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舒芜为什么转变，除了大环境外，还有哪些具体因素？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有感于一些评论者似乎没有看见，只好简要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全国人民沉浸在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中。舒芜在南宁被上级信任，担任实际领导工作，领导土改工作，“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他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的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并得到胡风的鼓励。
《舒芜集》第八卷中1950年3月9日给胡风的信：
从解放以来，学习了一些东西，主要的是在担任寒假教员研究班副主任的二十多天当中，从老干部们身上，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表现，和整风运动的伟大成功。举一个例，例如自由思想，暴露思想实际，联系自己，加以改造，这一套方法，就是我先前所未知道，现在看来确能解决思想问题的。这样来谈思想，才不落空，才不会变得如我们过去所担心的虚有其表。
……
胡风接我此二信，1950年3月29日复我一长信。关于我的去留问题，他说还是在南宁留一个时期为好，他说，当为工作所需要又为关系方面所信任时，于情于理，都不应匆匆离开。关于我在南宁要担任种种工作，他说，应该做需要你做的一切工作，接近老干部，从他们身上学习，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他强调地说：“最难者莫如被人需要，被人所知。”关于我说的暴露思想实际加以改造的一套方法，他说：“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而“《论主观》是一个大公案”，“这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早点印出来”，“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5」
这两段传递了三个信息，胡风希望舒芜：
第一，向老干部学习，这比什么都重要。
第二，要更深入地学习毛泽东思想。
第三，对《论主观》要自我批判。
也就是说，舒芜的转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也有胡风的鼓励。(不是“据说也有胡风的鼓励”，而是的的确确有胡风的鼓励——“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问题是真解答了，批判了，又成了无耻了，叛徒了！)
再看另一个因素。
全国的形势前面已经说了，具体到南宁，在《舒芜集》第八卷第361页有这样一段，1951年，北京文艺界土改团团长艾青来南宁讲话：“文艺工作是宣传工作，必须宣传共和国的领导思想，就是工人阶级思想。”“毛主席说‘中国沸腾起来了’，文艺界本身就未沸腾起来，与共和国蓬勃上升不相称。”“文艺界自由主义空气浓厚，见面不谈原则，不谈对共和国有重大责任感的问题。”“文艺界这种风气，应该结束了。这样下去，只有取消文艺工作。但是，共和国不能容许。我们是占世界第二位的共和国，不能容许这种可悲的现象。”“批评，对于被批评者有利。否则，共和国飞快前进，终于把它抛掉，那才是对不起人。”
舒芜当年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听艾青如此热情地再三称呼‘我们的共和国’，觉得这也表达了我的感情。而他始终把‘我们的共和国’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一切思想、文艺、理论、作风问题，都要看是否符合共和国的性质，是否适应共和国的需要、是否跟上共和国的步伐来解决，这在理论上比我提得高得多，尤其使我佩服。……艾青这个讲话，进一步促进我主动公开检讨的决心。”
如果不带偏见地看这些资料，显然可看出这是一个思想者在认真倾听真理的声音，他服从的是真理，而非权贵，至于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属于思想认识范畴。
舒芜的日记也如实记载了当年的思想历程。
1952年1月6日，舒芜因为带了一支革命队伍去贵县土改而兴奋，在《舒芜集》中引用了他当年这样一段日记「6」：
回顾这五年……首先要感谢党的教育，人民的教育，我觉得过去那些糊涂观念，虽然当作了不起的真理，坚持了那么久，今天看起来，实在是可怪诧的。
舒芜接着回顾当年的情景：
后来五十天的日记里，翻来覆去地说思想改造。全团下来的目的，明确地定为思想改造。我自己在工作中学习，学土改政策，学老干部的品质、作风、理论、方法，学贫雇农的立场，调查研究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一切的一切，时时处处事事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之批判之，实行自我思想改造。
从这段文字可看出，舒芜在诚诚恳恳地改造自己，态度严肃认真。他是把改造当作革命工作来做，当作亦师亦友的胡风先生的嘱托来做。
1950年9月下旬。舒芜代表南宁市中苏友好协会，来北京开会，9月25日路过武汉，第一次见到绿原，在当天的日记「7」中写道：
将要上车时，绿原赶来，在车上谈了二三十分钟，略知文化界大势，甚愉快。他说胡风正在京谈什么。他约我写点稿，谈文艺思想改造的，我决计要写。
10月2日日记「8」：
下午找路翎，见欧阳庄、鲁藜，闲谈，吃饭。同往胡风处，谈甚久。又遇鲁煤。
听他们谈，京中情况，原来如此，大吃一惊，不再想来了。
……
统战政策所启示的真理既是如此，那么，进步文艺界中人，可以联合的应该更多，我们过去孤立自己的做法对不对呢？
10月5日日记「9」：
下午，找胡风谈，和与路翎所谈相同，彻底检讨过去，真有“放下包袱”之感。
1951年11月2日日记「10」：
用早餐后，与邓燕林同访绿原，在他家吃饭，争论检讨问题。
11月10日日记「11」：
饭后，到绿原家，续谈问题，他渐能接受我的意思。
12月20日日记「12」：
晚，鲁煤来，谈甚久。
……所谓“谈甚久”，就是谈我那篇检讨文章。
从以上引文可看出，两年来，舒芜不断地学习，进取，转变，不是暗地，而是大张旗鼓地写信和朋友们探讨，当面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与朋友往复争辩，所谈均为思想改造，态度是坦荡的，并无暗箱操作，不可诬为“叛卖”。谈思想改造的文章还是绿原约的，更不是突然袭击。
至于舒芜想从南宁来京，则是弃官从民、弃权从文。在南宁时，舒芜是南宁高中校长，南宁市人民政府委员，政协、文联、中苏友协副主席副会长之类；调京前，广西以三个职位挽留——省文委秘书长(管教育局、卫生局，厅级)或者省出版社社长，或者省文联主席，都是正职，但舒芜均不为所动，只想教书、搞学术、搞研究，到北京也只是当编辑，诬为功利不合常理。不能据此栽赃为“借检讨调往北京”。
对于他的检讨，鲁煤也看出现实的巨大影响。
当年12月28日鲁煤有信给胡风，专谈舒芜「13」：
当然他的文章，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的。他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他说，胡先生在过去和现在无产阶级思想当然要比他多得多的，但是当时(希望社时期)许多小资产阶级，如他本人和方然之类，是站在这个大旗下面，充作无产阶级活动了的。情况大体如此。
补充说明一句：我想，他思想的发展，虽然不无偏激甚至错误之处。但是，他这种转变是在解放后两年实际工作中，和党的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接触中体会、学习和摸索到的，所以，当然也会有无限珍贵之处。……
我曾问他为什么不给你去信谈呢？他说在信上谈不清。辞不达意，倒反而弄得误会了(理论上)，等等；我相信这也是真的。
他说，他这些话都给绿原谈过(上个月他曾到武汉去参加中南文代会)，说绿原也承认过去是小资产阶级这个结论。所以，你还是去多问问绿原。
鲁煤的信，是客观公正的。
舒芜为什么转变，至此脉络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