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讨伐唐生智
首先跳出来与特委会公开对抗的是武汉的实力派人物唐生智。唐氏利用东征占领了安徽。在孙传芳龙潭失败及宁汉暂停军事行动后屯兵于芜湖，但仍积极整顿后方，完全控制了两湖地区。他对南京成立的特别委员会极为不满。为了同特委会、同桂系对抗，他派人赴庐山，邀请在此“休养”的汪精卫赴汉口共商要事，汪氏便以向汉方报告特委会经过为由赴汉。汪、唐就反对桂系控制下的特委会达成一致。
8月22日，尚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曾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宁后，武汉不可无政治分会，以指导党务、政治、军事。根据此决议，9月21日，武汉政治分会通电成立，以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孔庚、邓寿荃为常务委员。不久，汪精卫接连发表演说、通电，提出对南京特委会的两点疑问：其一，特委会成立后，中央党部仍然存在，不过授权特委会使之措置时局，而如今南京特委会却是代行中央职权；其二，中央原决定开四中全会，而如今南京开的中央会议却不是四中全会。他还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追认特委会。此举目的是将南京特委会置于以他为“正统”的国民党中央之下，恢复其“领袖”地位。
对于武汉的变故，南京特别委员会以“统一”为名，通电取消武汉政治分会，但唐生智置之不理；南京方面委任陈调元为安徽省主席，武汉却发表以何键代理。双方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再次形成宁、汉对立的局面。桂系对两湖地区觊觎已久，想通过控制两湖同广西连成一片，而唐生智不仅盘踞两湖，而且东下安徽，虎视南京，对抗桂系控制下的特别委员会，这使得桂系无法容忍，决心武力消灭唐生智集团，既消除这个威胁，又能乘胜夺取两湖。
对武汉唐生智用兵，仅靠桂系自己的力量尚显不足，于是桂系利用特别委员会进行广泛动员。他们首先策动同唐生智有旧怨的湘籍实力派大佬谭延闿、程潜参与讨唐。
西征军总指挥程潜
程潜后来透露：“谭(延闿)是倒唐的主要人物，是搭桥拉线者。”[8]桂系首先把谭延闿拉到了他们一边，然后通过谭延闿又说服了湘系另一位实力派人物程潜。程潜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南京，为了商谈倒唐，李宗仁、白崇禧曾先后两次访问过我，谭延闿也访问过我两次，并且在石板桥私宅设宴，议谈此事，赴宴者仅李、白和我3人。席间，李曾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所不容，云云。”[9]
谭延闿、程潜身为湘人，却与有虎狼之心的桂系勾结，深知内幕者曾经好心劝说谭延闿不要干此等引狼入室蹂躏家乡的愚蠢事，但利令智昏的谭延闿哪里听得进去。[10]
李宗仁、白崇禧针对程潜的欲望，答应讨唐军事成功后，由程潜率第6军回湘主政。桂系还通过谭、程，同谭的部下鲁涤平以及朱培德等建立联系，约定共同讨唐。另外，桂系还争取了冯玉祥、李济深参与讨唐。这样强大的反唐阵营保证了倒唐行动的成功。
在桂系紧锣密鼓策划讨伐唐生智的过程中，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却积极拉拢唐生智。蒋氏派其盟兄黄郛出面，撮合唐生智与蒋介石合作以对付桂系。黄郛所依靠的中间人就是蒋方震和汪翊唐。黄郛夫人在《亦云回忆》一书中说：“蒋先生对百里先生甚有敬意，膺白(黄郛别号)代表致意不止一次。当时接洽唐生智方面，除汪翊唐，即希望百里先生，他是唐与汪之师。膺白自己亦甚敬百里先生，在前清末年浙江有两蒋，俱为新军前辈(百器先生尊簋是另一蒋)。张岳军先生在上海市长任，因不曾积极制裁几个人而受到不谅解，其一即百里先生。在一次孙传芳军渡江经政府迅速击走后，上海市场大家看好，忽有人大量抛出公债，数以百万计，不久唐生智反，引起政府注意，抛售者用百里先生的名。这是一件出乎意外的新闻。”[11]
对于黄郛的意见，蒋方震也很赞成。他对唐生智说：“膺白的主张，也就是蒋先生(蒋介石)同样的主张。现在是你和蒋、桂系、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的势力最大，蒋与桂系之间已有意见，黄膺白主张你和蒋、张合作，而以你与蒋先生的合作为中心，再拉拢阎、冯，这样，桂系也不敢动了。”蒋方震并特别强调唐生智与蒋介石合作的重要性，并要唐与蒋介石拜为兄弟。但唐生智对蒋介石无好感，不愿与他合作，拒绝了蒋方震与黄郛的建议。[12]蒋唐合作无法成立，这就为桂系打败唐生智提供了机会。
西征发动前，宁方大放烟幕弹。10月2日，南京中央特委会派孙科、伍朝枢、张继、许崇智等10余人的庞大队伍作为为代表，赴庐山“劝汪复职”，旋与汪同赴武汉，同唐生智磋商宁、汉再次合作，双方虽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但宁方是借此以掩护其军事部署的，并不是真心要与汉方和解，因而这些协议只是一纸空文。10月13日，孙科、伍朝枢等携带协议回南京复命。同日，谭延闿、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孙科、伍朝枢等联名通电，诈称赞成在武汉达成的协议，要汪精卫等来南京开会，以11月1日为期，企图拆散汪、唐之间的联合。通电还诈称，已调第1、第3两路军渡江，集中津浦路，准备大举北伐，“专候驾临主持一切”。[13]实际上，李宗仁亲率的第三路军是准备用于西征主力，此时调赴津浦路，而没有引起唐生智的怀疑。
按照南京政府制订的《西征北伐总作战计划》，规定其总方略是：“‘国军’以策应冯、阎两军，肃清张(作霖)孙(传芳)残余军阀，占领徐(州)海(州)之目的，继续北伐，同时应即铲除上游反动势力，以巩固国都。”“第一期作战，拟以主力使用于上游方面，先将安徽境内之敌(指唐生智部)悉数歼灭。”[14]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南京政府于10月20日下令讨伐唐生智，“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依法治罪”，并组织西征军，推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自居副总指挥，分别由长江两岸进攻安徽唐生智部，命海、空军配合进攻；密令朱培德为第5路军总指挥(辖朱培德兼军长的第3军、金汉鼎任军长的第9军)，率部在江西策应；命何应钦的第一路军(辖第1、第9、第17、第26军以及第17师、第92师等部)和白崇禧的第二路军(第13、第37、第40军以及新编第10军等部)在津浦路对安国军取监视，掩护西征。桂系的部署是白崇禧坐镇后方策应，李宗仁则率桂系主力争夺两湖。
桂系发动讨唐西征时，公布了唐生智同孙传芳勾结的证据，而唐竟然直认不讳，这使得唐生智在政治上十分被动，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连企图暗中支持唐生智，以同桂系对抗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唐叛党罪状，早已显著”，“讨伐唐生智，尤为必要”。而西征立即得到了李济深和冯玉祥的支持，李济深派黄绍竑为第八路军代理总指挥，指挥第15军及李福林的第5军、范石生的第16军等部北上，进攻湘南；冯玉祥也派兵进军鄂北；驻防鄂西的谭延闿部第2军(军长鲁涤平)以及暂编第7军(军长李粲)等部进攻武汉；江西的朱培德从赣北进攻鄂南；贵州的周西成也出兵湘西，形成对唐生智所部四面八方的包围态势。汪精卫预感不妙，匆匆于10月21日离开武汉，转道上海前往广州，依靠已经回师广州的张发奎另谋出路。
战事发动后，唐生智采取“弃皖防赣，固守两湖”的战略，将主力集中的鄂皖边界地区，准备同西征军决战。但唐生智所部第35军军长何键已经同程潜秘密约定倒唐，战争打响后，何键为了保存实力，一路放弃抵抗向后方撤退，导致唐生智全军迅速失败。10月25日，宁方西征军占领安庆。李宗仁随即率第三路军(辖第7、第19、第33军以及新编第11军等部)直取鄂东，进展迅速。11月初，与唐军在广济、靳春、田家镇之间展开激战，唐军失利，向后退守。同时，长江南岸的西征军总指挥兼第四路军总指挥程潜(辖第6、第13、第44军等部)、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部也节节推进，逼近鄂南，准备截断鄂湘两省东线联系。
唐生智见自己八面受敌，知道大势已去，于11月6日乘“永兴”轮回到汉口，他准备步蒋介石的后尘，也来一个以退为进，辞职下野，让讨唐军失去攻击的目标，唐即让自己的老师蒋方震起草下野通电。11日晚，唐生智在汉口官邸召集刘兴、李品仙、何键等高级将领开会商议。唐生智提出三个方案：(1)置全力打通河南，实行与奉张联络；(2)集中兵力死守武汉；(3)个人下野。刘兴、李品仙、何键都赞成唐生智暂时下野。[15]唐生智还估计，他的部队凭私人感情关系维持两三年不会垮掉，在这个时间内蒋桂必然会发生战争，到时他就会有机会东山再起。[16]因此，唐生智决定自己下野。同时对善后进行了安排，他对刘兴、何键、李品仙3位军长说：“今后的问题，由你们3个人负责商量进行，暂时撤回湖南去，把湖南搞好。”为了泄愤，唐生智还下令将秘密接受程潜委任的师长张国威(被程潜委任为第8军军长)用绳子勒毙，以杀一儆百。[17]
部署完毕，唐生智于12日凌晨乘坐用30万重金收买的日本轮船“御月丸”从长江前往日本。随唐生智同行的还有他的亲信张翼鹏、晏勋甫、顾伯叙等。[18]
所部由刘兴、何键、李品仙等率领退回湖南，保存实力，相机行事。11月12日，唐生智所部将领李品仙、何键、刘兴、周斓、叶琪、彭振国等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息兵言和。
11月14日，南京中央特委会决定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李仲云、王世杰、张肇元、甘介侯为委员，程潜为主席。1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唐生智。16日，李宗仁率所部第7、第19军进占武汉，旋任命第19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19日，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张知本、熊斌、张难先、石瑛、王世杰、胡宗铎为委员，张知本为省政府主席；任命胡宗铎为湖北清乡督办，第19军师长陶钧为清乡会办。胡宗铎、陶钧都是湖北籍的桂系将领，都以凶残好杀著称，他们两人在湖北实行白色恐怖政策，疯狂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中共党员及左派进步人士，犯下了惨无人道的滔天大罪，这是军阀统治的恶果。
桂系通过讨伐唐生智，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