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沧海横流——从鲁迅《伤逝》看萧红的出逃
可厌的人群，
固然接近不得，
但可爱的人们
又正在这可厌的人群之中；
若永远躲避着脏污，
则又永远得不到纯洁。
——萧红《沙粒》
当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上的“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笑”成为名言之后，回顾五四时期的女性，尤其令人感慨。物欲已成为当代人择偶的最高标准，谁还能够理解，百年前的那些知识女性们，纷纷逃离家庭的行为中隐含的心理动机？然而正如萧红所说，“口渴时的那个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在现代教育中受反封建思潮洗礼的五四女性为了自由和爱情，曾经用生命去抗争过，逃离那个黄金的笼子！
罗素在《我为何而生》里写道：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以恋爱为题材的小说，他用鲜明的形象，阐发了他对于“娜拉出走之后”困境的思考。女主人公子君，出身于封建大家庭，因为接受了新时代的教育，深受个性解放思想熏陶。男主人公涓生作为她的精神导师，“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使天真的子君对他无比崇拜：
我是我自己，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
在涓生的支持和鼓励下，子君也成为一个大无畏的五四新女性，以致她敢于在鼻尖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的“鲇鱼须”的窥视下，在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雪花膏”的嫉妒下，一次次走进涓生居住的会馆。她不顾世俗的非议，无视家庭的阻挠，义无反顾地奔向她所向往的理想生活和自由婚姻。
女性解放的时代理念，加上爱情伊甸园的诱惑，足以对抗顽固的封建伦理道德。然而，凭着小知识分子那天真而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要在伦理秩序依然顽固的封建型社会中，寻觅个人的幸福，势必会被严酷的现实击败。在涓生失业后，为了摆脱生活的重负，他像甩开沉重的包袱一样，甩掉了成天忙于养鸡养狗、洗衣做饭的家庭妇女——子君。鲁迅通过这个爱情悲剧，警醒那些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
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萧红和子君一样，出走是为了追求理想和爱情，然而她在男人间的动荡流离，都印证了鲁迅的先见之明。
萧红10岁的时候，进了呼兰县立第二小学，这个学校又称龙王庙小学，是男女生分开教学的。她在这里读了四年，因父亲张廷举被提升为该校校长，为了避嫌，于是转到县立第一小学的女生部上高小。在回忆性散文《小城三月》中，思念故乡的萧红，温情脉脉地描绘了她曾经生活过的大家庭图景：
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他们开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里来，大讲他们那里都男孩子和女孩子同学。
萧红的堂兄妹们都是读书的人，她对知识的海洋也充满了游弋的乐趣，因而也有了小小的一些优越感。十几岁的翠姨，是萧红继母梁亚兰的妹妹，因为外祖母也是继母的缘故，与梁亚兰并无血缘关系。由于经常到姐姐家住，翠姨与萧红的一个堂兄产生了朦胧的情愫。没有读过书的翠姨，充满了对知书达理者的渴望和崇拜：
大概她心里边也有些不平，她就问我不读书是不是很坏的，我自然说是很坏的。而且她看了我们家里男孩子、女孩子通通到学堂去念书的。而且我们亲戚家的孩子也都是读书的。
（《小城三月》）
在学习的天赋上，萧红明显超过了家族中的兄弟们，因而得到伯父的另眼相看：
我渐渐长大起来，伯父仍是爱我的，讲故事给我听，买小人书给我看。等我入高级，他开始给我讲古文了，有时候族中的哥哥弟弟们都唤来，他讲给我们听，可是书讲完他们临去的时候，伯父总是说：“别看你们是男孩子，樱花比你们全强，真聪明！”伯父当着什么人都夸奖我：“好记忆力，心机灵快。”
（《镀金的学说》）
然而女孩子聪明又怎样呢，她的归宿不过是婚姻，14岁的时候，父亲将她许配给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子。然而，萧红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对外面广阔世界的强烈渴望，使她背叛了父亲给她铺就的安稳平静的婚姻家庭道路。
17岁那年，父亲不让萧红升入中学，她卧病在家几个月，最终以出家当修女相抗争，才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女子第一中学校”（简称“东特一女中”）初中一年级。在学校里，萧红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积极参加各种抗战救国的社会活动：
组织宣传队的时候，我站过去，我说我愿意宣传。别人都是被推举的，而我是自告奋勇的。
（《一条铁路的完成》）
1928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着就是1929年。于是根据着那第一次的经验，我感觉到又是光荣的任务降落到我的头上来。
对于我们那小队的其余三个人，于是我就带着绝顶的侮蔑的眼光回头看着他们。他们是离得那么远，他们向我走来的时候，并不跑，而还是慢慢地走，他们对于国家这样缺乏热情，使我实在没有理由把他们看成我的“同志”。他们称赞着我，说我热情，说我勇敢，说我最爱国。
（《一九二九底愚昧》）
她的社会使命感如此强烈，以致连与她同行的男生们都自愧不如。萧红在活动中感受着中国人的麻木冷漠，也在黄包车夫掏出微薄零钱捐赠的行为中，感受着底层贫苦民众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国热忱，和质朴无私的同胞情怀。在社会活动的交往中，聪明而英勇的萧红，引起了男生的关注：
正在那时候，就是佩花大会上，我们同组那个大个的，鼻子有点发歪的男同学还给我来一封信，说我勇敢，说我可钦佩，这样的女子他从前没有见过，而后是要和我交朋友。
那时候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来，现在想：他和我原来是一样混蛋。
（《一九二九底愚昧》）
然而萧红在阅读和思考中反思着人性，也怀疑一九二九年反对苏联学生运动的意义，最终把自己归结为“愚昧”。她早早地看透了煽动性思想对青年学生的欺骗，甚而终身做了政治的冷眼旁观者。
哈尔滨，是萧红追梦的起点，也见证了她梦幻成泡影的种种苦难历程。在此期间，她的感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发现未婚夫吸食鸦片，思想激进的萧红对这种堕落的行径不能容忍，而在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中，她更崇拜的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大学生，于是，她和就读于哈尔滨法政大学的姨表兄陆振舜产生了感情。
萧红向父亲提出解除与汪恩甲的婚约，却遭到父亲的严辞拒绝。萧红陷入了父母之命与自由爱情的痛苦抉择。在当年同学好友的记忆中，萧红变得喜怒无常：
她却突然变得心事重重，默默无言，不愿跟我们一起读诗了。她常常在夜里暗暗哭泣，星期天偷偷地喝酒。
据萧红的同学沈玉贤说，她们当时已经在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鲁迅《伤逝》一类作品了，她们也都怂恿她出走。于是，和子君一样，初级中学毕业的萧红，就在同学的鼓励和表哥陆振舜的支持下，逃婚去了北平，做了“出走的娜拉”。
年轻人的想法是简单的，然而没有经济来源的穷学生，怎么可能脱离家庭的控制呢？1930年4月份，陆振舜去北平入中国大学读书，并帮助萧红进入女师大附中高一读书。他和萧红准备依靠陆家供给的生活费，在北平继续读书。然而走失了女儿和媳妇的张王两亲家，很快追查到了萧红的下落。陆家得知真相，迫于亲戚压力，也拒绝供给生活费用。寒意渐袭的初冬，萧红连件棉衣也没有，他们在北平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自由的樱桃是诱人的，但如果没有了底下果腹的蛋糕，就渺小得不值一提。陷入困境的陆振舜，最终决定向家庭妥协，带萧红返回哈尔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