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为我们写东西添了一点麻烦。曾经有位关心我写作的朋友，建议我承担一点为读者拓宽视界的任务，我谢未能。其实不光是我，我们谁也做不到报告新的事实；无论你说什么，一定会在某一范围之内为他人所知。前几天我参加一个活动，有听众问及写作之道，另一嘉宾建议多读书，我插话说，读书可能鼓励你写，也可能促使你不写，因为你由此知道人家已经写过了，而且写得比你将写的要好。说到底我们只好讲讲旧闻，然而我们未必不能说出些许新意。如果真有这个把握，那就不妨一写；如果没有，则还是藏拙为幸。譬如窗外有一株树，张三也写，李四也写，写来写去都还是这一株树，结果张三与李四的文章居然不同，不同者不在这株树，乃是人人的感受不同。这样说话似乎很没意思，殊伤真心爱好文学者的雅兴，但文章至少有一部分道理是在这里。关键是不要说现成的话。在我看来，一篇文章只要有一个意思——落到实处可能只是一句话而已——别人从来没写过，就可以写。

以上说的是写文章的两种路数，以事实胜出做不到，尚可以感受胜出，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读者一方，后一层的确不及前一层容易把握切实。因为事实都是硬碰硬，一眼就能看出来；感受则必须引起同感，才能得到承认。所谓“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好像是句奉承话儿，其实乃是大家暗暗定下的评判标准。我知道这个境界很高，只是担心它有被滥用的可能。感受首先是一己的，若有同感那是沾了光，或者干脆说是缘分，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没有取得同感的感受也是感受，无论推之于全体，或者推之于个人，皆是如此。或许此人没有同感，彼人却有；或许这一部分人没有，那一部分却有；或许现在没有，将来却有，不管什么情况，都不是抹杀某一独特感受的理由。而感受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的独特性。相比之下，我更怕的是在相反的一方面，即滥调是也。滥调一出，则文章彻底完蛋矣。有句话平常讲得顺嘴了，近来我却忽然有点儿怀疑，即“某某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的心里话为什么自己不说出来，却指着别人去说；反过来，我既不想也未必说得出别人的心里话。这样想法其实并非创见，曾见钱玄同有番话说：“我近来觉得‘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中国人要是人人能实行它，便已泽及社会无穷矣。譬如一条街上有十家人家，家家自己扫了他的门前雪，则此一条街便已无雪矣。”我是有所领悟。或许要批评这些都未免过于理想主义，钱氏讲的社会事情，咱们不大懂得；若论文学，那么还是该强调点儿理想主义，因为文学原本不是必需，实在干不干两可的。而就这个话题而言，理想主义就是宽容。

讲到文章的具体写法，还有求拙与求巧之别。我老早为自己定下求拙的方向，但讲别人文章的好处往往又在巧的一方面，似乎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文章之好说来只有一个，就是到位，无论意思还是文字都该如此，而求拙抑或求巧在所不论。我喜欢的一句话是“述而不作”，好像只能用来说拙，其实也能用来说巧。另外这对写作者总有点儿不搭调似的，因为“写”本身就是“作”。但是我们不妨把写作者视为两种角色的综合体，他既是创造者，又是表述者，“述而不作”仅仅是针对后者而言，他应该“述”他的“作”，而不是“作”他的“作”；如果真的有所创造，那么在表述过程中就无须添加，否则就成了做作，反而有所丧失了。话说回来，有那个巧的意思，正不妨有巧的表达，这要具有两样本事，一是发挥，一是克制，缺乏任何一样都只能是弄巧成拙。当然这里所说仍有理想主义之嫌，而我们往往不是自以为是，就是眼高手低。那么勉强说一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至少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