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诗话还原研究与近世诗学重构的新路径
陈广宏
当今的明代文学研究，已获相当迅猛之发展，尤其在诗文领域，因而对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尝试在学界已经取得的业绩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有明一代诗话文献的全面整理，无疑是受到了这种要求的刺激。当明诗话文献整理步入新的阶段，对于总体上如何推进诗话相关研究，亦自然会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它迫使我们在对“五四”以来传统诗学的现代研究进行反省的同时，重新思考若干较为根本的问题，诸如整理与研究、文献与历史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是有无可能在诗话还原研究的路径上，探获中国诗学重建的范式。
一、现代诗话研究的建立及其问题
诗话研究进入现代人文学科视野，大抵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之事，伴随着中国诗学、中国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一方面，诗话被认作我国传统文学批评样式的代表，以诸如印象式、片断式显示“直觉的感性”的特征，与西方诗学的逻辑体系性相对待；另一方面，则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参照西方诗学理路构建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取资的材料，大量诗话文献的整理工作，就是围绕着这样一种取材的要求展开的。
如所周知，真正开创诗话整理与研究之现代格局的先行者当以郭绍虞先生为代表。据《宋诗话辑佚》原序，他在1927年因搜辑《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材料，即注意到诗话方面。1929年，郭先生在《小说月报》连载的《诗话丛话》，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关于诗话的新式研究。其中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交代方法：
总之以文学批评的眼光而论诗话，则范围不得不广博，不广博不足以见其同的性质；而同时又不得不狭隘，不狭隘又无以异于昔人的论调。区区此旨，所愿先行揭出以与当世研究文学批评者一论之也。
已表明尝试运用西方传来的文学批评标尺，对传统诗话加以梳理、界定。其所谓“范围不得不广博”、“又不得不狭隘”，当包括衡诸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定义而言。就其取材范围之广博论：计划作为内编的论诗部，兼收成书、单篇散文乃至论诗韵语之属；又有论文、论四六、论词、论曲以及论小说戏曲诸书别为外编。与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搜集材料所费经营擘划一样，此类工作，应是整理国故运动研究目标的一种实践——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朱自清曾特为之表出：“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列有关诗话之取舍时——那又显示其范围之狭隘，郭绍虞先生明确表示：“以有明显主张足成一家之言者为主，则即于诗话中间，其近于摘句，或徒述本事，或偏于考证、局于声谱者，不占重要的地位。”这种有所轩轾的态度确可以说是“异于昔人的论调”的，因为无论从诗话创立阶段欧阳修所述“集以资闲谈”，许顗在《彦周诗话》小序归总的“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还是后来如清人劳孝舆《春秋诗话》叙历来对诗话种类的一般认识：“自谈诗者有诗品、诗式、诗格、诗法，于是唐宋间人诗话汗牛充栋矣。”或者四库馆臣所厘定的“诗文评”五例：“（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钟）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我们都难以看到前人将对诗话作品之论说主张及其体系性的强调置于如此突出的地位。直至解放后，郭先生仍如此定义“诗话”：“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并且还在此《清诗话》“前言”中简单梳理出一条自北宋末《石林诗话》至明代《谈艺录》、《艺苑卮言》、《诗薮》等偏重理论倾向的发展脉络，而笼统将重在系统性、专门性和正确性视作清诗话的特点，以之作为历史最高成就。相比之下，即便是在曾催生出追求一定理论品格甚而精严体系之诗话或诗评的明代，人们对“成一家之言”的认识，恐亦仅在于知识赅备而议论中正，如程启充《升庵诗话序》表彰杨慎这位长于考证词语典故的诗论家：“上探《坟》、《典》，下逮史籍、稗官小说暨诸诗赋，百家九流，靡不究心，各举其辞，罔有遗逸。辩伪分舛，因微致远，以适于道。淡而不俚，讽而不虐，玄而不虚，幽而不诡。其事核，其说备，其辞达，其义明，自成一家之言。”而与上述力求观点鲜明、知识系统有差异。更何况记叙逸闻轶事以资闲谈一类仍为明诗话大宗，多数人对于诗话性质、功能的看法或即如文徵明《南濠诗话序》所述：“玄辞冷语，用以博见闻、资谈笑而已。”此论虽是就不必正经记叙史实并体现史识的角度而言，然所谓“玄辞冷语”，从漫无统序的博识隽语去理解，亦大抵可辨。而作为指导诗歌创作与鉴赏门径的诗格诗法类著述，在当时则继续占有相当大的市场。显然，现代人的独重“成一家之言”，是以西方诗学为参照的结果。无独有偶，徐英发表于三十年代的《诗话学发凡》，亦显示了整理国故的新学眼光，其将诗话予以分类并排序，谓“今言诗话，析派有三：述学最先，评体为次，铨列本事又其末焉”，同样未必合乎传统的看法，将“述学”置于首要位置，自然是因为对系统知识的追求成为这个时代的目标。
如郭先生对诗话的这般认识与处理，因其浸淫于传统诗话研究，已属至为细腻的方式。相比较而言，那些直接将传统诗话与西方诗学加以对照而下大判断的学者，要显得更具批判力。早在1927年，郑振铎在设计中国文学研究新路径时，于传统诗话著作有过如下评价：
文学之研究，在中国乃像一株盖在天幕下生长的花树，萎黄而无生气。所谓文史类的著作，发达得原不算不早：陆机的《文赋》，开研究之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继之而大畅其流。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虽然后来诗话文话之作，代有其人：何文焕的《历代诗话》载梁至明之作凡二十七种；丁氏的《续历代诗话》，所载又二十八种；《清诗话》所载，又四十四种。然这些将近百种的诗话，大都不过是随笔漫谈的鉴赏话而已，说不上是研究，更不必说是有一篇二篇坚实的大著作。
毫无疑问，如此评价的标准来自西方诗学或文学理论的参照系。他又在文末号召运用现代文学观念与科学的研究方法，整理诗话、文话、词话、曲话之类的文学材料，建设“批评文学”，此正可与郭先生的工作计划互观。我们看“五四”以来占主流的有关中国诗学的论述，基本上皆属西方诗学视野下“影响焦虑”之产物，相应的，中国诗学即是在西方诗学关注的维度上，依其分类及理路建构自我体系诸层面。因而如杨鸿烈撰《中国诗学大纲》，竭力主张“我们现时绝对的要把欧美诗学书里所有一般‘诗学原理’拿来做说明或整理我们中国所有丰富的论诗的材料的根据”，而其评估传统诗话一类的诗学文献则曰：“我敢说中国千多年前就有诗学原理，不过成系统有价值的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们做诗学原理研究的材料。”在他看来，即便像《沧浪诗话》、《木天禁语》、徐祯卿《谈艺录》、叶燮《原诗》这样受到推崇的有条理之作（之所以受到推崇，原应有欧美“诗学原理”的现代价值观影响），距离建设“诗学原理”的要求仍相去甚远：“我们却不以他们都是完全纯美的，都可以和欧美诗学的书籍相抗衡的。”至于朱光潜，向来主张中西诗论互释互证，故其论中国传统诗话，言说更加辩证，揭示问题也更加有针对性：“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比较的基准及其批判意识与前者却并无二致。
不管这种参照是直截的还是隐形的，批判性为主还是建设性为主，与其他中国学术的整理方式一致，以西方学术的系统知识为价值标准，成为中国诗学走向现代世界的一条康庄大道，或者说，成为“五四”以来传统诗话研究的一种范式。然而，问题在于，当诗话仅仅被用作按照西方诗学原理的间架构建中国诗学的材料时，很难说不会出现史料脱离语境、方法与对象不相吻合的情况。像郭绍虞先生这样，在如何将本土材料与外来观念打成一片上已属相当审慎，朱自清在评价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得失时却还是认为，其依照日本为中介传入的西方纯、杂文学观念之分，反而给介乎其间的我国各时代文学观念带来纠葛，故建议“最好各还其本来面目”；至于其他率意比附、套用者自不必说。而诗话被有选择地充入外来阐释框架，难免会有断章取义、虚饰架空的种种可能。诗话的原本形态因这种抡选而遭切割，其面貌会显得支离破碎，甚而意义大失，许多内涵无法深入、具体地被读解与领会，自身特质亦易被消解。从另一面来看，鉴于西方诗学原理的价值基准，在已有的中国诗学以及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中，诗话被用到的比例其实相当有限，基本上为杨鸿烈所说的那一类受到推崇的有条理之作，就明诗话而言，大概不会超过现存诗话的20％，而大量所谓“零碎散漫”的诗话与已纳入诗话范围之诗格诗法著述则被弃置不顾，与这类文献资料的丰富程度及自身的完整性很不相称，显然并未做到物尽其用，因而能否充分、全面地发掘其特质，便也难说有把握。
上述情况揭示，目前诗话研究较为迫切的任务，恐怕还不仅是进一步发掘材料、扩大史料范围——尽管我们的数据环境与搜辑能力已有突破性进展，而更应该是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范式。这种转换与更新，当然不是凭空向壁虚构；路径之一，应即是顺着所谓“各还其本来面目”的方向，调整我们的立场，即如何以诗话自身整体的存在为对象，而非仅仅作为建构一种体系的材料，在把握其全部内涵、关系及历史语境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中国诗学的内在构成。
二、明诗话的“历史还原”
我们现在可以着手做的，应是回到诗话生产、消费的时代，就各个年代层，重新构拟其存在的场域，并从中把握其话语体系及特质。这可看作是一种历史还原的工作。
首先必须对诗话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清醒的认识。以往在将诗话抽象地标举为我国传统文学批评样式的时候，论者似乎很容易忘记，它的诞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公认始创诗话之体的欧阳修《六一诗话》为例，无论该著是从其本人《杂书》（《试笔》）还是《归田录》删稿中析出，皆属笔记性质，所谓“集以资闲谈”，文本的记、纂皆具随意性。关键是此乃士大夫身份的欧阳修晚年退休消闲之举，又恰逢印刷传媒开始勃兴的时代（尽管其时所出版者绝大多数尚为前代人的著述）。明人于此有看得比较明白的，如张鼎思为郭子章《豫章诗话》作序时言及：“欧阳永叔之在汝阴也，有《诗话》一卷，事新词鬯，实为贡父辈颜行，然意在快耳赏心，且作于闲居暇豫时。”强调作者娱乐、消遣的场合与用意，其谓“事新词鬯”，无非是说体现了一种新的创作形式与意识，而文体上因有话体文的运用，又是前所未有的浅白晓畅。宋人的目录学著作，颇有将诗话归入“小说类”者，如绍兴间改定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衢本《郡斋读书志》；或如《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部分诗话入“小说类”，部分诗话入“文史类”。直至清代，四库馆臣仍以所谓“体兼说部”来界定《六一诗话》一系的诗学著作，尚可见此种基因之遗存。而以衢本《郡斋读书志》为例，如《文心雕龙》、《修文要诀》、《韩柳文章谱》及《金针诗格》、《李公诗苑类格》、《天厨禁脔》等一众诗文理论与格式著作被置于“文说类”，则可印证诗话在产生之初的归属，原与此类论示诗文技法的著述不同。如果要说诗话与文学批评相关，那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诗歌批评形式，艾朗诺教授总结早期诗话形式从欧阳修时代到整个南宋初期的发展，即把握于此：“诗话的迅速传播得益于其独特的形式，这种形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载体来讨论当时士大夫认为有指导性又有意思的诗歌。”他还进一步就这些诗话的具体内容，论析其本身摆脱严肃文论束缚、解构正统诗学思想的特点，如《诗经》、《楚辞》之类经典的消失及新的诗史观念的出现，对被定义为“俗”的形而下之诗艺或文学技巧的探讨等。
艾朗诺也看出了欧阳修的《诗话》与过去文学评论的经典范例——《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等的不同，“这些都是用严肃的骈文（或韵文）写成的关于文学创作、文体研究和文学原理的宏观体察”，显然，那属于精心结撰、体大虑周的“典册高文”；也觉察出了诗话与文集中涉及文学的书信、论文、序言乃至题跋形制上的差别，认为如诗话这种新的诗歌批评方式，“要从论、文、序、书、跋这些旧有的文章样式中衍生，即使并非毫无可能，也是很困难的”，这一点殊为不易。若稍作引申，可认为诗话在其起步阶段，就文本形态、性质而言，已与之前中世社会属文之士那种以藏诸名山、传之后世为目标，殚精竭虑想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包括收入别集的诸文体庄肃之论，有划时代的区隔。作为日常生活中娱乐、消遣之物，诗话这种类似随笔札记的杂纂，主要体现的是士大夫现世闲情逸致的一面，并且因印刷传媒的逐渐介入，而令更大范围的共时交流成为可能。故无论从作品的形式、内容与功能，生产、传播方式，还是作者的态度，皆已为后世种下某种近世性的基因。而诗话著述在元明清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南宋以来至元明盛行的诗格诗法类著作及其汇编之商业化出版，充分体现了诸多近世性特征。
明代是诗话演变、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数量骤增，而且体制日蕃。更确切地说，以成、弘为发端，嘉靖中期以降直至明末，在诗话发展史上呈现新的划时代的演进格局。这自然与整个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比较直接的因素，包括新的识字阶层的增扩，文学担当主体阶层的下移，整个市民社会闲暇消费需求的高涨等，与之互为因果，同时亦恰为本阶段最显著标志的，是私人刻书业的繁盛。大木康教授在《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中，曾据杨绳信编《中国版刻综录》做过一个分期统计，从宋至明末的3094种出版册数中，合计有2019种出版于嘉靖、万历至崇祯的约百年间，实际上占到65％的比例。很显然，它显示的是该时期印刷普及的能量。其中与我们所说的文学相关，而实际上具消闲娱乐功能兼俾实用的，有诗文别集、总集、丛书、类书并小说戏曲等大量刊行，当然还有包括诗话在内的诗文评类著述。就明人诗话而言，若以现存230余种为计，嘉、万至崇祯约百年间印制的各类文本，要占到五分之四左右，其中诗格、诗法类所谓通俗诗学又在其中占相当大的份额。张健教授考察元代诗法著作在明代的刊刻流传，即以详证勾勒出自成化而嘉靖而万历的三个高峰。这显然是明代中后期空前广泛之诗歌消费受众以及诗学下行传播态势的表征。如下是屠本畯所描述的他本人生活的时代较为普遍的附庸风雅之状：
尝谓近时风尚：甫解之乎，辄便吚哑；稍习声耦，遽寿枣梨。人靡不握管城以摛诗，诗无不丐玄晏而为序，序无弗并汉魏而薄钱刘。
借此应可较为直观地看到，对诗歌的关切在此际成为广大市民的一种日用需求，以及随之带来的阅读市场的扩容，作为主要被用作指导大众诗歌创作、培养大众鉴赏趣味的各类诗话作品，便亦可想见由此因运而激增。
在这些数量庞大、形态复杂的明诗话中，秉承该文体基本质性的记叙逸闻轶事一类仍占相当大比例，前揭孙小力教授于明人诗话概念的梳理亦可为证，无论被用于消闲抑或培植鉴赏经验，皆可发挥其功能。与此同时，在印刷传媒的强大驱动力影响下，不少精英文人将原来应收入别集的严肃诗论，也以诗话的面目迅捷付梓单行，不管其试图争夺文柄、宣示主张，还是旨在规范、提升大众的诗歌创作，皆意图利用在阅读市场中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引导诗学风尚，由此催生出诗话中追求理论品格甚而精严体系的一支，势力不可小觑。如屠本畯特刊于《诗言五至》中之《谈艺录》、《解颐新语》、《艺苑卮言》，以及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赵宧光《弹雅》等，均可视作这方面的代表。
更值得关注的，是承宋元而来的大量诗格、诗法著作。为满足日益扩大的大众社会于诗歌创作、鉴赏的日用消费之需，以坊间“制作”为主导，利用已有公共资源，加以抄撮增删、分合变换，成为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商业化出版典型样态。如《傅与砺诗法》、《西江诗法》、《新编名贤诗法》、杨成《诗法》等，均为明代早期编刊的诗法汇纂著作，不仅本身保存了元人诗法文本，且明代中后期的众多诗法著述基本上即据此数种重新组合纂辑而成，是推原明人一般诗学知识来历不可或缺的文献。万历以来，此类著述商业出版物的特征愈益显著，如据吴默《翰林诗法》、王槚《诗法指南》“删定增选”的《诗法要标》，据前代诗格、诗法著作汇编而成的《词府灵蛇》并《二集》，编法上往往更具自主性，更体现晚明书坊的营销策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亦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何以唐代的诗歌格式之学被明人追溯认同为诗话。至此，或许终于可以说，诗话成为了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主要样式。
考察诗话在明代的生产、消费过程，会发现正因为这个由印刷传媒维系的庞大的阅读市场的存在，构成了一个共时的交流场域，一切似乎变得开放、动态起来，也因而可以看到过去不太关注的方面。由作者一端看其写作、生产方式，集腋成裘的笔记式纂集，仍相对轻松随意，而出版的便利，又往往令一些受市场欢迎的精英文人随作随刊，衍成层累的复杂文本。尽管诗歌创作人口的增长、私人刻书业的发达以及读者圈的变化等，是南宋以来已经出现的现象，但不可否认，无论从经济以及技术等外在条件的发展，还是从自我意识之内因的增长来看，这种随作随刊的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实时交流，是中晚明一道独特的风景。如王世贞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初成《艺苑卮言》六卷，其后“岁稍益之”，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由乡人梓行；隆庆元年（1567）又增益为八卷，黜其论词曲者，附它录为别卷；万历五年（1577）世经堂《弇州山人四部稿》本即为八卷谈诗文加附录四卷谈词曲、书画、名物等；万历十七年（1589）武林樵云书舍刊《新刻增补艺苑卮言》十六卷，前八卷基本上为谈诗文的内容，后八卷相当于《四部稿》本《艺苑卮言附录》四卷与《宛委余编》前四卷合编；万历十九年（1591）累仁堂刻十二卷本《艺苑卮言》所据又为《四部稿》本。可以说，其间一直在增删调整、商较改订，且已有书坊的介入。六卷本成书后，王世贞曾寄赠汪道昆等友人，祈请“其痛斧削之”，而李攀龙等已颇有责备规劝之评；《四部稿》付梓之际，又曾先寄《艺苑卮言》等与徐中行求正。作为“年未四十”之作，他在晚年自我反省该著“既不甚切，而伤狷轻”，故并不以为定论，“姑随事改正，勿令误人而已”。许学夷《诗源辩体》最早为万历四十一年（1573）刊十六卷本，“后二十年，修饰者十之五，增益者十之三”，于崇祯五年（1632）定稿为三十六卷，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其第十二稿定本；其后复采宋、元、明诗为后集，并选辑其中论诗部分为《后集纂要》二卷，由许氏婿陈所学于崇祯十五年（1642）刻为三十八卷本。该著十六卷本于万历间付梓后，赵宧光在其天启间刊行之《弹雅》中即有引述，并提出不少批评；而于崇祯刻《诗源辩体》中，许学夷不仅反过来又引录了《弹雅》多条论述，也对赵宧光的批评做出了回应。胡应麟《诗薮》初刊本为万历十八年（1590）少室山房自刻十六卷本，在正式付梓前，他即曾分别将该著寄与王世贞、汪道昆、王世懋、陈文烛等文坛巨擘请序，那当然是首批重量级的读者，他们的意见至关重要，他们的题拂本身又是最好的广告；其后胡氏又增补为二十卷重刊。诸如此类的随作随刊，一方面意味着即时面对读者，相关内容可因这种实时交流而得到调整，多少体现对文本的控制。另一方面，这种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的整个编刊过程，其中每一次的商较增删，恰能动态显示相关批评家文学思想演变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