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太阳社
郁达夫一九二二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不久，又出了好几本头的全集。至于选集，则始于一九二八年上海春野书店出版的《达夫代表作》。
春野书店是太阳社所属的出版机构。《代表作》的编者是太阳社的重要成员钱杏邨、杨邨人、孟超。关于它的选编过程，达夫在《自序》中有过说明：
因为马勃牛溲，都收到了全集里去的原因，弄得三百页内外的书，积成了四五本了，这一回春野书店的同人，来和我商量，说要出一本选集，以便无钱买书的穷苦读者，我因为版权上没有问题——因为全集的版权，都还是我的私有——所以也就答应了。
钱杏邨在万余言的《后序》中也说道：
达夫因为春野书店的要求，加以自己感觉到全集的瑕瑜兼收的不能使自己满意，委托我们代他编一本，现在总算编订付印，而又竭一日夜的力量把这后序写定了。
在同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太阳月刊》五月号上，有春野书店介绍这部书的广告，其中说：
郁达夫先生是十年来中国新文坛上一位有名的作家，他的著作早已风行全国；不过卷帙浩繁，全读不易，本店特商请先生从他的全著作中选出若干篇，编成此书。在一九二八年以前的重要作品，完全收在这里面。他十年来思想的转变，作风的转变，在这一本书里完全可以看到。
上面三段文字，除说明编者为何要出这本《代表作》，还说明，这部选集虽不等于自选集，但是征得作者同意乃至过问的，因此，编者取舍的标准，就不单体现了太阳社当时的文学主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想法。
全书共选十三篇小说、散文。目次是《银灰色的死》《采石矶》《还乡记》《还乡后记》《离散之前》《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小春天气》《烟影》《过去》《微雪的早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1]《一个人在途上》。引人注目的是，未录《沉沦》。《沉沦》当时反响很大，分歧也大。春野书店的广告中却说：“在一九二八年以前的重要作品，完全收在这里面。”这就显示了编者对这篇小说的看法。被文学史家重视的两篇以劳动人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代表作》里都选录了，这就愈加证明，编者在选取上是有过一番斟酌的。
该书共印两千册，分甲种本、乙种本。卷首有良士所绘作者近影。出书的速度相当快，《后序》是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写定的，三月十五日书就问世了。
国民党大兴文字狱，对革命的和进步的文艺作品一禁再禁。《达夫代表作》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被禁的“罪名”是“附钱杏邨后序不妥”[2]。所以，春野书店关闭后，有的书局后来翻印这本书时将《后序》删去了。钱杏邨将这篇《后序》收入一九二九年泰东书局出版的自著《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中，书出版不久，又遭厄运，不过“罪名”已另罗织。
达夫的《自序》不长，是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写的。除开头引文外，我以为还有几段值得推荐，由于此书已很难寻觅，不妨抄录如下：
总之我觉得“新”是文艺上的一个重要成分，若没有“新味”，那文艺的价值就等于零了，我们何必要文艺呢？所以我可以很坚决地在此地主张，“新”的思想，要“新”的作家才能宣传的，时代落伍的“老”者，只配在旁边喝喝彩、助助兴，绝不是“新思想”的代表者，虽然这新老之分，并不是在年龄的大小，和创作时代的先后的。
因为在《过去集》序上说及了“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的自叙传”一句话，致惹起了许多误解，想在这里辩一辩证。我在那里所说的意思，是在说作家要重经验。没有经验，而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除非是真有大天才的作家，才能做得成功，像平庸的我辈，想在作品里表现一点力量出来，总要不离开实地的经验，不违背Realism的原则才可以。这是我的真意，这我想也是谁也应该承认的一个原则。
新时代开始了，中国的文学，也渐渐地到了一个转变的时机了，我只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中国也有可以压倒一切、破坏一切文学理论的大作家出现，来做我们的旗手。
由这本书使我们进而想到达夫与太阳社的关系。钱杏邨同志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日在病中曾谈起，达夫参加过初期创造社，后来又参加过太阳社，是太阳社的成员。他说，这事很少为人所知。达夫入社是他谈话的。大革命失败后，太阳社在上海成立，开始经济上很窘迫，主要靠社员捐赠的稿费来支撑，达夫将这本《代表作》的版税全部提供给太阳社做活动经费。达夫此举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二八年秋天，他和达夫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又名中国济难会）编过文艺性刊物《白华》[3]。创刊号上，他执笔写了发刊词《我们的态度》，达夫写了《白华的出现》。此外，他们还为这个刊物写了其他作品。《白华》的主要撰稿人，诸如建南（楼适夷）、伯川（杜国庠）、冯宪章等，也多为太阳社活跃的成员。因此，有的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干脆把《白华》算作太阳社的刊物。于此，也可见达夫与太阳社的关系。至于达夫与钱杏邨，一直是要好的朋友。一九七七年春天，有人问起钱杏邨同志关于达夫参加“左联”的情况，他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好像达夫参加‘左联’只鲁迅先生支持。这是不尽符合事实的。我是筹备‘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是积极赞成达夫参加‘左联’的。”他还谈道，“文化大革命”前，达夫的家属收集整理了一本《达夫诗词选》，拟交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他们希望郭老和我帮助看看这部稿子。郭老写了一篇序，虽然书至今未能出来，这篇序却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郭老当面与我谈过，还专门写过信，希望我帮助看看《诗词选》原稿。我看了并提出过一些意见。
[1]目录上是《致一个青年的公开状》。
[2]《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第一五二页。
[3]阿英在《高尔基和中国济难会》一文中说：“……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我和济难会有一些工作关系。那时郁达夫和我替会里编辑一本半公开的文艺性半月刊，叫作《白华》。”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三日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