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中国的衰弱没有比宋代的时候更严重的了。宋代为什么这样衰弱呢？最初是由于宋太祖的猜忌，中间又有宋仁宗的松懈和丧失信心，最后则断送在朋党的互相排挤争斗之中。而王安石则不幸恰好遭逢这样一个时代，结果，只能拿生命与时势抗争，最终也未能取得胜利。了解这一点，才可以和你说一说王安石啊。

宋太祖拥有天下，实在是开创了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拥有天下的人，或者起兵于藩镇，或者起兵于草莽，或者靠了征讨和诛杀，或者靠了篡夺和禅让。周秦以前，那些成为天子的人，大概都有过与前代君主同时统治数百年的经历，这就不必说了。至于汉朝、唐朝的兴起，都是乘着天下大乱的时候，身经百战而消灭了争夺天下的群雄，他们得到天下都很不容易，花的气力也是十分巨大的。其次是曹操、刘裕之辈，他们开始都曾有功于天下，民众都对他们寄予很大希望。又等而下之的，像萧道成、萧衍这样的人，他们在本朝的朝廷上干了很久，处心积虑想得到这个位置已经好几年了，直到羽毛丰满之后，才一举夺到手中。只有宋代不是这样。赵匡胤不过是区区一个殿前都检点，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司令吧，从一开始就不曾有过赫赫之功，也不曾想过要做皇帝。但陈桥兵变，在他醉酒尚未起床之时，黄袍已经披在他的身上了，并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江山，太阳还没落山，事情已经办好了。所以最初他对诸将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你们能服从我吗？”这番话说明他是不放心的。由此看来，此前得到天下的人，他们得到天下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只有宋代得到天下是靠了别人的力量。而能以别人的力量夺取天下给我的，也将有能力凭借他人的力量夺走我的天下给别人。宋太祖终其一生为了这件事而惴惴不安，而宋朝积弱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凭借将士的力量拥立一人为天子，是宋朝的首创。但是，以将士胁迫天子，拥立他们的统帅，却不是从宋朝开始的，而是从唐朝开始的。唐代各个藩镇实行由子弟或亲信继承其职位，其实是陈桥兵变的先声。而陈桥兵变不过是这些干惯了这种僭越之事的人做的一件更厉害的事而已。很显然，废除天子这样的事，竟可以由将士来完成，这简直太可怕了。即使不是这样，而将士如果常常因为拥护另一个人就胁迫天子，那么，宋朝作为宋朝，也很难得到安宁。宋太祖赵匡胤很担心这件事，所以，他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得到政权之后，他什么事也不做，只是把削弱其将领的兵权作为首要大事来抓。藩镇制度毒害天下，大约已经有两百年了，摧毁并肃清这种制度，谁说不是好事呢？然而，过去的君主为什么安排这样的制度呢？一定有他的道理。当初设置节度使，不过是想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使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长城罢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国家，没有听说过谁把军队强大当作心腹大患的。但是宋朝不是这样，它是相当急迫地想要削弱举国之民的权利，而加强君主一个人的权利。它似乎从来也没想过，如果举国之民都很弱，那么，君主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强大起来呢？宋太祖说：“在我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忍他人酣睡呢！”他却不想想，在他的卧室门外，正有人惦记着他呢。看来，宋太祖的视野只是限于他的卧床而已。这就是宋朝所以为宋朝啊！

汉朝、唐朝创业的君主，他们都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的远大志向。宋朝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呢？铲除并消灭那些割据的藩镇，这个功劳一大半应该属于周世宗，宋太祖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剩下的江南、四川、南粤等地，那些君臣只知道舞文弄墨，恣肆游乐，更有甚者，骄奢淫逸，人心解体，大军一到，无不望风归降。所以，这些小国的灭亡，是他们自取灭亡，并不是宋朝能将他们灭亡。当时，宋朝的北面有辽国，西面有西夏国，成为宋朝朝廷百年之患，宋太祖从来没在这方面留意过。是他的智力达不到吗？不是。他正千方百计地想要削弱中国的军队和国民，哪里有剩余的精力关心这件事呢？

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贿赂契丹人，这就铸成了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到周世宗，几乎就要雪耻了。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军队先后打下了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号称三关大捷，契丹人闻风丧胆，如果老天再给周世宗一年的时间，整个燕山地区的光复，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即使陈桥兵变，其最初发端也是由于要北伐，当时，参与谋划的将士，也是说先把赵匡胤立为天子，然后继续出征北伐。假如宋太祖能够乘契丹衰败之机，全国惊恐慌乱的时候，动用周世宗留下的身经百战的军队，及时地出兵北伐，那么，刘裕、桓温的功绩也是不难达到的。这件事没有办成也就罢了，此后曹翰向赵匡胤出谋划策，要率兵夺取幽州，也让赵普一句话给断然拒绝了，并使得赵匡胤打消了北伐的计划。难道说幽州不该夺取，不能夺取吗？不是。而是担心曹翰在夺取幽州之后，也像唐朝的卢龙、魏博等藩镇一样，成为与中央政权对抗的割据势力。但从此以后，辽国就变得夜郎自大起来，像对待奴才一样对待宋朝人。宋太宗上台后，发动了全国的军事力量，兴兵北伐，结果一败涂地，将士死伤过半。宋太宗也被流箭射中，过了两年箭伤溃烂发作，辗转病榻，痛苦至死。于是，更加不敢再提兴兵北伐的事了，只有俯首帖耳，拿出国家赋税的一部分用作每年供给辽国的岁币。宋真宗时，宋军在澶渊即今天的河南濮阳与辽军打了一仗，当时，王钦若主张迁都南方的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如果不是寇准坚持主张抗战，鼓动宋真宗亲至澶州督战，最后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则宋朝的南渡，大约也就不用等到绍兴(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之时了。然而，虽然有这样一位寇准先生，终于还是未能避免城下之盟。到了宋仁宗的时候，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又增加了大约一倍，辽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是原因之一。

李姓一族自唐朝以来，一直占据着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银州(今陕西横山县党岔乡)之地，成为这一方的割据势力，他们的生活资料则仰仗中原供给，想要归属宋朝已经很久了。等到宋朝平定北汉之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定难节度留后李继筠死了，他的弟弟李继捧继位，于是，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他率领亲族到开封朝见宋太宗，并献上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表示愿意留在京城。宋太宗以为这正是铲除西夏割据势力的好机会，就顺势将他改封为彰德军节度使，并派遣官吏直接管辖这四个州，对那里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也给予鼓励并重用他们。这样做既可以斩断契丹的右臂，那些私家招募的兵丁和崇尚武功的边民，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才干为朝廷效力，从而获得功名，而宋朝的西部从此可以无忧了。在这里，宋太宗和赵普不过是沿袭了宋太祖的办法，决不肯把军队、财政、土地交给那些骁勇的臣子，结果使得李继迁反叛宋朝，回到故地。而宋太宗采用赵普的建议，重新委任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并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又还给他，这简直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李继捧最终依附于北边的契丹，李继迁则时而诈降以麻痹宋军。等到李元昊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终于称帝建国，雄踞西北，大肆劫掠杀戮，不仅牵制中国(宋朝)，而且，使它不得不屈从于北方的夷狄(对辽的蔑称)，甚至以辽国为先例向宋朝索取岁币，而宋朝没有谁能有更好的办法。一个大国讨好一个小国，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闻的。西夏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也是原因之一。

事实上，当大宋建国的时候，辽国已经显露出衰败之相了，而西夏尚未强盛起来。这时，假使宋朝能振奋精神，使军力稍有增强，那么，对于辽国，就像折个鞭子鞭笞它，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宋朝竟像养痈疮一样，养患数十年，结果把自己搞得衰败了，而辽、夏却都强大了起来。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正是宋太祖独有的那种心理，一定要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这种心理传到后代，就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老百姓相沿成习，于是，懦弱而缺少勇气，就成了有宋一代的风气。到了真宗、仁宗的时候，把忍受屈辱视为很正常，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与王安石，他们赶上了这种衰败局面的末流，年轻的肩膀上承担着说不尽的国仇国耻，却想着在逆境中奋起振兴大宋朝。

我认为，宋太祖的政策，其核心就在于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募兵这种恶劣的制度，虽然发生在唐朝，但最终确定下来是在宋朝。宋王朝的募兵制度是将全国的军队，全部集中到京城周围，而这些士兵的来源，主要靠招募那些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也就是社会上的游民。每当灾害发生的时候，还招募饥饿的灾民来扩充军队的名额。历史学家称赞这种制度，认为把这些游民收编在军队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人被豢养起来，不再扰乱社会，就使得现政权多了一些保险系数。但其本质，却是使得除了保卫大宋天子的军队之外，举国之中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了，我所说的使其民弱，就是这个意思。它的边防要地，也需要军队防守，但是，这些部队都从京城派遣而来。驻守各个地方的军队则实行经常更换的“戍更”制度，统率军队的将官也是朝廷派遣的，这就造成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防止高级将领拥兵自重。历史学家赞美这种制度，认为它使得将领与将领之间，直接领导军队的将帅与主管军事行政的中央首长之间，彼此都能够相互制约，不致相互勾结，形成一种势力，由此可以防范有人以私意发动军事政变，使得“黄袍加身”的事情不再发生。但从本质上说，这种制度其实是要在将帅与士兵之间造成一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以此防止晚唐、五代期间藩镇拥有私家军队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使其将弱。不过，使其民弱，使其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其兵弱，就不一定是宋太祖的本意了。然而，按照他的这一套办法去做，他的兵又怎么能够不弱呢？聚集数十万社会上的游民，吃着官府供给的粮食，终日闲得无事，四处游荡，一年也不摸一下兵器，这些人必然习惯于偷懒而一无可用，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何况，宋朝的制度，又沿袭了五代时期朱全忠所建后梁王朝惩罚盗贼的陋习，给士兵文面刺字，使其社会地位低于一般老百姓，而一般的老百姓自认为是良民，也以当兵为耻辱。既然上司把他们当作品性不端的人对待，却又希望他们为其卖命，与国家、君王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这怎么可能呢？我所说的使其兵弱，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国内所谓强悍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让他们当了兵，而兵弱到这种程度，已经不能依赖他们打仗了。其将帅之弱，也就更加严重。把这样的军队派到战场上去，即使五尺之童，也知道他们无一幸免是去送死的。而国家有了危难，边防告急，想让老百姓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更不可指望。国家积弱到了这个地步，想在两种遗憾之间进行选择，最后，只能低头屈膝请求别人让我当这个皇帝，没有其他出路。试问，稍有血性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能够心安理得地坐视不管，毫无作为吗？

国家最大的政治，一个是军队，一个是财政。宋朝的军队都是这个样子，它的财政又如何呢？由于宋朝将军队全部聚集在京城周围，所以，它只能将全国各地生产、创造的所有财富，都集中到京城来，以供养这些军人和军官，却不给京城以外的州留下任何财富。开国之初，军队只有二十万，其他多余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国库当中还有一些盈余。到了宋太祖开宝末年(公元976年)，在册的军人就达到了三十七万八千。宋太宗至道年间(相当于公元995—997年)，军队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又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万。其中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和宋神宗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军队的数量大致也维持在这个水平。军队的数量既然与日俱增，那么，只能将民间的财富尽可能地集中起来，以充实国库，而出戍禁军每年一次的换防，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可计数。宗室、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每年也在增加。而且，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的费用，常常也要五百多万。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郊祀用了七百余万，东封泰山用了八百多万，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又花费一百二十多万，修建老子享用的明堂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宋太祖开宝(公元968年)以前，每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很难详细考察，然而，到了宋太宗至道末年(公元997年)，每年的收入是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还是有一些盈余的。过了不到二十年，即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每年的总收入达到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总支出是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这年的总收入只有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总支出却达到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还有临时费用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宋朝的老百姓并没有比他们的前人更富裕，但是，二十年间，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却增加了十倍以上，他们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生活呢？何况，自宋仁宗嘉祐年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这十来年(公元1056—1067)，当年的支出超过当年的收入，都在两千余万。到了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宋朝的政府和国民，都离破产不远了。而当时那些德高望重的士大夫，还喋喋不休地指责他谈论如何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支出。试问，没有王安石的善于理财，宋朝作为一个国家，还能生存下去吗？

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紧迫，已经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而宋朝的君臣，又采取了哪些对策呢？宋真宗奢侈靡费，严重伤害了国家的元气，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明的君主，但他又因为一些流言蜚语而罢免了范仲淹等贤明的大臣，使得“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一年就夭折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宋朝的衰败正是从宋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夫之)说得好：

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公元1023—1063年)，他所施行的政策，是不修边防，不整军备，不练士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用岁币换取和平，使百姓免于战乱之苦。百姓能免于战乱之苦，固然是好事，但国家完全放弃守备，大量裁减边防，使人心耗散、松懈到这种程度，后来的继承者就很难办了。每年向辽国输银五十万两，还俯首自称，这是送给友邦的礼物。对李元昊父子也是以礼相待，以奉送绢银的方式向他们乞求苟且平安，仁宗并不觉得可惜。那些执掌大权的臣子，辅佐皇帝的谏议官员，无论他们在朝还是在野，总是一副彬彬有礼、侃侃而谈的样子，讨论一个典章的是非，把西北那些狡诈之徒放在那里，好像是天造地设不可侵犯的。国家已经衰弱到这种地步，幸好没有遇到像耶律德光、李继迁那样十分强悍的人，还可以暂时靠贿赂免除灾祸。如果不是这样，则像刘六符这样的人虚张声势恐吓几声就吓得魂飞魄散了，那么，一旦有人迅速起兵而席卷河朔地区，并向开封、洛阳进发，他不成为另一个石重光的机会是多少呢？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历代皇帝中比较善良的人，如果在他的左右多一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大臣，宋朝也许可以自己振作起来。当时执掌朝中大权的大臣，史书中比较多地称赞他们的贤德才干，而心平气和地考究当时的真实情况，的确是人才荟萃，但上等人才却差不多绝迹了。其中能够了解实际情况，立志于改弦更张的人，只有一个范仲淹。论他的才志谋略，比王安石要低好几个等级，然而，已经因为宋仁宗的信任不专一，被人用离间的办法迫使其离开京城了。其余最著名的，像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他们的道德、学问、文章，都是可以照耀千古的，但他们在朝廷做官，却只会调和，抹稀泥，拾遗补阙，虽然有一些作为，但不能衡量他的根本，而只是强调他的细枝末节。当此内忧外患特别紧迫的时候，他们在改变国家长久衰弱的状况，促使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并不能恪尽职守。这些居高位而无所作为的官员，对外部的了解几乎到了无知的程度，而只知歌颂太平盛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忧患的事情。就像汉朝的贾谊所说，把火种放在堆积起来的柴草下面，自己睡在柴草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于是就说很安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王安石的人，他起来扰乱这些人正在做着的美梦，他们一个个都把王安石视为仇人，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最初见到宋神宗的时候，宋神宗问他本朝之所以享受了百余年来天下平安无事的原因是什么。王安石退朝之后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回答他的问题，信中说：

(前略)然而，本朝历代因循死守着乱世的风俗习惯，竟然没有在亲友和群臣之间议论过。皇帝早晚相处的只不过是宦官和宫女们。出来处理政务，也只是讨论各部门的一些小事，不像古代那些有大作为的皇帝，和学士、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并用来指导对天下的治理。一切听任自然变化的趋势，不强加主观的努力，所有的措施，名义与失效是否一致，也不去考察和了解。君子不是不被重视，然而，小人往往也能混杂在里面；正确的议论不是不被采纳，但是邪说有时也被接受。用诗赋、背诵从天下的士子中选拔人才，却没有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法令制度；以科举的名次和资历来排列朝廷官位的高低，却没有考核官吏的办法。监司不是通过检测观察得到的人才，守将也不是经过考察挑选的官吏，官职调动频繁，很难考核他的成绩，那些喜欢游说空谈的人，就乘机冒充好人混了进去。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往往都能得到显要的官职，而没有后台，又能忠于职守的人，却受到排挤和压制。所以，从上到下都偷安懒惰，只求能取悦皇帝而已，虽然有能干的人在其职位上，但也和平庸的人没什么两样。农民苦于各种徭役，却不见朝廷有什么特别的救济抚恤，又没有安排官员为他们修整农田水利；军队中掺杂了许多老弱病残，却并不加以整顿训练，也不派遣得力的将官，给他长期驻守边疆的权利。禁军收罗的都是些兵痞无赖之人，并没有改变五代(梁、唐、晋、汉、周)以来对军队姑息笼络的旧习俗；皇族中也没有教育、训导、选用人才的措施，这不符合先王以德才为标准，决定亲疏升降的用人原则。至于治理国家的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帝勤俭节约，而百姓却不富裕，虽然发奋勤劳，国家却不强盛。好在不是外部敌人强盛猖獗之时，又没有尧、汤时的水灾、旱灾，因此，天下平安无事，超过了一百年。虽说这是人为的事，但也是老天帮忙啊！(后略)

他对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发表的看法，可以说是广博、深刻、切实、明白的，而他之所以不得不变法的理由也都体现在这里了，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说：

皇上难道能够永远靠天赐的侥幸获得安全稳定，而没有一天的忧虑吗？汉代的张角，动员了三十六方之众，在同一天起兵，所在郡国的官吏没有一个发觉的。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官兵没有敢抵抗的。……而当今朝廷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肯为皇上作长远打算，没有一个是为国家的长久利益着想的。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从前，晋武帝在位的时候，得过且过，并不为子孙的长远利益进行谋划，当时执政的大臣们，也都是苟且偷安，随声附和的人。于是，社会风气败坏，礼义、法度被抛弃在一旁，从上到下都这样做，没有人认为是不对的。而有见识的人，早就料到了将来国家必然会大乱。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国陷入被外族分裂的状态达两百余年。……我希望皇上能以汉朝、唐朝、五代动乱灭亡的原因为镜鉴，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旧所造成的祸患。……

宋仁宗的时代，号称是宋朝的全盛时代，举国都是欢天喜地的，到处都在大唱颂歌，只有王安石对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甚至不惜用晋武帝这样的例子去警醒他的皇上，他是担心中国再次沦落到被外部势力瓜分、侵占的灾难中。难道王安石是杞人之忧吗？其实，靖康之祸，王安石已经预先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