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经 第三
[提示]本篇疑点主要有三：一是对刘勰宗经思想的认识和评价，二是如何理解“六义”命意和性质，三是“六义”的所指。
[辨疑]
一、对刘勰宗经思想的认识和评价
对刘勰宗经思想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括而言，主要有两种代表性意见。其一认为，刘勰“盲目地崇拜孔丘和儒家经典”，“表现出了他对经书的迷信和吹捧”，“从而也表现出了他阶级的、儒家思想的局限性”，“对当代文学已失掉指导作用”。另一种意见则截然相反，认为刘勰“倡征圣、宗经为中国文学之本源，可说是能见其大，能知其本，为中国文学理论进程，树立了一块空前未有的丰碑”。应该说，刘勰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每一个篇章中的精髓，否定了刘勰的宗经思想，事实上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心雕龙》全书的价值和意义。而完全肯定了刘勰的宗经思想，又必然看不到其宗经思想给全书带来的负面影响。故对刘勰的宗经思想，要立足于《宗经》篇原文以及《文心雕龙》全书之宗旨和影响，实事求是、囿别区分，做出“惟务折衷”的客观评价。
刘勰的宗经思想，出于他著述《文心雕龙》的宗旨。在刘勰“道——圣——文”的思想逻辑中，“道”是只有圣人才能认识的，而圣人对“道”的认识都体现在“圣文”中，“圣人之文”是指“五经”。这是“体乎经”据以提出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也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指导思想。那么，在学术思想纷涌争锋、各种著作汗牛充栋的宋齐时代，刘勰何以独奉儒家经典作为自己论著的理据呢？这主要是由于他对经典的认识和尊崇。
刘勰认为“五经”都是“文质彬彬”、“符采相济”的典范。在《征圣》篇中，他赞誉圣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在《宗经》篇中，评价“五经”皆“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他以“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说明“五经之含文”，称易“旨远辞文，言中事隐”；诗“摛风裁兴，藻辞谲喻”；礼则“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总之，“五经”文辞雅丽、内容充实，“文质相称”、“衔华而佩实”，是后世一切文体的渊源，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故刘勰盛赞“五经”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是“性灵镕匠”、“文章奥府”、“群言之祖”；进而明确提出“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的主张，认为“文能宗经”，就会获得“体有六义”的优长。这为他“正末归本”的宗经思想确立了合乎逻辑的依据。据此对刘勰的宗经思想再作进一步分辨。
首先，刘勰并非作为经学家而是从文论家的角度提出宗经主张的。由《宗经》篇内容可知，刘勰虽然对儒家经典推崇备至，但《宗经》篇主要并不是宣扬儒家的伦理、道义，而自始至终围绕“言为文之用心”，从写作的角度阐释经典的有关内容、意义、价值。如在阐发经典的内涵时，侧重于从文辞雅丽、文质相胜、文体渊源等方面言明经典的价值；在阐述“五经”的重要性时，着重从义“埏乎性情”和辞“匠于文理”，即从“五经”内容和形式的表达技巧和艺术性上强调经典“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的作用；在分析经典的特点时，也突出赞赏“五经”论文辩理“一字见义”、“详略成文”、“先后显旨”、“摛风裁兴”、“婉章志晦”等艺术方法和创作技巧。因此，他主张“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学习经典华实相扶、繁简隐显等作文的方法和艺术经验，以达到像经书那样“体有六义”的高度。故刘勰虽推崇儒家经典，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但并不是从经典所承载的政治伦理观念出发，或从经典著作的语言结构、用词造句上刻板地去模拟“五经”，而是从写作上确立正式，建言修辞，以经书为准则。清代李家瑞说：“刘彦和著《文心雕龙》……谓有益于词章则可，谓有益于经训则未能也。”
此言颇中肯綮，比较客观地揭示出刘勰宗经的目的所在。基于刘勰宗经思想的这一倾向，不加分析地说刘勰的宗经思想“表现出了他阶级的、儒家思想的局限性”，就失之偏颇了，进而也就影响了《宗经》篇的文论价值和意义。
其次，刘勰的宗经思想为“救弊”而发，也确对挽救文坛时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序志》篇，刘勰批评“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浮靡文风；《宗经》篇又言明，造成不良文风的原因是后世作者“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故刘勰提出在“建言修辞”上宗法经典，以“正末归本”。而宋齐时代浮靡文风的主要表现是：诗文写作刻意追新求奇，形成“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等内容空洞、繁采寡情、新奇轻靡的风气和“失体成怪”的弊端。故刘勰提倡在体制上宗法古人，以儒家经典的“衔华而佩实”挽救“文丽义暌”的颓势，鲜明地提出“六义”作为“宗经”的目标。有针对性地以合乎经典的“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之“本”，匡正“诡、杂、诞、回、芜、淫”之“末”，表现了刘勰的批判和变革精神，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并非只是出于“对经书的迷信和吹捧”。
再次，刘勰宗经思想的产生不可能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刘勰生活的齐梁时代，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思想，主要是儒、道、佛、玄四家。道虚无、佛唯心、玄清谈，只有提倡“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尚能联系社会生活，并积累了较丰富的著述，作为论文的根据。且自魏晋以来，释老并兴，儒学消沉，所谓“以黄老为宗而黜六经”，“尚玄虚之学”，“三德六艺，其废久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刘勰力倡宗经，以之与当时各家之说相竞争，并与浮诡讹滥的文风相抗衡，应当说这种思想是自觉的、有识见、有选择的，绝非“盲目”、“迷信”之举。扩而言之，儒家“五经”作为中国文化的原初形式，作为最早的语言成熟的完整论著，其影响确乎有着与古希腊神话、《圣经》相似的作用。刘勰主张继承、借鉴传统文化中优秀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要求酌取经典雅正的语言，吸取其写作的经验，这种“古为今用”的原则，不仅在当时大有裨益，即使在今天也并没有“对当代文学失掉指导作用”，而依然具有其理论价值。
最后，从《文心雕龙》全书来看，刘勰虽然强调宗经，在实际论述中却不唯经是从，因宗经而排他。在“弥纶群言”、“惟务折衷”思想的指导下，刘勰既主张“镕冶经典之范”，也要求“翔集子史之术”。他称诸子为“入道见志之书”；怪南齐作者“多略汉篇”(《通变》)；肯定历代笑话有“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的作用(《谐讔》)。对于纬书，刘勰虽然赞成古人指责其“虚伪”、“浮假”、“僻谬”、“诡诞”，但也承认其“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主张放言遣辞，必“酌乎纬”(《序志》)。他认为楚辞虽有“异乎经典”之处，却也盛赞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既崇尚“模经为式”的“典雅”，也赞赏“效骚命篇”的“艳逸”。进而把“倚雅颂”、“驭楚篇”作为他论文指导思想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再进一步说，刘勰对“五经”以后的新创造，也并不笼统地加以排斥。他提倡师心独造，盛赞屈原赋《离骚》“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辨骚》)，可为宗经的典范。他认为“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是文学发展的规律，提出“参古定法，望今制奇”(《通变》)。可见，刘勰的宗经思想，并不是僵化的、狭隘的、停滞不变的。刘勰所反对的不是“执正驭奇”的变化和革新，而只是“逐奇失正”、“玩华坠实”、“跨略旧规”、“驰骛新作”的“讹新”。
在《文心雕龙》中，宗经思想虽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文律运周，日新其业”的“通变”思想，也同样贯穿、主宰全书。刘勰继承与革新、会通与适变的理论主张，是相互融纳、补充为用的，且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就此而言，也就不宜绝对地说他“盲目”地“迷信”经书了。
刘勰的宗经思想也有局限性。例如：刘勰对儒家经书极力推崇，奉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实则“五经”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应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二、如何理解“六义”命意和性质
在《文心雕龙》研究中，与《宗经》篇相关的另一重要歧疑，是对“六义”命意和性质的认识。对于“六义”，无论是它总整体意义，还是各部分的具体含义，研究者皆有不同的理解。对其命意和性质的理解，综括而言，为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六义”是刘勰提出的文学批评标准；另一种则认为，“六义”是写作上的原则和要求，是诗文写作的标准。
“六义”究竟是文学批评的标准，还是诗文写作的标准，如果不究其本体性质，只从“六义”的内容来看，二说皆可成立。因为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所谓“批评论”与“创作论”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如在《文心雕龙》结构的划分中，大都将《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冠名为“批评论”，几乎成为一种通说。在“文体论”中，刘勰花费了大量笔墨，评论了各种文体的发展状况及历代作家、作品的妍媸美丑，从“论文叙笔”的词语概括上，即可看出其中具有评文的内容。而“创作论”中的许多篇章，其所论述的指导诗文写作的理论原则，很多也都贯注于其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之中。如《通变》篇评论了诗文从“黄唐淳而质”至“宋初讹而新”的变革、发展。《情采》篇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这虽是从写作角度提出来的要求，但作为批评的理据也是恰当而必要的。《宗经》篇提出的“六义”说，更是《文心雕龙》“批评论”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内容。是故，有的学者认为：“从刘勰在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中的文学批评实践看，刘勰对文学现象的评论，无不体现了‘六义’的要求。”这一见解无可厚非，但据此认为“六义”是批评标准，论据并不充分。正如《史记》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但其本来面目却是一部史书；《文心雕龙》中虽包含着大量批评论的内容，但究其本体性质却是一部写作理论专著。同样的道理，“六义”在《文心雕龙》中虽然具有批评标准的作用，但其本体性质并不是“批评标准”。作用可以是多重的，但本体性质是唯一的。“六义”是评文标准，还是作文标准，必须考察“六义”说由以产生的基础和提出的主观意图，才能取得客观实际的认识。一则“六义”性质的评判须结合《文心雕龙》本体性质来考察。《文心雕龙》就其宗旨和本体性质而言，是一部写作理论专著，它虽然论及许多文学理论问题，但根本目的在于“言为文之用心”，多侧面、多层次地阐发各体诗文的写作理论。所谓的“批评论”，是依附、从属于“创作论”，为“创作论”服务的。以“论文叙笔”论，刘勰在论述每种文体时确实评论了大量的作家、作品，其中自然包含和贯穿着“六义”的批评标准。但刘勰著述《文心雕龙》的目的是“言为文之用心”，纠正文弊。故其“论文叙笔”的终极目的不是评论作家、作品，而是意图通过“敷理以举统”，以“曲昭文体”，“确乎正式”。故王运熙认为，应当把“论文叙笔”部分“称为各体文章写作指导，因为其宗旨是阐明写作各体文章的基本要求”。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在以阐明文体规格和写作特点为指归的“文体论”中，“六义”主要的不是作为批评标准，而是作为写作的原则、要求，从属于所论文体的“敷理以举统”部分。在多数学者通称为“批评论”的五篇中，实际上也是从不同角度丰富、补充、强化诗文写作理论的。如《时序》、《物色》论述时代、政治、自然景物与写作的关系；《才略》、《程器》强调作者的才识、品行等主观因素对写作的影响；《知音》则从受众的角度反观写作，以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基于此，一些学者认为，把这五篇冠名为“批评论”是值得商榷的。如范文澜认为《文心雕龙》下篇总体上是在“商榷文术”；王运熙也认为《文心雕龙》“第三部分(指下篇)是打通各部分谈文章作法”；还有的学者认为《文心雕龙》篇次错乱，《物色》、《时序》应提至今之所谓“创作论”部分，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实，刘勰本把所谓“批评论”包括在“剖情析采”之中的。因此，把《文心雕龙》下篇统视为“商榷文术”，似乎更贴近刘勰以“剖情析采”命名下篇的原意。在一部总体以阐发写作理论为指归的著作中，“六义”作为在“文之枢纽”中提出的经纬全书的指导思想，必然与全书“写作理论”的性质、主旨相契合，作为各体诗文写作的原则、要求、标准，贯穿、指导全书，它理应是属于总体的，而不只是属于局部的。
二则据《宗经》篇看“六义”指归写作原则、要求、标准如前所述，《宗经》篇是从诗文写作的角度强调宗经的意义和必要性。刘勰在谈到经典的价值时，侧重于强调它是“性灵镕匠”、“文章奥府”、“群言之祖”。经籍深富，宗法经典如“煮海而为盐”一样，可以在其中“任意渔猎”、“斟酌浓淡”。这显然是立足于写作实践提出的。而“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的理论主张，也显然是从写作要取法经典的角度强调宗经。此外，刘勰认为，造成文坛时弊的主要症结是当时作者“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故他提出在“建言修辞”上“还宗经诰”，来“矫讹翻浅”、“正末归本”。“建言修辞”四字更加明确了《宗经》篇的立言主旨是写作，而从“建言修辞”角度宗法经典的具体内涵便是“六义”。故刘永济说：“此篇‘六义’之说，实乃通夫众体，文之枢纽，信在斯矣。”牟世金也认为：“刘勰的‘征圣’、‘宗经’，就都可谓‘装点门面’。”“信在斯矣”与“装点门面”均揭示出刘勰的“宗经”只是一种建言的手段，其真正的目的是提出“六义”标准。因此，“六义”作为《宗经》篇的实质内涵，与《宗经》全篇围绕诗文写作强调“宗经”的主旨相一致，乃是刘勰赖以矫正浮靡、讹滥的文风，指导诗文写作实践的标准。
综上所述，从《宗经》篇的立意，乃至《文心雕龙》全书的本体性质来看，“六义”是各体诗文的写作标准，而非单纯的批评标准。有时两者可以通用，但不可混淆“六义”的命意和性质。
三、“六义”的所指
“六义”作为各体诗文写作的标准，具体是指哪方面的标准呢？学者对此也说法不一。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看法认为指风格而言。周振甫指出：六义“是对作品提出写作上的要求，主要是风格上的要求”。詹锳认为，所谓“六义”是指“六种不同的风格”而言。第二种观点认为指艺术标准。如李庆甲认为，六义是刘勰“对文学创作在艺术方面所提出的基本要求”。穆克宏则具体指出“六义”的前四项“是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谈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第三种意见认为，“六义”是思想内容和形式上的标准，但究竟哪几项是内容标准，哪几项是形式标准，意见也并不统一。
“六义”是不是写作上的风格要求呢？这首先要结合“六义”的内蕴考察。《宗经》篇说：“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以“情深而不诡”而言，“情”是文学作品内容的要素。刘勰的诗文发生观是“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依他看来，诗文审美活动本身是作者情感生发的过程和情志活动的产物，诗文的本质是“五性发而为辞章”，它犹如“五音比而成韶夏”一样，是“神理之数”，符合“自然之道”。故在刘勰的诗文观里，诗文作品作为创作主体的性情陶冶之具，本质上要求“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即要抒写蕴于内心、发自肺腑的真情。因此，他赞赏“志思蓄愤”、“要约而写真”的“为情而造文”，反对“心非郁陶”、“采滥忽真”的“为文而造情”。认为“志足情信”是“圣文”可勘宗法的金玉定律；把“情深而不诡”定为创作的规范和首要标准，并贯穿于《文心雕龙》整体论文思想中。故“情深而不诡”之“情深”，即要求作品感情真实、诚挚，发自内心，仅是写作中对作品内容上的一项基本要求，并不具有什么“风格”。即使是“风清而不杂”的“风”，也非“风格”之意，它相当于“风骨”之“风”，是接“情深”而提出、源发于作品内容的、基于“情深”而生发的艺术感染力，非指“风格”而言。再如“事信”、“义贞”强调写作中事料真实而不荒诞，义理正确而不隐晦歪曲，显而易见，也并不涉及“风格”问题。詹锳认为“风格论”贯穿了《文心雕龙》全书，并把“风骨”论、“定势”论、“隐秀”论等都称为“风格论”，也许是基于这种宏观认识的影响，才把“六义”视为风格要求。实际上，考察《文心雕龙》“风格论”的专篇《体性》篇可知，“六义”说的内涵与《体性》篇所论的“风格”是完全迥异的。“六义”并不是诗文写作上的风格要求。
“六义”是诗文写作的艺术标准吗？从“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两条标准看，这里的“事”犹事料、事例，“信”指真实可信。“事信而不诞”是就作品题材方面提出的要求。“义”则指“义理”，“贞”即“正”。“义贞”是强调作品的题材(或言内容)意义的正确。刘勰在文中往往“事”“义”并举。如“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性》)，“事义”代指作品内容而言；“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据事以类义”(《事类》)，“事义”指诗文中的事料及其所包孕的理论意义；“事义为骨髓”(《附会》)，意思是以事料、文义作为文章的躯干。这些篇章中的“事义”类同于“六义”中的“事”与“义”，即指作品的“质”的方面而言。而要求“事义”的真实、正确、可信，是对写作中内容方面提出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并非强调要达到何种艺术效果或“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谈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以此可证，“六义”虽涉及作品的艺术方面，如“文丽而不淫”，但总体上亦非写作上的艺术标准。
“六义”是刘勰就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提出的写作原则、要求、标准。如前所述，“六义”之前四项是内容标准；而“体约”之“体”和“文丽”之“文”，则分别指“文体”、“体例”和“文辞”，显而易见，是写作上的形式标准。合而视之，“六义”提出了质、文两个方面的要求，它作为刘勰宗经思想的集中表现，是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规范“建言修辞”，以“矫讹翻浅”、“正末归本”的。是故，“六义”中的每一项都列出相反的两面，有破有立，以正确的写作标准匡正文坛时弊，以文质统一的原则经纬全文。如在“论文叙笔”中，刘勰要求写作“赋体”要“丽辞雅义，符采相胜”；“杂文”须“渊岳其心，麟凤其采”；“颂赞”应“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章表”当“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封禅文”则要“义吐光芒，辞成镰锷”。坚决反对“文丽而义暌”(《杂文》)，“有实无华”(《书记》)，或“华不足而实有余”(《封禅》)的作品。在下篇的“文术论”(即通说之“创作论”)部分，刘勰用“剖情析采”四字来概括其总的内容，更说明他有意着眼于“华”和“实”、“情”和“采”两方面的和谐、统一，来阐发写作原理和方法。故“舒华载实”的原则可谓贯穿着《文心雕龙》全书，“六义”正是作为写作上文质相衔的原则、要求、标准，在全书发挥作用。
“六义”是诗文写作的原则、标准、要求，似乎再无疑问。但在《文心雕龙·宗经》的具体语境中，“文”的内涵是什么，也即“六义”的标准是否能涵盖“论文叙笔”部分的所有文体，却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多年来，诸多学者每以“文学”或“文学创作”来释“文”，实际上这是很不准确的。因而本文在论述中多用“诗文”和“诗文写作”这两个概念。众所周知，“文学”一词的内涵，古今异趣，具有广义、狭义之别。古代所谓的“文学”，其所包容的范围相当宽泛，既有后人所谓的“纯文学”，又有一般论说性、应用性的“杂文学”。刘勰不可能脱离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文心雕龙》中的“文”是就文学的广义内涵而言的“杂文学”，这是其一。其二，由于此前还没有“纯文学”与“杂文学”的明确区分，各体诗文作为“五性发而为辞章”的“人文”，都比较讲究“情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是上行公文，但却情真意切，文辞华美，被视为秦代文学的代表作；诸葛亮的《出师表》只是臣子的一份奏表，但因其“志尽文畅”极富艺术的感染力，成为千古传诵的佳作；钟会《檄蜀文》也因理事俱契，气壮辞伟，被誉为“壮笔”。以此而观，刘勰撰述《文心雕龙》时，不仅没有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并且是自觉地以“六义”的标准对各体诗文提出写作要求。如在《章表》篇中说：“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在《诸子》篇中主张“理懿而辞雅”，“事合而言练”，“气伟而采奇”，“览华而食实”。还提出“颂赞”的写作要“约举以尽情，照灼以送文”；主张写作“哀吊”文须“隐心而结文”，以达到“情往会悲，文来引泣”的效果。至若诗、赋等文学性作品的创作更无须赘言了。
可见，刘勰当时提出“六义”，是把它作为一切诗文写作的标准，贯穿在《文心雕龙》全书之中，而不是特指狭义之文学。当然，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六义”也可以说是文学(狭义)创作、鉴赏、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但这与刘勰所谓的“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之内涵，是有所不同的。(运丽君 执笔)
[原文]
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启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高，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纪言，而诂训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代明，离离如星辰之错行，言照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已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
至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者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迈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赞曰：三极彝道，训深稽古。致化惟一，分教斯五。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
- 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卷一)，咸丰五年刊本。
- 周振甫：《从<时序>看刘勰的创作理论》，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7页。
- 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0年，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