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爷爷的土屋
记忆中爷爷住的是一间土坷垃盖的房子，地基很高但是屋子很矮，踩在窗台上就能把手伸到屋檐下的麻雀窝里掏麻雀。没有养尘(天花板)，一抬头就能看到房梁和被熏得黑黑的柳树枝编的笆子。屋里点一盏煤油灯，发着一点点微弱的光芒，我们几个孩子趴在灯下写作业，爷爷在灯芯上点旱烟锅，吸一口磕一次烟灰，再装一次烟叶，靠到灯前点一次烟。每到过年的时候，父亲总是念叨着要去西沙窝南面爷爷的土屋看看。母亲听后总是不耐烦地说，老人去世20年了，土屋变成土堆了，去看甚呢？
大爹从西沙窝南面出来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爷爷作为第一代民勤移民来到西沙窝后，在西沙窝南面盖了一间土屋，建立了我们刘家人在后套的根据地。爷爷的土屋和村子里的其他土屋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一样的灰头土脸。爷爷土屋所在的西沙窝南面是一个什么地方，就连村子里岁数小一点的人也说不准方位。在广阔的河套平原上有好多向南的沙堆、高地被称为“南面”或者“圪旦”，所谓的“西沙窝南面”，只有出生在爷爷土屋里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知道准确地点。
爷爷在西沙窝落脚后，跟着又从民勤县老家迁来了爷爷的许多堂兄堂弟，我的这些叔爷爷们在西沙窝一带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大约形成东西南北四个定居点。叔爷爷多，叔叔伯伯就多。我们这些孩子为了分清是哪个爹爹(民勤话对叔叔伯伯的称谓)，经常用方位来区分，讲大爹的时候要讲清楚是南面大爹还是北面大爹，有时在一个定居点上又有好几个大爹，只好在方位上再加上大小来区分。可是说起“刘老师”就不用再用方位或者大小来区分了，专指一个人，就是我父亲的长兄，我的亲大爹，他是第一个从爷爷的土屋里走出来参加工作的人，是我们家第一个识字的人。
大爹中考时因为耽误了面试，所以未能到天津塘沽读中专。他从初中毕业就开始教书，但一直都是民办教师，临退休的时候才转正，正式领上国家工资，办了“农转非”。周围村子里识字的人，基本上都是大爹的学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村子里考个大学生就像卫星升空一样具有爆炸性效应，人们经常说大爹教出的这个学生考上了哪个大学，他教出的那个学生又考上了哪个大学，但是我没有什么深刻记忆。他留给我深刻记忆的是那件穿了十几年的被獾子抓破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应该是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大爹抱着一只獾子从乌兰布和沙漠里走出来，他上身穿的深蓝色中山装被这只小动物的爪子撕烂了，村子里的人围着大爹和獾子看稀奇。大爹给人们讲，他在野外发现这只獾子不行了，要抱回家给它打一支强心针看看能不能救活。当时我也挤在人群里，但是我对獾子的生死毫不关心，我关心的是大爹的衣服。过了几天，我发现大爹把那件中山装又十分整洁地穿在身上了，原来是大妈用平针把一道道裂口缝好了。过了将近十年，我上中学了，大爹还在乡中学做语文老师，我发现大爹还穿着那件被獾子撕破的中山装站在讲台上，只是深蓝已经洗得变成浅蓝，袖筒和衣领已经全部变成白色。
大爹是种地、教书两不误。站在讲台上他情绪饱满、谈古论今、激扬文字、一丝不苟地进行文化传承；下了讲台他就钻进庄稼地里锄地、培土、育苗，和其他农民没有任何区别。大爹的裤腿和鞋帮上全是泥巴，和其他农民不同的是，其他人收工后吸一支旱烟优哉游哉，大爹却还牵挂着课堂上的学生和课后娃娃们的作文本。大爹的衣服上全部是粉笔灰尘，和其他教师不同的是，其他人全身心地沉浸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书香世界，大爹下课后来不及洗掉手上的粉尘，就匆匆忙忙地扛着锄头钻进小麦地和玉米林里。
真的，大爹当民办教师的几十年里实在是太苦了。人们都说农民苦，可是大爹比农民还要苦三分。每天天不亮，大爹就骑个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来回穿梭。西沙窝一带的耕地十分分散，每户人家都分七八个地块，最远的地头之间相距将近十里，在浇地时其他农民可以在地堰上挖开一个口子，让渠水慢慢流淌，观察四周都上了水，就把地口填上，整个地块过水均匀，禾苗长势良好。大爹没有时间慢慢等候，因为他的学生还在课堂上等着他讲课呢。他在清晨扛着把锹到处挖口子，等到下课了再来填。至于水深水浅、浇得均匀不均匀就顾不过来了，所以大爹种的庄稼要么水深了淹死，要么水浅了受旱，基本上同类地中大爹种的庄稼产量是最低的。
常年的艰苦劳作、生活的压抑，致使大爹的脾气倔强异常。好多时候家里人并没有说错什么话，他就无由头地发火动怒。堂姐拿回的考卷成绩也并不是十分糟糕，却要被他打一顿。堂兄中午偷偷下河耍水，被大爹发现后被勒令跪在院子里反省，还让我们几个堂弟在现场观看，其实也是“杀鸡给猴看”，把我们几个小家伙吓得战战兢兢，生怕大爹发现我们玩水的印迹。有好几次放学回家，他都埋怨着说，这个教书营生他再也不干了，可是第二天清晨他又骑着自行车奔波十多公里去了学校。
虽然大爹已经退休多年了，可是大爹教书的动作和形象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一个比农民还要黑瘦的中年教师，骑着一辆破旧的吱吱作响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黄得发白的书包，书包里装着他的教案和课本，有时候还有一个或者半个馒头(那是他在乡中学教书时的午餐，在不装馒头的时候，他中午只在办公室里喝几杯开水，下午接着给学生讲课)，后座上还绑着一只蛇皮袋子(是下课后在回家的路途中给家里喂养的羊收集落叶用的)，即使身体已经十分疲惫，但是双目炯炯有神，好像看到希望就在距离脚下的黄土路不远的地方。
大爹为了方便给爷爷奶奶看病，还自学了医疗知识。练习过程十分残忍，为了找准穴位，他在自己身上扎银针，更可怕的是为了找准注射血管，他拿个针头把自己的两个胳膊扎成了血窟窿。
四爹跟我说，大爹有一次去城里找他，单位人跟他说，刚才有个穿得非常破烂的农民来找你。四爹立即更正说，那是我大哥，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一位人民教师!
大爹一直是我的骄傲，但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很不光彩。记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大爹家的两头耕牛走丢了，大爹跑到后山找牛。村子里的中学生问我，你大爹去哪儿了，一星期不给我们上课，扔下学生不管，课堂上已经乱套了。大爹寻牛归来，不料竟挨了爷爷的一顿棍棒。当时大爹已经50岁了，爷爷已经快80岁了。爷爷骂道：“应人事小、误人事大，让你不知轻重，人家娃娃上课的事情咱们能耽误得起吗？”大爹也不知道和爷爷争辩了些什么，我只记得他夺过爷爷手中的棍棒，把棍棒扔到屋顶上，气呼呼地骑着自行车向学校方向走了。
我真不知道大爹当年用了何等的毅力和耐力坚持做了30多年的民办教师。大爹当时的工资是500元，是年薪，不是月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陕坝念初中，一个月的伙食费大约是40元，大爹的工资只够供一个初中生的伙食，尚不足以维持一个大人的基本生活。而大爹家里五口人，我的三个堂兄堂姐当时都在上学。当时一头牛值1000元，也就是说大爹教书一年的工资是半头牛的价格。
二爹青年丧妻又回到西沙窝南面
要说二爹，得先说二妈。因为二妈，二爹的生命才有了一些暖色。但是二妈在我的记忆里只是一个坟堆和一张照片。
因为爷爷是我们家第一个到后套的人，我们家的祖坟在民勤县，爷爷在世时刘家的孩子对上坟是很陌生的。我对上坟的记忆是从给二妈上坟开始的，小时候每到过年和清明，比我大三岁的二哥(我家是按堂兄年龄大小排序的，二爹只有二哥一个儿子，但他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二)，总是斜挎个包，装着薄薄的一卷麻纸和两个馒头，从我家门前经过向沙窝走去。妈妈总是把我和弟弟从屋里喊出来，让我俩和二哥一起去给二妈上坟。二妈的坟在西沙窝的第一个沙头下，矮矮的，坟头压着几束干白刺，周围还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白刺堆，不仔细观察很难分辨出哪一个沙堆是白刺，哪一个沙堆是二妈。爷爷家有个相框，里面贴着许多亲人的照片。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趴在相框前认照片里的人，有一个梳着两条长辫子，非常年轻、清秀的女人我俩从来没见过，问奶奶她是谁，奶奶说是你二妈。我和弟弟惊叹道：“二妈好漂亮!”
二妈在生了二哥一两年后就病故了。据说二妈在结婚前就得了肺结核，当时女方家里人也给爷爷讲清楚了，但是二爹对二妈一见钟情，执意要娶。娶回家后二妈不能劳动，是二爹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营生。
四爹经常对我们说，在我们家族里，二爹是对妻子最好的。“大集体时分的白面很少，你二爹一口也舍不得吃，全留给你二妈吃。出外工的时候，不管走多远，你二爹也要在中午骑自行车回家给你二妈把饭做上。”
父亲说：“你二爹真是苦了，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到乌兰布和沙漠深处的孙队壕背柴草给你二妈烧热炕。”刚开始每天喊父亲一起去，但是凌晨背柴草，白天出外工，晚上再算全大队的工分账目，父亲实在受不了。后来二爹再喊，他就不去了，但是二爹依然如故。
四爹说，二爹刚成家的时候，非常有雄心壮志。当时大队在后沙坑里组建了一个农科队，委任二爹为队长。二爹对这个沙坑做了非常详尽的科学规划，计划在东头育苗，西头栽树，南头点瓜，北头种豆，还带正在上学的四爹深入他的实验基地做详细调研。四爹说，二爹当时那激情飞扬、壮怀激烈的样子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随着二妈的病故，二爹规划的一切蓝图都化为泡影，人生的理想和爱情一起凋零。
在我家旧房的东面，有一个很高的土堆，土堆上四堵墙，断墙上有窗洞和门洞，但没有门扇和窗户，也没有屋顶。父亲说这就是二爹结婚时的新房。后来二妈没了，二哥才一两岁，没有人照料，爷爷让二爹再回到西沙窝南面旧房住。河套平原盖房子的土坷垃多的是，椽檩门窗再盖房子还能派上用场，所以就把二爹的新房拆得光剩四堵墙。
“你二哥才可怜呢，五六岁了还软得不会走，娃娃干得就剩一张皮。”这是在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说的一句话。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二哥可怜，他成天和村子里的孩子打架、吵架，那些比我大的男孩在打架没有打过二哥后打我，那些比我大的女孩在吵架没有吵过二哥后骂我。我感觉二哥就是个惹事油子，典型的麻烦制造者。但是我对二爹的可怜是有深刻记忆的，每年秋收后公社举办物资交流会，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经常有大人丢了娃娃，或者走散了老人的现象发生。但是我在交流会上根本不怕走丢，因为二爹就在赶交流的人群中，他是最好找最好认的，那个穿得最烂，走得最慢，衣服上补丁摞补丁，腰捆一道烂绳子，头戴一顶破棉帽，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的人，就是我的二爹，一抬头就能看到。
二爹在二妈去世后未续弦，还得了冠心病，不能喝酒，不能激动。2000年春天，二爹帮邻居杀猪时经不住劝说，喝了两盅烧酒，回家后再也没醒过来，成了植物人，浑浑噩噩地病故了。后来大人们要将二爹和二妈合葬，可是二妈的坟已经被西沙窝的大沙头压得不见了踪迹。组织村里的青壮年劳力四处挖坑找不到，二哥雇推土机在沙窝里推了三天还是没有找到半点线索，没办法，只好把二爹一个人埋在爷爷坟地里，把二妈的遗骨留在刘家坟地外。
可怜的二爹，活着时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死后把这个可怜的故事埋到了坟里。
二姑在西沙窝南面的遗产是两毛钱
西沙窝南面有两个有姓无名的人，一个是我的二姑，另一个是我的三姑。
二姑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一根拐棍。孩提时我们弟兄几个所做的最开心也是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上树砍树枝，给二姑削拐棍。
二姑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抓兵时出生的，爷爷常说是他在“躲兵”逃跑时不小心把二姑掉在了冰窟里，害得二姑一辈子没长高。我们弟兄几个小时候都爱和二姑比身高，但是一上小学就不和她比了，因为我们都比她高了。
母亲说二姑一辈子没有出过家门，顶多是拄个棍在爷爷的院子里转转。我们几个侄子都是二姑看大的。爷爷家里再没有其他玩具，院子里有一个烂炉台，两三岁的我们围绕着烂炉台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四十多岁了却和侄子们有着同样身高的二姑在一旁看护着我们。
记忆中的二姑矮矮的，身体粗粗的，脸肿肿的，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她虽然干不了什么活，但是每天都在努力劳动，没见到有闲的时候。要么是趴在炕上扫炕，要么是蹲在灶台旁烧火，要么是“吭哧吭哧”地抱着一捆柴火从屋外往屋里挪。上小学二年级时，一天放学后我去了爷爷家，忽然觉得屋子里空荡荡的，灶台旁没有了烧火的二姑，炕上也不见了二姑的铺盖。听到奶奶正跟妈妈说：“你二姐在半夜把我叫醒，手里捏着两毛钱，跟我说，妈，‘这个钱你花吧’。”
二姑去世时，我们家在西沙窝没有祖坟，我父亲他们也不知道找了个什么地方埋葬了二姑。后来爷爷去世了，二姑也没有迁葬，因为民勤人有一个讲究，没有成家的、寿数小的人是不能进祖坟的。
唉!西沙窝一带的碱滩荒漠中又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
父亲当会计时，爷爷给他缝了两个兜子
父亲当了半辈子会计，半辈子村主任。
其实父亲小时候并不是算盘打得最好的，当时大队会计的后备人选有好几个，但是大队书记却选用了父亲，原因是村子里的人对爷爷的评价：“刘家人直骨，没有私心!”
为了省布，父亲他们小时候穿的衣服是没有兜子的。爷爷的家教极严，父亲说他十七岁当了大队会计后，爷爷让奶奶在他的上衣上缝了两个兜子，给他安顿，一个兜子里装公家的钱，一个兜子里装自己的钱，公家的钱和自己的钱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
在我和弟弟两个人考了学校进城读书，奶奶重病在床，家里经济特别困难时，母亲在我们面前唠叨，你们家人真是死脑筋!她说在1983年“解散大集体”，我们大队和另一个大队合并组建行政村的时候，父亲正当我们大队的会计。那时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因为超龄下台回家了，原大队班子成员只剩下父亲一个人，而且父亲还不在新组建的行政村委会候选人之内。原大队结余下2000元，在父亲的手上保管。母亲当时气狠狠地说，反正人家也不让你干了，这个钱只有咱们自己知道，不给他往外交了!尽管母亲唠叨了一晚上，但是父亲天不亮就起床了，在晨曦里一路小跑，把钱上缴了。我不知道当时2000元有多大的购买力，只知道1984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的缴费总计是四块五毛钱，其中学费三块(家庭困难的写申请可以减免)，书本费一块五毛(包括语文、数学两本书和十五个本子)，只知道那时的冰棍是三分钱一根，只知道那时的苹果是一毛钱两个。
父亲原本不是村主任候选人，但是在组织村民大会选举时，乡亲们高度一致地投了父亲的票。在父亲刚当村委会主任的头几年，是西沙窝变化最大的时期。土地承包到户了，骡马农具都分到各家各户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四五年间，家家户户都买了四轮车，翻盖了新房。
狂飙突进几年后，西沙窝一带再没有新变化。年复一年种的还是同样的地，打的还是同样的粮，到处都是腰线砖抹白石灰的一进两开房子，再没有看到新砖房。日子久了，天数长了，父亲开始灰心了，泄气了。农村工作越来越不好干了，过去谁不出外工挖渠会被当作没苦的人被大人、娃娃耻笑，现在淌水有人、挖渠没人了。过去大家夏收首先交公粮，现在摊派越来越难收了……
父亲实在不想再干了，去乡里请求辞去村委会主任职务。不料成了一起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全村一两千人自发地排成长队到乡党委政府请愿，要求父亲留任，父亲不仅没有辞去村委会主任职务，又兼任了村党支部书记。村里的人说：“刘家的人办事公道，现在的负担这么重，再换个其他人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
在农村长大，在农村上学，在田地里劳动了一辈子的父亲只会种地养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对发展农村经济再无新招数和新办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当村委会主任的时候，父亲配合盟建设银行扶贫给西沙窝通了电。在二零零几年当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父亲配合盟里的相关扶贫单位给村子里的农户建起了青贮窖池，村里养起了小尾寒羊，但是费力很大，见效很小，西沙窝一带还是八十年代的老样子。父亲年纪增长了，办法不多了，懈怠了，灰心了，终于坚持到2004年，在我调到盟机关党委作专职党务干部时，他辞去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回家专职种田了。有一次聊天，他说原来在后套的两任盟委书记来村里调研过党建工作。我说，那说明您的党建工作搞得很好啊!父亲黯然伤神，说都是作为全旗的后进村典型来看的。
2008年，我调到广东工作，带他到珠江三角洲的各个地方转了转，看到这里的农村到处厂房林立、车水马龙，他说早知道还有这样发展农村经济的办法我就再干几年，把咱们村的全旗后进村帽子摘了再回家。
三姑是西沙窝南面人心头的痛
每当我站在乌拉特草原上的时候，眼前总是幻化出一幅欢快的图景：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梳着两条长辫子，在鲜花盛开的草原上踏着青青草地，追逐着草丛中飞过的几只蝴蝶……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三姑住在哪儿？三姑长得什么样子？我经常一个人默默地想。邻居家宝子的三姑是个工商干部，穿着灰制服，戴着大檐帽，经常给宝子买衣服买玩具，还买配有图画的《宝宝学古诗》，我非常羡慕。
问奶奶，奶奶不说话。问爷爷，爷爷眼睛里转着泪水。问父亲，父亲说小孩子问这个干什么。母亲倒是态度好一些，说你三姑小时候就没了，她比你爸爸小，比你四爹大。
因为十分渴望知道三姑的消息，所以小时候我对有关三姑的传闻特别留意。听村里的大人讲，大姑出嫁到牧区，生了小孩后无人照看，爷爷就让三姑去给大姑看孩子。当时三姑还没有上小学，她是第一次到姐姐家，又是第一次到草原上，估计心情一定十分激动。牧区倒场，大人先赶着牲畜从这个草场到另一个草场，留下三姑在原先的蒙古包里看东西。晚上大姑他们没有赶回来，三姑一个人待在蒙古包里害怕，就走出去找姐姐和姐夫，在深山里走丢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姑出去找水喝，在山间的一个小水潭里淹死了。但对这两种说法我都非常怀疑，因为我在没上小学的时候跟着父亲去过三姑当年待过的草场，在草原的几个出口都有牧民居住，就是走丢也很容易找到。那个山间的小水潭就更加小得可怜，我进去游泳都没法伸展开手脚。
大约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爷爷家里来了一个常年在牧区放牧的老汉，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在深山沟里看到两条长辫子。爷爷、奶奶和在座的父亲、四爹痛哭失声。
我知道，乌拉特草原上空旷无人，而且野狼常年出没，那里的夜晚要么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一点声响；要么狂风大作，鬼哭狼嚎。我想象六七岁的三姑一定是一个人孤单地守候在蒙古包前，焦急地等待姐姐和姐夫的归来。天黑了，风大了，三姑饿了，渴了，心里害怕了，就循着羊群走过的路去找姐姐和姐夫。估计她在夜里把狼的两只蓝莹莹的眼睛当成了爷爷土屋的煤油灯，没有半点畏惧，没有半点犹豫，笔直地就朝着那个发光的、以为是爷爷土屋的方向走了过去……
四爹在广播站工作，爷爷送来稿纸
四爹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旗广播站工作，当了记者。爷爷每天都能通过大喇叭听到四爹写的稿子，喜悦在脸上，担忧在心上。这个奶奶换一颗西瓜臭骂三天，大爹丢一根铅笔狠揍一顿的倔强老头，出人意料、出奇大方地坐班车去旗里看四爹，还给四爹买了稿纸、信封和邮票。四爹说：“您买稿纸干什么？我这里有稿纸呢。”爷爷板下脸来说：“每天听到你的稿子我很高兴。你写稿子挣稿费有名又有利，但是你公私要分开。你写公家的稿子用公家的稿纸，你写自己的稿子就用咱们自己的信纸，投稿时就用咱们自己的信封和邮票，不能占公家的便宜，让人家说闲话。”
说句老实话，我的父辈和我们这些孙辈确实没有能够像爷爷说的那样，写自己的材料用自己买的稿纸。包括我写的这篇稿子也是利用空闲时间用办公室的电脑打出来的，按照爷爷的标准，就算是私人写作没有用单位的纸，但也用了单位的电。但是敬惜字纸、爱惜纸张我们是谨记在心的，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书本文具是绝对不敢乱扔的，纸张一定是正反两面全部写完。
西沙窝南面是大姑的根
大姑不是出生在西沙窝南面，大姑是在七八岁上由二爷爷过继给爷爷的，但是大姑把西沙窝当成她的根。记得我们上小学时，大姑也孙子孙女一大家了，可是她老是想回到西沙窝南面住娘家。
大姑为了方便孩子们上学，在旗里买了房子，除了给她的儿子、孙子做饭、陪读外就是侍候我们这帮侄儿、侄女。我们叔伯弟兄姐妹几个在城里读书都是住在大姑家，吃在大姑家，最高峰时大姑家竟有七个上学娃娃，邻居们还以为大姑开展了“月托”业务。在我们这些亲侄子考了学校或参加工作后，她还把叔伯的侄子收留在家里读书。
大姑是西沙窝一带的“公共大姐”“公共大姑”。因为西沙窝一带的人世代都是农民，绝大多数在城里没有亲戚，于是大姑家就成了村子里许多人进城落脚的地方。记得同村的一个邻居大叔随父亲到城里办事，晚上父亲带他到大姑家吃了饭，要领他到街上转转，这位邻居大叔说，我哪儿也不去，今晚就在大姐家住了。我的一个堂姑姑带着他的孩子到城里看病，没有睡的地方，大姑就让这个孩子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知道这个孩子患的是肝炎，我埋怨大姑说，他得的是传染病，不能让他住在家里的。大姑带着歉意低声说，城里再没有亲戚了，他们没有其他住处了。
虽然大姑住在城里，可是家里的陈设和爷爷的土屋非常相像。城里人睡床，可是大姑家里盘着炕，没有柴火烧就用炭火烧。城里人吃馒头，可是大姑总是蒸发面馍馍，一个大白馍馍裂着一道道细细的裂纹，微微带点酸味的清香扑鼻而来。大姑还会做民勤老家的月饼，锅有多大月饼就做多大，圆圆的像一个向日葵盘，面饼一层盖一层，一层上面撒着金黄的葵花瓣粉，一层上面撒着嫩绿的香豆子粉面，一层上面撒着黝黑的胡麻籽，每一层中间都涂抹了香油，四周都捏成像葵花瓣一样的面耳朵，一个挨一个，一个压一个。蒸熟之后大月饼香味四溢，但围观者不忍下手，生怕破坏了这件工艺精湛的美丽艺术品的绝妙景致。
现在大姑已经七十多岁了，得了两次病，身体状况不太好，坐在轮椅上需要人推。可是她念念不忘爷爷的土屋，总是念叨着要去西沙窝南面看看。
父亲他们是第二代西沙窝人，他们不像爷爷那般留恋老家民勤，因为民勤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地方。可是他们像爷爷留恋民勤一样留恋着西沙窝南面爷爷的土屋，留恋着他们的“老家”。
父亲他们弟兄几个长大成人后分家另住，我们堂兄弟几个全部进城读书。爷爷去世后，爷爷的土屋再没有人居住，西沙窝南面已空无一人，只剩下爷爷当年栽种的一园子树，现在棵棵都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只剩下爷爷当年用铁镐步犁开垦出的几十亩耕种地；只剩下爷爷一担担地担土用石鹅夯实的那一块高高的地基。
爷爷的土屋，是我们这个家族在后套逃荒活命的一个中转驿站，爷爷在这里盖房开地，生儿育女，繁衍生息，并言传身教，给我们留下丰厚的精神财富。
爷爷的土屋，是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灵栖息地，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爷爷的土屋看看，遇到不顺心的事也总想到西沙窝南面转转。
爷爷的土屋，是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高地和道德标杆。爷爷盖房的地方虽然已经湮灭成一个高大的土堆，但是那个土堆永远驻留在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永远屹立在西沙窝最高的最南面!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应该找个时间，带孩子到西沙窝南面爷爷的土屋看看。
写于2012年11月
(节选《大爹的执着》获《光明日报》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师生情·中国梦”征文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