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译介的特点
在上面，我们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通过列举的具体翻译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界在二十世纪，特别是近三十余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引人瞩目的。但在这一译介工作中，翻译家们是如何选择作品，又有哪些因素对整个翻译和研究工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整个译介工作又有哪些特点呢？下面，我们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对上述的这些问题做一分析和探讨。
一、翻译动机和选择
我们知道，翻译是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实践性很强。考察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我们看到，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一个翻译家选择一部作品来翻译，都出于某种明确的目的，并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翻译，基本可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形成了三个小的高潮。第一个小高潮是在1919年以后的十余年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在这期间，大量法国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包括二十世纪的作品，比如被称为“人道主义斗士”的法朗士，他的主要作品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几乎全部被引入我国。第二个小高潮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这个阶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也给翻译文学带来了良好的时机，一批优秀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作品被有目的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第三个高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从七十年代末至今，国家改革开放大业不断深入发展，翻译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学翻译，是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相比的。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发现，影响译者对所译作品的选择，既有一些相同的因素，也有一些与时代相联系的不同的因素。
在众多影响翻译的因素中，最为活跃的是译者的选择视角和动机，而译者的选择，除了个人的追求和爱好，如艺术上的追求、政治上的追求和审美趣味，还要受到社会、时代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如对法朗士的选择，无疑有政治、艺术和时代等多种因素所起的作用。翻译法朗士，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拉伯雷、蒙田、服尔德的光辉继承者，是他把法国传统的民主主义的火炬从左拉手中接过来，保持着它的纯净而旺盛的火焰交到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的手里，为今天的法国的战斗文学打下了基础”[29]。在赵少侯翻译的《法朗士短篇小说集》的《前记》中读到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译者的选择立场和标准。罗曼·罗兰在中国的影响超过他在法国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追求正义、追求真理的中国人民与他在心灵上产生的一种共鸣。傅雷选择了罗曼·罗兰，并将他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因为他认为：“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30]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动机，在这儿再明确不过。而三十年代初巴比塞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更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回响着正义的呼声。毫无疑问，在社会动荡和大变革的时期，译者选择一部作品，往往更为看重作品的思想价值。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在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被译介成汉语的大都是传统的、带有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求真的翻译动机和需要。
如果说在社会动荡变革年代，求真是主要的翻译动机和社会需要的话，那么在相对自由、安定的时期，求美则是翻译的主要追求。作品内在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也是译者选择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时非常重视的一个因素。如盛澄华选择纪德，是因为纪德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因为纪德作品的“艺术中并无咆哮与呼号，自然更无口号。他以纤净峻严的文笔暗暗地道出了人生的诸问题。他作品所发挥的力量是内在的”[31]。卞之琳翻译纪德的《浪子回家集》[32]，是因为纪德在这部书的六篇小说中，表现出了他的典型风格：“极富于圣经体的两重美，灵性的热烈和官感的富丽”[33]。《追忆似水年华》被介绍到中国，编者韩沪麟看重的是这部巨著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表现出了“文学创作上的新观念和新技巧”，而“普鲁斯特的这种写作技巧，不仅对当时小说写作的传统模式是一种突破，而且对日后形形色色新小说流派的出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4]。柳鸣九先生主编“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推出了各种体裁的作品七十种，“唯具有真正深度与艺术品位的佳作是选，并力求风格流派上多样化”[35]。
选择作家和作品加以译介，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参照因素。若对已被译介的二十世纪法国作家的情况加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两点：一是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作家被翻译的作品多，如米歇尔·莱蒙在《法国现代小说史》中重点介绍的作家和作品，几乎已被全部介绍给中国读者。二是获得重要文学奖的作家作品被译介的机会要远远多于其他作家的作品。漓江出版社于1996年推出了一套“获国际著名文学奖作家作品丛书”，主编吴元迈指出：“事实已经表明，世界各国的各种文学奖的创立与颁发已越来越显示出了自己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不仅对鼓励作家的创作热情、发现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引导读者的阅读、促进各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36]从翻译选择的角度看，文学奖的创立与颁发，对译者或出版社选择作品也同样起着引导的作用，像诺贝尔文学奖，在二十世纪，法国有罗曼·罗兰、法朗士、马丁·杜伽尔、纪德、莫里亚克、加缪、萨特、克洛德·西蒙八位作家获此奖；在二十一世纪，又有勒克莱齐奥与莫迪亚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些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这里不拟多加介绍。就法国本土而言，其文学奖历史悠久，名目也很多，最重要的小说奖有龚古尔奖、法兰西学院奖、费米娜奖、勒诺多奖、联合奖、梅迪契奖，还有八十年代初创立的保尔·莫朗奖等。二十世纪法国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得到译介，与他们获得这些奖项是分不开的。如龚古尔奖，从1903年评出首届获奖作品、约翰—安托万·诺的《敌对势力》至1999年法国新一代作家埃什诺兹以《我走了》一举夺魁，共有九十七部小说获奖。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在这九十七部小说中，至少已有三分之一的作品被译成中文。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起，龚古尔奖获奖作品成了我国出版社和译者的首选对象，每年十一月获奖作品一公布，马上便引进版权，组织翻译，在短时间内介绍给中国读者，如1998年波尔·贡丝坦的《心心相诉》，1999年9月就有了中文版[37]；1999年埃什诺兹的《我走了》，在获奖三个月后，就由余中先译成中文。除了文学奖作为选择参照之外，近年来，法国电台、报刊发布的作品排行榜，也是出版部门选择作品翻译的一个参照，尤其是通俗文学作品，这里不再赘述。
翻译作为一项有目的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同时还要受到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在《翻译批评论》一书中，在论及翻译批评研究时，指出翻译批评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翻译的诗学层面，二是翻译的道德层面[38]。而所谓“道德”，根据《辞海》，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之一”。若我们回头看一看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所走过的路，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柳鸣九长期从事法国文学研究，他对政治因素与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译介的影响有着深切的体会。在《一个漫长的旅程》中，柳鸣九再次提及了他在《凯旋门前的桐叶》一书自序中说的一段话：“从林琴南以来，中国人愈来愈多地接触、认识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佳作，时至今日，对外国二十世纪以前的文学已经咀嚼、体味了一个多世纪，但对外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的接触、认识却要少得多。民族灾难、战争纷争、社会动乱、自我折腾，使得中国人在这个世纪无暇及时追踪外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即使社会条件允许追踪一时，也完全是在政治道德要求与意识形态戒条的禁锢之下。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才得以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下接触与译介外国二十世纪文学。”[39]法国二十世纪的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文学和新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自发的选择与系统的组织相并存
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但它也可以是译者个人的一种文学行为，出版社的一种文化产品生产活动。从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情况看，我们已经谈过，零星的翻译与系统的组织相并存，零星的翻译，往往是译者个人的一种选择。如傅雷，出于他的爱好与追求，他年轻时对罗曼·罗兰创作的传记情有独钟，于是，他便进行翻译，并自费出版。从对作品的选择形式看，特别是近三十余年来的翻译，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译者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追求，看中一部值得翻译的书后，向出版社推荐出版；二是出版社根据自己的选择标准（如今出版社似乎都遵循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双重标准），选定可翻译的作品，请合适的译者进行翻译；三是文学学术团体和文学研究专家从理论的高度，本着借鉴的原则，组织系统的译介。
近三十余年来，我国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翻译之所以取得较为瞩目的成就，除了得益于相对自由安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和译者所做的努力之外，与国内几家重视外国文学译介的出版社的努力，特别是与法国文学研究会前会长柳鸣九及研究专家的精心组织是分不开的。如《追忆似水年华》这一填补空白的汉译本的推出和工程浩大的“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问世，就是译者、出版社和文学研究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超时代、超流派”的杰作，它“空前大胆地运用了客观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它强调了知觉过程的相对性；它离经叛道，摆脱了线性时序的束缚；它通过形象、关联和巧合，安排了宏丽的布局”[40]。这部作品，艺术手段独特新奇，笔触细腻至极，作者以追忆为手段，借助超时空概念的潜在意识，凭借现时的感觉和昔日的记忆，通过嗅觉、味觉、听觉和触觉，立体、交叉地重现似水年华，追寻生命之春。为了表达的需要，作者在创作中充分调遣了独特的句法手段，采用或连绵，或分列，或交错的立体句法结构，句子长，容量大，结构巧，形成了为表达原作复杂、连绵、细腻的意识流动而刻意追求的独特风格。加之作者善用隐喻，比喻新奇、巧妙，给翻译造成了难以移译的重重困难。所以，尽管《追忆似水年华》可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媲美，但问世半个多世纪以后，一直无缘与中国读者见面。为了填补这一翻译的空白，译林出版社编辑韩沪麟做了大量的工作，说服了社领导，在八十年代中期将《追忆似水年华》列入了正式出版计划，一步步组织翻译，从选择翻译人员开始，然后制定长达数十页的统一的人名地名译名表、作品人物关系表，组织研讨会，与专家译者探讨作品风格和写作特色，组织审读译稿，甚至为确定作品的译名，组织了专门的讨论，在专家、译者意见难以统一的情况下，最终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敲定，成了译界的美谈。正是在出版社、译者和研究专家的通力合作下，《追忆似水年华》这一被称为“不可移译”的伟大作品才得以介绍给了广大中国读者。
在对法国文学的译介中，新中国成立前的商务印书馆，成立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及漓江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花城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海天出版社也积极引进选题，组织翻译法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此外，安徽文艺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法国大学128丛书”）、作家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等，都做了不少努力。《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当代外国文学》等刊物也为介绍法国现当代文学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它们推出的一些流派或作家专辑，对我们深入与系统地了解这些作家或流派的作品有很大的帮助。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是我国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工程，更是凝聚着主编、数十位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人员的心血。“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由柳鸣九先生主编，系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工程，全书共十批七十种，分别由漓江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据柳鸣九先生介绍，这套丛书从1985年开始筹划、编选、翻译，由漓江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三十五种，前后经历了十二个春秋。“就规模而言，它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套巨型的二十世纪国别文学丛书，就难度而言，它不仅在选题上是开拓性的、首选性的，而且每书必有译序，七十种书的序基本全部出自主编之手”；从“阅读资料、确定选题、约译组译、读稿审稿，再到写序为文、编辑加工，还要解决国外版权问题”，将“一个文学大国在一个世纪之内的文学，精选为七十种集中加以翻译介绍，构成一个大型的文化积累项目”，这一工程，对主编来说，无异于“西西弗推石上山”[41]。柳鸣九先生组织翻译出版这套丛书，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便于中国人对法国现当代文学有直接的认识与了解，二是为中国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研究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三是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做一积累性的工作。在制订计划与确定选题方面，主编也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所选入的皆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名家的杰作巨著或至少是重要文学奖中文学新人的获奖作品，唯具有真正深度与艺术品位的佳作是选，并力求风格流派上多样化，但又要与通俗文学、畅销书划清界限，以期建立一个严肃文学的文库。”[42]
这一视野开阔、目的明确、组织严密、译介系统而有质量保证的大型文化工程，在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篇章。
有组织的译介，对选择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进行翻译，促进研究，为我国文学创作提供养分，繁荣我国的文学创作，具有积极的意义。九十年代以来，专家学者与出版社频频合作，系统地译介某一流派、某一作家的作品，使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进一步向深度发展，如柳鸣九主编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和《加缪全集》，郭宏安等主编的“新人间喜剧书系”，吴岳添编选的《法朗士精选集》，译林出版社的“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加缪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法国当代文学丛书”，中国书籍出版社的“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品系列”，许钧主编的“杜拉斯文集”和陈侗、杨令飞选编的《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以及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等[4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痴迷于法国新小说派和现代派艺术的陈侗所策划的“午夜文丛”。据陈侗介绍，“午夜文丛”即为法国“午夜出版社作品丛书”，是湖南文艺出版社与法国午夜出版社之间的一项较为持久的合作项目，出版的主要有《逃亡者——克里斯蒂安·加伊小说选》（王战、赵家鹤译）、《工厂出口——弗朗索瓦·邦小说选》（施康强、程静、康勤译）、《高大的金发女郎——让·艾什诺兹小说选》（车槿山、赵家鹤、安少康译）、《女巫师——玛丽·恩迪耶小说选》（姜小文、王林佳、涂卫群译）、《望远镜——新小说新一代作家作品选》（李建新、张放、康勤、赵家鹤译）、《史前史——新小说新一代作家作品选（2）》（余中先、曹娅、曾晓阳、赵阳译）等[44]。此外还有克洛德·西蒙的《刺槐树》（金桔芳译）、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欲念浮动》（徐普译）和《吉娜》（南山译）、艾曼纽·朗贝尔的《我的大作家》（王金英译），以及《贝克特选集》（余中先、郭昌京等译）等。
三、翻译与研究互为促进
译介外国文学，意义是多重的，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交流中，翻译总是承担着根本的角色。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翻译什么，引进什么样的作品，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层次的译者的个人活动，它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借鉴什么吸收什么的重大问题。选择一部作品，要求译者对这部作品的各种价值要有深刻的理解，包括对原作风格的识别，对原作审美价值的领悟，甚至对作品所蕴涵的细微意义也要有着细腻的体味。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一个流派的译介，离不开研究这一基础，没有系统的研究为基础，选择有时会是盲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是翻译的前提，但反过来，翻译也可以促进研究。从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情况看，翻译与研究始终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一般来说，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对这个作家的介绍为先声，尽管这种介绍开始往往是肤浅的、片面的，甚或是错误的。而翻译的过程，也是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了解的深化过程，等作品翻译过来后，给广大不通外语的读者提供了阅读、了解的机会，也为不懂外语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文本，从而有助于深化人们的理解和认识，为日后的借鉴与吸收，丰富民族文化，促进其发展打下基础。
由于翻译与研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不少译著宏富的翻译家，同时也是出色的研究专家，也有不少研究者因欣赏、喜爱一个作家的作品，而走上了翻译的道路。通过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在读者的心头，不少翻译家的名字跟某个作家或某个流派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如梁宗岱与瓦莱里，卞之琳与象征派，徐知免与克洛岱尔，赵少侯与法朗士，傅雷、罗大冈与罗曼·罗兰，盛澄华与纪德，高行健与荒诞派戏剧，郭宏安与加缪，桂裕芳与莫里亚克，罗国林与季奥诺，王道乾与杜拉斯，等等。
在许多译本中，我们可以读到具有相当研究深度的译序，有的序是请专家作的，是专家的研究成果；也有的序是译者自己写的。这些译本序或译后记，集中反映了译者对所译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有的具有很高的价值。前者如“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主编几乎为每个译本都写有译序，这些译序，涉及面广，“从普鲁斯特到萨洛特的心理现代主义的发展、从莫里亚克到龚古尔文学奖众多获得者的传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巨流、从马尔罗到萨特与加缪的震撼人心的哲人文学、从罗伯—葛利叶到克洛德·西蒙的文学实验‘新小说’”[45]，构成了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一些重要课题的系列研究。后者如郭宏安翻译加缪的作品。郭宏安翻译加缪，是基于加缪深刻的思想和有度而“高贵的风格”。他翻译了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局外人》《堕落》《流放与王国》等重要作品。翻译加缪作品，郭宏安是有其研究作为基础的，但翻译的过程，也是郭宏安对加缪的思想与艺术的认识与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他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阿尔贝·加缪卷[46]写的译本前言《加缪与小说艺术》长达一万五千余言，对加缪的小说艺术进行了系统研究与分析，为广大读者阅读加缪、理解加缪提供了一把钥匙。
翻译促进研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像对纪德的研究，对罗曼·罗兰的研究，对新小说的研究，翻译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应该看到，对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有一个不断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如我们在上文提到过，对作家的作品的一般介绍，往往会流于表面，甚至片面。特别是在以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一个作家和作品的主要标准的年代，对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评价和研究有可能会失去把握，对作品的艺术价值认识不足，而翻译，则可能有助于改变人们这种标签式的认识方法，让读者通过阅读作品来全面认识作者。如对纪德，若以政治标准和个人的生活来对之加以评价，往往会把他打入冷宫，但盛澄华通过对纪德作品的翻译，加深了对他的认识。针对某些批评家对纪德的恶意批评，盛澄华指出：“法国论纪德者最大的错误在于以法国的文学道德的准绳去衡量纪德，挑拨多于理解。批评家高于作家，批评家所属（党或派）高于批评家自己”；“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应予以理解，而非衡量，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他自己的尺与秤”[47]，而作品的翻译，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作品本身，提供了人们认识和研究作家的尺与秤。
在中国，对法国现代派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以翻译冲破偏见和思想禁区，深化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如对荒诞派戏剧的译介，就为人们对之进行正确的评价提供了“尺与秤”。法国荒诞派戏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部分学者的最初认识中，是一种“堕落的艺术”[48]；“在尤奈斯库的戏剧里，点起灯笼火把也寻觅不着与生活真实相关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足迹”[49]。但在二十年之后，当一批荒诞派戏剧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之后，无论是外国文学研究者，还是中国戏剧界，对荒诞派戏剧都有了新的认识。荒诞派戏剧的翻译，无疑为中国探索话剧艺术的多元化，促进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新小说，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以翻译促进研究、拓展视野、深化认识的过程，柳鸣九在《“于格洛采地”上的“加尔文”——阿兰·罗伯—葛利叶》一文中对这一问题有过详尽的论述[50]，这里不拟赘述。
普鲁斯特是法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工程。在普鲁斯特的这部巨著被翻译成汉语之前，中国对普鲁斯特的了解很少，更谈不上什么研究了。正是《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为人们了解、研究普鲁斯特提供了可能性和广泛接受的机会，起到了对研究的推动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自《追忆似水年华》汉译本出版以来，有关普鲁斯特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国外文学》《文艺报》以及大学学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章有近百篇，比较重要的有罗大冈的《试论〈追忆似水年华〉》（《追忆似水年华》“代序”），柳鸣九的《普鲁斯特传奇——〈寻找失去的时间〉》，郑克鲁的《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普鲁斯特的语言风格》，以及张新木对《追忆似水年华》的符号学研究系列论文等。另外还有研究专著《经典的诞生——〈追忆似水年华〉文学批评研究》（臧小佳，外文出版社，2011年）和《普鲁斯特的美学》（张新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同时，《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和可贵的机会[51]。
研究促进翻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有助于选择有价值的作家加以译介；二是研究有助于拓展译者的视野，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三是研究有助于提高翻译质量；四是研究有助于提高普通读者对作家作品的认识，为译本的接受拓展空间；五是研究可以加强翻译功能的发挥，使翻译作品为丰富译语文化、促进译语文化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若考察一下我国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的情况，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研究对翻译所起的促进作用。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译介所做的一系列有目的的推进工作。首先，法国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自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几年来，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交流研究成果，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起到了导向作用。其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柳鸣九、罗新璋主编的“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以编译介绍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为任务，内容包括现代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文论、代表作以及有关资料，分辑出版，每辑一个专题，或以作家，或以流派，或以文学史问题为对象”[52]，为翻译工作者选择作家作品提供了参照。像已经出版的《萨特研究》《新小说派研究》《马尔罗研究》《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尤瑟纳尔研究》《阿拉贡研究》《莫洛亚研究》《圣爱克苏贝里研究》等，有力地促进了有目的的借鉴和系统的译介。
四、广泛与直接的交流促进了翻译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特别是当代法国文学的译介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有关流派、作家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觅得，特别是与一些健在的作家，可以尝试着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一些作家已经去世了，也还可与他们的亲属好友建立联系、进行交流。这些条件，是翻译十九世纪以及十九世纪以前的作家的作品所不具备的。
译者与作家直接的交流，无论对选择作品，还是提高翻译质量，都有重大的意义。回顾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作品的翻译都与译者和作家之间的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交流增进友谊、促进了解，更为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法国了解中国文化，中国认识法国文化，都离不开双方的接触与交流，而译者与作家的直接交往与交流，是文学交流和文化交流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有一批学生赴法国留学，有了直接了解法国社会与文化的机会，在各自的学习研究中，与一些著名作家和文学研究专家建立了联系，发展了友谊。如上文中我们多次提及的梁宗岱，他于1925年到法国留学后次年与伟大诗人瓦莱里相识。在他们后来相互的交往中，瓦莱里通过梁宗岱的译诗，渐渐地对中国民族有了一定的了解，认为中国民族是“最富于文学天性的民族”；梁宗岱则在对瓦莱里的研究中，发现了他“旅程的方向”，深得象征主义诗歌的真谛，将瓦莱里的不朽名著《水仙辞》等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在整个二十世纪，译者与作家之间的交往，例子不胜枚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交流更是越来越频繁。一批法国重要作家，也有机会来到中国，如罗伯—格里耶、米歇尔·布托尔、罗兰·巴特、吕西安·博达尔、勒克莱齐奥等，与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进行直接交流。中国译者通过各种不同方式，与法国作家进行接触交流，如写信、拜访、参加研讨会等，直接推动了翻译工作。如罗国林，在访法期间，拜见了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端木松。在这次访问之前，罗国林原来计划翻译他的小说《上帝及其生平和业绩》，但通过直接交流，最后选定了《流浪犹太人的故事》一书[53]。像罗国林这样的例子不少，直接的交流有利于选择好的作品进行翻译。另外，译者通过交流，更有利于理解作品，特别是遇到作品中的理解难点，可以直接向作家请教，如笔者在翻译特洛亚的《莫斯科人》、博达尔的《安娜·玛丽》、勒克莱齐奥的《沙漠的女儿》和《诉讼笔录》、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等作品时，都曾向作者直接请教，他们为译者正确理解原文，把握原作的精神，领悟原作的风格，提高翻译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特别是作者为中译本写的序言，更为中国读者认识与了解作家作品开启了一扇明亮的窗户。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法文学文化的交流的增多，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界不仅通过交流，选择翻译了一批又一批杰作，更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一些学者利用访法的机会，制订了详尽的计划，对当代法国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有目的的采访，如柳鸣九于1981年10月至1982年1月，在法国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学术考察，在考察访问期间，拜访了新小说派的领袖人物罗伯—格里耶，龚古尔奖得主皮埃尔·加斯卡尔，存在主义文学大家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家之友”克洛德·迦里玛，“掌握着龚古尔学院标准”的著名作家艾玛吕埃勒·洛布莱斯，“不朽者”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现代派文学的‘工匠’”米歇尔·布托尔，以及著名作家娜塔丽·萨洛特、皮埃尔·瑟盖斯等[54]。这些访问，对柳鸣九主编“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他把握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深入研究有关流派、作家和文学现象，有不小的帮助。
应该看到，法国文学，特别是法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法国政府的文化政策。法国政府为发扬法兰西语言与文化，扩大法兰西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多年来一直采取积极的措施，增进外国学者和翻译家与法国文学界的联系，为他们提供直接交流的机会。如法国文化部拨出专款，设立“奖译金”，每年邀请三十来位优秀的翻译家从世界各地去法国进行为期两至三个月的访问，带着翻译研究或翻译项目，与有关作家、出版家或研究专家进行直接交流。法国有关部门还在南方美丽的历史名城阿尔设立了“国际文学翻译中心”，为各国翻译家在法国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许多便利条件，每年11月还在这儿举行文学翻译研讨会，让各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研究专家与法国文学界进行切磋、交流。近三十年来，我国有四十多位翻译家和学者获得了法国政府提供的“奖译金”。另外，法国政府还牵线搭桥，为中国和法国的出版社、中国翻译家与法国作家、中法两国的文学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提供各种帮助，为中国选择翻译项目、引进版权做了许多促进工作。特别是1991年启动的“傅雷计划”，对法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的翻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像商务印书馆组织的两百种“我知道什么？”丛书，三联书店与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的“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及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海天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在此之后出版的一系列当代法国文学作品，都得益于这一计划[55]。
五、一支富有活力的出色的翻译队伍
我国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质量而言，都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和翻译界的同行所瞩目，这是我国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求真求美默默耕耘的结果。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家们怀着崇高的理想、远大的抱负，为丰富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中法文学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像前辈翻译家梁宗岱、卞之琳、戴望舒、李青崖、赵少侯、黎烈文、盛澄华、穆木天、金满成、傅雷、焦菊隐、罗大冈、闻家驷、李健吾、罗玉君、陈占元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老翻译家继续默默耕耘，翻译介绍法国文学作品，提供精神食粮，如郑永慧、许渊冲、郝运、沈宝基、罗洛等。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翻译的春天，在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中，出现了一批出色的翻译家，像北京的徐继曾、桂裕芳、施康强、郭宏安、罗新璋、沈志明、袁树仁、吴岳添、谭立德、罗芃、陈筱卿、葛雷等，上海的王道乾、林秀清、郑克鲁、王振孙、徐和瑾、马振骋、周克希、何敬业等，南京的徐知免、陈宗宝、汪文漪、冯汉津、陆秉慧、王殿忠、韩沪麟等，武汉的江伙生、张泽乾、周国强等，西安的张成柱，广州的罗国林、黄建华、程依荣、郎维忠等，长沙的佘协斌，洛阳的潘丽珍，广西的黄天源等，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二十世纪法国诗歌、戏剧、小说作品以及文艺理论著作。近三十余年来，在前辈翻译家的积极影响下，经过大量的翻译实践，一批年轻的翻译家在健康成长，像许钧、余中先、杜青钢、王东亮、秦海鹰、罗国祥、曹德明、朱延生、张新木、刘成富、边芹、杨令飞、管筱明、胡小跃、金龙格、董强、树才、李焰明、袁筱一、袁莉、黄荭、刘云虹、高方、曹丹红等，我国的法国文学翻译事业后继有人，前景看好。
在上面，我们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历史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并对其特点做了分析。有关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以及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产生的各种影响，如对中国当代文学观念、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等，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相关的课题，我们在下文中将加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