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蒙古汗王
达赖和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领袖的称号。这两个称号最初都由青海草原上的蒙古汗王所赠。可以说，格鲁派的活佛称号及其西藏地方政权的建立，都与蒙古汗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蒙古人原来信奉萨满教，凡遇重大事情，都向天祷告，请求护佑。每有征战，常取羊胛骨占卜，以断吉凶。若出师前听见雷声，便以为上天发怒，不敢出兵。此外，还曾有丈夫死后妻妾殉葬的陋俗和宰杀驼马祭祀的风气。明岷峨山人的《译语》中说：“占卜休咎，必请巫至其家，或降神，或灼羊骨……”
元朝时藏传佛教空前兴盛。元世祖忽必烈“以其地广而险远”，“尊尚其教而敬礼之”，赋予萨迦派僧侣以种种特权。忽必烈奉萨迦派的八思巴为师，藏传佛教由此在蒙古地区流行，“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但主要流行于统治阶层，在广大游牧民中影响不大。
1368年元朝灭亡，蒙古贵族退回塞北草原，各部领主争战不止，原有的萨满教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统治者需要新的工具控制各部领主，安定蒙古社会。
当时，河西和青海附近有许多蒙古部落，但他们并未进入青海湖地区。成吉思汗的后裔达延汗统一东部蒙古各部，将漠南漠北地区左右翼六万户分封诸子，结束了蒙古地区长期存在的割据局面，但在他死后，蒙古地区又陷入于分裂状态。达延汗之孙俺答汗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政治谋略和苦心经营，取得漠南蒙古的统治权，并得到来自明朝的“顺义王”封号。但他并没有打算恢复元朝，而是想掌“北方诸部”，并向青藏高原发展，扩大领地。
此时，新兴的格鲁派受到其他教派压制，需要找到强有力的靠山。两者遂在16世纪70年代联盟。其间，蒙古汗王对西藏的政治影响曾超过明朝中央政府。
青海湖地区水草丰美，素有“乐土”之称，又是进军西藏的重要通道，长期居住在这里的是藏族。明万历元年，俺答汗接触到黄教，遂“专志经典，始念六字心咒”。万历四年，俺答汗效仿忽必烈迎请八思巴，迎请哲蚌寺法台、黄教集团首领索南嘉措（1543—1588）到青海传教。
万历六年，索南嘉措被迎请到青海仰华寺。俺答汗主持迎接大会，盛况空前，有十万多人参加。在蒙古历史上，这次大会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次大会上，以俺答汗为首的东蒙古贵族与以索南嘉措为首的黄教僧侣集团建立联盟。双方互上尊号，俺答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称号，意为“超凡入圣、学识渊博如大海的上师”，从此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索南嘉措赠俺答汗以“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意为“聪明睿智的汗王”，承认他是成吉思汗的化身，为全蒙古的大汗。
这次法会上，与俺答汗一起受戒的达千余人。俺答汗成了黄教的护法神，拥有汗王兼法王的称号，于是大力推行黄教。在他的影响下，蒙古各部纷纷皈依格鲁派。这也意味着谁取得黄教护法权，谁就可以拥有全蒙古的统治权。
此后，黄教集团将哲蚌寺前两任法台追认为一世达赖、二世达赖，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达赖喇嘛”的称号由此而来。
黄教集团得到蒙古贵族的支持，扩大自身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格鲁派的广泛推行，对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夷俗记》载：“饮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庙祀之，请僧诵经，捧香瞻拜，无日不然也。所得市银，皆以铸佛铸浮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