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江苏常州（武进）人。

李伯元生活的时代，正值大清国全面衰败、封建帝制行将倾废之际。他出生前二十余年，中英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世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清惨败，屈辱接受割地、赔款要求，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此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之后，连串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他出生前十五年间，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860年）席卷大清半壁江山，四处狼烟滚滚，遍地生灵涂炭。他出生前十年间，第二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爆发，满清大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割地赔款，奇耻大辱。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段屈辱史，内忧外患，接踵而来，血雨腥风，裹挟华夏，而近代民族意识在内忧外患刺激下觉醒而高涨，有识之士发愤图强，上下寻觅强国之路。这是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与转型时代，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日益强劲的渗透与冲击，民族文化危机催促着新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转向。这是一个过渡时代，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均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裂变与整合。

晚清中国，具有一切转型时代（过渡时代）均所具备的征象：混乱与杂沓，乖张与怪异，失落与无奈，希冀与亢奋，新旧杂陈，五花八门……处于这一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敏感的读书人（知识阶层），他们切身感受时代的困局与危机，普遍生成“大厦将倾”的末世感，纷纷寻索个人归属、民族前途。社会转型，迫使知识人在新的时空背景下，重新选择自我的社会定位，也催促其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自身民族—国家。

李伯元像

李伯元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及父伯辈均获有科举功名，其本人虽幼年丧父，却得伯父李念仔厚泽，严加教谕。同旧时代一切世家子弟一样，李伯元的一生早早就被规划在皇家科举的轨道上——在皇家天下的背景里，科举仕进被普遍视为读书人的理所当然的人生“正途”，既可自身飞黄腾达，又能藉此光宗耀祖；而李伯元在科举的起跑线上，曾以第一名获秀才功名，既给家族带来莫大欣喜与殷切期盼，也给其父的地下亡灵带去一份宽慰与孝敬。但科场选拔的最初成功，并未为他带来接续的好运，乡试的失利，无疑挫顿了这位青年士子的自信心；伯父李念仔于1894年溘然去世，又使他失去了大家族的坚实凭依；大清国内忧外患交相兼迫，更使这位知识臣民忧心忡忡，末世体验中顿生无所依傍的飘零感。1896年，李伯元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抉择——从家乡常州迁居大都市上海。

就空间地域言，常州、上海均属“长三角”地区，同在长江南岸，两地相距仅有百余公里。就文化渊源论，常州、上海共有吴文化历史背景，同属吴方言区。因此，李伯元由常州迁居上海，算不得长途迁徙，也实在难以用背井离乡之类语汇作抒情描述，它不过是同一地域、同一方言区内的短距迁居。但李伯元深思熟虑之下作出的迁居决定，自有其丰富的内在蕴涵：他从传统的江南古城常州，走进近代大都市上海，就此脱离科举仕进的人生轨道，游离出封建“体统”，落脚于都市市民社会，在近代都市文化产业（报刊业）中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成为一名职业报人兼小说家。

由旧式封建士子，转变为近代都市职业文人；从传统世家子弟，转变为近代都市报人、小说家——这是李伯元四十年人生历程的基本趋向，此间既包含他本人的生命选择，也包含着大时代对个体生命的某种内在规定性。过渡时代，造就了亦新亦旧的一代——李伯元即是其间的一则生动个例，他的精神世界既承续、积淀着传统文化的某些质素，又迎受了外来文化的吹送与化育，因而具有某些新文化气息。在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过渡地带，他一方面承受着精神失怙的内心焦灼与苦楚，由此表现出玩世、狭邪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又无时不为民族—国家的困境与前景焦虑，其对现实社会、尤其是对封建官制尖酸刻薄的嘲讽间，潜隐着对“文明世界”的殷殷期盼。在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过渡期，李伯元分明体验着巨大的内心痛苦，而他的心理苦楚不惟具有个体性质，且包含深广的时代意义与文化蕴涵。

我们认为：“士子”“报人”“小说家”，是近代社会中李伯元的三重社会身份；而从旧式士子转变为近代都市职业文人（报人、小说家），则是其人生历程的基本趋向。本著主体三部分，分别题名“士子”“报人”“小说家”，即在总体构架上既特意彰显李伯元的社会身份，且有意勾勒出他的人生选择与生命行程。我们着意将李伯元作为个体存在，置放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转型中，加以观照与叙述，论说既考量历史现场景观中的个体作为，也从历史演进背景及当代文化视角，力图对其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深度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