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律所的办公室里研究案卷材料，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我好奇地打开门，一位中年男子情绪激动地站在走廊里，跟主任争辩什么。主任陪着笑脸，好不容易才把中年男子给劝走。
那位男子走后，主任脸色变得非常难看，问我：“王律师来了没有？”王律师就是跟我一个办公室的那位资深女律师。我说：“她上午来过一趟，拿了点材料就出去了。”主任说：“你马上给她打电话，说我找她，让她尽快过来。”
我赶紧给王律师打电话。没一会儿，王律师便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所里，直奔主任办公室。主任暴跳如雷，对着王律师大喊大叫，隔着几间办公室都能听见他的声音。
原来，那位男子的弟弟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家里人慕名找到王律师，希望能够通过她的努力保住一条命。王律师收了一笔不菲的律师费，最终被告人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在整个办案期间，王律师除了开庭，只去看守所会见过一次被告人，而且开庭时的时候也没怎么发言，家属很不满意。宣判后，被告人从看守所带出话来，说要见王律师，但是半个月过去了，王律师还没去看守所会见。家属忍无可忍，找到所里要求退费。
王律师的收入占到全所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且她老公又在市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主任对王律师一向敬重有加，“大姐”长“大姐”短，这一次却毫不留情，令我感到非常意外。
那位男子再也没有来过所里，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最终是如何处理的。那段时间王律师的脸色一直很难看，我小心翼翼，尽量不招惹到她，更不敢打听事情的进展。从这开始我就知道，作为律师，我们要注意的，不仅仅是公检法和对方当事人，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当事人。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更何况当事人与律师只是短暂的利益联盟，远远说不上是“堡垒”。在办理了多起案件之后，我在网上发出感慨：“律师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当事人”。有人告诉我，在一位美国律师的著作里面，扉页上就印着这么一句话。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律师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我见过很多当事人“前恭后倨”，办理委托手续的时候点头哈腰或者泪眼婆娑，甚至下跪磕头；一旦案件出现状况，就对自己的律师翻脸无情，口出恶言。这里面既有律师自己的原因，也有当事人的原因。
有些律师在谈案子的时候，为了拿下这笔业务，不顾案件事实情况，也不考虑自身的能力高低，夸海口、拍胸脯，似乎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找到他就等于找到了救星。不少当事人被这样的高谈阔论给唬住了，对律师言听计从，有求必应。但是，等到案件结果出来，与律师当初承诺的完全不一样，当事人感觉到自己被律师耍了一道，不但花费巨大，还耽误了自己的事情。这种时候，当事人难免心中有气，找律师算账，甚至到律师事务所或律协去投诉。
我认识的一位律师，同行们甚至公检法都私下称他为“三没律师”。这位律师的收费很高，但是业内的口碑却很糟糕。“三没”来自这位律师的口头禅。接案子的时候，哪怕是天大的事情，他都敢信誓旦旦地对当事人说：“没问题!”当案子出现一些不好的苗头，当事人表示担忧，他大手一挥：“没关系!”等到案子最后的结果出来，当事人找到他问怎么办时，他却摇摇头说：“没办法……”
有一次，一位做生意的老板和我一块吃饭，谈起这位“三没律师”。老板放下筷子，目露凶光地对我说：“这狗日的，坑得我好惨啊。有次我开车看到他在路上走，我真恨不得踩一脚油门，撞死他!”听到这句话，我的脊背顿时冒出一阵阵的冷汗。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断告诫自己，接受委托一定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能吹牛。即使是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也不可对当事人说得太满。一切皆有变数，不能为了挣点钱，让自己今后走在马路上都不安全。即使当事人不会真的这么去做，为了多挣点律师费而吹牛夸海口，这个钱挣得也不光彩，不舒坦。这跟骗子没什么区别。
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这条底线。很多时候，当事人用热辣辣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说：“我认可您，您只要保证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能赢，收多少律师费您尽管开口!”我还是不做任何承诺。很多当事人为此遗憾地转身而去，一些大案、要案与我失之交臂。我也无怨无悔。
有些时候当事人投诉律师，却是当事人的问题。不得不承认，人的素质是有差异的。有些当事人确实不地道。有求于律师的时候，他们请律师吃饭，送律师礼物，与律师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一旦案子处理完毕，如果比较理想，可能问题不大。案件结果不理想，有些当事人翻脸不认人，开始把自己的律师当成了仇敌，让律师头疼不已。这种当事人并不在少数。我一向小心谨慎，勤勉尽责，但是在刚入行的时候，也难免中枪。
我办理的一个盗窃案，被告人涉嫌盗窃摩托车，归案后也承认了犯罪事实。但是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人当庭翻供并大声喊冤，说是有刑讯逼供，当庭要求家属给他聘请最好的辩护律师。他的妻子为此特意找到我。我介入之后，认真查阅了案件的证据材料，发现证据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会见时被告人告诉我，他之所以在口供里承认盗窃，是因为公安在审讯的时候打得他受不了。
他告诉我，其实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因为他在笔录上签名的时候，留了一个小心眼，他本来叫“于建华”，他故意写成了“干建华”，把“于”下面的那一勾给省掉了，变成了“干”字。他说：“我不是干建华，所以我不承认那个笔录。”
我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上。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点伤脑筋啊。但是，他这点小花招，法院会怎么看待呢？充其量也不过是证据上的小瑕疵，影响不到整个案子的定性。我更关注的是案件中存在的其他一些疑点。
起诉书指控：案发那天清晨六七点钟，于建华骑着电动车在街上逛，发现一家旅社的大门是虚掩的，推门进去，看见楼梯口停着一辆没有上锁的摩托车。他推着摩托车出门，这时正好失主上厕所出来，发现摩托车不见了，下楼追赶，看到于建华推着车已经走出五六十米远，失主喊来同伴一起帮忙，同时报警，抓获了于建华。除了失主及其朋友的证言外，还有当时打扫卫生的清洁工的证言。
于建华说，他当时只是骑车路过旅社，莫名其妙地被里面窜出来的几个人暴打了一顿，还抢走了他身上的几百元现金。打完之后还诬陷他偷车并报警。审讯他的警察曾经被他投诉过，这次是栽赃陷害他。
我特意对作证的两名清洁工进行调查。她们的证言前后矛盾，而且她们当时所处的位置看不到旅社大门。等她们过去的时候，失主和他的朋友正围住于建华，她们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双方发生争执的一幕。
我认为最重要的疑点是，当时于建华已经骑着一辆电动车，怎么可能同时再推着另一辆偷来的摩托车呢？在法庭上，我按照于建华的意愿，为他做了无罪辩护。法官对我的辩护意见很头疼，找到我说，这个案子我们肯定会判有罪，如果他认罪，我们少判点，如果他不认罪，我们多判他几个月。法官希望我做做于建华的工作，说服他认罪。我的回答是，我不可能说服他认罪，但是我可以把他不认罪可能面临的不利后果告诉他。
我再次来到看守所会见于建华。我把法官的话转告于建华，于建华说，法官已经来过了，也是这么跟他说的。但是，他还是不想认罪。
几天后，法官给我来电话，说于建华最终还是认罪了，让我去领判决书。于建华的量刑结果是有期徒刑6个月。拿到判决书后一个月，于建华就释放了。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突然有一天我在律所接到检察院的电话，让我去一趟。我来到检察院，发现阵势不小，一名副检察长和几名检察官正在办公室里等着我。他们说，收到于建华的举报信，说我和法官串通一气，逼迫他认罪。举报信中谈到，律师为了逼他认罪，向他出示了两份不一样的判决书，一份是量刑一年，一份是半年。举报信中还提供了判决书的复印件，说这是律师给他的。
我一下子懵了。拿着两份判决书的复印件，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梦。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过这件事。我面前确实是两份文号相同、判决结果不一样的判决书啊。好半天我才醒悟过来，我问副检察长：“法院出判决书，是不是每个法官都可以自己去盖章啊？”副检察长说：“一般是院长签字之后，由专门的人负责盖章。”我说：“那你们有没有去问过法院这是怎么回事啊？”副检察长说：“你先回答，有没有像他说的这么做过呢？”
我笑着说：“那您觉得，法官会向我提供两份内容不一样的判决书吗？就算他们会，我会傻到拿着这两份判决书去找被告人吗？退一万步说，就算我真这么做了，我会傻到把判决书留在被告人手里吗？被告人认罪不认罪，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做？”
副检察长呵呵一笑，说：“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但是他既然举报了，而且提供了证据，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找你核实一下。毕竟一个案子出现两份判决书，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于建华在举报信里面，把跟这个案子有关的公安人员、检察官、法官，还有你律师都一块告了。”
我还是一头雾水：“这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你们鉴定了吗？”
副检察长说：“我们比对了半天，找不出什么问题。由于他提供的是复印件，法院的印章很模糊，也无法鉴定真假了。”
我说：“那就让他提供原件啊。”
副检察长说：“于建华说你给他的是复印件，我们就是来找你要原件的。”
我苦笑着说：“我上哪去给你们找啊？既然原件存在，法院肯定能查得到，你们找法院问问吧。”
副检察长笑了笑，说：“就这样吧。这家伙不了解法院和律师的办事程序，所以胡说八道。我们也知道你没任何问题，所以没去你们律师事务所找你，怕影响不好，别人有误会，所以让你到检察院来聊聊。”
我不依不饶地说：“就这么算了吗？他这是诬告陷害啊，而且还涉嫌伪造文书。你们应该追究他的责任啊。”
副检察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你这不是也没受到损失嘛。我回头把这小子叫到我办公室臭骂一顿，他要还这么乱咬，那就把他抓起来!”
走出检察院，我感觉自己还在做梦。不可能啊，于建华为什么要害我呢？在整个案件的辩护中，我一直非常坚定地站在他一方，为他寻找无罪的证据和理由。在法庭上，我甚至不惜得罪公安，指出公安有刑讯逼供和利用职权打击报复的嫌疑。告诉他不认罪可能存在的不利后果，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啊，我并没有劝他认罪，我还准备给他打上诉呢。
虽然马路上烈日炎炎，热浪滚滚，我却觉得自己就像掉进了冰窖一样，透心凉。这一次我涉险过关，一方面是因为检察院的调查人员心如明镜，没有故意刁难我，另一方面也是于建华的造假手法太拙劣，明眼人都能戳穿其中的谎言。如果我运气差点，遇上了蛮不讲理的或存心要整我的检察官，如果今后还有比于建华更高明的人要陷害我，我岂不是死路一条？
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
当然，像于建华这样的当事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当事人即使与律师产生一些矛盾，也不至于做得这么绝。律师与当事人之所以有时候会出现矛盾，关键还是在立场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从律师的角度来看，同时办理的案件可能有好几起甚至几十起，在办理的过程中，律师会根据案件的进展以及轻重缓急来安排工作。有些时候，可能不同的案件发生了时间上的冲突，律师必须要作出选择。同时，律师还有自己的家庭和应酬，很难随时随地接待当事人。
但是对当事人来说，他一辈子可能只遇到一件官司，对他而言，这段时间里，这个官司就是他的全部。当事人希望律师像自己一样认真对待这个案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全力以赴，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矛盾就出现了。
律师必然是同时处理多个案件，当事人只需要面对这一个官司。律师是理性严谨的，当事人却是感性冲动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当事人可能会奋不顾身，但是绝大多数律师不可能为某一个案子而葬送职业前途。所以，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矛盾，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无论是多么优秀、多么大牌的律师，都无法避免被自己的当事人误解和投诉。
举例来说，刑事案件中，律师必须会见在押被告人。但是，如果要求律师天天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显然是强人所难。除非这位律师没有其他业务，除非当事人能够支付足够多的费用，让律师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不办理其他案件。
我有位同事办理一起经济犯罪案件，被告人在看守所关押了两年多的时间，他的妻子每隔几天就要律师去看守所会见一次，理由包括：重大节日、被告人生日、孩子生日、老婆生日、结婚纪念日、订婚纪念日、第一次相识的日子，询问银行卡密码、某件东西搁哪里了，等等。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位律师会见了将近一百次。最多的时候，一周之内就去会见了三次。我的这位同事差点没疯掉。只要他刚提出“没有时间去会见”，当事人的妻子就说要去投诉他“服务不尽职”。同事提出解除委托关系，当事人妻子坚决不答应。安排助理去会见，也不行。同事最后只好求法官早点把案子判下来，放自己一条生路。
我对这位同事的遭遇深感同情。遇到这种一点都不体谅律师难处的当事人，也确实是件头疼的事情，只能自认倒霉。我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在委托合同中都会明确约定每个诉讼阶段的会见次数。超出约定的会见次数，除非案件本身需要。如果是当事人或者家属提出会见，每次需另外交纳律师费若干。标准的委托合同里面并没有这个条款，但是不作出这样的约定，一旦遇到当事人蛮不讲理，律师确实无路可逃。如果合同里面有这样的约定，当事人要求会见也会比较克制。即使提出会见要求，只要他交纳费用，律师也愿意去会见。
因此我认为，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虽然永远存在，但还是可以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一方面律师要勤勉尽责，一方面要和当事人进行充分的沟通，消除误解，建立充分的信任。对于一些有可能会发生分歧的事项，有必要事先作出明确的约定或者告知。一旦有了明确的规则，存心和律师找茬的当事人毕竟还是极少数。
说到底，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方当事人，不是公检法等办案单位，也不是我们的当事人，而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在办理法律业务的时候，尽职尽责，没有私心，心态平和，作风稳健，真诚待人，所有的敌人都可以变成我们的朋友。
反之，朋友也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