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维亚是谁?”

我的父亲西尔维斯特·伍德布里奇·比奇是一位神学博士,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第一长老教会教堂做了十七年教会会长。

《芒西杂志》刊登过一篇关于美国家谱的文章,很有意思。根据这篇文章的说法,父亲所在的伍德布里奇家族有十二三代子承父业担任神职人员的历史。我的妹妹霍莉是个不懈的真理追求者,唉,她的考证颠覆了这个结论,将那段历史缩短到了九代,不过对此我们已感到很满意了。

我母亲姓欧比森,这个家族的历史像个传说,因为他们发源于泉水。故事是这样的,她的某位祖先,詹姆斯·哈里斯船长在家中后院东捅西挖,结果发现了一眼神奇的泉水,艾丽盖尼地区的贝尔丰特镇(1)就从这里发展起来。给小镇取名的是哈里斯太太,而我更喜欢母亲讲的另一个版本,拉法耶特(2)某天顺道来访,喝了一口泉水后大声赞叹:“真是好水啊!”不过一个法国人好像不太可能向人讨水喝。

母亲出生在印度的拉瓦尔品第,而非宾夕法尼亚山区小镇的老家,她父亲当时在那里做医务传教人员。后来外祖父带家人回到了贝尔丰特镇,他过世后,外祖母独自抚养大了四个孩子,并在镇上度过余生,她在当地受到的尊崇几乎可与好泉媲美。

母亲上了贝尔丰特高中。她的拉丁语老师是个又高又帅的年轻人,刚从普林斯顿学院和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名叫西尔维斯特·伍德布里奇·比奇。他们订婚了,不过母亲那时才十六岁,等到两年以后才结婚。

父亲的第一次任命在巴尔的摩,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第二次是新泽西的布里奇顿,父亲在那里的第一长老教会教堂做了十二年牧师。

在我十四岁时,父亲带全家搬往巴黎——母亲、两个妹妹霍莉和茜普莉安,还有我。他是应邀去负责学生会工作室的,那时,拉斯拜耳大道的美国学生俱乐部还没有成立。每周日晚上,美国学生们聚在蒙帕尔纳斯的一个大工作室里,分享来自故乡的味道。先是一段父亲睿智的讲话,然后,当时最天才的歌手像玛丽·加登、查尔斯·克拉克,最伟大的大提琴手帕布罗·卡萨尔斯和其他艺术家都会献上他们的表演。甚至洛伊·富勒(3)也会来,不过不是来表演,而是来畅谈她的舞蹈理念。在我印象中,她是一位矮矮胖胖、相当平凡的芝加哥女孩,戴着眼镜,像个女学究,给大家讲一些她在舞台灯光系统中使用激光的经验。我还记得她在红磨坊跳舞时引起的轰动——在那里,她和我们认识的那个矮胖女孩判若两人——她用两根长棍在五百米内搅起旋涡,而她被周身的烈焰包围、吞噬,最终,只留下些许灰烬。

父母热爱法国和法国人民,但父亲的工作让我们接触的大都是同胞,因此我们不认识什么当地人。父亲的法语出了名地好,我想他骨子里就是个拉丁人。他花了大量精力学习法语,让一位副手给他上课,很快就能流利地读写了,但是发音呢——唉!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曾在隔壁房间听见副手费力地教他法语 “u”的发音,副手先念:“u”(4),父亲跟着读:“ooh”(5),声音洪亮,但听起来真是不像。以后也始终没有进步。

对母亲来说,巴黎是天堂,是印象派的画作。她喜欢为学生活动做各种准备,那是她的工作,她也喜欢有艺术家相伴左右。

刚到巴黎的那几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是遇到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卡洛塔·韦尔斯。当然,听名字你可能会想,她一定是个意大利人,其实那不过是个意外。她在阿拉西奥出生时,被父亲给取名夏洛特(Charlotte),但登记时却变成了卡洛塔(Carlotta)。韦尔斯先生总称卡洛塔是“我们的小意大利人”,这让她非常抓狂,因为她坚定地热爱着美国。韦尔斯先生是西部电力公司驻巴黎的代表,把分公司开到了整个欧洲和远东。他是电力领域的先行者,在业内非常有名。

韦尔斯一家是我们住在法国的美国同胞,正是通过他们我才对法国有所了解。他们在都兰乡下靠近布尔的谢尔河畔有栋房子,用来跟朋友们共享,比奇一家就属于那些幸运的朋友们。为了消遣,韦尔斯先生建了一个很棒的图书馆,他不时会在里面耗上几个小时。他还修了一个酒窖——韦尔斯先生是葡萄酒行家。不过得等到卡洛塔长大嫁给吉姆·布里格斯以后,他才找到了可以一起讨论酿酒的人。吉姆·布里格斯在葡萄酒方面的知识与他岳父不相上下,对法式烹饪更是精通。

这座乡间别墅位于蜿蜒狭长的谢尔河畔,周围风景宛如古老的法国挂毯:一新一旧两栋房子,层层铺展的花园,爬满山坡的小树林,河畔围起的菜园,还有一个撑船可到的小岛。所有这些都让比奇家的孩子深深着迷。

我与卡洛塔在那儿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当时韦尔斯的家庭医生建议她离开学校,多多待在户外。我被邀请与卡洛塔做伴,从此开始了我们长久的友谊。卡洛塔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观鸟者,这个独立、爱挖苦人的小女孩——韦尔斯家的每个人都精于此道——穿着花格裙子,大部分时间都藏在大树上,用望远镜观察鸟类。

第一次欧洲之旅,我上了几个月学。霍莉和我进了瑞士洛桑的一所学校,主管学校的两位女士秉持奇怪的教学理念,以至于那里更适合改造不可救药的顽童,而非教育温顺的小女孩。我学到了一点儿法语语法,但过得太不愉快了,结果母亲把我接回了家,不久后就到布尔跟卡洛塔待在一起。我本来可以更快乐的,如果不是常常想起霍莉还待在那所学校——每天只有两次结伴散步的机会;绝不许望向窗外的日内瓦河;除了散步其他时间不能跟任何人说话;为了让嘴巴张大得咬着软木塞唱歌。不过霍莉向来是个苦行僧。

离开巴黎后我们回到了普林斯顿。父亲很高兴接受普林斯顿的工作,因为他在那里度过了学生生涯,并视之为第二故乡。母亲也很高兴,如果别人问起,她会说普林斯顿是安家落户之地。我们在图书馆区一所殖民地时期的牧师住宅安顿了下来。这一区的名字是否影响到了我的职业生涯呢?普林斯顿树木葱茏,鸟语花香,更像个公园而非小镇。我们一家人都备感幸运。

我的朋友安妮斯·斯托克顿是普林斯顿历史的专家,我们一起坐着马车参观了当地的战场,拉车的马儿名叫里迪,我和安妮斯的座位间则挤着腊肠犬罗克。安妮斯告诉我,华盛顿的军队曾在第一长老教会教堂的长凳上喂他们的坐骑吃燕麦。她是独立宣言宣读者的后人,祖先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莎拉·贝奇父女的画像至今仍挂在斯托克顿家的墙上俯视着众人。

父亲的教堂集会中不乏历史缔造者,无论对过去还是未来。比如格罗弗·克里夫兰、詹姆斯· 加菲尔德、伍德罗·威尔逊。格罗弗·克里夫兰性情随和,喜爱宁静生活,他退休后来到普林斯顿,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美丽的克里夫兰夫人很早以前就与母亲见过面,当时她们都适逢新婚。他们的两儿两女,举手投足都彬彬有礼,那样的人后来再难看到了。

伍德罗·威尔逊则是一位学者型人物,他也向往宁静生活,不过未能如愿。他话不多,但一开口就妙语连珠,牢牢吸引大家的注意。他深爱自己的家人,女儿们也很崇拜他,只要他出门,玛格丽特、杰西和伊莲娜就会待在家里等他回来。玛格丽特喜欢唱歌,但家里没有钢琴,所以她就到牧师家里来,请我妹妹茜普莉安伴奏。

伍德罗·威尔逊还对我妹妹霍莉讲过一个有意思的巧合:他离开普林斯顿去华盛顿任职时,所搭乘的专列车厢名就叫“霍莉·比奇”。

威尔逊一家搬到华盛顿后,依然把父亲当作他们的牧师。杰西和伊莲娜结婚时,都邀请父亲去白宫主持婚礼。而且,应威尔逊请求,父亲也是总统葬礼的司仪之一。

在普林斯顿那些年,我们常去巴黎小住或休长假——有时全家一起,有时是一两个人。我们对巴黎有着深厚的感情,普林斯顿的玛格丽特·斯隆与我们颇有同感,她是拿破仑研究专家威廉·斯隆教授的女儿。一个炎热的周日早晨,我妹妹坐在第一长老教会教堂的前排长凳上,打开一把折扇,印有黑猫图案和巴黎著名夜总会——Au Chat Noir(6)的字样,玛格丽特看到后高兴极了。

本·胥布希先生对一位西尔维亚·比奇记忆犹新,那大约是一九一六年,我从普林斯顿到纽约向他咨询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我崇拜他,但不敢占用他的时间。他非常友善,鼓励我勇敢追求那些关于书店的模糊构想。毫无疑问,在对待乔伊斯这位作家的事务上,胥布希先生和他未来的追随者之间,早就存在着神秘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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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ellefonte,意为“好泉”。

(2)拉法耶特侯爵(Marie Joseph La Fayette, 1757-1843),法国将军、政治家,同时参与过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

(3)洛伊·富勒(Loie Fuller, 1862-1928),美国舞蹈家,现代舞先驱,舞台视觉效果和灯光技术的改革者。

(4)读音接近“鱼”。

(5)读音接近“欧”。

(6)法语“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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