查建佩、板浦场大使汤惟镜。……修改既成，黄文旸著有《曲海》二十卷。
史梦兰《止园笔谈》卷八云：
乾隆丁酉（1777），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总校黄文旸著有《曲海》二十卷。
《扬州画舫录》所引黄文旸《曲海》自序云：
乾隆辛丑（1781）间，奉旨修改古今词曲，予受盐使者聘，得与修改之列。兼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因得尽阅古今杂剧传奇，阅一年事竣。追忆其盛，拟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勒成一书。既成，为总目一卷，以记其人之姓氏，然作是事者多自隐其名，而妄作者又多伪托名流以欺世，且其时代先后，尤难考核，即此总目之成，已非易事矣。
《扬州画舫录》与《止园笔谈》记载完全一致，但与黄氏自云不符。其一，奉旨修改词曲开始的时间，一说丁酉（1777），一说辛丑（1781），本文第一章所引《清实录·高宗实录》乾隆皇帝正式下旨授意查处词曲违碍之处的时间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乙酉，由此可知，苏州、扬州等地设立专门机构删校词曲当在是年之后，黄氏既然亲身参与其中，所记始于次年辛丑（1781）当无误，李斗写作《扬州画舫录》时记忆有误。其二，设局删改词曲持续的时间《扬州画舫录》和黄氏自序所记亦有出入。《画舫录》云“凡四年事竣”，认为持续了四年时间，于1780年左右完成。黄氏则自云于1781年参与其事，“阅一年事竣”，大约在1782年完成。此次删改词曲的另外一位重要参与者凌廷堪自谓“次年（1781）属余襄其事，客于扬州者岁余”。《凌次仲先生年谱》又云：“四十七年（1782）壬寅，先生二十六岁，春夏客扬州，季秋始入京都。初，金棕亭先生与先生相见于扬州小玲珑山馆，目为旷代奇才。是年秋，图直指（按：指乾隆四十六年接任两淮巡盐御史的图明阿）撤去词馆，因怂恿入都。”由此可知，乾隆四十七年（1782），删改词曲的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词馆也被裁撤。黄强认为：“扬州词局设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冬，至四十七年（1782）壬寅秋撤消，历时两年不到，实际工作时间或许只有一年左右，所以黄文场称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设局，阅一年事竣。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并无抵悟之处。”所云甚是。其三，关于黄文旸的职责和任务还有必要重加以审视。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十三《人物五·文苑》云：“黄文旸字秋平，贡生，素通声律之学。乾隆年间两淮盐政设词曲局，延为总裁，成书进呈。”“延为总裁”之说不免失于粗疏。《画舫录》已明确记载“总校黄文旸、李经”，可见，统领删改词曲工作的并非黄文旸一人，李经也身兼总校之职。李经，“字理斋，江宁诸生，官广东盐场大使”。黄氏自云“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除苏州织造进呈词曲之外，这两年之间是否尚有他处进呈词曲？他处进呈词曲是否为李经总校？是否亦经黄氏寓目？二人分工如何？已无资料可以证明。这些疑问直接影响着《曲海目》的编撰质量和《曲海》存在可能性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据《画舫录》所载，黄文旸编撰《曲海》二十卷是在扬州词曲局删改词曲的活动在1782年结束之后，黄文旸自序亦云：“追忆其盛，拟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勒成一书，既成，为总目一卷。”据此可以确定的是，《曲海》和《曲海目》的编撰均是黄氏“追忆其盛”，回溯扬州删改词曲见闻的成果，而且其语意似为《曲海》成书在前，《曲海目》是在《曲海》完成的基础上编撰的，苗怀明《董康和他的〈曲海总目提要〉》一文对这句语意模糊的记载提出了疑问：
尽管研究者有充分的理由将两者（按：指黄文旸的《曲海目》和董康的《曲海总目提要》）分开，但并没有解决所有与之有关的疑问。人们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黄文旸写没写过类似《传奇汇考》和《乐府考略》这样的提要式的戏曲目录著作？研究者多持肯定态度，认为《曲海目》就是在其提要式的著作基础上删节而成的，其根据是李斗《扬州画舫录》卷5所录黄文旸《曲海目》自序：“拟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勒成一书。既成，为总目一卷，以记其人之姓氏。”不过，细读这句话，体会其语气，似乎黄文旸只写过《曲海目》而没有所谓的提要式著作。笔者以为“既成”二字是理解这句话的关键，依其语气，“既成”的是“总目一卷”，这个“总目一卷”的内容就是“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其意思是将古今戏曲的名目系于各个作者名下。我们不能看到“撮其关目大概”就一定认为是剧情提要，因为作者说的是古今作者的“关目大概”而不是古今杂剧的关目大概。这里的“关目”似应作“剧目”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想，如果黄文旸真写过这部著作的话，为什么不见有人提及，按说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怎么也得说上一言半语的。而且让人不解的是，《曲海目》都保存下来了，为什么那部更重要、更费心血的书却失传了。当然，笔者的解读也不见得一定正确，也许还有更正确的理解，不过仅依这句话是无法确知黄文旸那部书的信息的。
上述疑问的焦点有二，其一，《曲海》一书是否存在？《曲海目》是否就是所谓的《曲海》？其二，《曲海目》的性质和内容究竟如何？是以作者为著录对象？还是以作品内容提要为著录对象？其实，要解决这个疑问有一个重要的文献资料值得参考，即《重订曲海总目》所收录的黄文旸为《曲海目》所写的自序。《重订曲海总目》虽经无名氏重订，但是主要针对剧目和戏曲体裁分类而言，对于黄文旸所作的自序应当不会轻易改动。经过与《画舫录》本自序的比对，笔者发现《重订曲海总目》本中的黄氏自序语言更为流畅、清晰，毫无《画舫录》本的歧义，因此，笔者以为《重订曲海总目》本更好地保存了黄氏自序的原貌：
乾隆辛丑（1781）春，奉旨修改古今词曲，予受盐使者聘，得与改修之列。兼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因得尽阅古今杂剧传奇。阅一年，事竣。追忆其盛，拟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勒成《曲海》一书，先定总目一卷，以记其人之姓名。然寓感慨于歌场者，多自隐其名，而妄肆褒讥于音律者，又多伪托名流以欺世，且其时代先后，尤难考核，即此总目之成，亦非易事矣。
从此序可知，黄氏参与扬州词曲修改的时间始于乾隆辛丑（1781）春季，经历了一年的时间，至1782年结束。从中还可以看出：一，《曲海》确实为黄文旸写作计划的一个部分，是为著录剧作的“关目大概”，而不仅仅是为了著录作者姓名，专门著录作者姓名的《曲海目》则是《曲海》写作前的准备工作，并非苗氏所认为的为同一部著作；二，《曲海目》的编撰是在《曲海》写作之前，这与一般学界所公认的《曲海目》成书于《曲海》之后，是在提要式著作《曲海》基础上删节而成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笔者以为，《曲海目》是黄文旸《曲海》写作文献搜集工作的成果，成书于《曲海》之前，而黄氏庞大的《曲海》写作计划是否最终完成，则难以确定。作为一部著录作品关目大概的著作（按《画舫录》所记达到了二十卷的篇幅），《曲海》的编撰应当是有所凭借的，因为仅凭黄氏的记忆力是无法完成的，那么黄氏在删改词曲时是否有意保留了剧作关目的文字记录？或者尚有其它途径保留剧作的主要情节？现在已不得而知。既然《曲海》是否确实存在都成为疑问，那么编撰于《曲海》之前的《曲海目》著录剧目的来源和可信度就要重新加以审视了。
假设《曲海》确有其书，则其中所录诸剧目及剧目之关目大概当较为可信，因为这是黄氏亲自参与词曲修改，“尽阅古今杂剧传奇”的结果。《曲海目》若在《曲海》基础上成书，其可信度自然也毋庸置疑，但是，《曲海目》成书于《曲海》之前的事实使我们难以确定《曲海目》的剧目来源，其中有多少剧目的文本确实经过了黄氏寓目？又有多少剧目来自于已有曲目？有多少曲目仅仅来源于传闻？这需要对现存《曲海目》著录剧目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曲海目》建构了完整的戏曲剧目著录体系，囊括了杂剧、传奇、南戏三种戏曲体裁，跨越了中国古代戏曲高度成熟的元、明、清三代，成为我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编撰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戏曲总目，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此目按朝代及体裁依次分为元人杂剧（100种）、元人传奇（3种）、明人杂剧（63种）、国朝杂剧（56种）、明人传奇（259种）、国朝传奇（498种）六类，共计979种，与其“共1013种”的统计数字不合，故此目收入《画舫录》时当已有散佚，或为《画舫录》刊行时佚去。六类后又据焦循《曲考》补录杂剧42种，传奇26种，据叶堂《纳书楹曲谱》补录作品24种，与前合计达1071种，若六类保存剧目完全，所录剧目总数达到1105种。。先著录作家剧作名目，于其后注明作者籍贯、姓名，姓名不可考者列于各类之末。
一、元代杂剧部分。
据笔者考察，《曲海目》中“元人杂剧”部分的剧目均直接来源于明人臧懋循（1550-1620）编辑的大型戏曲选集《元曲选》。经笔者对《元曲选》目录和《曲海目》元杂剧部分的对照发现，二目所录剧目总数均为100种，且剧目没有相互失收者。除《昊天塔》、《气英布》、《桃花女》三剧黄文旸已考得作者归属之外，其它无名氏剧作均保留了《元曲选》著录作者的原貌。从上述两目剧目排列的顺序中，我们甚至可以还原黄氏依据《元曲选》编撰元曲剧目的过程，即：以《元曲选》所列诸剧作者为序，依次将各人所撰剧目列于其名下，有条不紊，二目的作者和剧目排列顺序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断定，《元曲选》一定经过了黄文旸的详细阅读，作为元人杂剧的一部重要选集，《元曲选》刊行之后广为流布，影响极大，在扬州设局删改词曲时，这种广为传播的曲集自然极易成为被搜罗的对象，因此无论出现在苏州织造进呈剧作之中，还是被黄氏本人收藏都是存在可能的。在《元曲选》之前，转载有朱权《太和正音谱》所收之“元群英所撰杂剧五百四十九本”，著录元人杂剧剧目数量极为可观，若黄氏亲见《元曲选》为何不照而录之？笔者以为，其主要的原因在于，黄氏把握了亲见原书的原则，对于转录前人曲目著作的态度是颇为审慎的，黄氏当时除《元曲选》之外，未寓目其它元剧，因而现存《曲海目》仅保留了《元曲选》所收的100种剧作。
《画舫录》本《曲海目》中作者姓名、剧名多有错讹之处，甚至与《元曲选》原书所著录的作者姓名、剧名出现了差异，笔者以为，黄氏编撰《曲海目》时断不至于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应当是辗转传抄中或收入《扬州画舫录》时出现的讹误。
二、“元人传奇“部分。
《曲海目》元人传奇部分著录作品三种，依次为《弦索西厢》（董解元）、《西厢记》（王实甫作、关汉卿续）、《伏虎绦》（今德音班演此，相传为元人作，附于此）。其中，《弦索西厢》乃金董解元所作之诸宫调，非传奇，亦非南曲戏文。《西厢记》一虽有五本，篇幅较大，但一般仍认为乃是杂剧体制；《伏虎绦》疑即《伏虎韬》（或即《泥金带》），为清代传奇作家沈起凤（1741-1802）《红心词客四种曲》之一种。此剧取材袁枚《子不语》，杂《聊斋志异》之《马介甫》、吴炳《疗妒羹》部分情节，敷演为惩治悍妇的喜剧，演出曾轰动一时，《乔逼》、《卖身》、《选妾》、《伏吼》等后世常见演出。黄文旸云德音班曾经演出《伏虎绦》一剧，或即此剧。德音班为乾隆年间扬州著名的昆腔戏班之一，为两淮盐商所蓄养，名重一时。《扬州画舫录》之《新城北录下》云：
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厘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达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今内江班归洪箴远，外江班隶于罗荣泰，此皆谓之内班所以备演大戏也。
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扬州戏曲演出的盛况。作为土生土长的扬州人，黄文旸浸淫在戏曲演出繁盛气氛之中；作为扬州著名的文人，黄氏往来于官场名流应酬之间，因此，他应当有很多机会观看著名戏班的演出，对于戏曲剧目亦当比较熟悉，这对编撰《曲海目》显然是十分有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黄文旸的《曲海目》正是乾嘉时期扬州得天独厚的戏曲文化生态的产物。
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页49。
详见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附录二《吴江沈氏文学家创作情况表》。
［明］沈璟原编，沈自晋删补：《南词新谱》，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台北：学生书局，1984）影印清顺治乙未（1655）刊本。本书凡引自此本者不再一一出注。
吴震生《笠阁批评旧戏目》跋语对古代戏曲作家不署真实姓名的动机有所揭示：“他书不可借人名，惟传奇家不嫌。或鉅公恐以轻狎损贤，不妨托无名子；或孤特恐无以动俗眼，不妨托老词翁：以此等文章，重在售意，不重沽名也。”对古代戏曲作家不署真实姓名的动机有所揭示。［清］笠阁渔翁：《笠阁批评旧戏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册七，页308。
张大复《寒山堂曲话》云：“论前明作家，首推汤临川。”其《寒山堂曲谱》之《凡例》又云：“故予此谱不以旧谱为据，一一力求元词，万不获已，始用明人传奇较早者实之。若时贤笔墨，虽绘采俪藻，不敢取也。”据此语可知《寒山堂曲谱》和《寒山堂曲话》均作于入清之后。张大复：《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续修四库全书》册1750影印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清抄本。本书凡引自此本者不再一一出注。
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页551。
［清］高奕：《新传奇品》，《集成》册六，页269。
［清］高奕：《新传奇品》，《集成》册六，页271-273。
此统计数目来源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而此本《新传奇品提要》统计数据为作家27人，作品209种。《新传奇品》版本复杂，各本著录作家、作品数目有所出入，特作说明。除去北京大学所藏清河郡抄本之外，《新传奇品》尚有刘世珩暖红室刻本、吴梅校本、《曲苑》本、《重订曲苑》本、《增补曲苑》本。2012年，郑志良发现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然松书屋抄本《赐砚堂丛书未刻稿》所收题名《续曲品》的《新传奇品》新版本。参见郑志良《高奕〈新传奇品〉的一个新版本——〈续曲品〉》（载《戏曲研究》第84辑页289-301）。
标“＊”者均为苏州派作家，其中，周果庵（周杲）、王香裔（王续古）2人是否苏州派尚存争议。相关论述详见郭英德：《明清传奇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页353-358。
［明］吕天成：《曲品》，《集成》册六，页205《曲品提要》云：“曾抄本所据的旧抄本，现在不详下落。其余还有几部旧抄本，也未得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黑格抄本一份，书口有‘清河郡’字样，抄写错字不少，但有些地方，可以证补曾抄一系列各本的讹误。清河郡，不详何人。抄本纸色很旧，凡‘玄’字都改写为‘元’，故其抄写年代，约在清代康熙以后。”
［明］吕天成：《曲品》，《集成》册六，页204-205。
［清］高奕：《新传奇品》，《集成》册六，页286-287。
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页454-455“新传奇品二卷 贵池刘氏刊本”云：“世珩跋是本，疑奕《新传奇品》于吴梅村仅取《秣陵春》一种，而《临春阁》、《通天台》未载，为补二种。不知奕所品以传奇为限，二本乃杂剧，故不收，非遗落也。”
［清］高奕：《新传奇品》，《集成》册六，页287。
同上注。
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页454-455《新传奇品二卷 贵池刘氏刊本》云：“至吴石渠书名后径书范文若《花筵赚》等五种，当属抄书者之误，于石渠遗其曲，于文若遗其名，并非奕误以范文若曲属之吴石渠。世珩刊奕此书，于吴石渠后补《西园记》等五种，于《花筵赚》等五种前补范文若之名可也。今以《西园记》等五种代《花筵赚》等五种，于是奕书中无范文若传奇矣。”
《集成》本所录刘世珩跋语与笔者所见《暖红室汇刻传奇》之跋语有所出入，但《集成》不应有此明显的错误，故暖红室《汇刻传奇》前后印本可能存在差异，需要特别注意。
［明］吕天成：《曲品》，《集成》册六，页251。
邓长风：《〈笠阁批评旧戏目〉的文献价值及其作者吴震生》，见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页430-441。
同上注。
邓长风：《〈笠阁批评旧戏目〉的文献价值及其作者吴震生》，《明清戏曲家考略》，页436-437。
邓长风：《〈笠阁批评旧戏目〉的文献价值及其作者吴震生》，《明清戏曲家考略》，页441。
转引自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页439-440。
［清］笠阁渔翁：《笠阁批评旧戏目》，《集成》册七，页305-309。
［清］笠阁渔翁：《笠阁批评旧戏目》，《集成》册七，页309。
《暖红室汇刻传剧附刻第三种》，宣统二年（1910）刘世珩暖红室刻本。
孙楷第：《戏曲小说目录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页454-455。
叶德均：《曲品考》，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上册，页176。
叶德均：《曲品考》，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上册，页170。此12种为：《坠钗记》（沈璟）、《邯郸梦》（汤显祖）、《灌园记》（张凤翼）、《风教编》（顾大典）、《白练裙》（郑之文）、《清风亭》（秦鸣雷）、《鹦鹉洲》（陈与郊）、《红拂记》（张太和）、《扊扅记》（端鏊）、《玉镜台》（朱鼎）、《望云记》（金怀玉）、《合镜记》（无名氏）。
同上注，页171。此49种为（按：经笔者核对，标＊者为杨志鸿抄本《曲品》已载者）：《四景》、《虎符》＊、《金雀》、《千祥》、《西园》、《题门》、《东郭》、《锦囊》、《瑞玉》、《怀香》、《吐绒》、《举鼎》＊、《红丝》、《蕉帕》＊、《鸳簪》、《王焕》、《西楼》、《鹣钗》、《罗衫》、《异梦》、《七国》、《投梭》、《情邮》、《蟠桃》、《露绶》、《三桂》、《青楼》、《罗囊》＊、《牡丹》＊、《神镜》、《金滕》、《张协》、《水浒》、《鸾钗》、《跃鲤》、《红梨》＊、《梦磊》、《双孝》、《麒麟》、《金花》、《红梅》、《衣珠》、《花园》、《砗磲》、《卧冰》、《东墙》、《江流》、《菱花》、《南楼》。
［清］高奕：《新传奇品》附录《古人传奇总目》，《集成》册六，页280。
孙崇涛：《戏曲文献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页62。
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页319-320。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页232。
孙崇涛：《南戏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209-210。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上册，页172。叶氏此文写作时仅见到了《曲品》的暖红室刊本、吴梅校本、《曲苑》本、《重订曲苑》本、《增补曲苑》本。而未见清河郡本抄本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因此所列诸目的著录情况与《集成》本有一定出入。叶氏所指《古人传奇总目》缺陷多就《曲苑》本而言，暖红室本和吴梅校本对有些剧目的作者和本事信息已经进行了补充。
［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民国三年（1914）古今书室石印本。
江巨荣、［日］浦部依子：《〈传奇汇考〉及其相关戏曲考释书目——从〈传奇汇考〉到〈曲海总目提要〉及〈曲海总目提要补编〉》，戏剧研究编辑委员会《戏剧研究》2009年第3期（台北：“行政院国科会”，2009年1月）。
李庆：《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论文集。
［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抄本。
王国维：《曲录》，《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第十六册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王国维：《录曲余谈》，《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第十六册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清］无名氏编撰，董康、吴梅、王国维、陈乃乾整理：《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合肥：黄山书社，2009）重排本，页13-14。页10载吴梅1928年《曲海总目提要序》亦云：“武进董廷尉康得《乐府考略》四函，又从盛氏愚斋假《考略》三十二册，为一书而失群者，互相比核，得曲目都六百九十种。复取《扬州画舫录》所载黄文旸《曲海总目》互勘之，则《考略》之六百九十种，较《曲海目》之一千一十三种，所佚止三分之一。于是就《考略》所存者排比纂录，厘为四十六卷，锲印行世。较坊刻《传奇汇考》有条理矣。《传奇汇考》者，不知何人所集，或云即《曲海》残本，疑莫能明也。宗室宝瑞臣侍郎有之，黄陂陈士可都护亦有之，他日若得二家藏本补苴罅漏，则更为此书庆矣，廷尉厘订付印，仍名曰《曲海》者，盖不没文旸搜集之盛心也。”
［清］无名氏编撰，董康、吴梅、王国维、陈乃乾整理：《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合肥：黄山书社，2009）重排本，页13。
同上注。
董康：《书舶庸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页9。
同上注，页10。
同上注，页22。相关记载尚有：二十六日：“寄玉娟及沈骏声信。录《传奇汇考》三则，合之昨日，凡五则。”二十七日：“余方录《传奇汇考》，改订后日。是日录六则。二十九日：“录《传奇汇考》两则。”三十一日：“《传奇汇考》第二函录毕，计二十则。”二月一日：“发玉娟、佐禹、骏声函，骏声处并附所缮《汇考》。”四日：“狩野送《传奇汇考》二函来，与《曲海》目对讫，多二十四则，合之前二次所校约七十余条。此书黄陂陈士可都护藏有一本，未识尚可增补否也。”五日：“作书致玉姬、骏声，并寄《汇考》五册，将溢出各条即由沪石印留底。”
董康：《书舶庸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页23：“今阅《汇考》，元沈和甫所撰《分镜记》条，谓和甫名和，杭州人，能词翰，善谈谑，天性风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调合腔自和甫始，如《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等曲，极为工巧，后卒于江州，江西人称为蛮子关汉卿。据此则南北调互用元时已作俑，特明中叶滥觞耳。《汇考》又称和甫著有《祈甘雨货郎朱蛇记》、《郑玉娥燕山逢故人》、《闹法场郭兴阿杨》三种，并此《分镜记》，未审尚存于世否。”页24云：“三十日，录《传奇汇考》之《北西游》一则，文约三千余言，题元人撰，情节复杂，伪讹无疑。”
伯英（杜颖陶）《曲海总目提要拾遗》载中国戏曲音乐院研究所《剧学月刊》（上海：世界书局，1936）第三、四期合刊本。转引自邓长风《〈传奇汇考〉探微》，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四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143。
傅惜华《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一文载《中国文艺》第四（1939年12月）、五（1940年1月）、六（1940年2月）期。转引自邓长风《〈传奇汇考〉探微》，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四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144。
杜颖陶：《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10。
蒋寅：《东瀛读书记》，《文献》1999年第1期。《金陵生小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199-203。
江巨荣、［日］浦部依子：《〈传奇汇考〉及其相关戏曲考释书目——从〈传奇汇考〉到〈曲海总目提要〉及〈曲海总目提要补编〉》，戏剧研究编辑委员会《戏剧研究》2009年第3期（台北：“行政院国科会”，2009年1月），页125-145。
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江巨荣、［日］浦部依子：《〈传奇汇考〉及其相关戏曲考释书目——从〈传奇汇考〉到〈曲海总目提要〉及〈曲海总目提要补编〉》，戏剧研究编辑委员会《戏剧研究》2009年第3期，页132。
李庆：《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论文集，页214。
［清］无名氏编撰，董康、吴梅、王国维、陈乃乾整理：《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合肥：黄山书社，2009）重排本，页13。
董康：《书舶庸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页9。
同上注，页22。
［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抄本，第八册。
杜颖陶：《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4。
邓长风《〈传奇汇考〉探微》一文还补充了《乐府考略》晚于《传奇汇考》的三个证据，其一，石印本《传奇汇考》与《曲海总目提要》相同剧目内容互有详略者，《曲海总目》详于《传奇汇考》者20种，而《传奇汇考》详于《曲海总目》者仅2种，《曲海》总目之详，多为大段多出，多出部分应源于更为详细的《乐府考略》。其二，董康所举两例只能说明《传奇汇考》传入日本之前曾经在道光年间经过增补，并且增补者看见过《乐府考略》。其三，董康所见《乐府考略》皆自清内府佚出，而《传奇汇考》抄本均在民间流传，揆情度理，此书之初撰必在民间，并且是在民间辗转传抄一段时间后逐渐流入内府的。
［清］无名氏编撰，董康、吴梅、王国维、陈乃乾整理：《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合肥：黄山书社，2009）重排本，页13。
［清］无名氏编撰，董康、吴梅、王国维、陈乃乾整理：《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合肥：黄山书社，2009）重排本，页4-5云：“据董先生的考证，《乐府考略》大概即是乾隆年间两淮盐运使署聘黄文旸、凌廷堪诸人修改曲剧时编纂的《曲海》二十卷的底本。《扬州画舫录》记黄文旸自序，并载目录凡一千零一十三种。《曲海》的存佚已不可考。自序说他拟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勒成一书；其书当甚简略，略似坊间的《传奇汇考》。董先生所辑的《乐府考略》‘文多与《汇考》同，而强半为汇考所不载’，当是当日两淮词曲局编纂进呈的提要。原目一千零一十三种，今所辑补已近八百种，所佚不过五分之一了。其书在当日为进呈之书，故不敢用‘曲海’之名。董先生因为‘其事其文悉出于修辑原手’，故改用‘曲海’的原名。”
杜颖陶：《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2-3。
杜颖陶：《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4。
李庆：《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论文集，页223。
李庆：《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论文集，页225。
邓长风：《〈传奇汇考〉探微》，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四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154-155。
杜颖陶：《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5-6。
李庆：《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论文集，页222-223。
李庆：《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论文集，页227。
［清］无名氏编撰，董康、吴梅、王国维、陈乃乾整理：《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合肥：黄山书社，2009）重排本，页1083-1084。
［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4062-4063。
［清］万斯同：《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影印清抄本。此本记载：程济，朝邑人，有道术。洪武末为岳池教谕，岳池去朝邑数千里，或见济常在朝邑，而治岳池学事不废。建文初，上书言：“某月某日，北方兵起。”朝廷谓非所宜言，逮至京，将杀之。济入见，仰面大呼曰：“陛下幸囚臣，臣言不验，死未晚。”乃下之狱。已而燕兵起，帝乃释济，以为翰林院编修。参军谋，从诸将北征，徐州之捷，诸将树碑叙战功及统军者姓名。济一夜往祭其碑，人莫测其故，后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以铁椎椎碑，再椎，遽曰：“止之，为我录碑文来。”已，按碑诛之，无得脱者。济姓名正在椎脱处，得免。淮上诸将败，帝召济还。初济与邑人高翔并以明经征，翔励名节，济好术数。翔数止济，勿为此，济不听，既有兵事，济又劝翔：“学我术。”济曰：“我愿为忠臣也。”金川门破，翔招济同死，济曰：“我愿为智士也。”翔竟死之。济亡去，或曰事急时帝召济问计，济曰：“天数已定，惟可出走免难。”立召僧为帝落发，济从之出。每遇险，几不能免，以济术竟得脱去，相从数十年，后莫知所终。
此外，王恒《合璧记》、无名氏《西川图》亦大量征引明史。
［清］无名氏编撰，董康、吴梅、王国维、陈乃乾整理：《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蓉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清代编）（合肥：黄山书社，2009）重排本，页4。
同上注，页9。
［清］无名氏编撰，董康、吴梅、王国维、陈乃乾整理：《曲海总目提要》，天津古籍书店1992年影印民国十九年（1930）大东书局排印本。
本书《传奇汇考》原文如未特别说明，均引自京都大学文学部藏本，不再一一出注。
此据民国三年（1914）古今书室石印本《传奇汇考》录入。
此外如汤显祖之《牡丹亭》、吴伟业之《临春阁》此目均以为有所寄托，其谓《牡丹亭》乃托时事讥刺贵要，《临春阁》则隐刺福王。
此条笔者所见《传奇汇考》未载，据《曲海总目提要》录入。
此条笔者所见《传奇汇考》未载，据《曲海总目提要》录入。
［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集成》册七，页191。
［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集成》册七，页191。
同上注，页225-226。
［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传奇汇考》抄本第一册。
［清］高奕：《新传奇品》，《集成》册六，页225-273。
同上注，页225-271。
［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集成》册七，页225-226。
邓长风：《论〈传奇汇考标目〉别本的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3期、第4期。
邓长风：《论〈传奇汇考标目〉别本的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3期、第4期。
同上注。
［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214。
［清］晏端等纂：《续纂扬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清］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85。《扬州画舫录》卷五《新城北录下》亦有类似记载：“凌廷堪字仲子，又字次仲，歙县监生。侨居海州之板浦场，以修改词曲来扬州，继入京师，游于豫章、雒阳……始不为时文之学，既与黄文旸交，文旸最精于制艺，仲子乃尽阅有明之文，得其指归，洞彻其底蕴，每语人曰：‘人之刺刺言时文法者，终于此道未深，时文如词曲，无一定资格也。’”
［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107。
［清］史梦兰：《止园笔谈》，《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册1141影印清光绪四年（1878）刻本。
［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111。
黄强：《乾隆庚子扬州设局删改曲剧始末》（《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3期）一文对扬州设局删改曲剧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扬州画舫录》所记不确原因有三：一，《清实录》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乙酉十一月乾隆帝下旨删改古今杂剧传奇之违碍者，故奉旨设局时间不可能在此；二，查嘉庆《扬州府志》可知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任两淮巡盐御史者为寅著，伊龄阿于次年（1778）始任此职，而《扬州画舫录》云“乾隆丁酉（1777），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可知《扬州画舫录》所载不确。三，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引凌廷堪语云：“乾隆庚子冬（1780），两淮巡盐御史长白伊公龄阿奉旨删改古今杂剧传奇之违碍者，次年（1781）属余襄其事，客于扬州者岁余”。其受伊龄阿之聘客扬州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初一。凌氏所记时间与黄文旸自序所记时间完全吻合，俱可证《扬州画舫录》所记之失误。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一载有《书黄氏〈通史发凡〉后》一文，云：“《通史发凡》四卷，甘泉黄君秋平撰，黄君将为《通史》，属草未竟，此其例目也，秘不示人，乾隆辛丑（1781）夏，余在扬州借而读之。”是可证黄文旸、凌廷堪是年均在扬州从事删改词曲的工作。［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册1480-1481影印清道光六年（1826）张其锦刻本。
转引自黄强：《乾隆庚子扬州设局删改曲剧始末》（《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3期）。
同上注。
［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108。
苗怀明：《董康和他的〈曲海总目提要〉》（《博览群书》2002年第3期）。
黄文旸原编，无名氏重订，管庭芬校录：《重订曲海总目》，《集成》册七，页317。
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十三《人物五·文苑》云：“黄文旸字秋平，贡生，素通声律之学。乾隆年间两淮盐政设词曲局，延为总裁，成书进呈。”［清］晏端等纂：《续纂扬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所成之书是指删改后的戏曲剧本？还是另有所指？有无可能指《曲海》一书？值得探讨。
据［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统计。《扬州画舫录》有乾隆乙卯（1795）年自然盦初刻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方浚颐重印《扬州画舫录》本，中华书局校点底本为乾隆乙卯（1795）年自然盦初刻本。
［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