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学中环保话语的三重创制——以何乃健为中心
朱崇科*
摘 要：何乃健作品中呈现出相当繁复而独特的环保话语，其中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自然生态环保，尤其是建基于其毕生从事的水稻事业关涉及有关升华，其中亦涉及自然/人心的辩证；第二层则是他从佛道文化展开的环保思考，其中既包括自我的成长，又包含对人性和世界的探勘；第三层则是其身份强化环保，既有对中华性的汲取和反思，又有本土性及其拓展。
关键词：何乃健；环保；自然生态；文化环保；身份认同
著有《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的田思指出，“环保散文不是干巴巴的学术论文，它讲究感性与文字的亲和力，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与启发。要达到这个要求，就必须像何乃健的散文一样，后面有着深厚的学识与文学修养，有着思想上的三大支柱，即科学认知、宗教情怀与人文精神。”他主要是从三大层面：科学认知、宗教情怀与人文精神加以论述，这当然是与有关环保意识包含的精彩论述相吻合，但也可继续探研。
环保意识（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作为一个相对新兴的术语词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水平，即环境价值观念，包含心理、感受、感知、思维和情感等因素；其二是指人们保护环境行为的自觉程度。简单而言，在马华文学史上，有关环保意识/话语的文学建构并不算特别丰厚，但如果从类型的角度思考，倒也值得认真总结。而在本文论述的主角何乃健（1946—2014）以前其实也有值得钦敬的个案/类型，但往往呈现出二元结构，比如自然VS人心。
比如曾经留学台湾地区和美国，拥有奥克拉荷玛州立大学攻读遗传育种学博士的潘雨桐（1937— ），曾经长期在东马担任园丘经理，其文学创作中不乏对环保议题的思考。其中包括他对雨林的认真保护思考，一方面，他很奇妙地结合当地传说、神话等呈现出雨林/大河中的“自然神”书写，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借此实现对自我内疚感的洗涤和升华，更认真地保护日渐减少的热带原始雨林；而另一方面，他也把东马的雨林书写置于后殖民视角之下处理，从这个角度看，包含了经济、人心、种族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张力：在后殖民时代，现代化发展、全球化共谋、种族并存、政治冲突、刻板印象预设、旧有的殖民惯性，等等，合奏出一首过于复杂而又难以共鸣的乐曲，其中的噪音也不少。
真正具有强烈主体环保意识书写的该是王润华（1941— ）。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也让诗人王润华忧心忡忡，在《把黑夜带回家》自序中，他呼吁道：“我开始为了地球的环境生态，撰写一系列环保意识很强的散文。现在请您为了抢救地球而阅读这本散文集，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听见我录下来的地球向您呼救的声音。”而在这本物质层面不太厚、精神关怀很深远的散文集里，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层面的环保追求：一个层面就是对自然规律和品性的强调，批评地球上人类的乱砍滥伐乱杀；另一层面就是人性和人心的环保。同名作《把黑夜带回家》主要是写加州柏克莱大学城附近的安全问题，为安全起见，要尽量在天黑前回到住家。当然，王润华还通过自然生态（比如植物和水果书写）、人文历史再现表达他对大马曾经的精神创伤的修复。
但整体而言，如果非要从马华文学史上找寻环保文学书写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应该是何乃健。何乃健是马华文坛上相当别致的存在，一方面，他是马来大学农学士、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生物学硕士，曾长期供职于大马吉打州慕达农业发展局（MADA），负责大马最大产稻区有关水稻双造种植的技术推广及培训，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泉；另一方面，他十多岁就开始创作并笔耕不辍，是个多面手，擅长散文、诗、文学评论、科普小品等文体创作，为人谦逊坦诚。
何乃健，祖籍广东顺德，1946年出生于泰国曼谷，1953年移居槟城，著述等身，主要有：诗集《碎叶》（新加坡世界书局，1965）、《流萤纷飞》（马来西亚犀牛出版社，1978）、《裁风剪雨》（新加坡文学书屋，1984，合著）、《双子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1，合著）；散文集《那年的草色》（马来西亚棕榈出版社，1976）、《淅沥的檐雨》（马来西亚十方出版社，1990）、《稻花香里说丰年》（马来西亚十方出版社，1994）、《逆风的向阳花》（马来西亚雨林小站，1997）、《禅在蝉声里》（马来西亚十方出版社，1998）、《含泪为大地抚伤》（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1999，合著）、《惊起一滩鸥鹭》（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1，合著）、《让生命舒展如树》（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7）；评论《荷塘中的莲瓣》（马来西亚十方出版社，1995）、《陈瑞献寓言》（新加坡创意圈，2008）、《阡陌上的随想》（马来西亚法雨，2010）；科普《转基因·转乾坤》（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2）、《水稻与农业生态》（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4）、《窥探大自然》（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8）、《遨游农学天地：农学百问》（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13）等。其绝大多数文学作品（散文诗歌部分评论）收入编年体《何乃健诗文集》（五卷本，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11）中，因为是他亲自修订过的版本，本文的论述依据主要为此文集。
在我看来，环保是建基于生态自然基础之上的科学进取、天人合一与多元并存，它既包括个体的强大与提升，又包括世界/大我的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可以立足于何乃健个案从三个层面展开/深化有关论述：（1）自然生态环保；（2）佛道文化环保；（3）身份强化环保。
一、自然生态环保
田思指出，“作为一位农业科学家，何乃健以他长期在稻田阡陌间从事研究与观察的经验，以他对乡土与自然的热爱，写出了许多优美清丽的散文……何乃健散文中有关环保题材的篇章，都透露出科学家的精细观察、诗人的敏锐感觉与社会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不特别标榜环保，而环保意识自然流露。”而1972—2000年，何乃健把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献给了大马水稻业，一个才华横溢、敏感多情的诗人/散文家遇到他热爱的水稻事业势必衍生出令人期待的结晶，而在此中，水稻绝对不是点缀，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心之一。不仅如此，它不只是植物，更是自然、诗、散文与多姿多彩的灵魂凝聚。
（一）水稻涉及升华
在何乃健的笔下，水稻的图像变成了丰富多彩的万花筒，其中既不乏严谨科学的专业知识转化，又不乏人文气息、哲理省思与诗情画意。
1．科学水稻
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何乃健代表作的《稻花香里说丰年》（1986）呈现出对丰收的赞扬和喜悦，诗意十足。“割稻机轧轧然向田埂靠拢，像一头从新生代的沼泽丛林走出来的原始巨象，把修长的象鼻直挺挺地挪移到小径旁，哗啦、哗啦，一泉稻谷汇流而成的金色瀑布，从贮谷箱涌入斜管，再由斜管倾泻而出，转瞬间已涨满了一包又一包的麻袋。”（《散文卷一》，第154页）当然其中既有对农民辛勤劳作的褒扬，又有对科技更新（高产稻种双季稻）致富的欣慰；既有对献身“穷人的作物”——水稻事业的坚定，又有对及时劳作的鼓励，但都往往形神具备、文采斐然。
《虫害的因果律》（1988）则是书写稻飞虱的危害与防治，作者以三个农民为例加以说明：一个播种后很少下田；一个过度施药，把褐飞虱的无数天敌杀害了；第三个则是在虫患后喷药难以医治了。同样，何乃健也强调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天敌来对付虫害，如《无用之用是为大用》（1996）中就提及田垄上的杂草可以藏匿虫害之敌，不该滥用杀虫剂，并且加以拓展，谴责人类的贪婪。21世纪后，何乃健也对更多议题进行思考，如转基因等。
2．人文水稻
即使在以相对专业的文字大篇幅描绘水稻科学时，何乃健也往往会进行一些人文升华，这样既可以更好地普及科学，又有人生道理的传播。诗作《稻草》（1984）则书写稻草的自我省思——为寸土做肥料，不要自以为是，要甘于平凡的自我。
相当有意味的是，何乃健还不断探求更有意趣的问题，如《稻花香里的哲思》（2001）则探讨古诗“稻花香里说丰年”中的稻花香何来。而最终在现实中亦闻到了香稻的香味，香气来自稻叶，作者进一步升华，把这种香气和人的浩然正气等相连，许多历史中“高贵的灵魂，如抱石投江的屈原，如精忠报国的岳飞，如从容就义的文天祥，他们高尚的情操，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如泰国香稻‘白茉莉花’，在最贫瘠的土壤中酝酿出最令人回味的馨馥”（《散文卷四》，第41页）。《聆听稻农的心声》（2001）则是认真反省作者所在的有关部门的某些技术错误对稻农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并及时加以纠正，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人文精神的弘扬。
（二）自然/人心的辩证
毋庸讳言，何乃健对生态危机的出现、原因与对策都有着相对清晰的了解，在《静观自然静听禅》一文中他写道：“生态危机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对地球失去了爱心。当人类因为我执而将地球上的资源划分为‘你的’和‘我的’之后，个人和群体的对立就愈来愈尖锐，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愈来愈紧张。人与人之间的强烈冲突，往往造成两败俱伤，甚至自取灭亡。人类要回避青山变成荒漠的灾难，就必须战胜利己主义和伸张人类本来具备的良知。”某种意义上说，遵从自然的合理规律、矫正人心的贪婪是生态环保的双管齐下对策。
何乃健还列举了不少负面个案加以批判，如《北京的风沙》（2000）中面对中国首都气候的日益恶化，风沙难挨，甚至有北京是否会变成古巴比伦城的疑问，最终还是大力批判：“痴愚、蒙昧与无知，就像铺天盖地的风沙，最终将如残暴的火和冷酷的冰，淹没了人性，覆盖了千辛万苦建设的文明！”（《散文卷三》，第175页）但同样何乃健也在找寻校正的方法与途径，如《自然生态中的智慧》（2001）强调在治理稻田虫害时可以采用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相结合的办法，这样可能更保持生态平衡，而作者进一步生发道，“在人生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重新审视，过去许许多多让我们不屑一顾的平凡事物，如多年前读过而今已束之高阁的旧书里，是不是深藏着许多我们一直久寻不获的智慧呢？”（《散文卷四》，第38页）《为大地搔痒》（2001）则更强调人类与土地天人合一的关系，而非疯狂攫取，“狂妄地糟蹋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自食其果”（《散文卷四》，第61页）。
二、佛/道文化环保
郭莲花指出，“在宗教信仰上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擅于用自然科学的根据把大自然的景物作为他佛学小品的题材，又以他诗人细腻、明察、丰富的想象力及诗意的语言，把这类的题材化为知性与感性的交融，这一点与其他从事创作佛学小品的马华作家相比，何乃健具有其特殊的表现。”某种意义上说，当何乃健以佛眼看世界时，文字中虽然未臻佛光普照之境界，但星星点点散布其间，却也熠熠生辉。为此，他笔下的自然、风物、事件、世界，等等，无不带有佛性及印记。当然，入佛之前，何乃健对道家（尤其是老庄）亦有体会和锤炼。当然也有一些间接的情怀表露。鉴于有关自然风物的叙述已经颇多（如郭莲花的论述），本节的重点在于两大层面：（一）自我的成长；（二）人性与世界。
（一）自我的成长
某种意义上说，何乃健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调试、提升与修行，更多时候是指向自己，偶尔也扩展到其周边，包括家庭和工作环境，甚至是预设的“他我”（自我的另一半）。《几番风雨后》（1971）中已经有了众生平等、自强不息的自我安慰与激励。“不管王侯还是乞丐，都呼吸着同一层大气，不管是贵族或贱民，所能占有的也只是五瓣肺叶的空气而已。天地真的太广漠了，在阳光下，即使你的袋子里没有一个镍币仍能感觉到富有，那片大海，那阵鸟语，那瓣花香，谁能从你的心中，把这一切盗取呢？”（《散文卷一》，第108页）似乎和佛道不太密切，但到了《心》（1987）一文，佛道观念有点喧宾夺主了，“你”和“我”之间关于干田为何长杂草与稻禾的问答，结果都是“心”，并说“心中的意念，可以灌溉沙漠成良田，同时也可以化鱼米之乡为饿殍遍野的废墟”（《散文卷一》，第170页）。坦白说，这段说辞显得过于霸道，道理不错，但太主观，需要科学知识作为过渡和桥接。
毫无疑问，佛/道的种子也会播撒在何乃健的家庭中，包括他教育女儿，也会借助有关文化。《淋不息的火种》（1987）则由萤火虫的自我发光升华到个体必须努力奋斗，“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只有你自己的意志，以及你自己心中的火种，才能照亮你前面的道路”（《散文卷一》，第174页）。某种角度看，何乃健的佛教意念根深蒂固，而他对布道可谓苦口婆心，当然这也很需要功力。
更多时候，是何乃健对自己修行不懈的感悟与升华。《一花一世界》（1987）由一朵小花拓展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禅机，自己的心灵“这小小的天地，竟然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宇宙物我，本为一体。心中没有了我执，则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散文卷一》，第176页）。《佛心众生心》（1987）则书写当年为同学捐肾的黄同学事业有成，平淡谦虚，也深具佛心。《不塌的塑像》（1987）则更强调信仰的无形内化比外在的物质形象更长远。《瘠土上的丰收》（1988）则由谷种的艰难形成想到人的提升，“能落根于沃土不一定是喜，不幸萌芽于瘠土亦不需悲，唯有内心的精进与修持，才能决定脱颖萌茁的稻禾最终的命运”（《散文卷一》，第213页）。《不屈的双翼豆树》（1992）则借树的坚忍不拔强调逆境中更要努力奋斗；《摆脱心亡》（2000）则体验到平凡、保持节奏的重要性，“摆脱了心亡，展现于我眼前的不再是必须眯着眼睛细看的针孔，而是视野无限的天窗”（《散文卷三》，第184页）。
相当难能可贵的是，何乃健不乏对死亡、个体阴暗面的直视，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自我提升的不可或缺的层面。《死亡像眨眼》（2000）则探讨死亡议题，相对淡然而且积极做好现世。“我说：了解死亡，充实自己，把握今天吧！你瞧，纵然收割后的稻草在火中燃烧，附近等待收割的稻穗因为心无罣碍，远离颠倒梦想，所以依旧在风里坦然微笑。”（《散文卷三》，第191页）而实际上，与此类思考相对应，何乃健最后的日子（时刻）也的确很安详。
何乃健认为，“生活中处处有禅机，处处有般若；生活中也处处有文学创作的素材，处处有灵感。离开生活，禅思与智慧就消失了；离开生活，文学创作的源泉也枯竭了。”某种意义上说，借助佛道，他不仅仅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佛学小品/寓言，而且以此自我提升，如《听静》（1988）强调静与本性的关联，甚至以此达人，如《彩虹不问水源》（1993）则宣扬佛教的包容性和悲悯心，“佛陀最令我五体投地的嘉行，是以浩瀚如大海的胸襟，来包容万物”（《散文卷二》，第159页）。
（二）人性与世界
何乃健在论述马华佛教散文时指出，“马华佛教散文的取材范围广阔。在这数量繁多的作品中，大部分的散文都拥有数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以佛教的人本思想为基础，以缘起性空为根本法则，以人生佛教为指南，以六渡：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为纲领，强调众生皆有佛性。”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其夫子自道，更多时候，佛性也是他探勘人性与世界的孔径与标尺。
1．纪恶
佛教强调与人为善、不杀生、众生平等，而对于相反却恬然不觉的行径，何乃健无疑是批判的。《小旅馆里的象头》（1988）书写作者住在一个喜欢猎杀的老人开设的猎旅小舍中，由象头引发思考：“我不知道那个老猎人，在午夜梦回时，会不会忆起当年狩猎时，那些动物在垂死前的哀号？我也不知道，他曾否在梦境中，骇然发现自己变成一只被人追捕而惶恐奔窜的兽类。”（《散文卷一》，第206页）《珊瑚之死》（1988）则批判为谋私利而对珊瑚生态环境进行的毁灭性破坏。《青蛙的心跳》（1992）则是自我批评，因为当年和胶工一起捉青蛙煲粥，“悲哀与歉疚在我的心中回荡着，久久不能平息”（《散文卷二》，第33页）。《河的故事》（1988）则批判人类的工业革命对河流的玷污，并且以人与河做比，“人生最高的境界，应该像一条勇于净化自己的河流，以洁净的水，而不是遍体的污秽，去回应大海的召唤”（《散文卷一》，第215页）。《蒙上污秽的镜子》（1992）继续批判人类的劣根性，比如欺软怕硬、欺下媚上，等等，同时又劝诫人们原谅他们。《持着火炬逆风而行》（1992）则是批判可能为少数人谋利的做法，也即贪欲，作者坚持经济发展不可牺牲环保的论点。
同样，他也有承受人生痛苦的佛教情怀。《拥抱彩虹》（2000）中面对友人失恋的痛苦，“我”开始劝导他，要接受人生悲苦的真实，“了解悲苦人间里，没有一件事物可以长驻，了解没有一个沙滩可以将浪花与涛声留住，那么苦难降临时，毅然接受这个考验吧”（《散文卷三》，第182页）。《高雅的狂汉》（2001）中，他既批评精神病患者的可怕与伤害性，又更进一层鞭挞纳粹德国人种实验的血腥与堕落，借此反问文明中的黑洞如何祛除。《尊重生命》（2001）则批评某些离婚者丧心病狂和孩子共赴黄泉，何乃健因此主张要进行伦理教育，要敬畏生命（《散文卷三》，第209页）。《意想不到的温室效应》（2001）则从水稻可能带来的温室效应（负面性）推及人性恶的负面性，比如施政偏差比水稻增产带来的温室效应要严重得多。
不仅如此，何乃健也在诗歌中批判人性之恶，如《霾害》（1996）的指向可谓一目了然，他预设了人类的灭亡，原因是“人心深处的泥炭上/蔓延着失控的森林大火/引发了灵魂严重缺氧的烟霾”（《诗歌卷》，第175页）。而《撒哈拉沙漠》（1997）当然是继续缕述环境恶化之困境，但也直指源头，如何能够唤醒绿洲呢？答案是，“先在每个人心中掘井/先在每个灵魂里植林！”（《诗歌卷》，第181页）相较而言，由于诗歌的空间相对狭小，何乃健诗歌有关主题刻画的深度和广度没有超过散文书写。
2．扬善
佛教中强调因果报应，但无疑也强调种下善因才可能导致更多善果的出现。何乃健采取了通过善恶对比的方式惩恶扬善，《零分的人生》（1988）站在平凡善良的道德高度而抨击尸位素餐、损人利己的恶人。《上帝不同的手指》（1992）则强调信仰的包容性，同时批判人心的褊狭，“同样的信仰，在猥鄙的心灵里，会发酵成毒酒；在慈悲的心灵里，却凝结成甘露，莹洁、清纯、纤尘不染”（《散文卷二》，第67页）。《平淡是福》（1994）如标题所言，更强调平淡生活、精神充实、自足的重要性，批判的对立面则是虚空与黑暗。当然，更常见的是何乃健对善因的确立、播种与对除恶的积极应对。《佛在众生里》（1990）从某个角度看，就是从精神层面对佛教的弘扬与礼敬，“正信的佛教徒向佛像合十，对象并非佛像本身，而是佛陀崇尚自由、慈悲与众生平等的精神”（《散文卷二》，第7页）。《星光，盛放的花朵》（1992）则强调微笑面对人生的积极意义；《桥，忘了自己是桥》（1992）更强调忘我与施予的重要性；《燃烧血和泪》（1992）某种意义上说更褒扬以身饲虎、佛法度人（含恶人）；《沾湿翅膀灭火的鸟儿》（1992）强调为了弘扬大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振翼而起的黄蜂》（1992）则是表扬实干精神；《小小火舌》（1993）通过一则佛陀故事说明用心至诚的威力；《像昙花盛放》（2000）同样在传播积善的重要性。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何乃健《建构心灵的圣殿》（2001）作结，来彰显其佛道追求与实现心灵环保的对策：“我愈来愈觉得，硬体建设固然重要，软体建设更应优先处理。当砖瓦建构的宗教场所遥不可及时，以慈悲、宽恕、关怀、博爱在心灵中建构的寺院、道观、庙宇、教堂，肯定能让绝望的灵魂在里面躲避风雨，抚平创伤，并且真诚忏悔，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
三、身份强化环保
整体而言，何乃健的作品动人且感人，结合本文叙述，一方面是其书写主题的相对丰富性，既本土又外来，既世俗又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何乃健自身身份强化的相对完满性。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环保。
（一）中华性汲取
在《稻花香里说丰年·后记》中，何乃健写道：“如果有来世，我愿意做一株平凡的稻草；如果能再活一次，我仍然会坚持，在中华文化的沃壤中把根扎牢。”某种意义上说，这呈现出他对物质事功和文化追求的深情表白，当然二者也往往可以合二为一。
1．汲取
《一散千里的绿意》（1992）中，何乃健仔细考察了水稻的发源地，其中亦包括中国云南，这根据中国的典籍可以确认。同样，他也把水稻的优良品性和民族性挂钩：“稻作坚韧的适应能力，常常使我联想起中华民族的刚毅。稻米从最初的起源地，渐次传播至全世界每个大洲的农田里，就像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华裔，历尽艰辛，胼手胝足，拓殖异域，在毫无政治与经济支援的困境中，逆流而上，巩固民族文化的根基，在风雨飘摇中昂然而立。”（《散文卷二》，第79页）同时，他也寄望中国绿意盎然。《“和”字的启示》（1992）中他根据字形、现实考察和历史追溯证明“禾”对“和”的重要性；《神奇的龙与稻文化》（2001）在钩沉历史文化中强调龙和稻的密切关联；《水稻的生命力》（2001）再次强调中华民族与水稻类似的优秀品格。
《将楚辞裹入粽子里》（1994）则借粽子以小见大书写泰国中华文化的一度落寞，同时书写中国崛起后大中华经济圈发展导致文化的起伏，在端午节前夕，他重读屈原《橘颂》，认为“象征了屈原坚守原则，不轻易受诱惑而随波逐流的品格。粽子里如果没有裹入这种象征中华文化神髓的内涵，那么，端午节吃粽子与赛龙舟的意义全失”（《散文卷二》，第208—209页）。《小木桥边的墓碑》（1996）则书写在大马本土上的无名的中国前辈们不惜劳苦、努力拓荒的历史，这当然亦有落地生根、开花散叶的喻示。尤其有意味的是，《感激被拒的机缘》（2001）中反倒庆幸当年小学时被英校拒绝而步入华校读书，并称“这一辈子最令我感到快慰的事，就是有机缘学农、学佛和学中文”（《散文卷四》，第77页）。
2．反思
或许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吧，何乃健亦有少量作品反思中华文化/历史的弊端。《因果律的真谛》（1992）在解释因果律时也借助了阴险狡诈的秦桧加以说明，“释迦说过，每一项罪恶，对犯罪者本身的损害，比受害者更多”（《散文卷二》，第69页）。《施肥与文化》（1992）亦有片段涉及，对传统中华文化轻视科技与社会建设脱节的情况进行批评，并做总结：“深入了解化肥与有机肥的功效，与深入了解中西文化的精华一样重要。唯有对前人留下的智慧融会贯通，方能于面对挑战时冷静地思考，不轻易气馁，也不随风动摇！”（《散文卷二》，第109页）《司马衷与硕鼠》（1992）则大力挞伐以司马衷为首的贪婪的剥削者；《没有蛙鸣鸟啭之后》（1992）则将自然生态与中国古典文学挂钩，强调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同时强烈谴责滥捕滥杀、滥用农药。整体而言，中华文化与何乃健的水稻事业及其文学创作息息相关，这三者落实到文学书写时往往融为一体。
（二）本土性及拓展
在《脐带》（1986）一诗中，何乃健相当清晰而富含情感地书写了其本土身份：泰国曼谷出生、槟城成长、北马工作，同时也有其文化身份和节气书写。
1．大马议题
其中相当重要的则是涉及水稻和环保议题。《水田像海绵》（1994）强调水田对亚罗士打（马来语Alor Setar，吉打州首府）安居乐业的重要性，但他却也部分担心房屋侵占过多稻田；《金穗编织的长毯》（1994）讴歌吉北大平原及水稻哺育人类的伟大功效，面对各地的灾难，他祈祷，“祝愿每一块可以耕耘的稻田，都铺上金穗织成的地毯，祝愿每簇收割后点燃的爝火，都象征下季丰收的期盼”（《散文卷二》，第186页）。《心中的蛛网》（1992）则由亚罗士打市中心石碑上纪念回教先知穆罕默德向麦地那迁徙的蛛网说起，然后转到稻田的蜘蛛，然后落脚于佛教视野下的人心的蛛网：“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善于纺丝结网的蜘蛛，那就是诸恶莫做，众善奉行的意念。可惜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无明与我执，像毫无节制的滥用农药，把这些善念灭绝，结果恶念如虫害，猖獗地滋生，把心灵变成满目疮痍的田野！”（《散文卷二》，第122页）
可以理解的是，一直热爱且关注大马文化的何乃健对有关议题也是相当热心，而且他也以文字造福华社。《让那阵风吹拂》（1998）是以写给傅承得和小曼的书信为散文样式，既表述了自身对诗歌的痴迷，又强调了氛围和文学场的营造，“生命中最重要的坚持，是让火种不灭。生命中最大的喜悦，是让绿意在苦旱中仍然绵延不绝。没有风，蒲公英就无法飘扬”（《散文卷三》，第135页）。同样，关于母语教育，他也相当关注，《抗虫基因·母语教育》（2001）批判某些政客的偏激观点——“异族强调母语教育是国民团结的绊脚石”，并且以转基因研究为例为华文辩护：“母语教育中强调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不是也像抗虫基因一样，能为这片美丽的国土营造安定、祥和、繁荣、富庶的文化生态吗？”（《散文卷三》，第219页）
2．东南亚及其他
不必多说，何乃健有一种东南亚的整体眼光，其中既有内部的比照，又有一体化论证某些一体的公共性。《黑暗中看得更远》（1992）书写在马尼拉的“我”和柬埔寨的朋友一起开会，谈及其国家的田野中地雷遍地、浩劫处处，作者对比道：“环顾我们美丽的国土，多少良田弃耕后，一片荒芜；多少稻谷收割后，没有通过完善的烘干贮藏而腐化糜烂；多少灌溉设施缺乏维修而淤泥沉淀，杂草滋长。”（《散文卷二》，第128页）其中既有幸福感，但又有自责。《褐飞虱与因果律》（1993）则强调虫害的发生与危害日益具有跨国特征，东南亚、日本、中国相互影响，因此更应互帮互助，且要洁身自好。《没有瞳眸的眼睛》（1993）则书写越南的畸婴，这是越战时期美军大量使用落叶剂的副作用，甚至连参战联军亦遭荼毒。《台风过后》（1996）则描述马尼拉南部的村庄受狂飙袭击，损失惨重，同时反思为政者的腐败和短视。
除了东南亚以外，何乃健亦关注其他国家。《北上川的启示》（1995）则由日本工业发展的教训反思环保的重要性，既要注意自然生态，又要养成人心的净化，否则，“即使再推行一个世纪的清洁运动，我们的河川，仍然是一条肠胃病患者严重便秘的直肠！”（《散文卷三》，第35页）。《神风·樱花·野草》（1996）书写“二战”期间日本神风特攻队舍身杀戮的愚昧与可怜，最终甚至比不上平凡小草的生命力。《海水淹没的稻田》（1996）则以冈比亚为例说明贫穷其源有自，而人心的贪婪是要因。当然，何乃健也有高度借鉴他国优势的想法。如《机尾上的“瑞”字》（1996）则以相当赞赏和羡慕的笔触书写瑞士的高度包容性和良好服务，文末则反批本国政府，“反观二十世纪末的夜郎国，常常神经过敏，对别人产生敌意，处处排除异己，结果嫉妒将全国愚民变成白蚁，终日浑浑噩噩，只晓得在蚁窝的隧道里钻进钻出，完全看不见土堆外阳光普照的大地！”（《散文卷三》，第96页）
四、结语
何乃健作品中呈现出相当繁复而独特的环保话语，其中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自然生态环保，尤其是建基于其毕生从事的水稻事业关涉及有关升华，其中亦涉及自然/人心的辩证；第二层则是他从佛道文化展开的环保思考，其中既包括自我的成长，又包含对人性和世界的探勘；第三层则是其身份强化环保，既有对中华性的汲取和反思，又有本土性及其拓展。但整体而言，和大多数宗教信徒相似，何乃健一方面保持了文学书写的较高诗性介入和文字高度，但另一方面其关注和哲理高度既受惠于佛教，又受困其中，易言之，他并未超越自我和佛教教义，从而呈现出独特而深邃的哲理凝聚。
- * 作者简介：朱崇科，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及华文文学。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批准号：14ZDB080）阶段性成果。
- 田思：《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6年版。
- 田思：《环保意识的三大支柱——谈何乃健的环保散文》，见傅承得编《催绿禾苗的春雨——何乃健作品评析》，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 更多分析可参王民《环境意识概念的产生与定义》，《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4期。
- 具体可参拙文《后殖民时代的身份焦虑与本土形构——台湾经验与潘雨桐的南洋叙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 王润华：《把黑夜带回家》，台北尔雅出版社1995年版，自序第2页。
- 更多论述可参拙文《论王润华放逐诗学的三阶段》，《香港文学》2015年11月号，总第371期。
- 田思：《序：化稻谷魂魄为文字的精灵》，《何乃健诗文集·散文卷一》，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 何乃健：《静观自然静听禅——浅谈生态意识融合禅思的文学体验》，《何乃健诗文集·散文卷四》，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 郭莲花：《何乃健佛学小品中自然的法语图像》，见许文荣主编《回首八十载·走向新世纪——九九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南方学院，2001），第272页。
- 据报道，何乃健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与及时赶回来的一家人在住家团聚在一起。何乃健要求家人扶他坐在椅子上，然后安详地与世长辞。可参《他临终与家人团聚·何乃健坐椅上安详离世》，《星洲日报》2014年9月4日。
- 何乃健：《佛性、文学与生活》，《何乃健诗文集·散文卷三》，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页。
- 何乃健：《溪声尽是广长舌——浅介马华佛教散文的近况》，《何乃健诗文集·散文卷三》，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 何乃健：《建构心灵的圣殿》，《何乃健诗文集·散文卷三》，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