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15世纪
厄斯克和高尔是乔叟的同辈人，他们对乔叟的敬仰还没有真正达到崇拜的地步。到了15世纪，由于乔叟在发展英语语言和英语诗歌方面无与伦比的贡献，他的诗声迅速高涨。德国学者瓦尔特·F. 席尔默（Walter F. Schirmer）说：“在15世纪，乔叟这些方面的成就理所当然地获得承认，在那个时代几乎每一个诗人都向他表达过尊崇。”[29]不过，那些提到或赞美乔叟的诗人大多没有留下姓名。在少数留下姓名的诗人中，有一位名叫亨利·斯科根（Henry Scogan）。他也许是现存记载中第一个称乔叟为“大师”（maistre Chaucier）的诗人。大约在乔叟去世七年后，他于1407年创作了一首《道德歌谣》（A Moral Balade Made byHenry Scogane, Squyer）献给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1399—1413年在位）的王子们。他在诗里多次称乔叟为“我的大师”。他说，“我的乔叟大师，愿他灵魂在天堂，/他曾用英语创作，丰富多样”，并称他为“不列颠无比高贵的诗人”。[30]
青年一代诗人中最著名的是约翰·莱德盖特（John Lydgate，1370?—1451?）和托马斯·霍克列夫（Thomas Hoccleve，1368?—1426）。他们都留下不少对乔叟热情洋溢的评价。在作品中提到乔叟或留下对乔叟的评价的早期诗人中，除厄斯克和高尔之外，或许只有他们亲眼见过乔叟；因此他们留下的材料更弥足珍贵。他们终其一生都是乔叟的忠实崇拜者。他们对乔叟的崇敬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直接颂扬和在创作中长期模仿。
莱德盖特是一位修道士，身后留下14万多行诗作，是15世纪英格兰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同时也是著作最丰富、读者最多的诗人，而且还是剧作家和翻译家。他很受雄才大略的国王亨利五世（Henry V，1413—1422年在位）青睐，那更增强了他的地位和影响。亨利五世不仅在英法百年战争的后期取得一系列辉煌战绩，而且颇具政治眼光。他积极鼓励和支持莱德盖特等诗人用英语创作，借以弘扬爱国精神。他也身体力行，用优美的英语书写，下达政令，颁布谕旨，成为当时书面英语的范例。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在位仅九年。但他短暂的当政时期，不论对英语的发展还是英格兰民族意识的形成，都极为重要。
莱德盖特是乔叟的儿子托马斯·乔叟（Thomas Chaucer，1367?—1434）的朋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算是乔叟的衣钵弟子。那倒不是说他曾受业于乔叟，而是因为他对乔叟极为崇拜，从内容到诗艺上都模仿乔叟，并且他在著作中提到乔叟和评价乔叟的文字超过15世纪任何一位诗人。正如巴里·温迪厄特（Barry Windeatt）所指出的：“莱德盖特对乔叟的赞颂是如此地频繁和如此地持续不断，而且莱德盖特自己的作品是那样广为流行，他实际上确立了15世纪赞颂［乔叟］的标准。”[31]莱德盖特踏入文人圈子之时，正忙于创作《坎特伯雷故事》的乔叟已是一位著述丰富、享有很高声誉的老诗人。莱德盖特大约在14世纪末或15世纪初开始创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在各时期的作品里都留下对乔叟充满敬意的赞美，总是尊称老诗人为“乔叟大师”。他特别推崇乔叟将英语发展成为文学语言的贡献。他说，乔叟第一个用“黄金般的甘露”滋润“我们的语言”，“使我们的语言完全改变”，[32]所以他是“无与伦比的高尚的词章家（noble rhetor）”[33]。在中世纪，词章或修辞（rhetoric）指语言艺术，接近于现代的“诗学”（poetics）。大约早在1400年，[34]在讲述恺撒与庞培之战的散文作品《分裂之蛇》（The Serpent of Division）里，莱德盖特在讲述了恺撒之死的悲剧后，引用乔叟的《修道士的故事》中关于恺撒的悲剧诗行来结束，并加以说明：“我以您来结束拙著，您是我们英格兰民族语言诗人之花，您前无古人，用修辞的花朵使我们的语言美丽辉煌：您就是声名远播、成就非凡的乔叟”[35]。席尔默说，莱德盖特之后，对英语诗歌之父如此赞颂，在随后三代诗人中从未中断。受他影响，乔叟被尊称为“诗歌艺术之花”，“我们美丽语言的第一位奠基者”，“不列颠的崇高词章诗人（noble Rhetor poete）”。[36]
莱德盖特几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提到和称颂他的“乔叟大师”。特别是在长篇诗作《王者之败落》（The Fall of Princes，1431—1438）里，他不仅多次提及乔叟和高度赞扬老诗人的杰出成就，称他为英语之“北极星”——“整个国度都对他唱出赞美之声，/因为他是我们语言之北极星”[37]，而且还专门用一个长达两百多诗行的段落来逐一简述乔叟的作品。这是近现代学者们研究乔叟创作的重要材料。比如，他在诗中写道：“他还花大量时日/创作《英语之但丁》”。关于《英语之但丁》究竟是指乔叟的哪一部作品，学者们一直存在争议。现在多数人接受著名乔叟专家沃尔特·威廉·斯基特（Walter William Skeat，1835—1912）的观点，认为它就是《声誉之宫》，因为这部作品创作于乔叟出访意大利回来后不久，而且从诗作的总体结构到大量诗行都明显深受《神曲》影响。因此，它被称为《英语之但丁》就不足为奇了。关于乔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他说：
他创作《坎特伯雷故事》，
让香客们踏上朝圣之旅，
跨越肯特的山峦和谷地，
在途中讲述他们的故事，
再用我们的语言写成完美的诗：
有人讲述骑士精神，有人描写优雅气质，
有的歌颂纯洁爱情，有的吟唱完美品性，
还有人歌颂美好情操高尚道德，
而有人则在愉悦中传授真理，
他用散文描述梅利别斯和他妻子
的故事，她芳名是谦卑审慎，
还有格里塞尔达，忍耐的化身，
那修士则吟诵当下和古老的故事，
那可都是些令人伤心的悲剧。
这位诗人，我的导师，在他那时代
创作编纂大量诗歌新颖鲜活：
怨诗、歌谣、民歌还有回旋诗，
不论听读，全都有无穷之乐。
他用英语创作无与伦比，
所有公正理性之人
都应祷告上苍，祝他灵魂安息。[38]
这两百多诗行是文艺复兴之前对乔叟的创作最全面的评述。莱德盖特突出强调乔叟作品的体裁、题材和主题的多样性，指出老诗人寓教于乐的美学思想，高度赞扬乔叟对英语语言的创造性运用，都很有见地。
除赞扬和评价乔叟的文学成就外，莱德盖特在诗艺和诗歌内容上也追随乔叟。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对乔叟诗作的模仿与扩充。选择哪些作品或哪些部分、哪些方面模仿，如何模仿，其实也是诗人们一种特殊的评价方式。莱德盖特的《黑衣骑士怨歌》（The Complaint of the Black Knight）来源于乔叟的《公爵夫人书》。他的代表作之一，长达三万余行的《特洛伊书》（Troy Book，1412—1420）是遵亨利王子（即后来的亨利五世）的嘱咐，用“我们的语言”（oure tonge）来讲述特洛伊故事。[39]它使用的基本韵律正是乔叟创造的五步抑扬格（iambic pentameter）。这部将不列颠的创建“历史”同特洛伊人联系在一起的诗作在15世纪英格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大环境中十分受欢迎，因此也对五步抑扬格在英诗中进一步流行做出了贡献。他那部三万六千余行的《王者之败落》至今仍然是英语中篇幅最长的诗作。这部著作是对乔叟的《修道士的故事》中那些短小“悲剧”的大幅度扩充。虽然它包括多达将近五百个历史或者神话人物，但那些悲剧故事基本上是按乔叟的悲剧模式讲述。他的另外一部重要作品《底比斯之围》（The Siege of Thebes，1421—1422）显然也受乔叟的《骑士的故事》（“The Knight's Tale”）影响，其“引言”直接模仿《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他还直接把这部作品同《坎特伯雷故事》联系在一起。他借用乔叟创造的朝圣旅程的叙事框架，把自己也描写成一名朝圣香客，加入乔叟的香客们的朝圣行列，并同他们一样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莱德盖特自己没有创立任何传统，但他的重要地位和他的作品在当时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大影响却对乔叟开创的英诗传统的确立和发展很有意义。
另外一位15世纪的重要诗人托马斯·霍克列夫也得到亨利五世的重视和赞助。他虽然在创作风格和思想意识等方面与莱德盖特不同，但同莱德盖特一样，他也十分推崇乔叟的诗歌艺术，极力赞美乔叟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一位画家，为了让后代知道这位大师的形象，他凭记忆画下那张乔叟的右手指向前方的著名肖像，可见他对乔叟之推崇。他甚至可能有幸得到过老诗人的指点，因为他在代表作《君王之统治》（De Regimine Principum，1411）里说：
亲爱的导师——愿上帝让他灵魂安息！——
和父亲，乔叟，本十分愿意指点我，
但我生性愚笨，几乎一无所获。[40]
他提及乔叟的次数不及莱德盖特，但他对英诗之父的崇敬却超过后者。他赞美乔叟是“我们美丽语言的第一个奠基者”，并且是最早称乔叟为“父亲”（fadir）的诗人，此后在所有时代这一称谓一直为乔叟所享有，并最终由桂冠诗人和英国现代批评之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定格为“英语诗歌之父”。霍克列夫在《君王之统治》中用不少诗行热情赞美他的“大师”和“父亲”：
啊，亲爱的导师和敬爱的父亲，
我的乔叟大师，诗才之花，
才智无限丰富之榜样，
啊，广博知识之父。[41]
他还将乔叟比作在中世纪享有崇高地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和古罗马史诗诗人维吉尔：“在我们语言中，谁是哲学之心/亚里士多德，不是您还有何人？/而且无人不知，您还漫步/在维吉尔的诗歌之路。”[42]在15世纪的英格兰，这是非常崇高的赞誉。同前辈诗人厄斯克一样，他也认识到乔叟本质上是一位思想深刻、诗艺高超的哲学诗人。正因为他对乔叟如此热爱和崇敬，所以他对乔叟的逝世深感悲痛：
啊，死神！你杀死他，
受害的不只是诗人，整个英格兰
都被刺伤，然而他的英名
却毫发无损，他崇高的德行
依然耸立，他优美的诗章
永远给我们欢乐与激情，
为我们祖国带来荣誉和辉煌。
…………
她［死神］本应稍缓复仇之手，
直到与您比肩之人出现。
不，只能这样！因为她清楚
您这样的英才再不会降临英格兰。
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伟大的“英才”，他说他画下乔叟肖像：
虽然他的生命已经终止，
但他音容笑貌在我心里鲜活清晰，
为让人们牢记他的形象，
我这里描绘下他的英姿。[43]
在《君王之统治》的手稿里，霍克列夫凭记忆画下的乔叟像就放置在上面这一段的右边，乔叟伸出右手，食指正好指着“英姿”。
霍克列夫同莱德盖特一样是乔叟诗歌艺术的崇拜者。他虽然不像莱德盖特那样直接以乔叟作品作为创作蓝本，却更注重遵循乔叟的诗艺和发扬乔叟创作中关注生活现实的倾向。他的主要作品都是按乔叟创造的英语诗歌形式创作。他特别喜欢七行一节的所谓“乔叟诗节”，《君王之统治》使用的就是这种后来被称为“君王体”（rhyme royal）的著名诗节形式。不过在使用“君王体”方面最著名的是苏格兰的乔叟派诗人们。其实，就连“君王体”这个术语都源自据说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1406—1437年在位）对这种诗体的使用。苏格兰诗人们对乔叟诗歌的继承与评述将在下一节里具体叙述和梳理。
1477年，刚成立的卡克斯顿印刷所出版了一部佚名作者的诗作《典雅之书》（The Book of Courtesy）。该书作者眼光独到，他在诗里不仅高度颂扬了乔叟，而且对乔叟作品的评价十分中肯精准，抓住了其中一些本质性特点。他说：
啊！华美语言之父与雄辩的奠基人，
您给整个不列颠带来光明，
我们太早失去您诗人的睿智，
啊！那丰沛灵泉的玉液琼浆！
啊！遭诅咒的死神，你为何把诗人，
把父亲乔叟，把大师杰弗里残害？
唉！他从未离去，他与我们同在！
他的诗作给人无穷欢愉，
他语言精妙，教益清晰，
他言简意赅，浑然天成，
无论何事，全符合其主旨，
他的语言如此美妙妥帖，
人们似乎不仅听到言辞，
那简直就是事物和实体。[44]
这位佚名诗人在这里所指出的乔叟诗作中的那些特点，特别是他关于乔叟高超的语言艺术，关于乔叟能使人身临其境，能使人读其诗如睹事物的精当见解，至今仍然是现代评论家们分析乔叟诗作的经典观点。他关于乔叟诗作的形象性的评论其实也反映出他本人诗人兼评论家的独特气质。这部佚名诗作之所以流传下来，主要是因为一位重要人物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20?—1492）独具慧眼，将它收集出版，使之成为英国历史上最早印刷出版的书籍之一。这位佚名诗人对乔叟的评论，在15世纪，除了卡克斯顿本人外，也无人能及。
威廉·卡克斯顿是乔叟学术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更是英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对英国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或许还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他在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印刷术引进英格兰，并大约于1476年在西敏寺[45]创建了英国第一个印刷所。他生活在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转变的时代，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同时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见解独到的文学评论家和很有眼光的版本学家。他在欧洲大陆经商达30年之久。在那期间，他在比利时的布鲁日学习了印刷术，而布鲁日不仅是极为重要的商业城市，而且还同威尼斯一道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两大书籍出版中心。这些经历极大地拓宽了他作为书商和学者的眼界。他出版的108种著作都经他精心挑选，是各方面、各时代以及各种语言的杰作，其中20多种还是由他亲自翻译成英文。这些著作对英国文化和文学的繁荣，对文艺复兴在英格兰的发展都起了很大作用。
15世纪70年代初，卡克斯顿同他人合伙在布鲁日成立了一个印刷所，大约在1473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他亲自从法语翻译成英语的中世纪浪漫传奇《特洛伊故事集》（Recuycell des Histoires de Troyes）。在西敏寺创建印刷所之后，他最早印刷出版的书籍中就包括了大多数乔叟的主要著作：《坎特伯雷故事》、《安妮丽达和虚假的阿塞特》［Queen Anelida and the False Arcite，其中还附有乔叟一首很著名的戏谑性短诗《乔叟的怨诗致钱囊》（“The Complaint of Chaucer to His Purse”）］、《铜殿》［The Temple of Brass，即《百鸟议会》（Parlement of Foules），其中附有一些歌谣］、《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声誉之宫》；另外他还印刷出版了乔叟的译著《哲学的慰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坎特伯雷故事》第一版刚出不久，他从一个青年人的父亲那里得到该作品另外一部手抄稿，于是他为出版了前一版而给乔叟的作品造成“损害”并危及其名声而深感痛悔。[46]尽管在当时，印刷那么一部巨著的费用十分昂贵，他还是立即根据新发现的手稿又出了第二版，并为之写了一篇很有学术分量的前言。但学者们发现，该手稿与前一个版本之间，其实仅有一些小差异；从这足可以看出，不论作为学者还是书商，卡克斯顿的态度是多么严谨。同时，这也反映出他的文学判断力和他对乔叟这部奠定英语文学传统的重要著作之喜爱与重视。
重视《坎特伯雷故事》的不只是卡克斯顿，这部内容丰富、情节动人、手法高超的诗作在15世纪一直很受欢迎。所以，在卡克斯顿的两个版本面世后不久，另外两个新成立的印刷所很快又出了各自的版本。理查德·品逊（Richard Pynson，1448—1529）大约于1492年印刷的版本用的是卡克斯顿的第二版（包括卡克斯顿的序言）；另外一个版本是由温金·德·沃尔德（Wynkyn de Worde）的印刷所于1495年印刷出版。在印刷费用昂贵，能阅读诗作的人并不很多的情况下，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一部大部头诗作仅在伦敦就出了四个版本，这在当时极为罕见。
卡克斯顿在乔叟研究史上的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是，他为他印刷出版的一些乔叟著作撰写了前言或后记。在这些前言和后记里，他除了对乔叟作品的手抄稿来源或其他一些相关事项进行说明外，还对乔叟及其著作给予了很有见地的评论。他的评论涉及乔叟作品一些具体特点，他的见解在15世纪涉及乔叟的文字中几乎绝无仅有。在他为《声誉之宫》所写的“后记”里，卡克斯顿说，乔叟在其著作中表达了
杰出的智慧和深邃的理解。所以在我看来，他的诗作在我们所有英语作家［的作品］中无与伦比。他的笔下没有空话，他描写的题材全都有重大而明显的教益。因为他高尚的创作，我们应将颂扬和赞美献给他。[47]
卡克斯顿留下的关于乔叟的最重要的文字是他为第二版《坎特伯雷故事》写下的一篇七百多字的序言（“Prohemye”）。在一定程度上，这篇序言可以看作乔叟学术史上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评论文章，因为它不仅仅是一般性赞扬，而且还涉及作品的文学意义，并具体指出了作品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本质性特点，反映出卡克斯顿作为学者的学识和作为批评家的独到眼光。他在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深入地认识到并高度评价了乔叟之所以被后世尊为英语文学之父的那些重要贡献。
在序言开篇，卡克斯顿把“衷心的感谢、不尽的赞美和崇高的荣誉”献给“写出充满智慧的书籍”的学者和诗人们，而“在他们中，最应享受殊荣的是那个高尚而伟大的哲人杰弗里·乔叟；因为他那些优美的诗篇，他完全可以拥有我们语言中的桂冠诗人称号”。卡克斯顿是历史上第一个将乔叟尊为桂冠诗人的学者。他接着说：“乔叟以他辛勤的创作使我们的英语优雅、丰富而美丽；此前书里的语言粗俗混乱，简直无法与他那些优美的杰作和辉煌的诗篇同日而语。”他进而谈到乔叟丰富的体裁和风格：“他用诗体、歌谣和散文写下许多书籍、论文和故事。他手法高超，技巧纯熟，用精练、巧妙和高雅的诗行创作。他避免了冗长，抛弃了浅陋，并将教化寄寓于熟练的技巧和动人的雄辩。”特别有意义的是，卡克斯顿的评论甚至涉及《坎特伯雷故事》的现实主义倾向。他说：
在他所有著作中，经上帝启示，我决定印刷《坎特伯雷故事》，因为我在里面发现许多关于每一个行业和阶层的绝妙故事：首先，他们中每一个人的状况和穿着打扮都被尽可能真实地描写；其次，他们的故事高贵、典雅，充满智慧和欢乐，体现神圣和德行。[48]
卡克斯顿在这里表达了他判断文学作品价值的基本标准。在英国文学批评史上，他第一个注意到乔叟的香客们代表中世纪英格兰社会各阶层和行业，并敏锐指出诗人那些符合他们身份的现实主义描写。两个世纪后，德莱顿也从这方面切入，对《坎特伯雷故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经典阐释，至今仍然广为学者们称道。
其实，卡克斯顿对乔叟的景仰早在这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大约在1478年，也就是他的印刷所成立之初，他最早出版的几部乔叟著作中有诗人的译著，波伊提乌的《哲学的慰藉》。他为该书写下长篇后记，那是他关于乔叟最早的文字。在该后记里，他除了介绍《哲学的慰藉》的作者和内容外，也赞颂乔叟，说“他给予我们英语美与雄辩，是我们尊敬的父亲和第一位奠基人”，“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正因为如此，他告诉人们，乔叟的“遗体埋在伦敦旁边的西敏寺之附属教堂圣本笃（St Benedict）教堂入口处”。卡克斯顿说，他还叫人将意大利桂冠诗人斯蒂芬·苏里戈（Stephen Surigo）撰写的长达三十行的拉丁文悼念诗刻在乔叟墓碑上。[49]苏里戈在米兰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意大利著名诗人和知识渊博的人文学者，曾在牛津和欧洲大陆许多大学任教，十分崇敬乔叟。他在悼念乔叟的诗文开篇说：
缪斯们，如果天神能哭泣，
如果泪水能在神灵脸上淌流不息，
为诗人杰弗里·乔叟的悲苦命运
强忍泪水才是羞耻，在生之时他曾
为你们歌唱，赞美他吧，诗人已经躺下安息。
苏里戈随即强调乔叟“在所有方面都无与伦比”，他拥有“苏格拉底的天才和哲学的源泉，/圣典包括的一切秘密乃至/你想获得的所有艺术才智”。[50]苏里戈特意将乔叟比作苏格拉底（Socrates，470?—399 BC），表明他和乔叟时代的许多赞颂者一样，尤为钦佩乔叟深邃的思想和他作品中饱含的哲理，当然他也没有忽略诗人高超的“艺术才智”。
除了大力印刷出版他所能收集到的乔叟著作外，卡克斯顿把这样一首来自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国度，来自引领欧洲文艺复兴潮流的意大利的桂冠诗人和著名学者所写的悼念诗刻在乔叟墓碑上，也是他景仰乔叟和让人们永远怀念英语文学之父的重要方式。后来，乔叟传记的第一个撰写者约翰·勒兰德（John Leland，1500?—1552）在其《乔叟小传》（“A Life for Chaucer”, 1540）中引用苏里戈的诗句后说：“这样，本就伟大的乔叟，因为这个外国作家的高度颂扬而显得更加伟大。”[51]
斯珀吉翁认为，卡克斯顿和《典雅之书》作者在乔叟同时代人和后继者们中“最具洞察力”，而且他们就乔叟“的特点所做的评论令人惊奇的很现代”[52]。其实，他们在文学批评上的洞察力，特别是他们的现代性，反映出他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的社会和文化的氛围里；正是这个新的时代给了他们新的思想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新视角，使他们能在乔叟的作品中看到在他们之前的作家们没能看到的特点和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