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乔叟对乔叟及其作品的评论
杰弗里·乔叟有幸生活在一个特殊时期，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个不仅英格兰而且整个西欧社会都处于深刻变革的时期，即中世纪和现代交会的时代。罗马帝国崩溃后大动乱中的西欧逐渐安定，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迅速发展，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十字军东征造成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碰撞，12世纪文艺复兴带来的从大学的创建、经院哲学的思想发展到宏伟的哥特建筑的兴盛，以及正在意大利蓬勃兴起并必将波及欧洲和改变历史进程的欧洲文艺复兴，全都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改变着文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11世纪的诺曼征服将孤悬海外的不列颠同欧洲大陆紧密连接在一起，在海峡两岸形成了统一的王国；伦敦成为源远流长的岛国文化与丰富多彩的大陆文化的重要交会点，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发展成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正是在欧洲和英格兰的大变革中，在英法百年战争的民族冲突里英格兰民族形成和英格兰民族意识大发展的时期，英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文学大繁荣，诞生了乔叟、高尔（John Gower，1330?—1408）、朗格伦（William Langland，1332?—1386?）、《高文》诗人等一大批可以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文学家媲美的诗人，奠定了不断创造出灿烂文学成就的英语文学传统；而以乔叟为首的伦敦派代表了未来英格兰诗歌发展的方向。
乔叟将英格兰本土文学传统、法国宫廷文学传统和意大利新文学结合在一起，兴咏情爱、笔绘人生、颂扬生活、传承精神，创作出永远令英国人骄傲的传世之作，成为当时最杰出的诗人，被后世尊为英诗之父。同时，他还可以被视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文学批评家，而他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就是评论他自己的诗作。在现当代，文学家评论自己的作品自是司空见惯，但在中世纪则不多见，而像乔叟那样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各种方式从不同方面反复谈及自己的诗作，不仅表达对自己的作品和创作的看法，表达自己的作家意识，而且还以此发表一些基本的文学思想，在此前的英格兰文坛的确闻所未闻。我们或许可以说，乔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诗人出身的文学思想家和批评家。
乔叟的文学思想主要来自中世纪基督教美学思想、以古罗马的文学和哲学思想为核心的古典传统、以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和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为代表的意大利新文学的影响，以及他自己的创作体验等各方面的创造性的有机整合。从他对自己作品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乔叟既继承了中世纪正统的文学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的时代，是现代英国文学思想和批评思想的先驱。
《声誉之宫》（The House of Fame）是乔叟特别重要的著作，它体现了诗人创作生涯的转折，而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往往最容易或最明显地在转折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在那之前，在法国宫廷文化传统和法语文学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乔叟主要在法国宫廷诗传统中创作，而在14世纪70年代，乔叟两次出使意大利，其中一次长达半年之久，且主要就待在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但丁、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和薄伽丘的佛罗伦萨。自那之后，意大利新文学的影响迅速在乔叟作品中涌现。《声誉之宫》是这一转折的标志性诗作，它从整体结构到大段描写都以《神曲》（The Divine Comedy）为蓝本，因此在15世纪被称为《英语之但丁》（Dante in Inglissh）。
《声誉之宫》是乔叟比较明显表达自己作家意识和自己创作观点的第一部诗作。这部作品是乔叟在受但丁等意大利文学家影响后，从法国宫廷文学转向法国宫廷文学传统与意大利新文学相结合的新方向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乔叟从内容到形式对英语诗歌创作进行有意识的探索的重要著作。它既是乔叟对英诗诗艺和英诗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探索的成果，也是他探索的体现。乔叟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与他同名的叙述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这样一位与作者同名、性格特征大体相似的叙述者还出现在此前的《公爵夫人书》（The Book of the Duchess）和此后包括《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在内的乔叟几乎所有重要著作里。
首先，很有意义而且也得到许多评论家特别重视的是，在这部诗作里，诗人借雄鹰之口，对梦中的叙述者杰弗里谈及他的工作与生活：
你从不听闲言碎语：
干完工作，算清账目，
你不是回去休息，
或者四处寻乐猎奇，
而是连忙赶回家中，
坐在另一本书前，
仍像石头一样沉寂，
直读到两眼发直。
（House，ll. 650—658）[1]
在这里，乔叟透露出他在伦敦海关任税收官时的工作以及他工作之余刻苦攻读的情况，这成为学者们研究乔叟生平的第一手材料。同时这也表明，他之所以能取得那样杰出的成就，与他广泛的阅读和不倦的学习分不开。
然而雄鹰又告诉他，朱庇特之所以派他前来，是因为考虑到杰弗里工作之余，从不外出，只闭门读书写作，“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因而写作“信息”（tidings）告罄（House，ll. 642—659），所以特命他前来，带杰弗里去声誉女神之宫，收集“信息”，也就是创作材料。乔叟在这里暗含对包括他自己早期作品在内的法国宫廷传统的诗歌脱离生活现实的批评。在诗作开始后不久，梦中的叙述者在代表宫廷爱情传统的维纳斯神庙外看到无垠的荒漠，那已经暗示了这种批评。后来在《贞女传奇》（Legend of Good Women，大约创作于1386—1387年）里，他描写宫廷诗人们为支持雏菊的花还是叶而分为两派，进行无聊争吵，进一步嘲笑和批评了文学脱离生活的现象。他在《声誉之宫》的后面部分对声誉之宫里那些沽名钓誉之人的精彩描写以及对谣言之宫的生动素描，都充满生活气息，而这类充满生活气息的描写在当时的英格兰文坛十分新颖，它实际上间接批评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宫廷爱情诗传统里那种脱离生活现实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乔叟笔下的声誉之宫和谣言之宫是当时百态人生的缩影，而他的生动描写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萌芽之一。[2]
作为诗人，乔叟一直在对诗歌艺术进行不懈探索，探索符合英格兰人的审美心理，符合英语语言的性质与特点的格律、韵式，最终奠定了六百年来的英诗诗艺传统。在《声誉之宫》第三卷开篇，叙述者杰弗里向“知识与光明之神”阿波罗祈祷，请他给予“指引”。他说，尽管“我并不奢望在这里/将诗歌艺术展示；/然我用韵松散低劣”，为“使之多少悦耳，/有些诗行会漏掉音节”。所以，他恳求阿波罗“立即进入我的心灵”（House，ll. 1091—1109），以便创造出符合英语特点的“悦耳”诗行。这里自然有诗人表达谦卑的那种传统的因素，但也说出了包括乔叟在内的所有英格兰诗人在当时所遇到的困惑：如何创造出符合中古英语语言特点的韵律。
在当时，英语还不是官方书面语言，更不是成熟的诗歌语言。不仅如此，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英语，各地发展出许多发音差别很大的方言，英诗自然也就还没有形成符合中古英语特点的诗歌韵律，而从古英语时代流传下来的头韵体虽然在乔叟时代也曾获得复兴与繁荣，产生出《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等许多优秀作品，但它已不太适合经历了深刻变革的中古英语。英语诗歌正处于十字路口，需要探寻新的发展方向。这种状况既为乔叟等诗人的创作造成困难，也为他们带来机会。
14世纪80年代中期，乔叟在已经创作出许多传世佳作之后，仍然因为英语中有大量方言而没有可以作为统一的英诗韵律的标准英语而苦恼。所以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ide，创作于1381—1386年）的结尾，他担忧抄写人员或后代读者会因为受各地方言影响或发音不同而不能正确誊抄或阅读这部他十分喜爱的诗作。他说：
由于大量方言存在于英语，
且书写也缺标准，大有差异，
主啊，不要让人因此抄错，
也不因其发音不准搞错韵律。
（Troilus，Vol. V，ll. 1793—1796）[3]
不仅如此，乔叟甚至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颇为幽默的小诗，题名为《乔叟致誊稿人亚当》（“To His Scribe Adam”），表达他对誊写人员的不满：
誊稿人亚当，你如果有一天为我
抄写《波伊悉厄斯》或《特罗勒斯》等篇，
而竟未能誊抄忠实，一字不讹，
我愿那疮癞生满你发下耳边；
你那样的工作将使我每天
花尽了功夫去删改、去擦抹；
全为了你过于疏忽、过于仓促。[4]
尽管乔叟这里有调侃的意味，但他专门为此写诗，可见他的确为誊写稿中错误充斥大伤脑筋，十分不满。中世纪手抄稿的确错误频出，这极为普遍。联系到乔叟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表达的担忧，除了誊写员的“疏忽”与“仓促”外，中古英语中有大量方言以及许多词汇没有统一、规范的拼写，也是重要原因。同时，这种状况也为探索和确立英诗韵律带来困难。乔叟在诗歌创作中的试验与探索不仅从格律、韵式到诗节形式全方位奠定了英诗诗艺，而且也为现代英语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后面将谈到，乔叟对英语发展的巨大贡献，自15世纪以来，就已经成为英格兰诗人和学者们的共识，而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等几乎所有伟大的英格兰诗人都是从乔叟那里流出的“清纯的英语清泉”的“畅饮”者。
所以，当乔叟在《声誉之宫》里谦虚地说自己的韵律“松散低劣”，谦卑地请求阿波罗指引他创作出“悦耳”的韵律时，他实际上既指出了英语诗人们所遇到的困难，也间接表现出在现代英语诗歌草创之初，他坚持使用还不是成熟文学语言的英语进行创作，并积极探索英诗诗艺以创造符合英语语言特征的韵律的勇气和信心。后来在《坎特伯雷故事》里，他还借律师之口说，乔叟
……音步粗糙，
而且在押韵方面也不是很好，
然而很多人知道，就凭着往时
他那种英语，讲述了许多故事；
…………
他讲过古往今来的恋人事迹；
就连奥维德那些古老书简里，
提到的恋人也没乔叟那么多。[5]
律师随即简述了乔叟的许多诗作，这成为后代学者们确定乔叟著作的宝贵材料。在这里，乔叟虽仍然表现了谦虚，但也表达了对自己丰富创作的自豪。这种谦虚与自豪的结合在他对《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总体评价中也体现出来。在该部诗作的结尾，他说：
去吧，我的小书，去吧，我小小的悲剧，
愿上帝赐给你的作者以才智，
在他死前再创作一些喜剧！
但我的小书，不要去招人妒忌，
要向所有的诗歌表示谦卑，
步维吉尔、奥维德、荷马、卢坎和斯泰斯
后尘，亲吻他们的足迹。
（Troilus，Vol. V，ll. 1786—1792）
很明显，乔叟在表面上表示谦卑，但实际上也渴望乃至相信他这部杰作能像荷马（Homer）、维吉尔（Virgil，70—19 BC）等伟大作家的作品一样流芳百世。在这里，他将这部诗作定性为悲剧，下面将谈到，这在中世纪文学语境中具有特殊意义，而他在中世纪复活悲剧精神是他对英国和欧洲文学的重大贡献。另外，他在这里还提到他将创作一些“喜剧”，那显然是指被许多学者称为“人间喜剧”的《坎特伯雷故事》。这也表明，他在此时已经有了关于创作这部杰作的初步打算和对这部著作的基本定性。
当然，创立英诗诗艺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到了14世纪90年代，乔叟在《维纳斯怨诗》（“The Complaint of Venus”）的跋里还感叹，“英语中韵律奇缺”，难以精当翻译法国诗人格朗松的诗。他写道，自己“才疏学浅”，加之
年迈力衰，愈加愚钝，
早已才思枯竭，再也不能
精心构思，随意巧妙雕饰，
加之英语中韵律稀有奇缺，
要对格朗松，那法诗之花
的高超技艺，亦步亦趋，
以至字字珠玑，我望尘莫及。[6]
除诗艺之外，乔叟还特别重视对各种诗歌体裁的探索与运用。在欧洲各国中世纪文学家中，很可能唯有乔叟在创作中运用了中世纪几乎所有文学体裁。不过，特别有意义的是，在中世纪欧洲，乔叟是第一位对悲剧体裁理解比较准确的诗人。他把《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定性为悲剧，而且也把《修道士的故事》（“The Monk's Tale”）里所有的小故事叫作悲剧。他甚至专门为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
中的主人公原先兴旺发达，
后从高位坠落，掉入苦难，
最终在悲惨中了却一生。[7]
对于现代人，这一定义也许太普通，毫无新意，甚至不大准确，但在中世纪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定义至今被学者们广为引用来说明中世纪诗人对悲剧的理解，并据此分析那时期的悲剧故事同古典悲剧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悲剧之间的异同。乔叟的定义不仅是中世纪欧洲上千年历史中为悲剧下的第一个定义，而且在那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也仍然是欧洲人对悲剧性质最准确的理解。[8]乔叟也正是根据他对悲剧的理解创作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修道士的故事》等他直接称为“悲剧”的作品。
乔叟对自己的诗作特别有意义也特别精彩的评论出现在《贞女传奇》的引言部分。这个长达五百多行的引言不仅是乔叟的杰作，也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该引言有两个版本，被学者们根据收藏地分别命名为F本和G本，其中G本为1394年的修改版。引言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十分戏剧性的场面，而乔叟对自己作品的评论正是通过其中的戏剧性冲突来表达的。
在《贞女传奇》的引言部分，叙述者杰弗里在梦中遇见爱神手牵高贵的女郎阿尔刻提斯和一群忠于爱情的贞女节妇飘然而至。但他随即发现，爱神竟对他“怒目”相视，并严加斥责：“大胆的东西，/老实说，我宁愿眼前是/一只虫子，也不想见到你”（G，ll. 242—244）。叙述者吓得魂不附体，忙问是何缘故。爱神回答说：“你是我的死敌，与我作对，/并肆意诽谤我的忠仆”（248—249）。原来乔叟翻译了《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写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得罪了爱神。爱神说，《玫瑰传奇》是“违背我的教义的异端邪说”，由于乔叟翻译了那东西，“致使聪明才俊离我而去”（256—257）。他斥责乔叟污蔑“多情人都不可理喻，/对所爱之人愚蠢痴迷”（259—260）。更糟糕的是，乔叟竟然还写了一本“英语书”，揭露“克瑞西达如何背弃特洛伊罗斯，/描写女人们如何误入歧途”。他责问道：“你为什么就不愿赞美女士，/反而对她们大肆诋毁？”（264—269）所以，他以他母亲维纳斯的名义起誓，乔叟因“抛掉精华，专写糠秕”（312），同“往日那些老糊涂虫一样/终将后悔不及”（315—316）。
这时，“最高贵的王后”阿尔刻提斯连忙出面为乔叟辩护，说爱神有可能是听信了谗言，乔叟“很可能是受人诬陷”，“因为在你宫中有许多骗子/和许多搬弄是非的怪人”，他们“凭空想象”或者“出于嫉妒”“成天”“在你耳边聒噪”；而乔叟“生性愚笨”，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写了些什么，他犯下过错，看来并非本意。因此，乔叟不用受到严惩。另外，她还列举乔叟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说他曾为爱神“效劳”（G，ll. 325—352）。不论是爱神的申斥，还是阿尔刻提斯的辩护，都充满喜剧性，表现了诗人的幽默。
随后叙述者乔叟终于得到机会自我辩护。他说自己“从未践踏爱苑”，而他讲述克瑞西达或玫瑰的故事，“无论如何，上天知道，我的意图/是为了推崇真爱珍惜深情，/是以此警诫世人，揭露虚情与恶习。/这就是我的用意”（G，ll. 453—460）。也就是说，他并非背叛爱神，攻击爱情，诽谤女人，而是真心颂扬爱情，并以克瑞西达作为负心和不忠的反面教材来警诫世人。爱神认为他诽谤女子，与爱神作对；阿尔刻提斯则说他遭人妒忌而被诬陷，或者因为愚昧昏聩，不知所云；而他自己则宣称是推崇真情，谴责背信弃义。同一部作品，引出如此不同的观点，在世界文学史上，这也许是最早的“读者反应”批评，而且是一位诗人最早在诗作中如此运用艺术的形式来探讨自己作品的接受情况，来表现作者的创作目的与读者的解读之间的巨大差异等重要问题。
其实，在此前于1386年完成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乔叟已经预见到浸淫于宫廷文化的上层人士，特别是贵妇人们，可能会对这部著作产生误解，他甚至有可能已经受到一些责难，因为根据当时习惯，诗稿已完成部分有可能已经在流传或者他已经当众朗诵过。所以他在诗作结尾“恳求美丽的女士，/和高贵的夫人”，不要因为该书揭露了“克瑞西达的不忠/和罪孽而对我发怒”（Troilus，Vol. V，ll. 1772—1775）。
在《坎特伯雷故事》里，乔叟同样也对自己的创作直接和间接地做出评论。这部杰作可以被看作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塑造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社会和教育背景，其言行举止必须符合其身份与性格。几百年来，《坎特伯雷故事》正是以其人物形象的塑造而闻名于世。乔叟专门对自己忠实于人物的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创作手法做了说明。他说：
但首先我要请你们宽宏大量，
不要怪我讲的话粗俗或肮脏，
因为我要在这方面实事求是，
向你们介绍他们的言谈举止，
有时甚至把他们的原话重复。
其实呢，你们也同我一样清楚，
无论是谁，要复述别人的故事，
就得尽量复述原话的每个字——
越接近越好，只要有这个能力，
哪怕说这样的话放肆又粗鄙——
要不然他就歪曲原来的故事，
或生出新枝节，用了新的语词。
哪怕是兄弟，他也容不得更改，
必须同样一字又一字说出来。
他甚至借用耶稣和柏拉图（Plato，423?—347? BC）的权威为自己辩护：
《圣经》里面基督的说话很朴素，
而你们知道，这完全不是粗俗。
柏拉图也说（读他书的都赞同）
语言和行动必须是一对亲弟兄。
除此之外，我还要请你们原谅，
如果人物身份和地位的状况
没能在叙述中得到恰当表现——
请你们理解，因为我智力有限。
（《总引》第725—746行）
后来在《磨坊主的引子》（“The Miller's Prologue”）里，乔叟再一次强调自己对香客的故事只是原文照录。他说，这个磨坊主
不肯因为人家有意见就停住，
仍照旧开始他那种市井扯淡。
把这些照录下来是我的遗憾。
所以我请求各位有教养的人
别因此认为我这人心术不正——
看在上帝之爱的分上，要知道，
故事得照录，不管是坏还是好，
要不然，就是我对材料掺了假。
…………
磨坊主是老粗，这点你们明白——
管家和其他几个人情况一样——
他们俩讲的东西都非常肮脏，
所以请你们注意，别把我责怪。
（第59—77行）
乔叟如此反复声明自己忠实于人物，忠实于人物的性格、语言和故事，实际上是强调自己的创作忠实于现实生活和现实中的人。这在寓意模式和浪漫传奇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英格兰文坛无疑是空谷足音。他根据自己的作品如此清楚表达他的创作思想，为自己的人物塑造、情节叙述和语言运用辩护，可以说是英语文学史上最早的“诗辩”。
另外，在中世纪语境中，特别重要的是，在《坎特伯雷故事》那著名的《总引》（“The General Prologue”）里，在“故事会”开始之前，诗人就借主持人旅店老板之口，为故事的评选定下两条基本标准：“最有意义最有趣（of best senténce and most soláce）”（第798行）。也就是说，这些故事必须既给人“教益”也让人“消遣”找“乐趣”。文学应该给人以教益和愉悦是中世纪文学创作的基本宗旨。这一思想根源于贺拉斯（Horace，65—8 BC）。他在《诗艺》里说：“诗人之愿望应该是给人以教益和愉悦，其著作应该既给人以快感也可用于生活。”[9]当然，中世纪文学家们给“教益”注入了基督教的思想和标准。乔叟所给出的标准其实也是对整部诗作最好的评价：《坎特伯雷故事》以它优美的诗艺、引人入胜的情节和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六百多年来给人无限的愉悦，同时它也从正面的启迪到反面的警诫给人无穷的教益，为人们“指出一条完美而光明的路途，/也即去天国的耶路撒冷之道”（《堂区长的引子》第50—51行）。
在“故事会”快结束之时，乔叟又让那位品性高尚，“抱定宗旨，要引人们进天堂，/用的是他的善行、他的好榜样”（《总引》第519—520行）的堂区长用一篇布道词作为这部作品的“结束语”：我们“觉得这样很适合也很有意义：/该给他时间来一篇道德教诲，/以此来结束这样一次故事会”（《堂区长的引子》第62—64行）。这表明，如同中世纪社会本质上的基督教性质一样，乔叟也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他甚至还借律师之口评论自己的创作：“倒还是乔叟考虑得周到；/在他所有的创作中，他有决心/绝不写那种伤天害理的丑行。”（《律师的引子由此而来》第86—88行）
在“故事会”结束后，乔叟不再借叙述者或人物之口，而是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出面，评价自己一生的作品：
如果有东西使［人们］不高兴，那么请归罪于我才疏学浅，别归罪于我的愿望，因为我非常希望讲得比这好，但没这本事。……我恭顺地恳求你们，看在仁慈的神的分上，为我祈求基督的恩典，宽恕我的罪恶/——特别是我那些讲空幻尘世的译文和作品，在这里，我撤回那些书，/诸如《特罗伊勒斯之书》、《声誉之书》、《十九贞女之书》、《公爵夫人之书》、《圣瓦伦廷节百鸟会议之书》、《坎特伯雷故事》中带有犯罪倾向的部分、《狮子之书》，还有其他许多书，可惜现在记不起来；还有许多诗歌和淫词艳曲；所有这些，只求基督大恩大德，饶恕我的罪孽。但是说到我翻译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安慰》，说到我写的其他一些圣徒行传、讲道文和有关道德和献身于神的书，我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感谢圣母和所有天上的圣徒。[10]
乔叟在写下这段“后记”文字后不久去世。在一定程度上，乔叟在这里是对自己一生的创作做了评论，而且他的评论十分严厉，并宣布“撤回”自己的大多数作品。不论乔叟是认真还是假意，或者半真半假，他为自己一生的创作下的“结论”很有意义，被后世评论家广为引用。首先，乔叟再一次而且相对而言更为完整地列出了自己一生的作品，为后世确定乔叟作品“正典”提供了确凿证据或打下了基础。其次，这段评论特别强调以基督教思想和道德价值为标准，为后世评论家，包括20世纪以著名乔叟学者D. W. 罗伯逊（D. W. Robertson，1914—1992）为代表的学派（后面将具体谈到），致力于在中世纪文化语境，特别是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研究乔叟提供了启发和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