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遗民志节
康熙帝即位后，随着清代政权逐渐稳固，统治阶层亦适时转变政策，从一味高压转向兴文重教、延揽士心。作为声闻卓著的胜朝遗老，黄宗羲自然成为清廷重点礼聘的对象。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诏开“博学宏词科”，广征天下名儒。翰林院侍读学士叶方蔼欲举荐黄宗羲，为同朝为官而深知业师志节的梨洲门人陈锡嘏所劝止。时隔两年，清廷诏修《明史》，监修总裁徐元文欲礼聘黄宗羲共襄其事，梨洲以老母年迈、己身老病为由婉拒，但遣长子黄百家，弟子万斯同、万言参与史局。就清廷而言，博学宏词之征意在表现对汉文化的重视，至于《明史》的修纂，既是自身正统性的宣示，也是对胜国遗民人心的收拢。对于黄宗羲而言，国亡而史不可灭，借助修史保存故国史迹，同样不失为彰显自身文化生命与生存意义的经世方式。由此，清廷统治策略的更张，与黄宗羲作为遗民保存故国历史的愿望达成了某种不期然的交汇。
清廷的右文政策以及康熙朝的卓著治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黄宗羲对待新朝的态度。在晚年文章著述中，他已经不再避讳使用清朝年号，甚至对康熙帝亦不乏赞美之词，而这也不免引致后人对其“晚节”的批评。同为遗民，黄宗羲对待清廷的态度的确不如同时代的王夫之、顾炎武一般决绝。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黄宗羲对待清廷态度的转变，其实限制在一个相当自觉而有限的范围之内，这种选择与定位，正是由黄宗羲的人生态度与价值理想所决定的。消极避世并非中道之选，在保持风节的同时入世应物，方得遗民之正。当然，遗民的入世之举亦有其底线，“朝不坐，宴不与”
，不入仕，不参与任何官方活动。
在他那里，对于清廷的仇恨与敌意固然可以随着社会的安定与岁月的增长而逐渐化解，然而对于理想文化精神与制度变革的追求乃是其一生精神所系，不容妥协。相比之下，清初帝王纵然励精图治，然而其理想格局实与黄宗羲所期待者相去甚远，这也决定了他对于清廷的认同始终有限。早在万氏叔侄赴京修史之际，黄宗羲即赋诗寄语弟子谨守史职，切勿卷入清廷政治，“不放河汾身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这一态度，乃是基于对清初政治文化与制度的整体判断。虽然康熙在有清一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中都堪称英主，然而清代政治体制毕竟不过是前朝的修补翻新，而清初帝王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而对士林思想、言论的严厉控制，更与晚明以降的思想变革的开放趋向背道而驰。因此，黄宗羲固然赞赏康熙帝之由乱转治、兴文重教，但总体而言，这种肯定其实停留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在其去世前三年所著《破邪论》一书的题词中，这种对于世运的失望情绪表现得非常明显：
余尝为《待访录》，思复三代之治。昆山顾宁人见之，不以为愚。今计作此时，已三十余年矣。秦晓山十二运之说，无乃欺人!
很显然，康熙盛世并不是黄宗羲在《待访录》中所期待的“大壮”之世。在这里，黄宗羲所秉持的遗民风节，显然早已超越了对于一朝一代的忠贞，甚至亦非“夷夏之辨”的狭义民族情感所能包举，而是一种更加宽广的对于理想制度与文化精神的坚守。
康熙三十四年(1695)七月初三，黄宗羲走完了八十六年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临终前，遗命布簟白衣，石床为床，覆以单被，散发而葬，意期于速朽。从少年意气出入社会，到中年举家纾难投身义旅，再到后半生潜心著述厕身儒林，他的一生曲折丰富而充满传奇色彩，同时也不乏那个天崩地解、风雨如晦的时代所赋予的无可逃脱的悲剧感。数十年后，私淑弟子全祖望整理黄宗羲遗著，偶然发现《留书》残卷，有感而作《重订黄氏<留书>》诗云：
如此经纶遭世厄，奈何心事付天知。犹闻老眼盼大壮，岂料余生终明夷!
全氏虽未及门，却准确道出了黄宗羲的毕生心怀。虽然有生之年未及见证“大壮”之世的曙光，然而思想的光芒终非时代所能掩埋——两百多年后，《明夷待访录》被清末志士重新发现，成为推动近代社会政治变革的重要思想助力，而其融贯理学、经史、文学、政治的广博学术遗产，同样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钱穆先生曾谓，“梨洲所谓儒之大全，将以经世植其体，事功白其用，实践以淑之身，文章以扬之世”，“欲以驳杂多方之学，融成洁净精微之知。”这一德性、事功、文章、实践构成的完整人格形态，既出自其毕生人生经历的淬炼，也准确道出了黄宗羲对于士人理想人格精神的期许。
- (明)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22页。
- 关于黄宗羲晚年政治态度的讨论，参见顾家宁：《文化、政治与圣王：黄宗羲晚年心境及其政治意涵探析》，《中国哲学史》， 2016年第4期。
- (明)黄宗羲：《送万季野贞一北上》，《黄宗羲全集》第1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
- (明)黄宗羲：《破邪论·题辞》，《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第192页。
- (清)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2页。
-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