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秘密谋划
两宫皇太后欲要夺回皇权，必须首先冲破肃顺们的包围，同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䜣取得联系。两宫太后本来想向北京派出密使，直接同恭亲王奕䜣联系。但思忖再三，感到既不安全，又耽误时间，就采取了密信联络的方法。
稗史记载，据说为了同恭亲王奕䜣取得联系，两宫太后秘密地往北京派遣了密使。两宫向北京派遣密使之说真的可靠吗？这位密使又是谁呢？
关于密使，野史似有三种说法。
第一说是太监安得海(即安德海)。《慈禧外纪》记道：“太后有一太监，名安德海，最为信任，每日遽信于恭王，能直达都中无碍者，皆安之力也。”这个记载含混不清，是说安得海每天亲自赴北京送信，还是他派人每天往北京送信呢？原意似乎是安本人“每日遽信于恭王”。这是办不到的。热河距北京六百余里，路途遥远，加急驿递的谕旨也需一日左右方可送达。一个太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同时，清代祖制家法极严，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两宫太后刚刚涉足政坛，也不会为自己找麻烦。此书是两位外国人所写，有些说法是得自传闻。恽宝惠说：“当不至借一内监安德海传递信息；且亦从未闻有此一说，所记不知何据。”
第二说是侍卫恒起。《晚清宫廷实纪》记道：“因以密旨传侍卫恒起，赍京授慈安弟广科，令其问计于王。王(恭亲王奕䜣)正久希其事，遂不惜违反家法及文宗委任辅政禁遏牝朝之旨，欣然同意。适王再奏请赴行在谒梓宫，得允，遂即日起程。”(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两宫太后当时受到顾命八大臣严密监视，若明晃晃地单独派一侍卫恒起携带密旨赴京，这不合情理。
第三说是醇郡王奕
。《祺祥故事》记道：两宫太后召见醇王，“王既对，孝贞诉如前。醇王言：‘此非恭王不办。’后即令往召恭王。醇王受命，驰还京，三日，与恭王至。军机前辈也，至则递牌入。谒梓宫，因见后，后诉如前。”台湾清史学者庄练用商讨的口吻说：“如果王闿运《祺祥故事》所记不差，则慈禧因为顾命八人发生政争而召来恭王谋行政变，此往召之人，即是恭王之弟醇郡王奕了。”也认为是奕进京往召恭王的。其实，《祺祥故事》的此段记载，疑窦颇多。六百余里之遥醇王三日往返是不可能的，恭王和他用一天半的时间由京城至热河也不近情理。同时，《热河密札》第七札所记八月一日恭王到达热河，没有提到恭王和醇王一起来。《热河密札》也从未提到醇王赴京这件任何人也瞒不过的大事。而且，自醇王随咸丰帝到达热河后，醇王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热河。王闿运虽是肃顺的高级幕僚，又是肃顺器重的有见解有知识的“通儒”，且是当时人，照理说其所记应是可信的。然而，终因他当时不在热河，也不在北京，某些核心机密他也无从了解。他甚至把董元醇上疏这件人人皆知的事误记为高延祜，就是明证。当然关于高延祜上书，清史学家孟森认为确有其事，但《热河密札》的发现，使孟说不攻自破了。台湾的燕公撰《肃顺被杀和慈禧夺权考证》一文，认为“两宫令醇王赴京密召恭王三日而同至热河，决不可信”，是有道理的。这说明醇郡王奕也不是密使。
综上，太监安得海、侍卫恒起、醇亲王奕，都不是密使。那么，谁是密使呢？派没派密使呢？笔者认为，两宫太后根本没有向北京派遣密使。
理由如下：
第一，没有必要派密使。两宫太后派密使的目的是为了让恭亲王奕䜣尽快来热河，以便当面谋划铲除顾命八大臣的步骤和方法。两宫太后钤印旨准肃顺等代拟的于七月十七日发出的命奕䜣“无庸前赴行在”的谕令。她们知道，这是意在割断奕䜣同她们的联系。据翁同龢日记载，这道谕旨于七月十九日到达北京。《翁文恭公日记》：“十九日……恭王以办夷务，豫王、周(祖培)、全(庆)以留京，均无庸前赴热河。”奕䜣见到这道谕旨，完全洞悉了肃顺们的真正意图。咸丰帝在时，肃顺可以利用咸丰帝的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阻止奕䜣赴行在。但现在咸丰帝已宾天，奕䜣就不会俯首帖耳，听命于肃顺了。因此，他当即“奏请前赴热河叩谒梓宫”。大约二十一二日，即在咸丰帝死后四五天时，这道奏折已驰送到热河，两宫太后必然亲见，因此七月二十三日正式批准，之后这道谕旨于七月二十五日送达北京。《翁文恭公日记》二十六日记：“闻恭邸昨日奉旨，准赴热河叩谒梓宫。”也就是说，在咸丰帝死后六天的二十三日(28日)，两宫太后就已确切地知道奕䜣会很快地到达热河。她们只要耐心地等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冒险派什么密使。奕䜣赴热河的目的是运用合法的手段、通过正当的渠道而达到的。能用公开、合法而安全的方法达到的目的，为什么要采取秘密、非法和冒险的手段呢？
第二，可靠资料无记载。固然某些稗史有派密使的记载，但一些其他史料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如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记道：“然恭亲王遂得于此时奔赴热河，叩谒梓宫。”薛福成自称：“史料一类，涉笔谨严。”他曾任曾国藩的高级幕僚，对当时情况是了解的，他在笔记中没有两宫派密使的记载。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记道：“奕䜣奏请面陈议和始末，拜折随赴行在。”这里是说通过正当的渠道而赴行在的，也没有说派密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热河密札》。《热河密札》的前十一札是属于奕䜣集团的在热河的军机章京密报热河情况的秘信，那里根本无一处提到两宫太后派密使的事。当然，就已发现的十二通密札来看，这些密札远非札文的全部，也许在未发现的札文里记有派密使的笔墨。但是，从现有的密札来看，从咸丰帝死到离热返京，热河行在的重大活动与核心机密都有所反映。像派密使这种事关大局的举动是不应没有反映的。反复读《密札》，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也只能认为两宫确实没有派过密使。
第三，密札代替了密使。从《热河密札》和《翁文恭公日记》来看，奕䜣于八月一日(9月5日)抵达热河，八月七日(9月11日)离热返京，八月十二日(9月16日)到京。既然热河和北京之间没有频繁的密使往来，那么，恭王在到热河之前和离开热河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两宫太后和恭王是采用什么方法保持联系的呢？其实，联系方法很简单，就是通过密札，秘密的信函往返是他们互通情报的基本方法。
发信之地是方略馆，所用印封是方略馆公家印封。方略馆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档案馆，军机处的档案一律存放于方略馆。方略馆总裁必须是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一般均兼方略馆纂修，他们负责把国内军政大事分类纂辑成书。军机大臣等候召见，或吃饭休息都在方略馆，军机章京也在方略馆休息。这样，方略馆便成为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经常见面的地方(章乃炜：《清宫述闻》)。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利用方略馆公家印封，在发公函的同时装进私信便成为热河和北京邮递往返的最佳通道。方略馆的信函传递是保密而且快速的，通过驿站传递。有这样一个保险而可靠的信息传递方式，就不必派密使了。可以说，密札代替了密使。
这种传递方式曾经引起过肃顺党人的警觉。其中有一个被称作“伯克”的军机章京为了向肃顺党人献媚，想出了一个限制奕一派人利用方略馆印封进行联络的方法。《热河密札》第九札记道：“前日要稽查印封，不准人于方略馆发信。立印封簿，遇该班用若干，随时登记。他人皆不能遵，唯其独写而已。”即在方略馆设立印封簿，用方略馆印封发信都必须登记，以便稽查。这显然是针对奕䜣党人的。不过，这就触怒了除“伯克”类的军机章京外的所有军机章京，大家都不照办，只有他一人“独写而已”。这是一种不露声色、不着痕迹的反抗方式。因此，印封簿形同虚设，没能起到限制奕䜣与两宫太后秘密联系的作用。
奕䜣集团在热河的军机章京往往是在发公函的同时夹带私信，有时用套格密写法书写，只有收信人可读懂。如《热河密札》第六札：“家言内另有小函，系弟近作习套语，尚祈投到时透于与可，因中有关键也。”这是说的密语，不大好懂。此函是署名守墨道人(？)的奕䜣党人军机章京寄给北京的军机章京朱修伯的。他说“另有小函”，就是密报肃顺集团情况的情报信。因怕被人截获，用的是“习套语”，即套格法密信。告诉他把此信交给与可，这与可就是留京军机大臣、奕䜣集团的文祥，由文祥再转交奕䜣。因为信中谈到了关系重大的情报，即所谓“关键”。通过文祥把信转交奕䜣是热河奕䜣党人密报情况的必经之路，一般是不直交奕䜣的。当时军机处的汉领班军机章京曹毓瑛就是用的这个方法。他把热河情况“以札驰告奕䜣”，由此，引起了“伯克”的注意，“伯克欲以此大功，超擢打拉密”。“打拉密”是满语，领班军机章京之意。他同别人说：“查出私用印封，系革职罪名。”他的目标就是“子建”。子建是曹毓瑛的代称。汉代诗人，曹植，字子建。“非意在子建而何”。曹毓瑛是汉领班军机章京，伯克为了当领班，就设立印封簿，想查出曹毓瑛的过错，然后取而代之。其实，他的真实意图在于向肃顺集团邀功，以建非常之勋。
因之，两宫太后通过西太后之妹、醇王奕的福晋，把欲速见奕䜣的想法告诉奕。奕再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其亲信某军机章京。这位某军机章京用密札方式将此信息传递给在京的奕䜣党人军机章京朱修伯，朱修伯转给文祥，文祥直秉奕䜣。奕䜣在赴热之前已完全了解了两宫太后的真实意图。
奕䜣已做好了赴热一搏的思想准备。他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
七月二十六日，恭亲王奕䜣怀着复杂的心绪急切地踏上了北赴热河的行程。他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只用了四天时间就到了热河。
八月初一日，晨曦微露。恭亲王就赶到了咸丰帝的灵堂。他悲痛地祭奠了哥哥，失声痛哭，“声彻殿陛”。祭奠之后，按预先密订的计划，两宫太后迫不及待地召见了恭亲王奕䜣。本来八大臣想和奕䜣一同进见两宫太后，但两宫太后下令只召见恭亲王奕䜣。奕䜣以退为进，假意请郑亲王端华一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调侃道：“老六，你与两宫太后是小叔子和嫂子，何必用我们来陪伴呢！”就这样，两宫太后单独召见了恭亲王。
这次召见时间长达两个小时，谈话的主题是“密商诛三奸之策”，他们详细地密谋策划了铲除顾命八大臣的步骤和方法。
首先，他们密商了发难的地点。奕䜣认为热河是顾命八大臣的势力范围，不宜在热河发难，“非还京不可”，“坚请速归”(佚名：《热河密札》)。还一再说明：“南中将帅，数疏吁回銮。外国公使行至京师，设圣驾迟留不发，和局将中变。”意思是说，皇帝应该尽快回銮北京，这对议和谈判有好处。两宫太后采纳了奕䜣的建议。事实证明，这是一招高棋。只有摆脱顾命八大臣的控制，回到奕䜣集团控制的北京，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其次，他们探讨了外国的态度。两宫太后担心，在北京发动，外国是否会干涉。《祺祥故事》记道：“后(慈禧太后)曰：奈外国何？王(奕䜣)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意思是说，两宫担心地问道：外国人会是什么态度呢？奕䜣奏道：外国人不会有不同看法。如果有什么问题，找奴才是问。《热河密札》记道：“知昨见面，后(两宫太后)以夷务为问。邸(奕䜣)力保无事。”外国的干涉是两位太后最大的心理障碍。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熄灭，她们仍然心存余悸。但是，奕䜣在来热河前已就这一问题同外国达成了某种默契。他向两位太后一再说明，外国“并无可怕之处，这方面他对太后回京负完全责任”。“他又劝说，只要她回到北京，则任何事情他都能办到”，“太后完全信任他的话”。
最后，他们确定了拟旨的人选。必须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拟定拿问肃顺集团的谕旨。关键是选好拟旨的恰当人选。这个人既要绝对可靠.又要笔力雄健。
关于拟旨的人选，史传有二：
一是领班军机章京曹毓瑛。《庸庵笔记》记载：“并召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密拟拿问各旨，以备到京即发，而三奸不知也。”(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这个说法是薛福成最先提出的，《清鉴》的作者印鸾章，即采用此说。
二是醇郡王奕。李慈铭记道：“而醇郡王福晋，慈禧妹也，得时入宫。两宫密嘱之，令醇王草罪状三人诏，即携入，此暗藏之夹服中，无一人知也。”(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页)因密拟谕旨是最高机密，不是绝对相信的人是不能嘱办的。奕是西太后的妹夫，政治态度十分明朗，是奕䜣一派在热河行在的总代表。为此，把拟旨重任托付给他，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两宫太后代皇帝于九月三十日所颁布的谕旨上即说：“朕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这足以证明各个谕旨是奕拟定的。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两宫太后召见完毕，奕䜣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退出。但在顾命八大臣面前，奕䜣表现得异常谦卑，“以释三奸之疑”。
就在同一天，两宫太后按照计划行事，急切地发下谕旨，回銮京师。肃顺集团颇感突然，他们知道不能轻易允诺，必须坚决制止。肃顺以回京有危险为由，阻止回銮。但两宫太后说道：“回京后如有意外，不与你们相干。”说完之后，命令立刻准备车驾。
这一回合，两宫太后占了优势。
奕䜣知道时间紧迫，来不及休息。他一面同肃顺集团的人虚与委蛇，一面在悄悄地联络党人，研究对策，部署任务。
而肃顺集团以为大权在握，从总体上看轻了两宫及奕䜣，以为“彼何能为”，他们有什么能耐。因此，他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没有及时地研究对策，分析敌情，而是陶醉于炙手可热的最高权力的运作上。封官许愿，加官晋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