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不少小城。宛平城真的太小了。如果它小得叫作“烧饼城”^[1]，那这个烧饼也算是最小的了。

何况，它又紧靠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城旁边，这座大城叫“北京城”。宛平在北京城的西边，路程仅只半日。它的方向和距离，又是这么富有诗意：“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表示我们的边疆远在西方。出发的征士和诗人，无不面向西方。那一天在一番温情暖语话别之后，差不多已近中午时分了。由北京城到卢沟桥畔，路虽短，惜别留恋之情总是长的。夕阳已在西下，正好拭去惜别的泪痕再去积蓄脚力。一切为了西出阳关的明天，宛平的情结在此。

谁能想到19世纪30年代一场大战在这小小的宛平城打响了。

这是一场正义之战，这是一场近百年来民族生死存亡在此一战的伟大的民族之战。

真的，为什么这场战争会从这个小城开始呢？这是突然的，而又不是突然的。因为这位巨人虽然睡在地上，它的胸膛最后终于活动起来了。由于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的沦亡，由于一·二八的淞沪抗战，由于冀东伪政权的成立，由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怒吼，又由于“双十二”西安事变抗战进行曲的前奏和预演，祖国的心脏早已在暗暗跳动了；但敌人更为狡猾，它要射出的炮弹早已滑入炮膛之中了。只是老百姓觉得突然，只是宛平城的守军和居民觉得突然罢了。

我是宛平之战的幸运者。那时我由外地回到北平，在一个小通讯处任记者，我便成了中外记者团中的一员。当日军炮弹已在宛平城墙上留下一个个弹孔，而我们二十九军将士还坚守在宛平城内的时候，我有幸目睹了宛平城千古不朽的英姿，我目睹了我们发出抗战第一枪的将士，我目睹了镇静自如的居民，我目睹了清洁的小小的街道，我也目睹了卢沟桥众多石狮和远方影影绰绰敌兵活动的身影。这一切我都看到了，只是没有可能进行采访。我所看到的比一部照相机底片上记录的多不了多少。所以在我写出的北平沦陷有关报道中并未写到宛平。那只是历史的一刹那，在我头脑中划上了一道印痕而已。这印痕颇深，而又是只有我有而别人所没有的。那时在中国记者当中我只认识金肇野，以后我们又相会在延安。如今他已年老有病，我还可以伏案写出此文。

我们这一代人与抗战史有关。我们这一代人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幸运的一生。有谁能够用自己的脚步跟随着战斗又胜利的新中国一起走来呢？这是没有办法把自己与祖国分开的事，有时简直胶不可分，所以我一生所写的或多或少地反映着战斗的影子和硝烟气味。1987年我出版了一本《南来雁》，那是我有意把一生所写有关抗战的作品收集在一本书里，其代序叫《半个世纪》，可见我已从抗战起走过半个世纪了。这本书也特别，其后记有三，写不完的后记，就是说它有说不完的事。我把这一本书理所当然地送给抗日战争纪念馆了，并且我又把其中一篇1987年所写的散文《宛平·弹孔·红指甲》放大复印了一份，也送给该馆了。为什么在几十年之后我才写了这篇短短的追忆文章，又为什么这篇文章只是虚写了一个外国女记者始终修她的红指甲？她始终没有下车，我想凡是我当时看到的，她在高处的汽车里都看到了。其小城，其街道，其弹孔，她都看到了，只是没有看到——我只是说，她在那天不注意之间，就在她在汽车上修指甲之间，地球上有一个四万万民众的民族拯救了自己，又从此有了自己命运的新生……这篇短短的散文中又有一句庄严的预言，那就是我说了当时宛平城墙上有多少弹孔，中国大地上就会有多少个“万人坑”。今天看来这个预言并不准确了。我在今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某次活动中曾提请统计一下中国大地上到底有多少个万人坑，一个个记载下来，再一个个建立纪念馆，给后人留下一个精确的数字，这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我说过，每年为了纪念“七七”和“八一五”，我都有文章发表，今年亦然。今年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出版了《抗日战争短篇精粹》一书，许多中学开展了读书活动。我参加了好几个这样的活动，我对那些十三四岁的青年学子有许多话要说。比如我在一个读书会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请他们回答。问题是：日本三岛远隔重洋，如何能在卢沟桥边向宛平城开炮呢？如何调兵遣将越洋而来呢？军队如何开来的？大炮又是如何一下子运来的？请他们回答，想不到这个问题颇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我这一问，他们有些愕然。敌兵竟能从天而降，原来历史竟是如此奇特而又残酷。

1995年8月31日

[1] 烧饼城：吃一个烧饼，就从东门走到西门。喻城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