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生”运动
柔和的曙光悄悄地透过了窗棂，房东老太太又推开纸门屈身爬出来整理房间了。但身穿和服的鲁迅却刚刚倒在“榻榻米”上睡着。日本式的房间一般都离地尺许，木板地上铺着草席，每席长六尺，宽三尺，两侧加麻布黑边，叫作“榻榻米”。人们平时两膝踞地伸腰跪坐，倦时则随便卧倒，晚上从壁橱取被摊开，就可以睡觉了。有些中国留学生睡惯了床，到了日本只好将壁橱的上层权作卧榻，鲁迅觉得十分滑稽。长期以来，鲁迅一直过着简易的生活，所以他对于这种朴素适用的日本式的房屋倒很欣赏。即使地上只铺着稻草，他照样可以倒头酣睡。房东看到室内矮脚书几上的洋灯罩上熏满了黑烟，浅紫色的“七宝烧”景泰蓝花瓶旁边堆满了书籍、稿纸，炭盆里插满了香烟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便知道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房客又熬了一个通宵。这是一九〇七年的春天，鲁迅住在东京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
鲁迅离开仙台重返东京之后，就开始从事他的“新生”运动。“新生”，原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一本诗集的名字，鲁迅移用来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当时，同盟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围绕改革中国的道路问题，积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民报》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两个刊物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鉴于当时的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方面，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又偏重于政治和学术，而无暇顾及文艺，于是鲁迅决定筹办一个名为《新生》的文艺性杂志，着重致力于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改造。他认为，要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的生命，单纯“排满”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造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而文学则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
一切事情的开头总是困难的，鲁迅从事新生运动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人很多，而治文学和美术者却寥若晨星。在冷淡的空气中，他幸而寻得了几个同志，有许寿裳、周作人、袁文薮等。鲁迅当初对于钱塘人袁文薮的期望很大，因为他不但答应供稿，还答应资助经费。《新生》杂志的筹办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不仅定印了不少稿纸，而且连封面的图案及插图等等都统统预备好了。鲁迅为第一期选定的插图是英国十九世纪画家瓦茨的油画《希望》，画面上有一位蒙着眼睛的姑娘，抱着一个只剩下一根琴弦在震动的竖琴，屈腿坐在地球仪上。这幅画的主题是：“希望不是期望，它有点类似从那仅有的琴弦上奏出的美妙的音乐。”鲁迅还为后几期选择了一些插图，他特别喜欢俄国反战画家威勒斯卡金所画的髑髅塔，以及英国军队把印度革命者绑在炮口上的几幅画。但是，袁文薮不久即去英国，此后既不投稿，又不出钱，有如断线的风筝，一飞杳无踪影。他一走，由于只剩下不名一文的三个人，拟议筹办的《新生》杂志遂告流产。
但是，一时的挫折并没有使鲁迅灰心。他深深懂得，挫折是冶炼强者的熔炉。博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迎接厄运，用勇气征服困难。于是，他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寂寞中坚持进行他的文学活动。他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当时，中国流行林纾用古文意译的西欧和美国的小说。为了激发国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鲁迅着重搜求和译介东欧遭受列强侵略、欺负、干涉的弱小民族的作品。那时，留日官费生每月只发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结余寥寥无几。为了购置必要的参考书籍，鲁迅只得节衣缩食，甚至有时靠校对书稿来补充一些收入。东京的旧书坊大多集中在位于市中心的神田区。书坊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很像一只静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收入。鲁迅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袋里空空而归，对友人叹息道：“又穷落了！”由于那时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很少有英文译本，只有从几种德文小丛书中才可以得到，于是对德国文学本身并无兴趣的鲁迅坚持自修德文，还列名于东京“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想用德文为钥匙来打开争自由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之门。据鲁迅的拟购德文书目手稿，他当时拟购的各种德文书籍就多达一百二十七种。
一个急于求战的战士，总能找到发挥火力的阵地。鲁迅原想在《新生》杂志上阐述的观点，不久终于在《河南》杂志上得到了发表的机会。《河南》杂志是一家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立场的刊物。一九〇七年十二月由河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其影响足与《民报》相伯仲。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至一九〇八年十二月，鲁迅先后为《河南》杂志撰写和翻译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裴彖飞诗论》，介绍了西方生物进化学说、西方自然科学史和欧洲进步的社会科学，批判了洋务派、改良派和复古派，表现了他早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革命的历史进化观和逐渐形成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其中以“令飞”为笔名发表于《河南》月刊第二、三号上的《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弃医从文之后撰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以拜伦为代表的欧洲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文艺论文。
“摩罗”一词，是梵文的音译，本意是天上的魔鬼，欧洲人把它叫作撒旦。《摩罗诗力说》这个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由于英国消极浪漫派诗人苏赛在长诗《审判的幻影》的序中，把被恩格斯誉为“满腔热情地、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诗人拜伦诬为“恶魔派”诗人，后来人们便把那些立意在反抗、目的在行动而为世人所不大喜欢的诗人统统归入这一诗派。鲁迅十分崇敬这些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庸众，不随顺于旧俗的诗人。鲁迅在论文中介绍了拜伦的长诗《莱拉》。这首诗的主人公勇于抗拒无法逃脱的命运，虽被飞箭穿胸而不悔。鲁迅认为，要挽救当时垂危的国运，正需要这种傲岸不驯、力抗强者的性格。鲁迅在论文中同时高度评价了“天才的预言家”雪莱。这位年轻的英国诗人虽然只活了三十岁，但他短暂的一生却如同奇迹一般，本身就是一首无韵的诗篇。他生前曾被那些庸俗浅薄的人称为“狂人”，但鲁迅却决心像他那样，上下求索，永不停歇；勇猛精进，决不退转。鲁迅在论文中还着重介绍了波兰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剧《先人祭》。鲁迅引用了剧本中一个名叫央珂夫斯基的囚徒的歌词：“要我当上帝的信徒，那就必须见到耶稣和玛利亚先惩罚那个蹂躏我们国土的沙皇才可以。如果沙皇还存在，就无法叫我呼唤耶稣的名字。”在“摩罗”诗人中，鲁迅最为崇敬的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因为裴多菲不仅是诗人，而且是英雄。在抗击俄奥侵略军的战场上，裴多菲宁死不屈。哥萨克士兵用长矛刺穿他的胸膛，他在牺牲前还高呼战斗口号：“祖国万岁！俄国佬滚出去！”以前，鲁迅在接触中国文化史的有关资料时，常产生一种凄凉之感，好像是从和暖的春天突然坠入萧瑟的深秋，一切生机都已消逝，只见草木一片凋零。因此，他希望通过介绍这些发出刚健、反抗、破坏和挑战呼声的“摩罗”诗人，来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使我们这个曾经显露过人类文化的灿烂曙光而到了近代却日趋衰落的祖国，在世界上重新强盛起来。这篇文章虽然存在着对文艺的社会作用估计过高的倾向，但它却系统地表述了鲁迅当时关于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文艺思想，表现了鲁迅早期进化论思想和朴素辩证法观点的战斗精神。在为《河南》杂志撰稿前后，鲁迅还接触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跟光复会的重要成员陶成章、龚宝铨、陶望潮等时有过从，并且成为了“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学生。这些，都对鲁迅确立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九〇九年三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同年七月，《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出版。书中收录了鲁迅翻译的三篇俄国小说：安特莱夫的《谩》《默》，迦尔洵的《四日》。这本书的出版费用是由一个开绸缎庄的友人垫付的，原计划卖回本钱，再一集集陆续编印下去。但是，由于当时中国读者对于外国短篇小说的形式颇为隔膜，《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卖了半年才卖掉二十册，第二集最后也只卖掉二十册，编译第三集的计划遂告破产，积存的书后来在一次火灾中化为灰烬。《域外小说集》刚问世时虽然有着寂寞的命运，但鲁迅进行“新生”运动的志愿总算部分得到了实现。由于鲁迅不仅将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与启发人民觉悟、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译文字字忠实，丝毫不苟，从而为中国翻译界树立了一块划时代的纪念碑，正如鲁迅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人华土。”一九〇九年五月一日，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五○八期的《文艺杂事》栏内刊登了一则消息，介绍了鲁迅兄弟的翻译活动。这则最早介绍鲁迅的文字虽然不长，但表明鲁迅一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就受到了世界的瞩目。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以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坦言，他之所以能以这些小说为中国的新文学奠基，“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那么，在《狂人日记》问世之前，鲁迅究竟看过哪“百来篇外国作品”呢？长期以来，我们只知道鲁迅关注过哪些外国作家，而无法确指这些作品的具体篇名。由于鲁迅在作品中从未对此进行具体陈述，这个问题很可能成为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疑团。
值得庆幸的是，在鲁迅遗物中，有一本鲁迅留日时期的剪报合订本——《小说译丛》，其中收录了日本翻译的十篇俄国文学作品：
普希金：
《彼得大帝的黑人》，昇曙梦译，载于《新小说》第十二年第二卷，一九○七年二月发行。
果戈理：
《狂人日记》，二叶亭四迷译，连载于《趣味》第二卷第三号至第五号，一九○七年三、四、五月发行。
《昔人》，二叶亭四迷译，载于《早稻田文学》五月卷，一九○六年五月发行。
《外套》，西本翠阴译，载于《文艺俱乐部》第十五卷八号，一九○九年六月发行。
莱蒙托夫：
《宿命论者》，栗林枯村译，载于《新古文林》第一卷第十号，一九○五年十二月发行。
《东方物语》，嵯峨之家主人译，载于《文艺俱乐部》第十一卷十三号，一九○五年十月发行。
屠格涅夫：
《妖妇传》，嵯峨之山人译，载于《新小说》第二卷，一九○三年三月发行。
《水车小屋》，嵯峨之山人译，载于《新小说》第九卷，一九○三年九月发行。
《草场》，昇曙梦译，载于《新小说》第十卷，一九○四年十月发行。
《森林》，长光迂人译，载于《新古文林》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五年十月发行。
这个剪报本无疑为研究鲁迅的文学取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但要了解上述十篇作品的原貌则非易事。这不仅仅因为中国读者阅读时存在文字障碍，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日本翻译外国作品并非采取严格的直译，而是任意增删，擅改篇名、人名，就跟随心所欲的“林纾翻译模式”相近，更何况译文本身还常有错误。比如，剪报册中有一篇《妖妇传》，人物都改换成了日本名字（如把主人公叶尔古诺夫改名为久山加太郎），在屠格涅夫的全集中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对应的篇名。后来用日译本反复对照俄文原著才知道，这是屠格涅夫创作的《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最初发表于一八六八年《俄国通报》第一期。剪报中的《东方物语》和《森林》，开始也搞不清究竟是哪一篇作品。在东北师大孟庆枢教授（他是日本文学和俄国文学研究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才知道《东方物语》通译为《歌手阿希克·凯里布》，原是土耳其的一个童话故事，后流传到高加索一带，故日文译者将篇名改为《东方物语》，即东方故事。莱蒙托夫在流放过程中将这个童话加以整理，首发于一八四六年出版的文学刊物《昨天与今天》第一期。《森林》通译为《波列西耶之行》，是屠格涅夫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完成的一篇作品，首刊于同年《读书文库》第十期。“波列西耶”，在俄文中意思是“森林连绵的低地”，故日文译者将篇名改为《森林》。这样，前后经过了十余年的努力，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将前面十篇作品的通译篇名介绍如下：
普希金：《彼得大帝的黑人教子》
果戈理：《狂人日记》
《旧式地主》
《外套》
莱蒙托夫：《宿命论者》（《当代英雄》中的一章）
《歌手阿希克·凯里布》
屠格涅夫：《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
《叶尔莫莱的磨坊主妇》
《白净草原》
《波列西耶之行》
以上作品，鲁迅在留日时期不仅阅读过，而且准备翻译其中的两篇。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卷末的预告中，就有俄国都介纳夫的《毕旬大野》（即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该书的《新译预告》中，又有俄国来尔孟多夫的《并世英雄传》（即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估计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销路不佳，这一翻译计划终于搁浅。
鲁迅留日时期接触的外国小说当然绝不止于以上十篇。进入鲁迅视野的上述五种日本文学杂志中，就有大量的欧美小说译作。鲁迅正是通过日本的翻译桥走进了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九年，日本春阳堂发行的《新小说》月刊上，刊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梅特林克、莫里哀、显克维支、高尔基、霍普特曼、安特莱夫、迦尔洵、王尔德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九年日本彩云阁发行的《趣味》月刊上，刊登了莫泊桑等人的作品。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九年早稻田文学社发行的《早稻文学》月刊上，刊登了爱伦·坡等人的作品。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近事画报社发行的《新古文林》月刊上，发表了赫尔岑、雨果、莫泊桑、狄更斯、霍桑、梅特林克、邓南遮等人的作品。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九年日本博文馆发行的《文艺俱乐部》月刊上，刊登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柯南道尔等人的作品。从日本明治时期出版的上述五种杂志来看，日本当时输入的文学作品内容虽然广泛，但其关注的中心是俄罗斯文学，这跟鲁迅当年进行翻译活动的取向是十分接近的。
对于自己所受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鲁迅多次进行过明确的表述。他说：“俄国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又说，早在青年时代，他“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一九三三年初，鲁迅应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之约编选了一本《短篇小说选集》，准备译为英文，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上说：“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从内心发出的这种至诚之声充分表明，他早期文学活动的宗旨是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激发国人对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去采摘海外的奇花异草。鲁迅本人以上的表述，显示了他立场的坚定性和观点的一贯性。这对于当今那种曲解鲁迅精神，把鲁迅描绘成只重视“个体尊严”“个体生命”而漠视民族尊严和大众命运的观点，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反驳和矫正。
一九〇七年，鲁迅在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指出，在十九世纪初叶，俄罗斯的文学开始革新，重要的作家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鲁迅十分爱读果戈理的作品。他多次赞美这位俄罗斯写实派开山祖师的文才，尤其欣赏果戈理直面社会人生黑暗的精神，悲喜交融、千锤百炼的讽刺艺术，以及能从平常人、平常事中揭示出几乎无事的悲剧的卓越手法。鲁迅感到果戈理作品中的官吏、绅士、医生、闲人，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也可以遇见。鲁迅毫不避讳他一九一八年创作的《狂人日记》跟果戈理1834年创作的《狂人日记》之间的师承关系，但又如实地说明他的《狂人日记》要比果戈理的同名作品忧愤深广。对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鲁迅既有赞美也有批评。他指出俄国自有普希金以来文学才获得了独立的位置，但普希金的《给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金诺的纪念日》两诗却为沙皇的侵略战争辩护，这种“爱国”只不过是一种“兽爱”。鲁迅认为莱蒙托夫的作品想象丰富，充满反抗精神，但内容也有颓废的一面。
在文本介绍的这本剪报集中，数量最多的是屠格涅夫的作品。鲁迅在日后的创作生涯中，还购置了包括这位作家全集在内的多文种译本。留日时期，鲁迅和周作人不仅准备翻译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犹太人》《莓泉》，而且特别重视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巴札洛夫有锐气，肯战斗，憎恶伪善，反叛传统，向往意志自由，这些特质都跟鲁迅青年时期的精神追求相一致。鲁迅还借鉴了屠格涅夫的写作技巧。已有研究者指出，鲁迅的《社戏》中孩子们看戏归来偷吃罗汉豆的描写，跟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的少年煮食马铃薯的场面十分相似。鲁迅《野草》中的一些篇什，也留下了屠格涅夫散文诗（如《门槛》《工人与白手的人》《基督》）的精神和艺术的斑驳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