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介石之间的幕后交易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执掌党政军大权，成为国民党各派系角逐中的唯一赢家。会议还决定继续北伐，“限两个月内会师北京”。会后，国民党内各派系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的北伐，暂时取得了妥协。
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没有忘记半年前李宗仁、白崇禧与何应钦联合逼宫的旧怨，他首先拿何应钦开刀。2月13日，蒋介石下令把第1路军改编为第1集团军，自任总司令，第1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这样剥夺了何应钦的指挥大权。蒋介石还对何应钦的亲信李仲公说，他撤销何职务的原因有三：一是何曾与白崇禧等联合逼蒋下野，蒋愤愤地说：“上次白健生逼我，如果他说一句话，我何至于下台”；二是何迟迟不发拥蒋复职电；三是桂系在外面散布蒋已不能指挥黄埔系军队的言论，因而蒋要试试看，究竟自己还能不能掌握黄埔军？[59]
由此可知，蒋介石不仅怨恨何应钦，对桂系尤其是白崇禧更是怀恨在心。但北伐在即，对于势力强大的桂系集团还需要利用一下，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硬是强咽了这口怨气。
1928年2月，蒋介石先后同冯玉祥及阎锡山的代表会商后，决定将冯玉祥部西北军改组为第2集团军，阎锡山部晋军改组为第3集团军，计划以第1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2、第3集团军分别担任京汉线、京绥线作战，3路会师于北京。
对于两湖地区的军事力量，由于已具有了1个集团军势力，蒋介石于1928年2月中旬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将西征军及鄂湘两军改编为第4集团军，以老牌政客谭延闿出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以制约桂系，并“以谭为蒋、白、程3人间缓冲之作用”。[60]蒋的意图遭到李宗仁、白崇禧的极力反对。而且谭延闿只有1个军的实力，无法驾驭拥有强大实力的桂系和程潜。2月25日，蒋介石约谭延闿、李石曾磋商两湖军事及党务。28日，蒋介石通过谭延闿、李烈钧之口宣称，两湖军事已结束，没有成立第4集团军的必要，两湖参加北伐的部队，由李宗仁任总指挥，隶属于第1集团军总司令之下。[61]此举亦深为桂系不满，李、白对北伐表示消极。为此，李济深专程来到南京，调停蒋桂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李宗仁进行了会晤，双方达成以下妥协条件：(1)粤省政府担任北伐军费一部分；(2)桂派与西山会议派脱离关系；(3)蒋与汪精卫在政治上脱离关系，蒋为保持汪之体面，虽执某种方法，但不予汪以政治的权力；(4)蒋系军队不侵入桂系之势力范围。[62]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同意授予李宗仁第4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这样，蒋桂达成了暂时的妥协。
3月28日，李宗仁偕第11军军长陈铭枢抵达汉口，29日转长沙，与程潜、白崇禧接洽。4月2日，李宗仁、程潜、白崇禧、陈铭枢以及两湖高级将领等在长沙召开两湖善后会议，商定两湖军队编成5个纵队，由李宗仁率部北伐，白崇禧留守武汉，程潜坐镇长沙。4月6日，白崇禧托陈铭枢带了一封亲笔信交李济深，请他转呈蒋介石。信中除叙述两湖近况外，白崇禧还表示他“服从命令，一致北伐”[63]。
在得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保证后，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于4月8日正式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
4月9日，蒋介石在徐州前线下达总攻击令。第1、第2、第3集团军分别在津浦、京汉、正太线等处对张作霖的安国军发起攻击。
在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正式发动前，奉系为摆脱被动局面，先发制人，在京汉线和正太线首先对冯玉祥、阎锡山部发起进攻，以图先打败冯、阎，再对付蒋介石。但冯玉祥、阎锡山部顽强抵抗，在京汉线上的彰德、正太线上的娘子关同安国军形成对峙，这大大便利了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在津浦线方面的攻势。
沿津浦线向北进攻山东的第1集团军、第2集团军一部在兵力上远远优于正面敌人——安国军的张宗昌部和孙传芳部，因而在攻势发动后，进展顺利。至4月20日，先后攻占了台儿庄、临城、济宁、兖州，基本上解决了孙传芳部。5月1日，张宗昌放弃济南退往德州，北伐军进入济南。
当津浦线北伐准备继续向前推进时，日本帝国主义为干涉中国统一，挽救奉系失败的命运，悍然出兵山东。5月3日，进驻济南的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肆意屠杀中国军民，还杀害了南京政府外交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随员，并炮轰北伐军。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忍辱负重”，撤出济南，并决定绕道北伐。
由于日军的阻挠，津浦线的北伐军行动被迫迟滞，蒋介石把北伐重点转向京汉线。5月中旬，蒋介石在徐州会晤冯玉祥，要冯部在京汉线全力进攻奉军。冯玉祥表示，京汉线正面是奉军主力，而第2集团军在此前同奉军作战中损失较大，应请第4集团军加入作战，才能消灭奉军。蒋介石本来也不能容忍桂系的军队全部集中两湖，正想借此“分而制之”，当即表示同意。蒋还致电白崇禧：“此后津浦线难望进展，北伐全赖京汉一线，望即督军北伐。”
两湖战事结束后，李宗仁、白崇禧把主要精力用于整顿、巩固内部。他们虽已取得了两湖地盘，但尚未巩固；收编的唐生智旧部对桂系也不是一心一意；两湖地区历经战乱，财源已近枯竭；中共在湘赣边界、湘鄂西等地开始创建根据地，也威胁着桂系在两湖地区的统治。但在桂系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中，桂系不仅已经同意出兵北伐，而且桂系也希望在北伐中进一步扩大实力。因而李宗仁、白崇禧一面整顿两湖，一面准备北伐。
1928年4月初，当奉系向冯玉祥、阎锡山发起猛攻时，冯玉祥感到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于9日、12日、13日接连致电李宗仁，请求派兵北上支援。李宗仁接到电报后，当即派叶琪率部开赴河南漯河，并命魏益三的第30军进驻许昌，以巩固冯的河南后方，使冯留在河南的韩复榘军得以开赴前线。4月下旬，冯玉祥部同奉军仍相持于彰德，奉军不断调集后方援军对冯施加压力，冯伤亡重大，直隶(今河北省)大名方面的冯军情况尤为危急。同时，已归附冯玉祥的豫军樊钟秀部突然在洛阳以东地区反叛，截断了陇海线，并以一部直趋新郑，企图截断京汉铁路。冯玉祥急调兵围攻樊钟秀，前线更加捉襟见肘。因而，冯又数次急电李宗仁迅速调兵北上，进攻樊钟秀，并开至河北助战。冯还致电南京军委会，请军委会速饬李、白率部参加北伐。
为了推动桂系北伐，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做了一定让步。4月8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此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承认了桂系对两湖的实际控制。但征湘军事结束后，桂系同程潜的矛盾迅速激化，5月21日，李宗仁在武汉扣押了应邀前来开会的程潜，并要求南京政府免去程潜的本兼各职。
程潜与桂系合作几个月就突然翻脸，让外界感到震惊。对于这一事件，当时的报纸有这样的分析：
程在国民党中资格甚老，与李烈钧不相上下，乃以性情骄慢，恃才使气，与人多不合。以郁郁之故，言动愈偏狭，因有左派之目。与蒋介石夙撼甚深。南京案后，程为外人侧目，蒋无之何。讨伐唐生智成功，程任湘鄂临时政委会主席，目空一切，颐使诸将，于蒋遇事反抗，逢人诋责。其初，白崇禧尚优容之，卒亦不能更共事。乃藉武汉政治分会成立机会邀程共来汉口。时李宗仁以拟就第4集团军总司令，出兵京汉路为声援。程态度不妥，而樊钟秀与程又有勾结痕迹，故不敢就职。迨程、白到汉，白托称赴豫访冯，于19日晚北上，21日程即被监视。[64]
白崇禧后来对人说，“那次(扣留程潜)是德公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65]可见主动者是李宗仁。
扣留程潜后，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声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性成，西征后更跋扈飞扬，把持湘政，本日特别会议议决将程暂行监视，请即明令免其本兼各职。”[66]
对于桂系这一排除异己、企图独霸两湖的事件，蒋介石为了让桂系参加北伐，决定牺牲程潜，甚至落井下石，说程潜之行动“实有过分”，国民政府随即复电李宗仁，谓“可从轻办理”。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免去程潜职务，听候查办。撤销湘鄂政务委员会，委任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67]完全迁就了桂系的所有主张。南京政府还拨给了桂系一笔北伐开拔经费。
5月28日，国民政府再次特派白崇禧为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5月30日，白崇禧在汉口宣布就职，并发表通电，宣称：“敬即北上督师，追随诸公之后，会师幽燕，荡平军阀，完成国民革命。”[68]
这样，在经过一番幕后讨价还价后，桂系同蒋介石就第二次北伐桂系出兵问题达成了交易。一向以管仲、乐毅自诩的白崇禧即将领兵开赴他并不熟悉的北方。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