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温斯顿·丘吉尔的一生与英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始终不渝地为捍卫英帝国而抗争，坚决反对任何损害英帝国利益的行为，包括一切非殖民化的政策措施。他的这种抗争在“二战”时达到顶峰。但是当“二战”后非殖民化的浪潮蓬勃兴起之时，尤其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第二次出任首相之后，丘吉尔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一些非殖民化的举措，基本上顺应了非殖民化的潮流，实现了他一生中对于英帝国立场的重大改变。而对于英帝国而言，非殖民化过程也是英帝国衰亡的过程。本书主要根据丘吉尔本人的著作、书信和演讲以及英美两国已出版和未出版的相关原始文件资料，对丘吉尔及其政府的帝国观念和立场，特别是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的态度和举措，作了系统的研究探讨，重点放在丘吉尔“二战”期间和20世纪50年代初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间。同时，对英国非殖民化及相关问题，特别是美国的作用和影响等作了探讨，以对丘吉尔在英帝国的非殖民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是殖民地和其他附属地通过斗争迫使宗主国改变政策，从而使得殖民地和其他附属地获得独立，导致欧洲殖民帝国全面崩溃的一场运动，是20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不仅给各主要殖民帝国带来致命性的冲击，使绝大部分殖民地、附属地和附属国人民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而且对于改变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对比和确立新的世界格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后果在今日世界清晰可见，并且还将继续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非殖民化”这个词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新词汇，派生于殖民化（colonization）一词，是在该词前面加上了带有相反意义的前缀“de-”。在1938年版《崩溃的帝国》一书中，毛里兹·波恩（Moritz.J.Bonn）在英语中最早使用该词，他写道：“一场非殖民化运动正在席卷各个大陆。”⁽¹⁾非殖民化这个词出现在俄文文献中的时间更早一些，见于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关于非殖民（地）化的争论的记载。⁽²⁾“二战”之后，该词得到广泛的使用。不过，各方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和理解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和苏联时期的学者更多的是将这场运动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强调这场运动的性质是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西方殖民帝国所扮演的角色是次要的和被动的；西方学者多用非殖民化一词来描述这场运动，强调西方殖民者在这一进程中所起的是主要的、主动的作用。在此，我们赞同国内学者的看法，即“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推翻殖民统治的活动称作‘非殖民化’是不恰当的”。⁽³⁾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大都接受国际上流行的做法，将该词作为一个中性词来使用。联合国早在1960年第15届大会上就发表了《非殖民化宣言》，次年联合国大会又成立了“非殖民化委员会”。在决定成立该委员会的大会决议中，有这样一句话：要制止“某些国家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部分或整个的破坏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现象”。1965年，联合国发表了一份关于非殖民化委员会工作的专门文件：《联合国与非殖民化》。因此，我们认为：“非殖民化”一词的含义从广义上说泛指由殖民地、保护国、委任统治地过渡到独立国家的历史事件；从狭义上讲则指“二战”后在民族独立运动的压力下，殖民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被迫改变政策，从而使得殖民地和其他附属地获得独立，导致殖民帝国时代终结的历史进程。

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西方国家向海外的殖民化始于15世纪末，此后直至18世纪下半叶，殖民化不断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英国则从1607年开始在北美建立殖民地。这一势头在1775年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拉开了殖民地走向独立的帷幕，不久这股民族独立浪潮由北向南席卷美洲大陆，拉丁美洲的西属和葡属殖民地人民发起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许多殖民地获得独立和解放。从广义上说，这是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非殖民化。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殖民列强的实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更重要的是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兴起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从而导致了第二次非殖民化。

英国是西方列强中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的殖民化始于17世纪初，到“一战”前达到极盛。彼时，英国的属地遍及全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其总面积已达到3 350万平方公里，为其本土面积的110倍，属地的人口也多达3.9亿。对于英帝国而言，广义上的非殖民化亦从其最早的殖民地——北美13个殖民地于1775年发起独立战争时就开始了。列克星敦的枪声震撼了伦敦的白厅，埃德蒙·伯克那富有哲理又令人深思的劝谕给他的英国同胞上了极好的一课，他的那句名言广为流传：为了保全就要改革。⁽⁴⁾英国战败后，被迫于1783年承认美国独立。因此，英国着手改革殖民政策，英帝国内的非殖民化便首先在主要由白人移民组成的移民型殖民地中展开了。

面对在北美的惨痛教训，英国政府不失时机地调整了殖民政策，对来自移民型殖民地的自治要求，不再采取武力镇压的方法，而是采用更加谨慎和稳妥的策略，经过认真而细致的调查研究，转而主张让那些由白人移民组成的殖民地依照英国的模式实行程度不同的自治和责任政府制度，因此英帝国的非殖民化走上了一条与北美独立战争形式完全不同的道路。其中的第一个实例是加拿大殖民地。该殖民地由以英国移民为主的上加拿大殖民地和以法国移民为主的下加拿大殖民地组成。英国在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中击败法国，占据了整个加拿大。1837年，加拿大各地发生了多起反对英国殖民当局的暴动。事后不久，英国即派出德拉姆勋爵前往该殖民地进行调查，要求他尽快提交调查报告。1839年这份以德拉姆勋爵的名字冠名的报告被正式提交给英国政府，报告指出：只给予殖民地人民选举具有咨询权力的代表的权利是远远不够的，为了避免美国式的独立战争在加拿大重演，并使殖民地人民继续效忠于母国，应给予加拿大更大的自治权，建议在当地建立责任政府制度；同时为便于管理，提议将上加拿大与下加拿大合并。德拉姆勋爵所说的责任政府制度，是指由选举产生立法议会，有权任命和罢免行政官员，监督行政内部事务。这份报告在英帝国的演变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英帝国内自治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石。根据英国议会于1840年通过的加拿大法案，德拉姆报告的大部分建议得到了实施，加拿大在英国的诸移民型殖民地中率先建立起责任政府制度，享有较大的自治权。1867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英属北美法案》，将上、下加拿大以及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合并，结成联邦，给予自治领（Dominion）的地位。作为自治领，加拿大拥有管理其内政的全部权力，英国只保留代管外交和国防事务的权力。此后，澳大利亚（1901年）、新西兰（1907年）、南非（1910年）和爱尔兰（1921年）先后获得英帝国内的自治领地位。

“一战”之后，自治领因其在战争中的贡献，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它们与其他主权国家在国际场合平起平坐，参与讨论各项重大国际事务，其主权国家的地位实际上已获世界各国的承认。英国政府面对这个变化，适时调整了帝国政策，承认既成事实。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标志着帝国内一个新的组织——由英国和自治领组成的英联邦的诞生。英联邦的建立表明了英国实力的削弱，显示出帝国内存在的离心倾向，但它并不包括英属殖民地、保护国和委任统治地，对英帝国的解体并无直接的作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摧垮了英帝国的根基，由此引发的非殖民化才使得帝国解体。因此，这场新的非殖民化运动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英国战后的非殖民化大致上可以以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最重大的事件是1947年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治与独立。在此之前有1946年约旦、叙利亚的自治，在此之后有1948年缅甸、锡兰的独立；在第二阶段中，马来亚、加纳于1957年获得独立，进而使麦克米伦政府的“变革之风”吹遍非洲大陆和其他地区。其后的30多年中，英国的50多个殖民地、保护国、委任统治地大都赢得独立，英帝国不复存在。关于这场非殖民化的具体进程，各家著述汗牛充栋，在此不再赘述。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丘吉尔在战后的首相任期是从1951年10月到1955年4月，处于两次非殖民化高潮之间的低谷时期。

对于非殖民化，马列主义思想家通常称之为民族解放运动，认为殖民主义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导致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首先要正确认识所处的具体历史时代和条件。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具体特点。”⁽⁵⁾在此基础之上，殖民地人民需要认识到，消除殖民压迫、获取民族独立是其首要的任务。恩格斯形象地把民族独立比作民族发展的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他在分析波兰的情况时说：“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⁶⁾因此，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是一个民族发展的起点。恩格斯说：“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取得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⁷⁾他在谈到爱尔兰问题时更是明确指出：“作为爱尔兰人，他们的首要的和最迫切的职责是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⁸⁾而且，民族独立也是实现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前提。因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⁹⁾。而要实现民族独立、推翻殖民统治，决不能仰赖殖民主义者的恩赐，必须依靠殖民地人民自己的斗争，无产阶级应掌握反殖斗争的领导权。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要点”，列宁则进一步“把它们扩展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整体系”。⁽¹⁰⁾对于“二战”以后席卷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特别强调“二战”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¹¹⁾他还认为“二战”以后的世界的前途更加光明，“这是总的趋势”。⁽¹²⁾正是这场民族解放运动给了西方殖民帝国以致命的打击，结束了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

有关非殖民化理论，西方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主要有四个学派或观点：世界经济学派说、国际政治学派说、新殖民主义论和主动撤退论。世界经济学派以计量分析的方法，对西方殖民帝国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非殖民化问题。在该学派看来，国际商品交换造就了呈不同等级的有组织劳动力分工，造成和强化了世界经济和政治资源向核心国家（core states）集中的趋势。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通过控制经济和政治资源，进一步导致和强化了商品的不平等交换。而制约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区（peripheral areas）关系的基础是经济上的霸权，具体调控这种关系水平的是政治上的直接控制程度。这里所说的经济上的霸权，指某一国在产业、商贸、金融方面居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伯格森、舍恩伯格和博斯韦尔认为帝国形成和演化水平与权力集中和经济增长的系统性进程密切相关，而且非殖民化过程也受到后者的直接制约。⁽¹³⁾该学派所考察的第一个方面是核心国家之间的权力分布问题，其主要做法是对比一国称霸时代与诸强并立时代的不同权力分布态势，所关注的重点放在经济权力上。⁽¹⁴⁾按照世界经济学派的观点，在一国称霸时代，核心国家倾向于放松对边缘地区的控制，这样有可能使边缘地区疏远甚至脱离核心国家；而在诸强并立的时代，核心国家则倾向于加强对边缘地区的控制和争夺。蔡斯-邓恩和罗宾森声称：“核心国家之间在竞争优势上更为均衡的分布，势必导致核心国家之间更激烈的竞争，导致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区之间形成一种更为正式、更具垄断性的控制结构。”⁽¹⁵⁾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对霸权国家的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克拉斯纳提出：独占霸权的国家具有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动力和力量，而相对势均力敌的诸强则会采取自成一统的国际贸易政策。⁽¹⁶⁾沃勒斯坦则以英帝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经历为例，指出英帝国在1763年之后取得霸权地位，使得宗主国与殖民地双方在维持原有关系上的支出和收益都发生变化，促进了美洲的非殖民化。显然，根据该学派的这个观点，非殖民化应当更可能发生在一国称霸时代，而不是发生在诸强并立时代。

该学派着重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世界经济增长率，认为在世界经济增长停滞时期，核心国家会强化殖民扩张和殖民控制，推动殖民化；在世界经济增长加速时期，核心国家则放松对边缘地区的控制，引发非殖民化。在此，该学派所注重的仍然是核心国家之间的竞争，其中利润率起到了杠杆作用，即国内利润率的下降促使核心国家加强对边缘地区的控制；国内利润率的上升又使得这种控制变得无足轻重。⁽¹⁷⁾因此，核心国家在经济增长时期，其对外扩张、寻求经济利益的需要和愿望减弱，它们不愿意承担用于政治统治的巨额日常开支，对边缘地区的控制也倾向于放松。当核心国家放松对边缘地区的控制时，其后果便会对非殖民化同时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霸权和经济增长导致边缘地区的民族独立或与其他边缘地区国家的统一，从而加速非殖民化的进程；另一方面，霸权和经济增长又会形成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局面，促使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纽带加强，反而会阻碍非殖民化的进程。因此，在探讨霸权和经济增长与非殖民化的关系时，考察霸权形成的条件和规律是必要的。世界经济学派认为，霸权和经济增长的出现呈一定的周期性，核心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内部因素起决定作用。当一个国家掌握霸权时，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技术革新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家干预都造成了资本的高度集中。但是，由于先进技术的扩散和维持霸权体系的巨额费用，霸权国家在竞争中的优势会逐渐消失，最终导致它的衰落。这一观点得到研究军事霸权的学者的赞同，他们认为维持霸权国家势力范围的任务和负担是产生这种周期性的根本原因。⁽¹⁸⁾总之，世界经济学派认为非殖民化的出现与霸权产生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相吻合。以边缘地区民族独立为特征的非殖民化，在一国称霸时代和经济增长时期会得到较为迅猛的进展；以边缘地区与核心国家一体化为特征的非殖民化，则会在同一时代受到阻缓。

国际政治学派说依照政治分析模式，在非殖民化研究中正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该学派的一些学者关注国际关系中影响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与国家组织相关的共性问题。⁽¹⁹⁾另一些学者基于国家社会（state society）和世界政体（world polity）的概念，强调政治结构的含义和合法性。⁽²⁰⁾他们都认为行为本身受制于、取决于那些有可能模仿的、与之相适应的行动模式。从这一前提出发，该学派指出非殖民化实际上是西方政治模式的传播和扩散，具体有两种运行机制：其一，非殖民化的过程是西方宗主国将其民族国家（nation-state）模式移植到殖民地的过程。西方殖民国家在殖民地实施西式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传播主权在民和民族自决的思想观念，结果唤醒了殖民地民众的民族意识，造就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和文官队伍。殖民地的精英阶层是非殖民化的积极参与者、发动者，在一些殖民地甚至成为领导者。各殖民国家采用了不同移植方式：英国的殖民地从一开始就享有较大的地方自治权力，当地精英阶层有机会参与接触和移植民族国家的进程，尤其是在宗主国移民占人口多数的殖民地。移民本身就是宗主国文化及政治模式的载体，因此这种殖民地获得自治和成为主权国家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宗主国移民占人口少数的殖民地。英属自治领比其他英属殖民地获得独立的时间要早得多，就是突出的例证；美国在其附属地推行普选制、大众教育，建立两院制议会，将母国的制度照搬过来；葡萄牙则在保持司法上的集权的同时，允许较低水平的政治参与。⁽²¹⁾这样，殖民地的民众得以迅速了解宗主国的政治模式以及主权、民族主义等概念，民族国家的模式成为殖民地政治动员的强大动力，殖民者用于统治的工具反过来变成对付自己的武器。而且，由于殖民地采用宗主国的那套模式和理论作为自己的诉求，就好比以其之矛攻其盾，使得宗主国方面难以驳回。

其二，非殖民化的过程是一种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初的非殖民化作出了榜样，引发了后来的非殖民化，其规模也发生变化。比如北美革命为海地和拉丁美洲的西属殖民地提供了成功的范例；1947年印度的独立拉开了战后非殖民化的序幕；加纳的独立则在非洲大陆引起连锁反应；等等。所有这一切又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一批国土面积很小的独立国家的诞生，而仅仅在十年之前，西方宗主国普遍认为它们没有能力养活自己，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版图。⁽²²⁾结果，殖民帝国存在的合法基础分崩离析，非殖民化呈现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整个世界。

新殖民主义论⁽²³⁾强调非殖民化是西方殖民者变换策略，在放弃政治统治的同时，改用经济控制的方式维持其支配地位和利益。简言之，“新殖民主义是富裕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一种非正式的政治经济支配”⁽²⁴⁾。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阐述了新殖民主义的起因和性质：

垄断资本主义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它现在必须应付撼动着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运动。直接的殖民统治既在军事上变得不切实际，又在财政上不堪重负。于是便有了大规模的非殖民化运动，以及从殖民主义转变为新殖民主义。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以让与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²⁵⁾

由于这种支配方式比较隐蔽，不像直接统治那样容易引起边缘地区人民的反感和反抗，也不容易招致国际社会和舆论的批评与抨击，所以它仍存在于今天的南北关系之中。惯用的操作方式大致如下：宗主国在改变支配方式之前，通常要在殖民地预先培植一批受过西方教育、能够委托其实施统治或至少是能够与之打交道的人物，将他们设定为交权对象。这样的人物通常有三种：独立前殖民政府的本地官员，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军队高级将领。总之，他们必须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具有影响和权势的精英人物，拥有广泛的支持和强大的号召力。除了这个条件之外，宗主国还须具备支配新独立国家经济活动尤其是贸易活动的能力。宗主国认为条件成熟时，便会启动非殖民化，一方面进行权力移交，一方面维护自身利益。其要诀在于这种权力移交只限于政治权力，不涉及经济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殖民国家与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无实质性的变化。⁽²⁶⁾

最近，新殖民主义论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一种是发展与依附理论（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theory），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自身的发展中无法置身于西方的发展框架之外，其发展的模式、资源乃至分类和衡量的标准均依赖西方，只能在西方的发展框架中处于依附地位，别无其他任何选择。结果，世界政治版图上就出现了“被新殖民化”的国家（neocolonized states），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在所难免，贸易剥削进一步导致宗主国中心（metropolitan centers）更加发达、边缘地区更加欠发达。另一种是新近才问世的后发展理论（postdevelopment theory），它不再仅仅用经济因素来研究发展问题，而是引入了文化、性别、社会和政治等因素，其目的是要解释先前的新殖民主义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如亚洲原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为何能取得经济成功等。该理论认为出现了一种“大众发展运动”（popular development movement），即发展的推动力通常是来自非政府的、民间的层面，其重点放在可持续性发展、“自力更生”、“文化多元化和权利”等方面。⁽²⁷⁾边缘地区的发展可以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挥自身在文化上的长处，削弱新殖民主义的消极影响，减少对西方的依附，在后殖民时代的发展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竞争能力。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主动撤退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西方殖民国家在非殖民化问题上采取了主动的、有计划的行动，即宗主国主动地、有计划地撤出殖民地。以英国为例，这个最强大的殖民国家自18世纪后期北美殖民地独立之后就开始了主动撤退的过程，1839年的《德拉姆报告》（Durham's Report）可视为其标志。通过殖民开发，欧洲文明得到传播，教育得到一定的普及，进而促进了殖民地的经济增长和宪政建设，为殖民国家主动撤出殖民地、启动非殖民化打下了基础。他们甚至得出结论：殖民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发展和进步的体现。⁽²⁸⁾弗林特在《有计划的非殖民化及其在非洲的失败》一文中专门研究了20世纪的非殖民化进程，指出以1938年英国殖民大臣麦克唐纳的殖民改革为发端，英帝国有计划的非殖民化正式拉开帷幕。麦克唐纳随即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提出了殖民改革主张：经济上实现非自由化，不再强调自由放任政策，坚持向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政治上推行非部族化，考虑将权力移交给受过西方教育的当地人。⁽²⁹⁾1940年，英国政府颁布《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规定在此后的10年中，每年拨款500万英镑给殖民地。1943年，殖民部官员威廉斯根据先前收到的《海利报告》，拟了一份有关非洲殖民地宪政改革的备忘录，提议西非的宪政改革应循序渐进地进行：先在地方一级建立具有顾问性质的议会，逐步推广自由选举，逐渐增加立法议会内非官方指定的非洲议员人数，最后走向自治。⁽³⁰⁾这份备忘录得到政府的重视，殖民部负责非洲事务的官员科恩制定了非洲自治计划。科恩计划建议非洲自治分为四个阶段：1. 非直接选举的非洲议员在立法议会中占多数，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进入文官系统；2. 在英国总督治下，非洲议员出任殖民政府对内事务部级主管；3. 非洲议员担任除外交、国防、财政之外的所有部级主管；4. 由非洲部长组建英式政府，完成自治。至于这种以主动撤退为特征的非殖民化产生的原因，较流行的有两种观点：第一，西方传播文明的任务已经完成，主动撤退其实是一种功成名就的表现。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就持这种观点，并称英帝国的解体并不表明英国的软弱和衰落。⁽³¹⁾第二，非殖民化是英国对其经济地位下降的一种积极回应，是现实主义政策思想的一个典范。⁽³²⁾

由于西方学者在非殖民化问题上作了长期的研究，使用了各种研究方法，包括建立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等等，著述相当丰富，不少见解颇有启发性和一定的科学依据，这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当然，其立论的立场以及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我们无法苟同。在这里，我们依据历史事实以及非殖民化的实际进程，对此作以下简要的、客观的分析：

首先，西方学者在对非殖民化进行理论探讨时，恪守西方中心论的立场，普遍强调西方殖民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忽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的作用及地位。世界经济学派以西方的核心国家作为研究的基点，一切围绕这个基点进行；边缘地区始终是从属的、被动的。国际政治学派则突出西方宗主国的模范作用，将非殖民化的过程描述成西方文化和国家模式的移植过程。新殖民主义论的某些解释较为客观，其批判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它仍然坚持西方殖民国家的主导作用，无论是变换统治方式，还是政权移交均是如此。而第三世界政治家对新殖民主义论的抨击则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新殖民主义是……那种最恶劣的帝国主义。对那些推行新殖民主义者而言，它意味着执掌权力而毋须承担责任；对那些深受其害者来说，它意味着遭受剥削而永无补偿。在旧殖民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列强至少要向国内解释和论证其在国外采取的行动；它们对其治下的殖民地至少要保护它不受其他列强的武力侵犯。但在新殖民主义时代，列强则全无此扰。⁽³³⁾

主动撤退论更是对殖民化大加称赞，认为殖民化在完成了传播文明的使命后，便功成身退，为非殖民化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且，在非殖民化中，殖民国家是主动的和有计划的。对此，国内有学者指出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制订的殖民地改革计划不能等同于非殖民化计划，其目的并不是要“主动撤退”，而是要改善和加强对殖民地的统治。⁽³⁴⁾西方学者也有不同看法，称“宏伟的非殖民化计划，事实上并不存在”。⁽³⁵⁾

其次，某些理论及其结论尽管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有时与历史事实以及非殖民化的实际进程不尽相符。比如世界经济学派认为非殖民化的出现与霸权产生和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相吻合。以边缘地区民族独立为特征的非殖民化，在一国称霸时代和经济增长时期会得到较为迅猛的进展。以英国的情况为例，非殖民化的高潮发生在“二战”之后，直接导致了英帝国的解体。而这个时期恰恰是在英国失去霸权之后，经济也备受战争重创、一蹶不振之时。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等殖民国家的经历也与之相似。而美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在“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它的优势更加明显；20世纪90年代更是出现了美国历史上少见的持续经济繁荣，但它并没有放弃它的附属地和托管地的打算或趋向，美属萨摩亚、关岛、中途岛、波多黎各、维京群岛、威克岛、北马里亚纳群岛等仍在美国的控制之下。⁽³⁶⁾

再次，有关的理论研究的方法上存有片面化、简单化的局限性。对于殖民国家（或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地）、核心国家与边缘地区等具有相对意义的概念和研究对象，研究者应予以同样的关注和考察，但事实上，研究的重点明显放在前者，从立论、论证到结论均以前者为核心，后者为陪衬，这样的研究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出现片面性就在所难免了。即使是对殖民国家（宗主国）本身的研究亦存有同样的局限性。如考察它们在非殖民化中的作用时，并未考察其对付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能力不足。众所周知，“二战”后英国等老牌殖民国家军事能力大幅下降，无力抑制和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是非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的道理，美国的强大军事能力使其能确保对附属地的控制，防止非殖民化的发生。再者，非殖民化产生的一些其他因素和条件，亦应纳入考察范围。如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二战”的影响、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美国的立场、冷战的牵制等等。世界经济学派和国际政治学派引入研究的变量类别，就显得较为简单和狭小，基本上忽略了以上因素和条件，所得出的结论有所偏颇也就在所难免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对非殖民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一批新的著述问世。全面概述西方非殖民化的著作以霍兰（Holland）的《欧洲的非殖民化：1918—1981》最为出色，作者从宏观上考察了欧洲各主要殖民国家的属地自“一战”结束以来的非殖民化过程，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动因。⁽³⁷⁾在专门研究英帝国衰亡的著作中，有加拉格尔（Gallagher）所著《大英帝国的衰落、复兴和衰亡》，该书被西方学者奉为这方面的经典之作。⁽³⁸⁾此类概述性著作还有劳埃德（Lloyd）的《大英帝国1558—1983》、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的《处于巅峰的大英帝国》等。⁽³⁹⁾最新的概述英帝国史的著作是詹姆斯（James）的《大英帝国的兴亡》，该书用较大的篇幅叙述了英帝国衰落的过程，强调美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⁴⁰⁾拉平（Lapping）的著作《帝国斜阳》已由我国学者译成中文出版，该书大量运用采访笔录，通过十个实例介绍了英帝国的非殖民化，着重探讨了英国离开殖民地时处置政治、经济联系的手法。至于非殖民化的原因，拉平说：“战争引起破产，这是英帝国比任何人预料都要快地寿终正寝的主要原因。”⁽⁴¹⁾达尔文（Darwin）的专著《英国与非殖民化》着重描述了英国在战后改变其殖民政策，从殖民地“撤出”的全过程。⁽⁴²⁾另外，卡勒（Kahler）的《英国与法国的非殖民化》侧重于探讨两国非殖民化的国内动因；吉福德（Gifford）和路易斯（Louis）的两部著作专门论述非洲的非殖民化问题。⁽⁴³⁾以上介绍的仅是其中的一些主要著作，此外有关学术刊物还刊登了多篇专题论文，恕不在此一一列举。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非殖民化问题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在一些方面颇有见地，取得了一定成果。有学者不同意主动撤退论，认为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制订的殖民地改革计划不能等同于非殖民化计划，殖民地改革计划的目的在于改善和加强对殖民地的统治，维持其统治。至少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前，英国没有制订过系统的非殖民化计划。即使是殖民地改革计划本身，由于英国政府内部各方面的种种分歧，也只得到了部分实施。⁽⁴⁴⁾另有学者认为，英国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有两个：权力转移问题和关系转变问题。在权力转移问题上，英国政府只是当难以阻挡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时，才实施宪政改革，逐渐将权力移交给较温和的民族主义政党。殖民地总督在此过程中因有权任免公职人员，作用明显。在关系转变问题上，英国政府通过签订一系列条约和协定，保持其利益和国际战略地位，竭力把旧的殖民体系转化为新殖民主义体系，尽可能地把新生国家纳入英联邦，用联邦来取代帝国。⁽⁴⁵⁾1991年出版的《英联邦兴衰》简要地叙述了殖民地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认为“在英帝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本身也就孕育着导致它瓦解和衰亡的因素。英国的殖民统治必然引起殖民地人民（包括英国和欧洲移民以及当地居民）的抗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⁴⁶⁾

至于有关丘吉尔本人的研究著述和传记更是数不胜数，仅仅对这些著作作一些十分简单的介绍就足以写一本篇幅可观的书。不过，它们大都涉及丘吉尔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的作为。有关丘吉尔与英帝国和英联邦的研究部分，基本上集中在“二战”以前和“二战”时期，而对“二战”以后鲜有提及。此外，有关著作只是将这个部分作为其内容之一加以探讨和论述。比如丘吉尔第一次任首相时的帝国政策散见于以下著作之中：科克（George Kirk）的《战时中东》较全面地论述了丘吉尔政府在“二战”期间对于中东地区的帝国政策。科恩（Michael Cohen）的《巴勒斯坦：从委任统治地的退却》和贝瑟尔（Nicholas Bethell）的《巴勒斯坦三角：对圣地的争夺，1935—1948》集中揭示了“二战”前后丘吉尔的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⁴⁷⁾索恩（Christopher Thorne）在他的《并肩作战的盟国：美国、英国与对日战争，1941—1945》中提到了英美两国围绕殖民问题的争论和冲突。路易斯（Roger Louis）的《陷入绝境的帝国主义》对同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⁴⁸⁾关于印度问题，穆尔（R.J.Moore）所著《丘吉尔、克里普斯与印度，1939—1945》着重探讨丘吉尔本人对印度政策的影响。里兹维（Gower Rizvi）的《林利思戈与印度：对英国的印度政策和政治僵局的研究，1936—1943》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丘吉尔的印度政策。穆恩（Penderel Moon）所编《韦维尔：总督日记》反映了丘吉尔对印度政策的负面影响。⁽⁴⁹⁾而丘吉尔在“二战”后对英帝国和英联邦的立场和政策，只是在麦克米伦的《时来运转》等著作中得到一些不够全面的反映。唯一的一本专著是塞尔登（Anthony Seldon）的《丘吉尔的印度之夏：保守党政府1951—1955》。但这部专著侧重于印度问题，并未引用这个时期的政府档案和丘吉尔本人的书信文件。⁽⁵⁰⁾此外，关于丘吉尔生平的传记，对于他在英帝国和英联邦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虽均有提及，但远不够深入和系统。

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丘吉尔与非殖民化的评价，在他第二次出任首相之前的有关立场和政策方面，其观点是相当一致的，即丘吉尔是英帝国的坚定维护者，敌视和反对任何非殖民化的主张和举措。而对他在第二次担任首相期间在非殖民化方面所起的作用，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传统派的观点，认为丘吉尔仍然坚持原有的维护英帝国、反对非殖民化的顽固立场，其政策和主张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特鲁汉诺夫斯基指出：

丘吉尔一贯坚决地反对争取民族解放的殖民地和附属地人民。是他在二十年代初期提出利用当时的最新武器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丘吉尔不仅反对铲除英国对印度的民族压迫，甚至连稍微放松一点控制他都极力阻挠。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的各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自由，那是违背了丘吉尔的意愿并且排除了他的强烈阻挠才得以实现的。⁽⁵¹⁾

英国学者佩林（Pelling）认为丘吉尔抱残守缺，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他说：“丘吉尔和他的同事以为英国只要像美国人和俄国人那样拥有氢弹，就能够保持大国的地位，现在看来这显然是错误的。”丘吉尔政府在包括非殖民化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上都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⁵²⁾英帝国史专家詹姆士（L.James）虽然肯定了英帝国向一个“新的、多种族的联邦”演变的趋势，但并不认为其性质发生了变化，指出英国政府试图以非洲帝国填补印度独立后留下的空缺，维持帝国的存在。“在这个时期里，英国即使由于失去了印度的军事力量而显得疲惫不堪，但仍然一直以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大帝国的方式行事。在1949至1953年之间，工党政府和继任的保守党政府设想以非洲帝国取代印度，为实现英国的抱负提供人力物力。”⁽⁵³⁾另一位研究英帝国和联邦史的著名学者波特（Porter）分析丘吉尔政府的有关政策时，认为其实质在于“他们希望以某种方式回到更加陈旧的帝国主义的老路上，即19世纪中叶的那种‘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既拥有帝国的所有权利又不需要承担任何相应的责任”。⁽⁵⁴⁾达尔文在他的《大英帝国的终结：史学辩论》中说：保守党作为“帝国党”，更注重帝国的内容而不是形式。而且，“在该党于1951至1964年长期执政时期，始终坚决主张英国应保持大国的地位，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其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殖民统治演变为联邦关系。丘吉尔、艾登和麦克米伦不可随意地被描绘成毁灭英国所拥有的世界权力的僭称者。”他显然不同意丘吉尔充当了英帝国终结者的角色。⁽⁵⁵⁾目前，传统派的观点在学术界仍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种观点可称为“无为而治”论。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主编《英帝国终结文件集》中《保守党与帝国的终结：1951—1957》的著名学者戈兹沃西（David Goldsworthy），他是研究第二届丘吉尔政府非殖民化问题的权威人物。他认为对于非殖民化问题，“作为首相，丘吉尔本人对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兴趣。……显然，从总体上说，他认为殖民政策并没有达到需要他亲自过问的重要程度”⁽⁵⁶⁾。戈兹沃西还举出下列例证：丘吉尔任首相之初所作出的一项行政决定，就是撤除艾德礼政府设立的内阁殖民发展委员会；而且他很少审阅有关殖民问题的内阁文件。究其原因，戈兹沃西作了这样的剖析：“丘吉尔并不赞成战后的移交权力的政策，贯彻这个政策将导致旧日的帝国价值观的缓慢消亡。因此，一旦将这项使命委任给一位强有力的、靠得住的大臣承担，他就避免过度卷入相关事务。”⁽⁵⁷⁾所以，在戈兹沃西看来，除了极少数与帝国安全有关的具体问题之外，丘吉尔在非殖民化方面听之任之、无所作为。而且，丘吉尔的“思维框架具有相当的负面（negative）性质”。他断言：“简而言之，丘吉尔和艾登对于一般性殖民政策的介入程度，远远不如在他们之前的艾德礼和在他们之后的麦克米伦。”⁽⁵⁸⁾卡拉汉（Callahan）的观点与之相类似，他指出丘吉尔在诸如从苏伊士运河区撤军、允许苏丹独立等重要问题上很轻易地就屈从了。考虑到他在帝国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此举十分出人意料。显然，丘吉尔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感到厌倦了。⁽⁵⁹⁾这种观点的问世时间不长，但已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笔者认为传统派的观点具有较明显的教条主义色彩，强调丘吉尔在非殖民化方面的主观想法，忽视他的实际作为，尤其是延续和推进非殖民化的政策举措。该学派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基本上没有接触和引用第二届丘吉尔政府的档案资料。至于“无为而治”论的观点，该派学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派在史料方面的缺陷，但仍然跳不出传统派强调丘吉尔主观世界的窠臼。而且，戈兹沃西在提出这个观点时，他正在编纂那部文件集。其中的一些重要档案文件，如关于殖民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档案文件，他并没有提及或引用，这显然妨碍他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我们的观点是：丘吉尔对于英帝国与英联邦的立场和态度源自他的家庭背景和传统以及他早年的帝国经历。在丘吉尔的一生中，他始终是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坚定倡导者和维护者。在他第一次任首相期间，他在战场上和谈判桌旁殊死奋战、毫不退让，将他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推向极致。“二战”中他在印度问题上和在与美国的交涉中所作的让步只是一种策略考虑，并无很快实施的打算。不过，由于英国国力的衰落，丘吉尔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先后两次出任首相时所面对的形势存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他对于非殖民化的立场和态度及其相关政策也发生了微妙的、戏剧性的变化。丘吉尔在1951年底执政之后确在两个主要方面延续了工党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即继续殖民地在英联邦的范围之内的自治和独立进程，其例证便是黄金海岸和苏丹；促进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制定新的《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等。同时他还较为积极地促进英帝国向英联邦的过渡和转化，为英联邦的未来作出符合英国利益的安排。不过，在帝国及非殖民化事务上，丘吉尔在第二个首相任期中并未像以往那么亲历亲为，更多地是由其政府阁员进行实际操作。但作为首相，丘吉尔的原则立场和态度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因此，他实际上起到了延续和推进英国的非殖民化的作用。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丘吉尔在相当程度上顺应了非殖民化的历史潮流，实际上违心地成为了英帝国的掘墓人之一。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丘吉尔政府又调整了前工党政府的有关政策，以武力手段镇压马来亚、肯尼亚和塞浦路斯的独立运动，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帝国内的非殖民化进程。

非殖民化研究是世界殖民史、现代化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涉及范围广、头绪多。本书拟对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丘吉尔与英帝国的非殖民化的关系问题作较系统和深入的探讨。本书在写作中以使用原始史料为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以下所引史料的英文原文名称，请参阅正文后的“参考文献”部分）：

第一，丘吉尔本人的著作、演讲集、书信集。其著作主要有：《马拉坎德野战军》、《河上的战斗》、《我的非洲之旅》、《印度》、《第二次世界大战》（6卷）、《伟大的联盟》、《英语国家民族史略》等。演讲集有：《温斯顿·丘吉尔演讲全集》（8卷）、《战时演讲集》、《丘吉尔个人演讲录：辉煌的年代》等。书信集有：《罗斯福与丘吉尔：战时秘密书信》、《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书信集，1953—1955》等。

第二，已出版的官方档案文件和丘吉尔同时代各界人物的回忆录和著作。在官方档案文件中有英国政府于1994年出版的《帝国终结文件集：保守党政府与帝国的终结，1951—1957》（3卷），该文件集包括的许多最新解密文件，国外学者尚未引用。较重要的文件集还有：《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1950—1952》、《英联邦事务文件与演讲集，1952—1962》、《工党政府与帝国的终结，1945—1951》、《英国帝国政策与非殖民化，1938—1964》、《英国议会辩论集》（上院）和（下院）、《英国议会议事录》、《英国外交政策文件集，1919—1939》、《美国对外关系》等；私人文件集包括艾森豪威尔、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韦维尔（Archibald P.Wavell）等人的私人文件；回忆录中包括艾登、麦克米伦、贝尔纳斯（Byrnes）、琼斯（Jones）等人的回忆录；另有英美两国参与处理非殖民化事务的负责官员，如海利（Hailey）、威尔斯（wells）、扬（Young）等人的有关著作。

第三，尚未出版的官方档案文件和私人文件集。本书所引未出版的英国官方档案文件均收藏于英国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主要来自以下各个政府部门：内阁（CAB）、殖民部（CO）、外交部（FO）、首相府（PREM）、自治领部（DO）、联邦关系部（CRO）、国防部（DEFE）、财政部（T）等。所引用的未出版私人文件集主要有：丘吉尔文件集、艾登文件集、鲍尔温（Baldwin）文件集、艾德礼文件集、贝尔福（Balfour）文件集、哈利法克斯（Halifax）文件集、伦诺克斯-博伊德（Lennox-Boyd）文件集、劳埃德（S.Lloyd）文件集、斯温顿（Swinton）文件集、巴特勒（Butler）文件集（英国方面），史汀生（Stimson）文件集、史迪威（Stilwell）文件集、陶西格（Taussig）文件集、霍恩贝克（Hornbeck）文件集（美国方面）。本书作者通过查阅藏于哈佛大学拉蒙特图书馆（Lamont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和格林内尔学院博林图书馆（Burling Library，Grinnell College）的缩微胶卷和缩微胶片获得所需官方档案文件和私人文件集。此外，本书所引用史料还包括解密的美国国务院的有关秘密文件。

最后，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王觉非教授的精心指导，杨豫教授提供了建设性意见，特表示感谢。另外，美国格林内尔学院和哈佛大学为本人进行研究和收集资料提供了便利和条件，两校的史密斯（Don A.Smith）教授和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也为本书的撰写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校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负责和工作人员也在本书资料收集方面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东方出版中心及欧阳敏编辑为本书的出版提供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　Moritz J.Bonn, Crumbling of Empire II, p.101, in J.A.Simpson and E.S.C.Weiner, ed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 IV.,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43.

(2)　参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12页。

(3)　张顺洪等：《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页。

(4)　Tony Smith,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lateindustrializing world since 1815 （Cambridge U.P.1981）, p.96.

(5)　列宁：《论民族自治权》，《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卷，第512页。

(6)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2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8页。

(7)　同上，第427页。

(8)　恩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6页。

(9)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

(10)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8页。

(11)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12)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同上书，第1161页。

(13)　A.Bergsen and R.Schoenberg, “The Long Waves of Colonial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1415-1970, in 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ed.A.Bergesen, New York 1980, pp.231-277；T.Boswell, “Colonial Empire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a Time-Series Analysis of Colonization, 1640-196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1989)：pp.189-196.

(14)　I.Wallerstein, “The Three Instances of Hegemon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4 （1983）：pp.100-108.

(15)　C.Chase-Dunn and R.Robinson, “Toward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System”, Politics and Society, 7 (1979)：p.464.

(16)　S.D.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28 (1976)：pp.317-343.

(17)　C.Chase-Dunn and R.Robinson, “Toward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System”, Politics and Society, 7 (1979)：p.464.

(18)　W.R.Thompson and G.Zuk, “World Power and the Strategic Trap of Territorial Commitmen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0 (1986)：pp.249-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