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己亥东征”的朝日交涉及其背后的明朝因素⁽¹⁾

朱莉丽（复旦大学）

一　倭寇的朝鲜侵略与“己亥东征”

被中日朝三国包围的东亚海域，自古以来便是三国交流的平台。无数的政治遣使、商旅贸易乃至战争冲突，都曾围绕这一海域展开。15世纪的东亚海域充满了乱流涌动，掀起这一股股的乱流的力量，是发轫于13世纪的日本倭寇。倭寇这一在学界乃至一般民众中耳熟能详的术语，最早出现于朝鲜史料《高丽史》中。高宗十年五月条中，第一次出现了“倭寇金州”的记载。当然，这里的“寇”乃是动词。但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倭寇作为一个指代侵扰朝鲜和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的专有名词频繁出现在朝鲜和中国的史料中。

倭寇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国内外原因。13世纪初，元朝因诏谕日本来贡不成，发起了两次进攻日本的战争。虽然战争均以日本一方的胜利而告终，但却因此对日本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由于战争动员导致的镰仓幕府御家人的衰弱，以及间接导致的农民贫困，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隐患。在内表现为“恶党”丛生，对抗幕府和领主，抵抗年贡的征收；在外则表现为倭寇横行，实施对海商、朝鲜和中国的抢掠。在这种风潮中，地理上与朝鲜、中国最为接近的日本九州各地沦为倭寇的巢穴，而其中地理位置上与朝鲜最为接近的对马岛，更成为了倭寇进犯朝鲜的前沿。

对马岛地处九州的西北端，距朝鲜的釜山仅50公里，是一个孤悬海中的小岛。这里土地贫瘠，不适农耕，长期以来通过与朝鲜半岛的贸易来换取粮食及亟需的物资。《明史》中便有“朝鲜与对马岛一水相望，岛地不产五谷，资米于朝鲜”⁽²⁾的记载。因此，对马与朝鲜半岛联系的紧密性，甚至超过日本本土。伴随着倭寇活动的推进，对马岛介于日本和朝鲜之间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倭寇侵犯朝鲜的跳板，从这里出发的倭寇屡屡对朝鲜造成打击。据《高丽史》记载，从1350年倭寇猖獗化，到高丽朝灭亡之前，倭寇对朝鲜半岛的侵攻多达500余次，导致居住在沿海的人们纷纷逃离。高丽屡次组织反击，1389年高丽的战舰攻击了作为倭寇巢穴的对马，烧毁300余艘倭寇船只，救回被倭寇掳走的高丽人民100余人。⁽³⁾

高丽的这次出兵短暂的缓解了倭寇的威胁。不久，在抗倭斗争中战绩彪炳的李成桂废黜高丽的恭让王，在开京登基，开启了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李氏朝鲜。朝鲜取代高丽后依然不免于倭寇的侵扰，但当时的对马守护宗贞茂出于对朝贸易的考虑有意识地抑制倭寇，加之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为了能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也采取了取缔倭寇的措施，因此在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倭寇对朝鲜和明朝的骚扰一度有所缓解。然而好景不长，足利义满的继任者足利义持与明朝断交，对倭寇采取放任态度。此时对马岛的实权又被作为倭寇首领的早田左卫门太郎占据，因此一度受到抑制的倭寇复炽。1419年倭寇对朝鲜半岛的一次大规模侵袭，直接导致了朝鲜历史上唯一一次主动进攻日本的行动，即“己亥东征”。

朝鲜世宗元年（1419）五月，数千名倭寇入侵了朝鲜庇仁县，之后又侵犯了海州，死于战争及被掳走的朝鲜军人达300人。已退位的朝鲜太宗李芳远得知后，令自己的儿子世宗李裪下旨征讨对马岛的倭寇。五月二十三日，世宗命刑曹判书赵末生、吏曹正郎许稠款待了九州探题⁽⁴⁾涉川义俊派来学习佛法的僧人正祐等，向他们传达了朝鲜意欲进攻对马之意，使之不致惊慌。⁽⁵⁾从这里可以看出，朝鲜对于九州探题派来的使人与对马的倭寇是分别对待的，而且并不避讳向其透露征讨对马的意向。二十九日，又令都体察使致书接替宗贞茂担任对马守护的宗贞盛。书信里先是强调了朝鲜一直以来对对马优礼以接、供其所需的抚育之恩；接着列举了倭寇自1380年入寇东莱以来对朝鲜的屡屡侵袭，进而谴责贼人忘恩负义，对朝鲜乃至明朝的侵犯有背伦常；最后安抚宗贞盛“其往讨也，慎勿杀守护亲眷及前日效顺归附者与今望风投降者，但执入寇者之妻孥枝党以还。”⁽⁶⁾也就是说，朝鲜的此次征讨仅针对对马的倭寇势力，对于一直以来向朝鲜输诚靠拢的对马宗氏，朝鲜是持保护态度的。此后的六月一日与二日，朝鲜又分别向前来朝献土物和通音信的板仓满景及涉川满赖的使人传达了希望他们约束对马倭寇的意愿，但似乎并未得到回应。六日，世宗再次宣旨于三军都统使柳庭显：“九州节度使不知国家征对马岛本意，必致疑惑。我国兵船发行后，遣还九州使船，谕以不干九州之意。”⁽⁷⁾从朝鲜这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尽管朝鲜困于倭寇的侵扰决定对对马倭寇还以颜色，但对于掌控九州全域的九州探题，以及世代统治对马的宗氏家族，朝鲜始终保持者克制友好的态度，在战争前做出诸多努力来稳定与二者之间的关系。

六月九日，李芳远下达了一封讨伐对马的檄文，其中列举的倭寇的一条罪行是“将犯上国（明朝）之境”⁽⁸⁾。也就是说，在倭寇问题上，朝鲜不但与明朝有着同仇敌忾的立场，其讨伐倭寇的举措，也包含着为明朝尽忠的主张。事实上，在讨伐对马倭寇前的1419年二月和四月，朝鲜就曾向明朝汇报倭寇袭来的动向，明廷根据朝鲜的消息，饬令沿海卫所严加防卫。⁽⁹⁾由此可见，同样面临倭寇的威胁，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和作为藩属国的朝鲜之间形成了联防关系。位于明朝以东、地理上与日本更为密接的朝鲜，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护卫宗主国的藩篱作用。

六月十七日，世宗李裪派三军都体察使李从茂率领从京畿、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征集的舰船227支，兵士17000人从巨济岛出发进攻对马。次日清晨在对马的尾崎浦登陆。尾崎浦是对马倭寇的一大据点，在此的倭寇看到朝鲜先遣的十艘船，还以为是“本岛人得利而还，持酒肉以待之”⁽¹⁰⁾，待发觉朝鲜大军压境慌忙四散逃去。朝鲜军一路直进，设置栅栏阻断岛外交通，展示出长期驻留的姿态。但之后不久，由朴实率领的朝鲜左军在糠岳遭受对马方的伏击，连折四名将校。右军也受到对马方伏击，仅勉强胜之。“左军节制使朴实与贼相遇，据险设伏以待之。实率军士，登高欲战，伏发突前，我师败绩，褊将朴弘信、朴茂阳、金该、金熹等战死。实收兵还上船，贼追击之，我师战死及坠崖死者百数十人。右军节制使李顺蒙、兵马使金孝诚等亦遇贼，力战拒之，贼乃退，中军竟不下陆。”⁽¹¹⁾朝鲜军队遂于七月三日撤回巨济岛。关于撤兵的原因，朝鲜一方的记录是太宗向军队下达了“七月之间，例多暴风，卿其量宜，毋久留海上”⁽¹²⁾的谕旨，并提到了宗贞盛要求修好的事。而日本一方的记录却是对马军大挫了朝鲜左军，朝鲜军队无心恋战因而撤走。⁽¹³⁾

但不管导致朝鲜撤兵的原因为何，这次战斗对于双方而言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战后朝鲜一度有再次征讨对马的动向。⁽¹⁴⁾九州探题涉川义俊为了试探朝鲜的虚实，以请求大藏经为借口，向朝鲜派出了以博多妙乐寺僧人无涯亮倪为正使、归化汉人陈延祐之孙陈吉久为副使的使团。为了缓解战后两国的紧张关系，同时了解日本的真实意图，朝鲜在给予日本大藏经的同时，决定向日本派出回礼使。关于使节的人选，在朝鲜士大夫赵平为回礼使宋希璟的出使记录《老松日本行录》⁽¹⁵⁾所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时去辛巳不远，且岭南熊川之荠浦，尚为倭窟。方议遣使，咸难其选。廷臣皆曰，非宋某不可。上曰：‘俞，汝往，钦哉。’”⁽¹⁶⁾可见在两国战事方休、倭寇依然肆掠、关系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宋希璟成为当时朝鲜君臣心目中出使日本的最佳人选。那么在这样一个朝日两国关系极其敏感的时期，被朝鲜君臣寄予厚望的宋希璟，又有着怎样的背景呢？

宋希璟，字正夫，号老松堂。高丽朝辛禑二年（1376）出生于忠清道连山县竹安坊筠亭里。二十七岁登别科第三，二十九岁入翰林院，三十二岁累迁司谏院正言。之后以听晓楼报漏阁创营事，犯颜忤旨，罢归田里。三十四岁复入司谏院献纳，选为艺文馆修撰。三十六岁时，任圣节使书状官，出使明朝。宋希璟的六代孙宋箎为《老松日本行录》所作的记中写道，宋希璟自明朝归国后受到太宗的赞许，“自辛卯至己亥七八年间，出入台阁，再三践历，兼带知制教”⁽¹⁷⁾。另外，在《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十七年（1417）有一则宋希璟于从北京归来，受宴于广延楼的记载。可见宋希璟在出使日本前，至少已有过两次出使明朝的经历。也许就是这两度出使明朝不辱君命的经历，使他成为东征后出使日本的适当人选。出使前，宋希璟升任为佥知承文院事；完成使命返回朝鲜途中，被加任缮工修正。太宗死后，宋希璟奉旨参修《实录》，之后乞邑养，任天岭郡（咸阳郡）知事。晚年以判司宰监事退居在全罗道的潭阳，世宗二十八年（1446）老逝于锜谷乡庄。⁽¹⁸⁾宋希璟的出使日记《老松日本行录》，详细记述了己亥东征后的朝鲜遣使围绕重建国家关系、维护国家利益与日本当局斡旋的情况，以及在其背后作为朝鲜宗主国和日本对立面的明朝所扮演的角色。这本日记不但是反映己亥东征后朝日交涉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在倭寇事件背后，中日朝三国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外交折冲的重要史料。

二　《老松日本行录》中所反映的朝日交涉背后的明朝因素

《老松日本行录》的记事，始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春闰正月十五日，即朝鲜行兵对马的次年年始。一行拜别世宗及上王李芳远后，从汉城出发，经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在荠浦上船，经金海、东莱、梁山到釜山浦，从这里出洋，驶向对马。船队放洋后顺风快渡，次日下午即到达了对马岛北面的也音非梁（对马町西津屋与鳄浦之间的矢柜）。⁽¹⁹⁾为解除倭人在朝鲜行兵对马后初见朝鲜船的疑惧，朝鲜先让日本使节无涯亮倪往宗氏驻地说谕，并遣人送米于早田左卫门太郎及宗贞盛，以示友好。其时宗贞盛尚在九州，对马宗氏的家臣、当时实际控制对马的早田左卫门太郎夜间到来，呈鱼酒款待使臣，并言：“吾等使送人，至今不来，故当时守御不解。今闻官人之言，吾辈始安寝食，家舍又可造居矣。向者，此岛悖逆之人侵犯上国，一欺都都熊瓦（宗贞盛），二欺上天，又欺殿下，天乃厌之。如此人，安得久生乎，其类今已尽灭矣。去年行兵之时，天讨合宜，故吾不放一箭。又见人有绝其汲道者，吾止之曰：汝虽绝汲道，岂有损于天兵乎。吾实如此而已，无有他心尔。”⁽²⁰⁾借机将自己与倭寇的关联撇清。宋希璟则显然对早田氏操纵倭寇之事毫不知情，“今观事势，马岛凡事皆出此人。去年行兵，家产荡尽，今无一言及之。向国家语言，皆出至诚。见吾接待，最为勤厚。惟都都熊瓦、宗俊等，岁前入归九州，尚未还云，未知其故也”⁽²¹⁾。

不几日，早田氏再度来访，因其前所提及的“吾等使送人”带回了朝鲜欲统治对马的消息，早田氏向宋希璟表达了其对对马归属问题的强烈忧虑：“此岛乃小贰殿（少贰氏）祖上相传之地，贰殿若闻，则虽百战百死，争之不已矣”；“此书（当为朝鲜世宗给日本使节的书契）贰殿见之，则官人去留皆不得矣。将送于贰殿乎？姑置之，使贰殿不知乎？”⁽²²⁾针对早田的疑惑，宋希璟表示朝鲜并无占领对马之意：“此岛，我得其地无以居，得其民无所用。惟汝等所送人，愿属我国，请之不已。故上召政府六曹曰：‘马岛之人以其岛愿属国家，若不听则不仁，乃属于庆尚道耳。’今日汝等之意，上若知之，则必不属也。余当以此启闻于上前，姑待之。”⁽²³⁾宋希璟认为，日本所派之使节“一以畏死，一以疑拘留，以其岛愿属朝鲜为假言，冀其免死回还耳”⁽²⁴⁾，因此造成双方在朝鲜处置对马问题上的误会。其所对应的事件，应该是朝鲜世宗二年（1420）一月来到朝鲜的日本使节时应界都的陈述：“礼曹启：对马岛都都熊瓦使人时应界都来传熊瓦言曰：‘对马岛土地瘠薄，生理实难。乞遣岛人，戍于加罗山等岛，以为外护。贵国使人民入岛，安心耕垦，收其田税，分给于我以为用。予畏族人窥夺守护之位，未得出去，若将我岛依贵国境内州郡之例，定为州名，赐以印信，则当效臣节，惟命是从。’”⁽²⁵⁾此次使节很可能就是早田氏在初见朝鲜使节时所提到的“吾等使送人”。因为在《世宗实录》中，除了此则记载，并没有此时间段内其他对马使节来朝的记录。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次遣使在朝鲜时表现出的投诚意愿，与作为派出者的早田氏对于朝鲜占领对马的担忧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宋希璟认为是对马使节畏死而佯称投诚，但笔者认为，投诚背后很可能贯穿了早田氏的意志。在朝鲜行兵后备受打击的早田氏，并没有与朝鲜一战到底的勇气。即便坐收倭寇之利，但身为宗氏家臣的他与朝鲜之间肯定有着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不愿与朝鲜公开对峙。在朝鲜行兵对马后，对马的相关利益群体首先要考虑修复与朝鲜的关系。向朝鲜的曲意投诚，可能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做法。在与宋希璟接触时，早田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中立者的姿态，那么不管最后对马是何归属，对于他而言都可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早田氏这种首鼠两端的表现，实际上体现了在朝鲜与日本夹缝中生存的对马岛人国家归属感淡漠的特质，这也符合日本学者村井章介所归纳的因生活场所跨越国境，从而导致国家归属感薄弱的“境界人”的特点。

在与早田氏初步达成共识后，朝鲜使臣一行开始向当时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幕府将军足利义持所在的京都进发。在对海贼的担惊受怕中通过濑户内海，于四月十六日到泊摄津州兵库，在此上陆前往京都。到达京都后，被安置于深修庵，在这里开始了与日本幕府之间一系列如履薄冰的交涉。而在这些交涉的背后，明朝都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者”⁽²⁶⁾的姿态出现了。

在使臣到达日本之前，在朝廷和武家上下就流传着中国和朝鲜的联军共同向对马袭来的传言。日本把六月十九日朝鲜的出兵看作朝鲜与明朝的联合行动，并将之与元朝令高丽协助征日的元寇事件联系起来，将之视作第三次“元寇袭来”。在这种舆论氛围下，日本朝野上下对于宋希璟一行的到来充满了种种猜测。这种猜疑除了远在二百年前的元军征日所留下的阴影外，也与当时明日之间恶劣的外交关系有关。

此时日本的将军是足利义持，他的父亲足利义满在1394年将将军位让给义持并出家，之后依然紧握幕府实权，依靠向明朝输诚朝贡的策略，获得了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的权利。直到1408年义满去世之前，居将军职的义持并没有实际决策权力。义满死后，足利义持放弃了向明朝称臣朝贡的做法，并与之断交。明成祖对于日本态度的突然转变感到不解，先后派太监王进和刑部员外郎吕渊前去诏谕义持来贡。就在朝鲜使节到来的三年前（1417），吕渊来到兵库，并带来成祖给义持诏书一封：“尔父道义，能敬天事大，恭修职贡；国人用安，盗贼不作。自尔嗣位，反父之行，朝贡不供，屡为边患，岂事大之道。……尔居海东蕞尔之地，乃凭持险阻，肆为桀骜，群臣屡请发兵问罪。朕以尔狗盗鼠窃，且念尔父之贤，不忍遂绝，曲垂宽贷，冀尔悔悟。比日本之人，复寇海滨，边将获其为首者送京师，罪当弃市；朕念其人，或尔所遣，未忍深究，姑宥其罪，遣使送还。尔惟迪父之行，深自克责，以图自新。凡比年并海之民，被掠在日本者，悉送还京；不然尔罪益重，悔将无及。”⁽²⁷⁾这是一封出自明朝立场的责备义持不修职贡、纵容倭寇的诏书，其本意在于晓谕义持效仿其父义满，向明朝输诚朝贡，并治理倭寇。义持对此并未应诏。次年，吕渊再次携带明成祖的国书来日本诏谕，足利义持两次令元容周颂作书回绝，其中一封回书中有“今闻，将以使者不通之辞，用兵来伐，使我高深城池。我不要高我城，亦不要深我池，除路而迎之而已”⁽²⁸⁾的表述。再加之负责接待宋希璟的陈外郎（陈宗希）转述吕渊诏谕时的情节时，提及明朝国书中有“汝父及朝鲜王皆事我，汝独不事我，将遣将同朝鲜行兵，汝可高城深池以待之”⁽²⁹⁾之语，可以推测1418年吕渊带至日本的明朝国书里或许有与朝鲜联合用兵的表述。这种情况下，日本很难不将明朝对其的威胁与朝鲜捆绑在一起。当时的结果是“义持怒，不见其使，令海贼杀之。适风顺，贼不追，故吕渊得还”⁽³⁰⁾。足利义持采取如此强硬的对明政策，必然会对明朝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不无担心。再加之朝鲜行军对马时，少贰氏“江南兵船一千只，朝鲜兵船三百只，向本国而来，吾力战却之”⁽³¹⁾的添油加醋的汇报，更使幕府深信朝鲜征讨对马的背后有明朝力量的介入。针对日方的这种疑虑，宋希璟虽然一方面否认了与明朝联合行兵的流言，“与大明同心举兵则无之矣，如此无凭谎说，何足取乎”⁽³²⁾；另一方面，在向陈外郎阐述朝鲜行兵理由时，他却毫不避讳的提到是因为“去年春，马岛贼徒侵犯上国边鄙，杀掠人民，盗取兵船。我殿下震怒，命将伐之”⁽³³⁾。也就是说，相比为自己，朝鲜把倭寇对明朝的侵犯作为了出兵的主要理由，这是朝鲜公开地向中朝关系外的第三国申明自己对明朝的事大理念。这种表述无疑使日本当政者感觉到日本在朝、明的紧密联系中陷入了孤立地位。

除此之外，另一件使日本统治者十分介怀的事，是朝鲜国王给将军的书契中使用了“皇明永乐”的年号。作为接受明朝授历的藩属国，朝鲜在给其他国家的外交文书中，一律使用明朝的年号。显然是体察到朝鲜国书中的永乐年号可能带来日朝外交上的冲突，负责接待朝鲜回礼使的陈外郎要求将使节将书契中的明朝的年号改为“龙集”，即“岁次”之意，宋希璟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吾等虽死，御书何敢改乎？王命亦不可易也。”⁽³⁴⁾之后京都等持寺住持惠珙和林光院住持周颂等亦来劝阻：“书契中永乐年号，若改书以龙集，则官人得归，不然终未回去矣。”⁽³⁵⁾宋希璟再次予以拒绝。执事者遂将宋希璟软禁于其下榻的深修庵数日，未能屈之，最后只好原封不动地将朝鲜的书契交给将军。此番的年号事件，可以说是中日朝三国一次兵不血刃的交锋。日本企图瓦解朝鲜和明朝的同盟关系，至少希望朝鲜在对日本的外交中抛开明朝的影响。而朝鲜使节对明朝事大的立场终不改变，令日本无计可施。很显然，无论是在国家关系上，还是在针对倭寇的立场上，朝鲜和明朝的利益都是更为一致的。朝鲜虽然出于现实的考虑积极地修复了对日关系，但其对日本的防备之心远远大于友好之情。反之日本也是一样的。对日本而言，朝鲜背后的明朝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威胁。

三　15世纪朝日交涉中登场的中国人

“己亥东征”是日本倭寇对朝鲜的侵扰达到白热化后朝鲜做出的应激行为，由倭寇引起的朝日矛盾最后以战争这种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倭寇对朝鲜和明朝的每一次侵袭，背后都有一场或大或小的军事冲突或民间自发的抵抗。在这一场场见于或不见于史籍的冲突中，产生了大量被倭寇掳掠到日本的明朝或朝鲜的被掳人。其中一部分人，被战争的漩涡席卷着漂泊在中日朝之间，在经过了浮浮沉沉后，以另一种身份——比如说通事——登场于当时的三国交涉中。这些可以被还原的少部分人的人生轨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15、16世纪东亚三国关系的社会史方面的角度。

在《老松日本行录》中登场的明朝被掳人有两位，一位是出现在对马的乞食僧，一位是出现在京都的通事魏天。朝鲜使臣在对马候风时，“有一倭乘小舟捉鱼，见我船而来卖鱼。余见舟中一僧跪而乞食，余给食而问之。僧言我是江南台州小旗，去去年被虏来此，削发为奴，不胜辛苦，愿随官人而去，泣下。倭曰，给米则当卖此僧，官人买否。余问僧，汝来此岛，所居地何名。僧曰，吾来转卖，随此人二年矣。浮海而居，故不知地名也”⁽³⁶⁾。宋希璟对乞食僧的遭遇不胜唏嘘，作《唐人》一诗以记。小旗是卫所的低级军官，他所来自的台州卫是明朝为了防卫倭寇而在浙江台州设立的沿海卫所。他口中的去去年应该是朝鲜行军马岛的前一年，即1418年。这一年，倭寇对明朝的东南沿海实施了大规模的侵攻，《太宗实录》永乐十六年五月癸丑条记载：“金山卫奏：有倭船百艘贼七千余人，攻城劫掠。敕海道捕倭都指挥谷祥、张翁，令以兵策应；又令各卫所固守城池，贼至勿轻出战，有机可乘，亦不可失，务出万全。又敕福建、山东、广东、辽东各都司及总兵官都督刘江，督沿海各卫，悉严兵备。”⁽³⁷⁾此次入侵的倭寇达七千人之多。虽然向朝廷报告的是隶属南直隶的金山卫，但并不意味着只有金山卫一处受到侵攻。日本学者川越泰博曾做出推测：在明朝加强守备的情况下，入侵金山卫及其周边地区的倭寇，很可能掉转矛头北上或南下，给明朝海防造成更大范围的威胁。所以永乐皇帝才发布命令，令福建、山东、广东、辽东各都司在大范围内严加防备。虽然浙江并未包括在其中，但我们显然不能理解为是其没有受到倭寇的侵攻，相反的，从东海海面过来的倭寇，最容易到达的就是直线距离最近的浙江，而台州卫又是浙江的沿海卫所。尽管限于材料我们无法确实地还原台州小旗被掳来的途径，但结合上述情况推测，他很可能就是在1418年的倭寇大侵攻中被掳来日本的。⁽³⁸⁾从《唐人》一诗的后两句“执筌老贼回头语，给米吾当卖此人”可以得知，支配他的主人只是沿海一般的渔民，而被掳人的身价之低微，也仅值一些米粮而已。这首诗非常写实地表现了因战争产生的被掳人在异国的凄惨境遇和任人宰割的低微身份。

相对于台州小旗，《老松日本行录》另一名被掳人魏天，则以日本通事的身份登场。在京都时，宋希璟一度下榻于通事魏天的家中。《行录》中记载其“少时被虏来日本，后归我国，为李子安⁽³⁹⁾先生家奴，又随回礼使还日本。江南使适来见之，以为中国人夺归，帝见而还送日本，为通事”⁽⁴⁰⁾。虽然笔者未能找到更多的史料对魏天的经历做出细致的还原，但是从宋希璟的这段描述来看，他的一生至少曾沿着中国——日本——朝鲜——日本——中国——日本这一线路周转于中日朝三国之间。少年时被掳来日本，后不知通过何种途径去到朝鲜，做过李子安的家奴，又跟随朝鲜的回礼使返回日本。可以想见，跟随回礼使回到日本时，魏天的地位已经有所提高，说不定已经在朝、日之间担任翻译。魏天回到日本后，又被前来日本的中国使节带回明朝，还受到明帝的接见。最后返回日本，受到前将军足利义满的宠信，担任通事。产生于倭寇之乱中的明朝和朝鲜被掳人，因为战争、遣使、贸易等因素辗转于东亚三国之间。一方面他们作为战争的牺牲品在时代的洪流中流落异乡，甚至居无定所；但另一方面这种大动荡的时代也为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提供了诸多不可能存在于和平时代的机遇。中、日、朝因倭寇而引发的超乎以往的频繁联系，催生了对作为沟通媒介的通事的更多的需求，而被掳人的经历往往可以为他们从事这一工作提供必要的历练。通事是被掳人来到日本后主要的出路之一，这在当时的许多史料中都有所反映。比如在遣明使节策彦周良的日记《初渡集》中登场的使团通事钱宗询，其祖父钱得保乃定海人士，在15世纪初叶被倭寇掠至日本，受到幕府优遇，在日本娶妻生子。其子钱宗黄曾担任遣明使团的通事。钱宗询子承父业，在正德七年（1512）和嘉靖十八年（1539）两次入明。⁽⁴¹⁾被掳人虽然因倭寇而起，但其以通事的身份重新登场于当时的东亚国际交流，则是在三国围绕战争、遣使、贸易的复杂关系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