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戏曲研究者们开始回顾上个世纪戏曲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吴书荫《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明代戏曲文献史料概述》、张正学《近百年来戏曲文献的重要发现及其意义》、李舜华《清代戏曲文献简述》、郭英德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和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中的戏曲研究部分、苗怀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均为此类论著的杰出代表，尽管这些论著并非专为戏曲目录研究而作，但它们对二十世纪戏曲文献整理与研究历史的详细回溯，理清了古代戏曲目录整理与研究的脉络，用丰厚的文献资料和详细的考证还原了百年研究史的本来面目，在这种认真的回顾中，包含了研究者们鲜明的现实指向，这启发我们更加认真的从古代戏曲目录中汲取营养，建构更加完备的戏曲目录著录体系，编撰更加完善的戏曲目录著作，进而推进中国戏曲史的研究。
通过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戏曲目录整理与研究历程的考察，笔者认为，古代戏曲目录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在戏曲目录文献整理方面，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迄今为止，比较重要的戏曲目录著作我们基本都可以方便的查找并加以使用，具备了对它们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比如傅惜华主持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和吴书荫的《曲品校注》等著作以校勘之精、材料之富一直以来便颇受学界的重视和好评。除此之外，少数较为珍贵的戏曲目录著作如《曲品》、《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今乐考证》大都采取了影印出版的方式，均有影印本供我们使用，但其中有些著作影印于民国时期或解放初期，如《今乐考证》影印于1936年，天一阁旧藏明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印刷数量有限，时至今日，已不便于寻找和使用。此外，部分影印目录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如《续修四库全书》影印《远山堂曲品》与《远山堂剧品》时，将二者冠名颠倒，张冠李戴，很不利于初学者使用。此外，一些重要的戏曲文献校点本由于出版较早，而迟迟没有再版造成了使用上的不便，如黄裳的《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出版于1955年，路工的《访书见闻录》（收有《曲品》重要版本）出版于1985年，二者于戏曲目录研究都十分重要，但现在很难见到。同时，学界也期待新的戏曲文献资料被发掘出来，新材料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新问题的提出，如钱曾《述古堂书目》新版本的出现，与出自同一人之手的《也是园书目》都著录了戏曲作品，如何甄别使用便需要进一步探讨，而问题的解决也必将推动戏曲研究的进步。
其次，戏曲目录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第一，戏曲目录宏观研究方面，迄今为止，除杜海军教授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倪莉博士的研究之外，对中国古代戏曲目录进行系统研究和宏观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如何在戏曲目录分期的基础上更准确的把握各期特点，并融会贯通，更加全面的研究戏曲目录是一个重要问题。如古代戏曲目录与古代戏曲观念的演进、古代戏曲目录与古代戏曲的传播、古代戏曲专科目录发展完善的过程梳理等等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第二，中国古代戏曲目录微观研究有待深入。戏曲专科目录之剧目来源、著录体例、著录特色、学术价值需要详细加以分析；部分戏曲专科目录的研究仍有空白或学术界仍存争议，需要我们给予辨析解决。如《曲海目》、《曲考》的关系、《传奇汇考》编撰时间、编撰者的问题等。部分综合目录著录戏曲作品数量十分可观，但不为前辈学者所知所重，其学术价值有待发掘；部分戏曲专科目录编撰者同时还编撰有综合目录，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戏曲目录在文献学、戏曲史、文化史上的多重价值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发现。建构较为完整独特的研究体系，辨析前人研究中的得失，弥补前人研究中的缺陷，尽量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难点”，是本文的努力方向。对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研究必将推动戏曲研究和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的进步，同时，对中国戏曲专科目录的建构和完善也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本书分为六章：第一章对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类别与特点及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编撰者身份、编撰动机及目录功能进行概述。第二章、第三章着重研究元、明、清三代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和综合目录中戏曲作品的著录情况。客观呈现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萌芽、成熟、集大成的发展轨迹；详细考察重要戏曲专科目录的剧目来源、著录体例、著录特色及学术价值，对个别戏曲专科目录存在争议或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考辨；系统总结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的类型与特色。第四章考察明、清两代官修书目与私人目录中戏曲作品的著录数量、剧目来源、部类划分，并探讨社会文化风气、目录编撰者家族文化因素、戏曲创作情况对综合目录中戏曲作品著录的影响，对个别重要戏曲文献在藏书家之间的流通情况给予特别关注。第五章在历时性考察中国古代戏曲专科目录及中国古代综合目录戏曲作品著录情况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中表现出的中国古代复杂的戏曲观念进行深入分析和初步总结。第六章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中戏曲作品的著录情况对中国戏曲文本阅读群体、古代戏曲文本传播中的版本形态、经典戏曲文本传播等问题进行探讨。
本书综合运用文献学、戏曲学、传播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将宏观的历史梳理和微观的考证辨析相结合；将文献考证与理论阐释相结合；将个体研究与对比研究相结合；将目录研究与编撰主体研究、编撰主体戏曲文化活动研究相结合，知人论世；将目录研究与戏曲创作、文化思潮相结合。力图做到言之有据，使论述建立在文献考察的坚实基础之上，通过详细的文献梳理和分析考辨解决戏曲目录微观研究中的疑点、难点；同时做到视野开阔，不仅仅局限于文献的琐屑考证，而要体现出宏观的戏剧史和文化史眼光，力求对戏曲史、文献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使研究成果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对古代戏曲专科目录的编撰具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