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书店开张了
我没有为书店开张选什么特别的日子，而是决定等万事俱备了就马上开张。
终于，四处搜集来的书全都上架了，也不再有梯子、水桶或油漆会绊倒顾客，莎士比亚书店开张了。那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我从八月就开始为这一天准备了。橱窗里摆放着我们的守护神莎士比亚以及乔叟、艾略特、乔伊斯等人的书，还有艾德里亚娜最爱的英文书《三人同舟》。店内摆着一架书评杂志，如《国家》《新共和》《日晷》《新大众》《花花公子》《章书》《自我主义者》《新英格兰评论》等。墙上挂着我的两幅布莱克画作，以及惠特曼、爱伦·坡和两张奥斯卡·王尔德的照片，照片中王尔德穿着丝绒马裤和披风。茜普莉安的朋友拜伦·库恩送给我一些王尔德的信件，我把这些手迹和他的照片一起镶在了画框里。同时展出的还有沃尔特·惠特曼在信纸背面涂抹的几张手稿，这是他送给我阿姨阿格尼斯·奥比森的。阿姨在布林莫尔学院读书时，曾与好友爱丽丝·史密斯一起到坎顿拜访过这位诗人。爱丽丝后来嫁给了伯特兰·罗素，她姐姐马尔钦则是伯纳德·贝伦森的夫人；她们的兄弟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在自传《被遗忘的岁月》中写到了这个家族的一些趣事。爱丽丝的母亲汉娜·维托·史密斯夫人曾送过惠特曼一把扶手椅，因此爱丽丝和阿格尼斯前去坎顿的时候，看到老人并未“坐在门口”，而是坐在椅子里。手稿遍地都是，害羞的小阿格尼斯还发现，有的被扔到了废纸篓里。她鼓起勇气捡起几张，都是些在寄给沃尔特·惠特曼本人的信件背面的涂鸦。阿格尼斯问能不能保留几张，“当然可以，亲爱的。”诗人回答。我阿姨就这么得到了惠特曼的手稿。
我的好多朋友都在等待莎士比亚书店开张，到了那一天，消息很快传开了。不过我并没有指望在当天看到熟人，而且也不觉得那有什么关系。没想到，距正式开张还有二十四小时，第一批朋友就出现了，而当时书店晚上打烊用的遮板还没完全打开(那是由附近一家餐厅的伙计代劳的)。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他们连稍微停下来想想的时间都没给我留下。
之前我就预见到，在巴黎，推广借书会比卖书更容易。当时，只有陶赫尼茨出版社和康纳德出版社出版英语作家作品的平价版本，而且也不比吉卜林和哈代这些老作家的作品卖得好。而英美现代作家的作品，尤其考虑到英镑和美元对法郎的汇率，对法国人和我左岸的邻居们来说，简直像奢侈品一样难以负担。因此我对借书倾注了特别的热情，我找来自己喜欢的书，在巴黎与人分享。
不知为什么，艾德里亚娜总说我的书店是“美国式的”。而事实上，这个地方一定会把真正的美国图书馆馆员吓个半死——他们置办了书目、卡片索引和机械装置，但我的借书馆完全是个人风格：没有书目——我宁愿读者自己翻阅，去发现自己在阅读方面的匮乏；没有卡片索引——因此，若没有艾德里亚娜那样非凡的记忆力，就得翻遍所有会员卡才知道谁已经借走了一堆书。
确切地说，一张大借书卡上有会员的名字、地址、出借日期、押金，当然还有所借图书的书名。每个会员通常能借一到两本书，随时可以更换，最多能借十四天(乔伊斯借过几十本，有的一借就是好几年)。每个会员同时有一张小会员卡，在借阅到期或需要取回押金时，都得出示这张卡片。有人跟我说，这张会员卡和护照一样好使。
第一批会员中有一名在迪皮特朗街读医学院的学生，名叫特蕾莎·伯特兰，她就是现在的伯特兰-方丹医生。我眼看着她一步步展开让人振奋的职业生涯，她成绩优异，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了一名“医学博士”，是获得这一殊荣的第一位女性。不过那时，她的家族只有清一色的男性科学家。虽然工作繁忙，特蕾莎·伯特兰还是会抽时间来我的书店借阅美国作家的书，一看就到书店关门。她一直是我们的会员。
下一位会员(霍莉叫他们“小兔子”，因为这个词跟法语的“借阅者”听起来很像)是纪德。我看到艾德里亚娜·莫尼耶从奥德翁路的转角处一路带他过来。我总觉得自己是在纪德的催促和鼓励下开店的，因此在他面前，总是手足无措，但把这件事告诉艾德里亚娜时，她总是说：“嘁！”后来，我写下这样一张卡片：“安德烈·纪德：蒙莫朗西区一号，巴黎第十六区；一年；一本。”这对我来说真是无上的荣耀，结果激动得在卡片上弄出个大墨点。
纪德高大英俊，戴着宽沿斯泰森毡帽，我觉得和威廉·S.哈特有点像。他总是穿着斗篷或一件“泰迪熊外套”。由于身材高大，他大步流星的样子非常引人注目。纪德对莎士比亚书店和店里的一切一直都很关心。
安德烈·莫洛亚也是第一批前来道贺的人之一，他还带来了刚出版的杰作《布兰布尔上校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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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威廉·莎士比亚，比尔是他的昵称。
(2)原文为法文rossigno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