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历史背景中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用历史的观点来评价一个在世的人总是一件棘手而危险的事。但是如果这个人的毕生事业和思想体系像弗洛伊德那样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那么至少衡量他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对他影响的程度还是有可能的。在今天，可能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外行都知道他的教义的基本原理。他的教义的分支并不是没有止境的，而且也不包括任何产生于其他科学领域的外来元素；它只是基于一些明显的排除了一切其他因素的原则，支配并贯穿他的全部思想实质。此外，此教义的创始人将它与他的“精神分析”法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它成为一种可以被恰当地称为绝对论的严格的系统。另一方面，那种对这个理论的特别强调使它成为一种奇异而又独特的现象，与其哲学和科学的背景相对立。这个理论没有与其他同时代的概念相融合，它的作者也没有作出任何自觉的努力来使它与历史上的前辈联系在一起。一种时时与自主观的术语相联系的奇特术语学使这种孤立的印象变得更加深刻。就表面迹象而论—弗洛伊德愿意这样—这个理论就像是在这位医生的诊疗室中独立地发展，并且除了他本人以外不受任何人欢迎，是一根扎在“学院的”科学的肉中的刺。然而，即使是最原始、最孤立的见解也不会从天而降，而是从一张客观的思想网络中生长出来，无论所有同时代的人对此是否承认，这张网都把他们绑在了一起。
弗洛伊德之前的历史条件使一种与他自己一样的现象成为必然。他的教义的基本原则—性压抑—无疑是这种历史条件的产物。像同时代伟大人物尼采一样，弗洛伊德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人。尽管事实上这一时代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一样具有显著的日尔曼和清教国家的特征，但是这个时代在陆地上从来就没有一个恰当的名称。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压抑的时代，一个拼死也要用无休止的说教在资产阶级的尊严的框架中维持虚弱的理想生存的时代。这些理想是中世纪集体的宗教思想的最后一个分支，不久之前它已经被法国启蒙主义运动和跟着发生的革命严重地动摇了。与它相联系的政治领域中的古老真理也已经变得空洞无物，濒临崩溃。彻底的颠覆还为时尚早，因此阻止基督教中世纪全面消亡的疯狂行为贯穿于整个19世纪。政治革命被扑灭，道德自由的尝试被中产阶级的舆论挫败，18世纪后期的批判哲学到头来也成了一种改头换面的、用中世纪模式的系统思想来把握世界的企图。但是，在19世纪的进程中，启蒙主义慢慢地突围而出，尤其是在科学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形成方面。
这就是弗洛伊德生长的子宫，它的精神特征按照预先注定的轮廓将他塑造成形。正像18世纪的人们那样，他有一种理性地解释一切的激情；他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伏尔泰的“压倒无耻”。他总是以一种特有的满足指出水晶中的瑕疵；所有复杂的精神现象，如艺术、哲学和宗教，全都成为他的猜疑对象，看起来“只是”性本能的压抑罢了。弗洛伊德对已经接受的文化价值所持的这种本质上的消极和否定的态度，是由他以前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他看到了他的时代促使他看到的东西。这很明确地表现在他的著作《幻想的未来》中，他在书中勾画了一幅与唯物主义时代的偏见完全一致的宗教的画面。
弗洛伊德的负面解释的革命激情来源于那个历史事实，即维多利亚时代伪造了其文化中的价值，目的是为了制造一个中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所有使用的伪造手段之中，宗教—更确切地说，压抑的宗教—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弗洛伊德着眼的正是这种虚假的宗教。他对人的看法也是这样：人的有意识的品质，人被理想伪装的面貌都处在一种相应的黑暗背景中，也就是说，处于一种被压抑的婴儿性欲的基础上。每一种积极的天赋或创造性的活动都取决于某种婴儿的负量，这与一句唯物主义的名言相一致：“人即人所食。”
这种关于人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考虑，是对在明亮的光线下观察万物，却秘密地描述这一切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倾向的对抗反应。这是一个精神“观望”的时代，它最后产生了尼采，逼迫他用槌子进行哲学研究。因此在弗洛伊德的教义里，他不认为人类生活中的伦理动机是决定的因素，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他根据传统道德来看这些动机，他有理由假设，如果不是有一两个脾气暴躁的创始人已经发明了这些保护他们免受阳痿之苦的戒律，这种传统道德不会以这种形式存在，或者根本就不曾存在。从那以后，这些清规戒律很不幸地在每一个人的超我中留存了下来。这种奇怪的蔑视的观点对于这种历史事实是一种公正的惩罚。这种历史事实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观—只不过是传统的道德和坏脾气的教师世界的创造。
如果以回顾性的方式把弗洛伊德看作是新世纪憎恨旧世纪（包括它的幻觉、它的伪善、它的半真半假的陈述、它的虚假矫饰的情感、它的病态的道德、它的乏味的伪宗教信仰以及它卑劣的趣味）的典型代表，那么，在我看来，他比人们所称道的新方法和新真理的使者还要伟大得多。他是打破过去羁绊的伟大的破坏者。他把我们从一个有着陈腐习俗的世界的不健康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他说明我们的父母所坚信的价值可以怎样用一种迥然不同的感觉来理解：例如，那种只为儿女生活的父母，或者终生崇拜他的母亲的品格高尚的儿子，或者完全理解她的父亲的理想的女儿，这些不过是情感的欺骗。先前，这些情况被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但是，自从弗洛伊德把那种令人厌恶的乱伦情结的思想放在餐桌上作为讨论的话题，就激起了有益健康的质疑—尽管出于健康的原因，这种质疑不应走得太远。
性理论应该被当作对我们当代心理学的一种负面的批评来正确地理解。如果我们知道他的性理论中的主张所反对的是怎样的历史局限，那么，对这些甚至是最令人厌烦的主张，我们也能甘心接受。一旦我们知道，为了使19世纪的美景不被扰乱，19世纪是怎样把自然的事实完美地曲解为感情的和道德的品格，我们就可以理解弗洛伊德所主张的婴儿在吃母乳的时候便已经历了性欲的含义—这一说法引起了最大的骚动。这个解释使人们对给吃奶的孩子的那种众所周知的无辜，也就是母子关系，产生了怀疑。这就是他的主张的全部要点—它是向“神圣母爱”的心灵射出的一颗子弹。母亲生孩子这个事实不是神圣的而仅仅是自然的。如果人们说它是神圣的，那么人们就会强烈地怀疑某种非常不神圣的事情已经被它掩盖起来了。弗洛伊德曾大声说出了“它的后面是什么”，但他只是不合时宜地抹黑了婴儿而不是母亲。
从科学上来说，婴儿性欲理论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无论我们说毛虫吃叶子时获得的是普通的快感还是性欲的快感，这对毛虫来说都是一回事。弗洛伊德的历史贡献并不包含在专业科学领域中的这些解释得故弄玄虚的错误中，而是存在于这个使他的名望得以无可非议地被建立起来的事实之中，也就是说，就像一位《旧约全书》的先知一样，他打破了虚伪的幻想，并且无情地把同时代的精神的腐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论何时，只要他进行一种痛苦的归纳（把19世纪的上帝解释为一个光辉的父亲的形象，或者把唯利是图解释为婴儿排泄的快感），我们都可以肯定，他在攻击一种集体的过高估价或弄虚作假。例如，像路德的教义中所提到的，19世纪的那位多愁善感的上帝同隐藏的上帝在哪里相遇？不是所有高尚的人都认为善良的人会挣大钱吗？
就像尼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文学界与他并驾齐驱的詹姆士·乔伊斯一样，弗洛伊德是对19世纪弊病的一种解答。这的确是他关键的重要性之所在。对那些有远见的人来说，他没有给他们提供有建设性的方案，因为即使没有最大胆的努力或者最强烈的意愿，在现实中把所有被压抑的乱伦的愿望和人类精神中其他的禁忌付诸行动仍然是可能的。相反，新教的牧师们早已投入了精神分析的研究，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使人们的良心能够感知比在有意识的状态下所能感知的更多的罪过的一个极好的方法—一种许多年前史丹利·霍尔的自传中就已经预言的完全怪异却又极合逻辑的形势变化。甚至弗洛伊德一派的人也开始注意一种新的，而且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是更无情的压抑—由于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为世人所不容的愿望，所以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相反，人们开始理解这些被压抑的事情是根本不可避免的。
为了减轻这种良心的束缚，弗洛伊德发明了升华的概念。升华只是意味着炼金术士的变卑鄙为高尚、变坏为好、变无用为有用的伎俩。任何人只要了解了这种手段，他就无疑会名垂千古。不幸的是，到目前止，物理学家尚未发现转换能量而又不消耗更多能量的秘密。到现在为止，升华仍然是一种为平息不合时宜的疑问而发明的虔诚的心满意足而已。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并不想把重点放在实践精神治疗医师的专业困难之上，而是想强调一下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是有远见的这一明显的事实。任何与此有关的事都指向从前。弗洛伊德的唯一兴趣是事物来自于何处而绝不是去向何方。驱使他追寻根源的理由不仅仅是探求因果关系的科学需要，否则许多心理上的事实的解释与建立在有着持续丑闻的过失基础上的解释的全然不同是不会逃过他的眼睛的。
这方面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他的那篇关于达·芬奇和他的两个母亲的问题的文章。事实上，达·芬奇有一个亲生母亲和一个继母，但是实际上这种双重母亲的问题甚至在这两位母亲并不真实存在时，也可以被当作一种神话的主题来看待。神话中的英雄通常都有两个母亲，对于法老来说，这种神话的风俗实际上是社交礼节上的需要。但是弗洛伊德突然中止谈论这种粗俗的事实；他满足于有关某些令人不悦或者消极的事物自然地潜藏于环境之中的思想。尽管这个过程并不完全“科学”，然而从历史公正的立场来考虑，我认为它比按科学的方法使其无可质疑的结果具有更高的价值。用很精密的科学方法可以很轻易地把同样处于达·芬奇的问题之中的黑暗背景合理地排除掉，但是，那样一来，弗洛伊德的揭露假面背后的黑暗的历史使命将不会实现。在这里，一个小的科学上的错误毫无意义。如果人们用钻研的眼光仔细地阅读他的著作，人们就会得到一种印象，即弗洛伊德一次又一次推动前进的、服务于科学的目的，已经被秘密地转向了他本人也不知道的文化方面，而且这也正是以他的理论的发展为代价的。今天，荒野中的呼喊必须带有科学的音调才能让大众听到。无论怎样，我们一定可以说是科学把这些事实揭示出来，仅仅这一点就已经令人信服了。但是，即使是科学也不能抵抗无意识的世界观。把达·芬奇的画《圣母子与圣安妮》作为关于两个母亲的神话主题的经典代表是多么容易啊！但是对于弗洛伊德的维多利亚后期的心理学和无穷无尽的广大公众而言，假如经过“彻底的调查”之后可以确定，那位伟大的艺术家的存在是由于他的那位可敬的父亲的疏忽而造成的，那么这种说法就会更有影响力！这个惊人的说法找到了归宿，弗洛伊德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有意想用传言来代替科学，而是因为时代精神迫使他去揭示人类精神中可能的黑暗面。但是这幅画的真正的科学线索仍然是双重母亲的主题，然而无论这幅画是多么的过时，这种主题只能刺激那些知识真正对其起作用的人。这种假设使广大的公众感到心寒，因为弗洛伊德片面的、消极的解释对他们的意义要比它对科学的意义重大得多。
不言自明，科学追求的是一种公正的、无偏见的以及包罗万象的真理。从另一方面讲，弗洛伊德的理论最多是一个片面的真理，因此，为了支持理论本身并使其产生影响，他的理论中有着严格的教条和宗教法庭审判官式的狂热。对于科学的真理而言，一个简单的陈述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背地里，精神分析理论并不想以一种严谨的科学真理的形式出现；它的目标是影响更大范围的公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源头在医生的诊疗室中。它宣扬那些20世纪初的神经症病人应该理解的极为重要的真理，因为这些病人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心理学的无意识的受害者。精神分析学通过彻底根除这个死亡世纪的腐朽而破坏了他自己内心的虚伪的价值观。到此为止，这个理论就预示了一种有价值的、不可缺少的、以最持久的方式推动神经心理学研究的实践知识的增长。如果现在医学能够治疗个人的神经症，而且把个人的心理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么我们就要感谢弗洛伊德的大胆的片面观点。在弗洛伊德之前，这种研究只是出于难得一见的好奇心。
但是，至于神经症，这并不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疾病，而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很广的疾病，因此，它常见于那些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性启蒙或者是在这方面破除有害假说的人之中。一种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偏见的神经症或梦的理论至多也只能说其重要性次于科学。如果不是这样，阿德勒的迥然不同的概念将会毫无效果。阿德勒并没有把一切归纳为快乐原则，而是归纳为权力的驱使，其理论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这个事实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弗洛伊德理论的片面性。阿德勒的理论确实也有片面性，但是，如果把他的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结合起来，就勾画出了一幅更易于理解并且更加清晰的对19世纪的精神深恶痛绝的图景。现代人对祖先理想的全部背叛在阿德勒那里又一次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然而，人类的精神并不仅仅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是一种更加伟大的具有永恒性与不变性的事物。19世纪仅仅是一个局部的一闪即逝的现象，它只在人类古老的精神上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一旦这层灰尘被拭去而且我们专业的眼镜被擦亮，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呢？我们将如何看待精神，我们将如何解释神经症？这是每一位这样的精神分析医生所面临的问题，他在病人孩童时期的全部性经历被查明以后，在他们全部的文化价值被分割成惊人的要素而加以详细分析以后，甚至在病人变成了那个奇怪的假说—一个“正常”的人和一个群居的动物—以后，仍然没有将病人治愈。
一个科学的普通心理学不应该建立在19世纪的畸形的理论基础之上，一个神经症的理论也必须能够解释毛利人的癔症。一旦性理论离开神经心理学的有限领域并进入其他领域，例如原始心理学领域，它的片面性和不足之处就会跃然眼前。那些在1890—1920年间通过观察维也纳人中的神经症所获得的领悟，在用于解释图腾与禁忌的问题时，即使以一种很熟练的方式来使用也被证明它很不实用。弗洛伊德并没有深入到人类共有的更深的层次。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不能不忠实于他的历史使命。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需要用毕生的精力去完成的，它完全符合它所赢得的盛名。
纪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过去50年的文化历史与刚刚去世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弗洛伊德的观点几乎影响了除了严格的科学以外的我们时代思想的所有领域。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人的精神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地方，这种观点都留下了它的印记，最重要的是在精神病理学的主要领域，其次是心理学、哲学、美学、人种学以及—最后的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宗教心理学。人们所说的关于精神本质的全部内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仅仅是貌似真实的，都必定要涉及所有人文科学的基础，即使据我们所知，在医学领域中取得的真正的决定性发现并不能归于“人文科学”之列。
严格地说，弗洛伊德首先是一位“神经专家”，而且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他都是一位神经专家。从他受教育的情况来看，他既不是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在哲学方面，他甚至缺乏最根本的教育因素。他曾经亲自告诉我，他从没想到过要去读尼采的著作。这个事实对于理解弗洛伊德独特的观点非常重要。他的观点因明显完全不具备任何的哲学前提而声名卓著。他的理论具有医生诊疗室的明确标志。从神经机能上讲，他那永恒不变的偏激观点是变态的心理，明察秋毫的医生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心理的掺杂着不情愿和隐藏得不好的快乐的秘密。但是，除了自己的疾病以外，神经症病人也是当地和当代精神的典型，是一座从开始就存在于医生对他的特殊病例的看法和某种概括的假设之间的桥梁。这座桥梁的存在使弗洛伊德能够把他的直觉从诊疗室的狭小空间转向了道德、哲学和宗教思想的广阔世界。非常不幸的是，这些思想观念也证明了他们自己对于这种极端的研究负有责任。
弗洛伊德最初的动力来源于他在萨佩特里埃时的伟大导师沙可。他在那里最先学的基础课程是催眠和暗示，而且，他在1888年还翻译了博恩海姆关于暗示的著作。催眠使沙可发现了歇斯底里的症状是某种想法占据了病人“大脑”的结果。沙可的学生皮埃尔·珍妮在他的综合性的著作《精神与成见》（Névroses et idées fxes）中详细描述了这一理论，还为其提供了必需的基础。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老同事约瑟夫·布诺伊尔为了支持这个极为重要的发现而提供了一个直观的病例（许多家庭医生早已在偶然的情况下有过同样的发现），并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理论。弗洛伊德认为，这个理论“与我们曾经用一种心理公式来替代教士幻想的‘魔鬼’的中世纪观点恰巧相合”。中世纪的占有理论（被珍妮贬低为“着魔”）被布诺伊尔和弗洛伊德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形式接受过来，那种邪恶的精神—与浮士德的奇迹恰好相反—被转变成了一种温和的“心理公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两位调查者。与理性主义的珍妮一样，他们没有用占有的概念来掩盖这个重要而相似的理论，而是遵循中世纪的理论，可以说是为了驱除邪恶的精神而去追寻引起占有的因素。布诺伊尔是第一个发现致病的“思想”是对于某种他称为“创伤的”事件的记忆。这一发现推动了先前在萨佩特里埃所做的工作，并且为弗洛伊德的全部理论奠定了基础。早在1893年，两人就认识到了他们的发现的深远的实践重要性。他们意识到那种症状产生的“思想”植根于一种“感情”之中的。这种感情有一种从不真正显露出来的特殊性，所以它从来都不是真正有意识的。因此，医生的任务就是使病人把这种“阻塞的”感情“发泄”出来。
这种预设式的说明的确很简单—因为过于简单，甚至无法对神经症的本质作出概括性的正确评价。弗洛伊德从这一点出发，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研究。正是创伤的问题首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快就发现了（或者说他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创伤性因素因为有痛感，所以是无意识的。但是，这些因素是痛苦的—根据他当时的观点—因为他们全都是与性有关的一个整体。性创伤理论是弗洛伊德关于歇斯底里的第一个独立的理论。每一个必须处理神经症的专家都知道，一方面病人是多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另一方面病人的报告又是多么的不可靠。因而，这个理论就如履薄冰。结果，弗洛伊德很快就感到不得不通过把创伤的因素归因于婴儿幻觉的异常发展来或多或少地依据惯例改正这个理论。他认为这种丰富的幻想行为的原动力是一种婴儿期性欲，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当然，异常发育早熟的病例很久以前就在医学文献中有过记载，但是，这些病例并没有被假定发生在相对正常的儿童身上。弗洛伊德也没有犯这个错误，而且他也没有正视任何早熟发育的具体形态。这只是关于他对基本正常的婴儿在性方面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和说明的问题。这种观点首先在业内，继而在受过教育的公众之中掀起了一场愤慨与厌恶的风暴。且不说每一种激进的新观点都要激起专业人士最强烈的抵制，弗洛伊德的婴儿的本能生命的概念对普通的和标准的心理学领域也是一种侵犯，因为他从神经症心理学出发所做的观察已经被当成了一块从未被暴露在此种光明下的领土。
对神经症病人，尤其是对歇斯底里心理状态的细致而艰苦的调查，使弗洛伊德注意到这类病人常常展示一种异常生动的梦境，而且出于此种原因，他们愿意讲述他们的梦。从表现的结构与方式上看，他们的梦跟他们神经症的全部症状是完全一致的。焦虑的状态和焦虑的梦是形影不离的，而且明显地产生于同一根源。于是，弗洛伊德不可避免地把梦纳入了他调查的范围之内。他很早就认识到，创伤感情的“阻塞”是由“不调和的”物质的“压抑”引起的。这些症状替代了冲动、愿望和幻想，由于它们的道德或审美的痛苦，它们都服从于伦理习俗所带来的“潜意识压抑力”。换句话说，它们被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念推出了意识之外，并且有一种特殊的压抑阻止了它们被重新记起。弗洛伊德恰当地称之为“压抑的理论”成了他的心理学的核心。因为很多事情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所以它也可以用来解释梦的含义，这一点儿也不足为奇。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1900）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或许它是从明显的经验主义的坚定立场出发，去掌握无意识心理之谜的最大胆的尝试。弗洛伊德借助于病例材料努力去证明梦是虚伪的愿望的满足。“压抑机制”是一个从神经症心理学中借用的概念，它在梦的现象上的外延是对普通心理学领域的第二次入侵。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引起了一些需要用比有限的诊疗室经验更简明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
《梦的解析》可能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著作，同时也是他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著作。对我们这些年轻的精神病学家来说，它是光明的源泉，但是对我们的老一辈同行来说，它却是被嘲笑的对象。由于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有一种中世纪“占有”的特征，因此通过把梦当作有关无意识过程的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梦是通向无意识的必由之路”—他从过去拯救了一些具有极高价值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过去好像已经无法挽回地陷入了遗忘之中。毫无疑问，梦在古代医学和古代宗教中具有一种神谕的崇高与尊严。然而，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一种具有最伟大的科学勇气的行为将非主流的梦当成了严肃讨论的课题。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精神病学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既不是它的技巧，也不是它的理论—在我们看来，二者都极具争议性—而是根本从来就没有人敢于研究梦境的这个事实。这条研究的线索从内部开启了通向理解精神分裂症的幻觉和错觉的道路。相反，迄今为止精神病学家却只能从外部来描述它们。更为重要的是，《梦的解析》提供了一把钥匙，用它可以打开许多神经症病人心理以及普通人心理紧锁的门。
这个压抑的理论可以进一步地被用来解释笑话。在1905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的饶有趣味的著作《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这是《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姐妹篇。这两本书在外行看来也是趣味无穷且富于教益的。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那种超越了压抑理论的、对原始心理学领域的尝试却不太成功，因为用从神经症心理学衍生出来的概念来解释原始心理学的观点，不但不能解释后者，而且只能极为明显地暴露前者的不足。
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一书中，这个理论最后应用于宗教领域。尽管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有许多观点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不幸的是，却不能用同样的话来评价后一本书。弗洛伊德在哲学和宗教的历史方面的训练比较欠缺，显出了自身明显的缺陷，更不用说他根本不理解宗教是什么这个事实了。他在晚年写了一本关于摩西的书，摩西把以色列的后代带到了希望之乡，但是自己却被拒之门外。就弗洛伊德的个性来说，他赋予摩西的选择也就绝非偶然了。
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弗洛伊德始终是一位医生。尽管他对其他领域存在兴趣，但是他的心目中总是不断地看到神经症临床的表现—那种使人生病并且显著地妨碍健康的态度。任何在他面前呈现如此表现的人都会看到一切事物的瑕疵，但是无论他如何努力地反对，他必须指出这种着魔的强迫性表现迫使他看到了什么：弱点、未被承认的愿望、隐藏的愤怒、秘密、被“潜意识压抑力”扭曲的愿望的非正常满足。神经症病人是不健康的，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困扰着他的精神；因为尽管他的无意识中包含着许多其他的事情，但是他看来被那些他的意识以极好的理由驳回的内容所独占。因此，弗洛伊德思想的基调是一种极度悲观的“只不过是……而已”。他从来没有突破性地看到那些有帮助、有治疗作用的力量，这些力量能使无意识对病人有某种益处。每一种态度都会被一种心理批评所破坏，这种批评把一切事情归结为相反的和分歧的因素，或者至少使人怀疑有这种因素的存在。将这种否定的态度用于一位信口胡诌的神经症病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这里，对在幕后的令人厌恶的事情的推测经常能击中要害，但也不总是这样。同样，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在治疗的同时不是一种失败的尝试。与其把病人说成是在道德上不被允许的愿望的秘密胁从者，不如把他解释为本能问题的无辜受害者，不仅他不理解这些问题，而且在他的环境中也没有人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他的梦可以被当作是自然本身的预言，其实这些梦境与弗洛伊德巧妙地置于梦的过程中的过于人性、自欺的治疗没有任何关系。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批评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是为了强调他对19世纪的全部或大多数思想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弗洛伊德只能在这一文化背景的衬托下来理解。他指出的缺陷不止一处。19世纪所有那些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宗教也不例外。弗洛伊德是一个伟大的破坏者，世纪的交接提供了这个揭露旧观念的机会，甚至连尼采都做得不够。弗洛伊德确实非常彻底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在人们中间激起了一种有益的怀疑，从而使人们对真正价值的感觉更加敏锐了。所有那些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言论，在原罪的教条不再被人们理解之后，搅乱了很多人的头脑。弗洛伊德把这些言论击得粉碎，让我们期待，那些仅存的一点儿残余将被20世纪的野蛮永久地赶出去。弗洛伊德并不是一位先知，但他是一个先知的形象。他像尼采一样，推翻了我们时代的巨人般的偶像，留给我们去体会的是，我们的最高价值是否如此的真实，以至于连地狱之血都不能熄灭它们的光辉。对于我们的文明及其价值的怀疑是当代的神经症。如果我们的信念真的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没有人会怀疑它们。如果我们的理想只是我们努力去掩饰的动机的伪装表现，那么没有人能够使它显得更加可信。但是19世纪给我们遗留下来一些模糊不清的命题以至于怀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合理、完全值得赞扬的。金子只有投入火中才能证明其价值。弗洛伊德常常被比作一位牙科医生，他用最疼痛的方式钻出被蛀蚀的组织。在钻牙的时候这种比喻是正确的，但是在向牙洞里面填充黄金的时候就不正确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不是填补空白。如果我们关键的判断力告诉我们，在某些方面我们是非理性的和幼稚的，或者说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幻觉，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的非理性应该怎么办，我们用什么来替代自己被打破的幻觉呢？我们天真的童心里有创造力的种子，幻觉是生命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二者永远不会被抑制，也不会被常规的理性和实用性所代替。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属于19世纪科学唯物主义的范畴。他的哲学的前提从来没有被仔细地考查，这显然是由于这位大师的哲学素养的欠缺。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和当地的偏见的影响—这一事实已经被许多批评家注意到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方法始终都是一种对病变和退化的物质—例如，主要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发现的物质—的烧灼剂。它是医生所使用的工具，当它被用于生命自然的表现和需要的时候，它是危险的和破坏性的，或者至多是无效的。存在于他的理论中的某种僵化的、为常见的狂热偏执所支持的片面性，在本世纪初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后来，当新思想获得了广泛认可的时候，这种片面性就变成了一种审美的缺陷，最后，就像每一种狂热一样，它唤起了对其内部不确定性的怀疑。总之，我们每个人都高举知识的火炬仅仅跑过一段路程，没有任何人能尽善尽美。怀疑本身就是科学真理之母。无论是谁，只要在上层人士中间反对教义，都会悲剧性地变成片面真理专制的受害者。所有与这位伟大人物的命运有着共同之处的人都看见了这种悲剧在他的生命中逐渐展开，渐渐地缩小了他的眼界。
我和弗洛伊德有多年的私交，在我们交往的这些年里，我有机会深深地窥视了这位卓越人物的思想。他是一个被魔鬼附体的人—一个被赐予了一种势不可挡的启示的人，他被这种力量所占据，永远不能摆脱。与沙可的思想的不期而遇，唤醒了他体内被魔鬼控制的灵魂的原始意象，并且激起了对知识的热望—知识在他凝视的目光中展现出一片黑暗的大陆。他感到他已经掌握了能打开被控制的灵魂所处的黑暗深渊的钥匙。他想揭露过去那种“荒唐的迷信”认为是可怕的梦魇的幻觉、用鞭子打落邪恶灵魂所穿的伪装，并把它变成一只不会伤人的狮子狗—总之，就是把它变为一种“心理公式”。他相信理智的力量；浮士德的战栗对他的妄自尊大没有丝毫的影响。他曾经对我说：“我只是想知道，将来当所有神经症的象征都被揭露出来的时候，这些病还会起什么作用。那时就不可能有神经症病人了。”他希望启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喜欢的格言是伏尔泰的“压倒无耻”。正是这种观点促成了他那惊人的关于任何一种病态的精神物质的知识和理解—这是他在上百个伪装中探查出来的，并且他还能以极大的耐心将其揭示出来。
路德维希·克拉格斯的名言“精神是灵魂的敌人”。这句话可以作为弗洛伊德研究被控制的精神之方法的箴言。无论何时，只要他能够做到，他都会通过将“精神”变为一种“心理公式”的方式，把“精神”作为控制和压抑的因素而彻底废黜。对他来说，精神只是一种“只不过是……而已”。在与他进行的一次关键的谈话中，我曾经试图让他理解这个忠告：“无论那些精神是不是上帝的，都尝试去研究它们吧。”结果是徒劳的。这样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及时地了解到为什么他受到了控制，那么他将会成为控制的受害者。人应该问自己一下：为什么这个想法占据了我的心灵？对我自己来讲那意味着什么？像这样适度的怀疑能够使我们不至于一头跌入这种想法之中而永远消失。
弗洛伊德的“心理公式”只是对引起一种神经症的恶魔一样活跃着的事物的一种明显替代。实际上，只有精神才能驱走“灵魂”—而不是理性，理性至多只能是一个助手，就像浮士德的瓦格纳一样，一点儿也不适合扮演驱魔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