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之“”
平静的生活出现了不祥的预兆。从遥远的大海上驶来了大船，在上下川岛海域游弋。有的渔民突然失踪了。亲人们痛哭不已，以为是被海盗害了。又有一些村庄的青壮年被人掳了去。这时，人们才醒悟，这一切不是海盗所为，他们是被“猪仔头”和土匪当奴隶赎卖到遥远的美洲大陆去了。
一条只容得三百人的三桅帆船，塞进了六百人。船舱内黑暗一片，空气中腥臭味弥漫。有闷死的，有病死的，还有自杀的，他们被不断地从船舱内抬出来扔进大海。昼夜航行在似乎永无尽头的太平洋上，七千海里的航程，数月漂浮，船板上饭和咸虾酱都长出了虫子。抵达美洲大陆时，船舱内的人胡子长有几寸，眼睛深陷发黑，见人犹如隔世。他们中有近半的人已经葬身鱼腹。
这些男人，被运到美国、秘鲁、古巴、加拿大、智利等国。巴西的茶工、秘鲁和圭亚那的鸟粪工、古巴的蔗工、美国的筑路工和淘金工、哥伦比亚的矿工、巴拿马的运河开挖工、加拿大的筑路工……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一八四八年、一八五一年和一八五八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先后发现金矿，随后美加两国开始修建连接东西部的铁路，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一八五一年维也纳会议提议废除“黑奴买卖”，黑人劳工减少，中国人便成了最廉价的替补。“契约华工”（即“猪仔”）名是自由身，因雇佣者无须顾及其衣食与生死，比作为资本家庄园主私有财产的黑奴命运更为悲惨，他们死不足惜，在工头皮鞭下，一天劳动十四到二十小时，报酬却极低。有的地方针对华工订有“十杀令”“二十杀令”。秘鲁一地，四千华工开采鸟粪，十年之后，生存下来的仅一百人。他们死于毒打、疾病、自杀、掉落粪坑……巴拿马运河开掘，又不知有多少华工丧命。加利福尼亚的铁路、古巴的蔗林、檀香山的种植园等处，都埋下了华工的白骨。
深重的苦难，源头无疑来自那场影响东西方格局的战争——鸦片战争。国家的衰败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
当年的开平，人口快速增长，“地不足以容人”，粮食供不应求。加之土客械斗，战乱频仍，死伤、外逃者无数。美国、加拿大的矿主和铁路公司委托华侨回国招工，有的人为了家族、家庭的生存，为求得一条生路，不惜离乡背井，从香港、澳门出洋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淘金”。有的新婚数日即与新娘离别，白发苍苍才回来团聚；有的甚至一去不回。开平有领“螟蛉子”的风气，“螟蛉子”即空房独守的女人所领养的子女。开平超过一半的人跑去海外谋生，赤坎司徒氏、关氏族人自然也不例外。鸦片战争后三十多年间，美洲的华工达五十万人，仅美国就有二十五万之多。其时赤坎去海外的人数有四点六一万人，去港澳的人数有二点五万人。
司徒乔是著名油画家，他是赤坎镇塘边村人。一九五〇年他从美国搭乘威尔逊邮船回国，船上他遇到了李东号、汤心海、郑进禄三位华工，从他们身上，司徒乔知道了一个人间惨剧。他为三位老人画了一幅速写，在画上写下了他们的遭遇：“四邑农民六百人于一八九七年被美帝资本家骗至檀香山高威岛垦荒。在汽船枪手的警戒下被逼与外界完全隔绝。五十三年中备受严酷之压榨，至一九五〇年已死亡殆尽，只余李东号、汤心海、郑进禄等九人，血枯力尽，耳聋眼瞎，始被中华公会遣送回国……”
这段华侨痛史也被司徒美堂写进了《我痛恨美帝》一书中。司徒美堂也是赤坎人。这六百人就是被“猪仔头”骗去的。他们在高威岛种甘蔗、稻谷。九位华工是夏威夷中华公会给每人募了一张船票和四十八美金，才踏上了归国之途。
华侨在饱受歧视与欺凌的同时，也目睹了西方先进的文明。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时期，社会变化巨大。华侨中有人站稳了脚跟，赚了一些钱，他们首先想到让亲人过上好日子，其次想到自己没有文化，才吃尽了苦头，因此家乡要发展教育。
华侨回乡，叶落归根，有人模仿西方建筑砌房，有人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带回家乡，成功者衣锦还乡的冲动与改变家乡面貌的愿望混合着，带动开平生活风尚的变化。于是，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碉楼、骑楼大量出现，赤坎街道一栋栋楼房比肩而起，俨然广州十三行的缩影。
堤西路、堤东路变成了商业一条街，米饼铺、米店、金铺、烧鹅店、洋布洋服店、杂货店、副食店、酒店、笔庄、染布店、茶楼、书局、电影院等纷纷开张。在中华西路、中华东路、塘底街、河南路、圩地街、牛圩路，铁铺、藤器店、钟表修理店、油漆店、木屐店、木材店、石材店、洗衣馆、当铺、妓院、中西医诊所、医馆、药材铺、邮政局、侨批局相继营业。
商埠慢慢形成专业化分工，从建材、纺织、粮油、牲畜等各行业，到各商会成立，一座具有浓郁欧洲风味的小城出现了。
小城是一座罕有的家族之城，由两大家族竞争与合作得来，两大家族主导着宗族传统文化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型，充满着血缘的气息，也充满了血缘的力量。
赤坎镇突变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一九〇一年镇里出现了中西医诊所；一九〇二年出现了邮局；一九〇八年成立了商会；一九一四年有了西医产科诊所，并形成了“医生街”；一九一四年小火轮开始航行于赤坎与外埠；一九二三年第一家金银专营店汇通银号开张；一九二四年百赤茅公路建成通车，美国福特牌公共汽车开行在乡间公路上；一九二四年“发明”电灯公司成立；一九二六年百赤茅公路公司开通电话；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九年司徒氏图书馆、关族图书馆相继建成；一九二六年全镇统一进行规划；一九三三年第一家电影院东升影画院落成；一九三六年两族合力兴建开平第一县立中学……
赤坎汇聚起人才，仅“医生街”医馆里的高学历医学人才就有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司徒梓居，广东光华医学院毕业的关梓权、关公度，广东医学院毕业的司徒珙，上海国防医学院毕业的张景辉，上海同济医学院毕业的余锡洪，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余严等。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电讯工程系的司徒植楠在镇里开办了“美孚”汽油贸易公司，还与美商合营，在赤坎镇东堤开设了夏巴洋行，经营福特长途汽车及零配件。
小镇居民的生活也越来越新奇了，男人流行戴礼帽、穿西装、打领带、穿进口牛皮鞋。最时尚的是抽雪茄、喝咖啡、饮洋酒、吃牛排、看电影，出门骑自行车、摩托车。女人则喜欢穿“玻璃丝袜”，喷法国香水，抹“旁氏”面霜，涂英国口红。在造型各异的骑楼、碉楼里，人们开始使用暖水瓶、座钟、留声机、收音机、柯达相机、三支枪牌单车、风扇、打印机、浴缸、抽水马桶、抽水机……
赤坎人不再节俭，日渐奢侈，好浮夸、斗富，贪慕虚荣。“无论男女老幼，都罹奢侈之病。昔日多穿麻布棉服者，今则绫罗绸缎矣；昔日多住茅庐陋巷者，今则高楼大厦矣。至于日用一切物品，无不竞用外洋高价之货。就中妇人衣服，尤极华丽，高裤革履，五色彩线，尤为光煌夺目。甚至村中农丁，且有衣服鞋袜俱穿而牵牛耕种者。至每晨早，潭溪市之大鱼大肉，必争先夺买。买得者视为幸事……其余宴会馈赎，更为数倍之奢侈。”“衣食住行无一不资外洋。凡有旧俗，则门户争胜；凡有新装，则邯郸学步。至少宣统间，中人之家虽年获千金，不能自支矣。”（见民国时期《开平县志》）
“衣服重番装，饮食重西餐”成为时尚的同时，连说话也混入了英语，外来词汇这一时期纷纷进入开平方言，男女老少自觉不自觉，见面叫“哈罗”，分手说“拜拜”，称球为“波”，饼干叫“克力架”，奶油叫“忌廉”，夹克叫“机恤”，杂货店叫“士多”，对不起叫“疏哩”，好球叫“古波”，球衣叫“波恤”，冰棍叫“雪批”，奶糖叫“拖肥”，蛋糕叫“戟”，沙发叫“梳化”，护照叫“趴士钵”，帽子叫“喼”，商标叫“麦头”，面子叫“飞士”……
生活方式变化了，赤坎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变，“婚姻讲自由，拜跪改鞠躬”，西方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也在民众中传播，很多家庭竖起了旗杆，重大节日挂出了国旗，他们不用“國”，而用一个独创的“囻”，意思是以民为主、以民为中心的国家。西方民主原则与公司股份制管理方式进入家族事务管理，多种自治性民间组织成立了，实行股份制管理。乡规民约被章程取代，章程成了处理事情的依据，譬如宅基地分配、转卖，建筑物高低、排水系统铺设、厕所位置、垃圾处理等等，村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追求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