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学者说：研究一个古人，不仅要了解他这个人，还要了解他的时代，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在我看来，宋代的太傅、荆国公王安石这个人，他的德行，就像深广浩渺的千顷波涛一样；他的气节，就像巍峨耸立的万丈峭壁一样；他的学术，集中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流)，以及佛教等各个流派的精华；他的文章，在东汉以来，儒家道统沦丧，文章衰落，异端并起之时，重新振奋了精神，使天下相从，复归于正道；他所设计实施的制度安排，其功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救治了社会的弊端；他所提出的施政的办法和意见，往往流传到今天也不能够被废除；其中有一些不再实行了，却又大体上合乎政治的原理，至今东方西方的一些国家实行的就是这些办法，而且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啊，皋陶，传说中虞舜时掌管刑狱的官；夔，舜时的乐官；伊尹，周公，距离我们都太遥远了，那时的详细情形我们已经很难了解了，如果要在尧、舜、禹(三代)之后寻找一个完美的人，那么，只有王安石是可以胜任的。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诞生了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中国历史的光彩之处。国民应当买了丝线为他绣像，铸了金像来祭祀他。然而，在王安石之后，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这近千年中，我们的国民对王安石又如何呢？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抛开书本为他大哭！

几代才出一个的杰出人物，却蒙受天下人的指责和辱骂，这种屈辱过了几个世代还没有得到洗刷，这种情形，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一些欺世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谈到克伦威尔，骂他是乱臣贼子，说他奸险、凶残、迷信、发狂，是专横的统治者，是个伪善的人，许多人异口同声骂了他上百年，到如今真相大白了，是非清楚了。英国国会的墙壁上挂着数百幅先哲的画像，在这些画像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克伦威尔。然而，我国民众对于王安石又怎么样呢？捕风捉影地丑化他、诋毁他，真和宋代的元祐、绍兴年间没有什么区别。其中也有称赞他的人，不过是欣赏他的文章罢了。稍进一步，也只是称赞他做事敢于负责任，至于他的事业意义如何深远、如何伟大，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一点。而他的高尚的人格，就像一块美玉被深埋在矿井之中，永远也发不出它的夺目光彩。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伤心得读不下去，痛哭失声。

曾国藩说，宋代的读书人对小人往往很宽容，不加责备，对于君子却总是很严格，动辄得咎。其实，并非只有宋代的读书人这样啊，实际上，这种毛病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社会之中，时至今日发展得更加严重了。孟子不喜欢求全责备。所谓求全，就是从优秀中苛求他的毛病，从好中挑出不好来，俗语所谓鸡蛋里挑骨头，尽管也有人这样来褒贬一个人，但还从未有人完全抹杀一个人的优点，同时又虚构出他的缺点毛病来污蔑他。如果有这样的人，也是从宋代的读书人诋毁王安石开始的。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天性是保守的，他们遵循着祖宗法度不能变的教诲，不肯有一点点的变革。他们看到王安石搞的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施政办法，竟然都表现出一种气急败坏的样子，这倒也不奇怪。在我看来，政见就是政见，人格就是人格，怎么能由于政见不一样，党同伐异，不能取胜，就故意编造一些情节攻击这个人的私人道德呢？这就像村妇之间打架没有办法最后便互相谩骂，没想到这么有品位的读书人也这样做。于是，造成了千年以来这样一个黑白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的世界，使得这些伟大的人物，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而所有的人都把欺世盗名的乡愿精神当作自己应该具有的品质。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放下书本，伏案痛哭啊！

我如今想为王安石作一部传记，但有一件事很让我为难。什么事呢？即《宋史》是不可信的。《宋史》不是一部可信的历史著作，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学者这样说过了。这几位学者的言论，对王安石来说，就像是在空寂的山谷中听到脚步声砰然作响。而他们的这些说法如果是可以取信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有缺点但并不影响他奉承自己所喜欢的人。如今我将他们的言论记录在这里，看看说得是不是有道理。

陆象山(九渊)先生在他所作的《荆国王文公(安石)祠堂记》一文中写道：

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不再做江东提刑，回到朝廷，向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呈献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言事书》。在这篇《言事书》中，他首先扼要地概括出存在于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并指出造成这种严峻局势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的文章就像是一棵大树，枝叶茂盛，高低疏密有致，所发议论也往往是很中肯恰当的。王安石从前的学问，神宗熙宁年间推行的变法，哪一件不包含在这篇《言事书》中？然而，那些排斥、反对王安石的人，或者说他取悦、讨好皇帝，或者说他迎合皇帝急于想有作为的心情，或者说他改变了应该遵守的安邦治国的原则，或者说他把平生所学变得很乖谬。这些人都算不得王安石的知己。英俊豪迈，超逸非凡，对于社会上流行的纵情淫乐的生活，追名逐利的习气，都绝不认可和接受，一副耿介有骨气的样子，庸俗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浸染他的内心世界，洁白的操守像冰霜一样凛然，这是他的品质。扫荡学术中平庸的、粗劣的、狭隘的知识，从因循沿袭的有害制度、政治措施中摆脱出来，政治上坚持孔孟的学说，业绩要以伊尹、周公为其目标，这是他的志向。不希望人们能理解他，但他精神饱满、光芒四射的样子，一时间成为很大的名流贤人，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得到这样的荣耀，难道是偶然的吗？他恰好赶上了一个得以施展其才华的时机，像神宗这样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君主不是哪个时代都有的，就是和古代成汤、武丁这样的贤明君主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王安石能得到这样的君主，辅佐他进行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唯一的，从未有过的。他将新法公布出来之后，立刻在整个朝廷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推行不久，从上到下一片惊恐万状的样子。王安石不为所动，他对自己所进行的变法改革事业坚信不疑。对于各种反对意见，他都据理力争。但在难以为继时，他也只能辞去宰相的职位，离开京城。这就给惯于投机的小人制造了机会，他们私下里改变了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初衷，使得忠厚朴实的人不能发挥他们的才智，壮志难酬，却让众多的投机者有机可乘，王安石没有觉悟到这一点，这是他的蒙蔽不明之处。熙宁年间反对王安石的人，都在极力地诋毁他，说他的坏话，意气用事却不和他讲道理，其中心平气和的人不到一两成，八九成的人都很激动，也很偏激。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上不能取信于神宗，对下又不能使王安石明白事理，反而使他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不顾一切地做下去。如果说新法有什么问题，这些人也是有责任的啊。元祐年间的大臣们，凡是新法都加以反对，怎么能说是不偏不倚，没有一党之见呢？玉是很宝贵的，瑕和瑜都是掩饰不住的。古代可以信任的史官，他们总是直书其事，不遮不掩，是非善恶，没有不得到真实再现的。后世的人们就从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得到借鉴，得到教训，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把自己的好恶掺杂到历史记述之中，用感情代替事实，那些投机的小人则借此泄私愤，这难道是书写历史的那些君子应该做的吗？……当代的学者说了很多话，写了很多文章，但千篇一律，轻信前辈的记述，又怎么能说是善于学习呢？王安石世代居住在临川，辞去宰相职位以后，迁徙到金陵(今南京市)。宣和年间，他在家乡的故居有些破败了，乡亲们就嘱托县里的官员，在旧居的基础上修建了祭祀他的祠堂，到了绍兴初年还经常加以修缮呢。到今天又过去四十多年了，祠堂毁坏得非常厉害，由此经过的人都十分感慨，如今各种各样的祠堂很多，而王安石是盖世的英才，具有超绝世俗的操守，犹如山川的神灵一样精神焕发，不是哪个时代都能产生的。但是，他的祠堂却很不像样，破败不堪，当地的人们甚至没有地方去向他表示敬意，难道不是这些年不公正的议论以及人们对他的怀疑和畏惧造成的吗？

颜习斋先生(元)对《宋史》的评价：

荆公(王安石)廉洁高尚，具有古人那种凭借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天下苍生树立典范的浩然正气。他后来到朝廷做了大官，居然用尧舜等贤君的标准要求他的皇上。他执政当权之后推行了许多新法，像农田水利法、保甲法、保马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施政治国的措施，以后也都照此办理。即使当时直到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为新法辩护，认为有可行之处，不同意全部废止。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实行的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出了问题，容易滋生弊端和漏洞。然而，人们考察过当时宋朝所面临的形势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发兵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仓皇逃命之中，宋太宗脚上中了一箭，两年后箭伤复发，死去了。宋神宗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仍然感情真切得泪流满面。西夏曾是北宋的臣民，后来，李继迁背叛宋朝，经李德明至李元昊称帝，成了北宋的叛臣，每个臣子都不能与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宋朝每年输送给辽、夏、金三国的岁币就高达银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北宋靠什么维持这个国家呢？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宋朝又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呢？做臣子的，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天是可以安心的。北宋也想举兵，但兵员不足，想要增加兵员，粮饷又严重不足。看到这种情形，荆公(王安石)的心又怎能放得下呢？譬如有个仇人，他杀害了我的父兄，我一定急于和他讨个说法，如果总是责备家里人没有保护好自己，难道竟有这样的道理吗？宋朝人很久以来一直苟且偷安，听说北风吹来都打哆嗦，可是，由于荆公(王安石)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就骂他是奸邪之人，并不和他商量讨论其办法是否可行，或者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要让他一件事也办不成，最后把他从朝廷赶走。怎么能责备荆公(王安石)太执拗呢？而且，荆公(王安石)的许多做法，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他用薛向、张商英等治理国家的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治理军队，在西部灭了吐蕃，在南方平定了洞蛮，并夺取西夏人的五十二座寨子，高丽国使者也来朝拜，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但是，韩琦、富弼等人却一定要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难道荆公(王安石)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国家的伤痛)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况且，韩琦弹劾荆公(王安石)的那些话，听起来就更奇怪，更可笑了。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有七条。第一，鼓励高丽朝贡；第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一路；第三，在西部山地种植榆树、柳树以阻挡吐蕃的骑兵；第四，创建保甲制度；第五，在河北地区建筑城池；第六，设置“军器监”，研究和改善兵器的制造；第七，在河北地区设置三十七名将官。以上七项都应该停止以便消除敌人的疑虑。啊，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这是韩琦不能保住他的头的原因。而且，这七件事都是荆公(王安石)的治国大计，《宋史》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误以为这些都是王安石的罪状，才流传下来，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对荆公(王安石)的功绩视而不见。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就千方百计诋毁荆公(王安石)。陆佃说：“这是一本诽谤人的书。后来，蔡卞重新刊定这部书，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改革的那些人上台，又都改了过来。然而《宋史》还可以相信吗？它对荆公(王安石)的批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辨，却痛恨那些说王安石坏话的人，把北宋的覆灭以及君王所遭受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个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都把贪图享乐、苟且偷安的人当成君子，而把辛辛苦苦建功立业，时刻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的人当成小人。这难道只是荆公(王安石)的不幸吗？这是宋朝的不幸啊！

到了近代，又有江西金谿的蔡上翔先生(字元凤)，用毕生的精力，作了一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都希望死后能有一个很好的名声。然而，有善行的应当在历史上大书特书，有恶行的应当剥夺他的名声，这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且，后世谈论这个人或这件事的时候，虽然意见不同，褒贬各异，各有各的看法，但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王安石的问题上是个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诋毁他的，多来自私人的著述；后来，私人著述被官修的历史所采用，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想要为他辩解就更难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张殿丞书》，其中写道：“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国家都有修史的传统。而当时记述历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他们往往为了这个职位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改变修史的原则。所以，他们传下来的历史，都是有根有据，十分可靠的。后代诸侯的历史已经没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个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众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朝廷的称赞或认可，也不能被记录在历史中。那些执笔修史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史官，而变成了当时的权贵，看他们在朝廷之上谈论人或事的时候，人人都在侃侃而谈，对每个人都加以褒贬，有时甚至把忠诚当作邪恶，把异类当作同志，即使当面责备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讥讽他，他也不觉得羞耻，只求能满足他的那一点好恶之心，也就罢了。何况还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来评判前人的善恶，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却可以附和别人对其赞扬或诋毁，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奖赏、惩罚、诽谤、赞誉，又不能施行于其间，仅凭一个人的说法，怎么能取信于阴间呢！”他说得太好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之间，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些名气了，而且，当时还没有非难和诋毁他的人。然而，每次读这封信，都不禁欷歔感叹，为什么像后世那些诋毁他的人，他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呢？自古以来，前一朝代的历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编写，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为正史。当熙宁年间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时候，朝廷上有很多议论，甚至争论，事实上，新法也确实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间，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上台主政了，不仅完全废除了新法，而且，还为此株连那些曾经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范祖禹、吕大防(还有黄庭坚、赵彦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实录》的时候，当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泰)的《东轩笔录》，都已纷纷问世，这些都是泄私愤的影射文字，只能满足他们那一点好恶之心。接下来还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曾经感慨过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来了，没想到都让王安石遭遇了，他们就是要把天下的恶都归结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说北宋亡国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宋朝自从南渡(南宋)以来到元朝，中间二百余年，肆意诋毁王安石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从元朝到明朝中叶，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这样的人，他说，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东汉的桓帝和灵帝(这几位都是亡国之君)合成的一个人；还有像杨用修(慎)这个人，他骂王安石是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这几位都是篡夺皇帝权位的人)合成的一个人，就更加过分了。还有在此之前的苏子瞻(辙)，曾作《温国行状》一文，共计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约一半。不要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子瞻又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再后来还有明朝的唐应德(名顺之)，著《历代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记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竟没有一个字记载他说过哪些好话，做过哪些好事。这些难道可以被称为信史吗？(后略)

陆象山、颜元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了数千卷的资料，作了这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为王安石立传，并希望达到如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难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虽然，历史上不常见的伟大人物，不仅他的盛德大业被淹没在历史中得不到彰显，而且还被所有人指责和谩骂，和禹鼎的遭遇没什么两样，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这种情形对于世道人心的破坏，几乎和洪水猛兽一样厉害。所以说，排除歪理邪说，纠正那些过分的指责，发扬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实现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来的人受益，做这件事虽然很困难，却不能不做。这就是我写作这部书的理由。

(附录)《宋史》私评：

在诸史中，《宋史》是最杂乱肮脏的。《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古板迂腐的道德表彰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清代学者檀萃说：“《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而且，是非观念相当混乱，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自从有了洛党、蜀党之分，直到南渡之后仍然争斗不休，这种门户之见，严重地禁锢了这些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对于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有错误，也千方百计用言辞来掩饰，而对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现一点问题，都在文章中过分地批评指摘。”这番话可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维骐整合宋、辽、金三史著《宋史新编》，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编》，都纠正了《宋史》的一些谬误。《四库全书提要》摘录了其中纪、志相互矛盾之处，列传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十余条。赵翼撰写《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挑出其叙事中的错杂之处、失检之处、谬误之处、遗漏之处、矛盾之处，各十余条；其各传中的袒护之处、附会之处、是非判断失当之处、是非判断荒谬反常之处，共百余条；由此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谬误，数百年来从未有人给予纠正的，就是其中记载关于王安石的那些事。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这些人对宋代的历史并非有什么成见，只是由于见识不够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罢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们写作《宋史》时所依据的资料。宋代修《神宗实录》，聚讼最多，争得你死我活，几次闹得把人送进监狱，甚至丢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依了你的说法，《宋史》就成了谄媚的历史。”陆佃则反唇相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宋史》就成了诽谤人的书了。”陆佃虽说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他并不赞成新法，如今他都这么说，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诬蔑不实之词一定很多。这是第一次修《神宗实录》。到了宋哲宗继位之后，绍圣年间，中央三大机构同时上疏皇帝，指责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实录，其中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只是想诋毁熙丰(宋神宗年号)以来的政事。甚至国史院采用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考察，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事情。章惇说：“不仅很多材料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即使有些材料是从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据传闻来修史，造假骗人的胆子也够大的。”安焘说：“自古以来史官没有敢这样做的，这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出自反对元祐年间废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们的言论也不是没有可信之处。在此之前，蒋之奇以乱伦罪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屡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当面责问蒋之奇时，他也只能以传闻来搪塞。由此可见，宋代官场习气，就是这样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将王安石所著《熙宁日录》送给皇帝，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因此有多处被修改，因为是用朱笔改过的，所以号称“朱墨本”。这是第二次修《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那些人，又不停地攻击这个版本。宋徽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正夫的人，他说，元祐、绍圣年间分别所修《神宗实录》，各有得失，应该将两个版本的意见加以折中，才能将信史传之万世。又有一个叫徐的，他说：“神宗正史的修订工作，如今已过去五年，还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绍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恶，范祖禹等人以司马光的家藏记事为主，蔡京兄弟则完全采用王安石的日录，各自坚持己见，所以，争来争去，没有是非。当时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没有家藏的记录？以我之见，把这些家藏的记录都征集来，互相参考，辨别是非，最终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诏令要求重修《神宗实录》，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难。南渡之后，宋高宗绍兴四年，范冲再修《神宗实录》，终于完成并进献给皇帝。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编著《宋史》用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三十多年来，元祐党人不断地篡改颠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愤。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其父亲的事业，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且，王安石自著的日录和绍兴年间朱墨本实录，都被毁灭，无从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据一面之词，把它当作可信的历史记录，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诋毁王安石的话，用其他人的书对照，其中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学者李绂、蔡上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将摘引其中重要的内容，分别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这里就不先啰唆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刘正夫和徐所说元祐、绍圣年间人们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说法。我不敢说绍圣年间的版本因为赞誉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虽然想不说话，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有靖康初年杨时《论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无名氏在其后写道：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变法。这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由于蔡京造成的。而蔡京的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其原因在于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是畏惧蔡京的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不会找他的麻烦罢了。所以才避开眼前的事实而追述过去的往事。(后略)

这个人的话说得最透彻，正中问题的症结。王安石受到诬蔑千年以来不能真相大白的原因，就在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制造了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既然程朱理学受到后世的尊崇，那么，关于王安石的流言蜚语也就成了无法改变的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宋史》错乱谬误的原因，在于专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看来真的是这样。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朝人反而把他杀了来答谢金人，真是连猪狗都不如。不过，《宋史》也把他归入奸臣传，只是他曾经得罪过那些聚徒讲学的诸位先生罢了。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说他杀曲端与秦桧杀岳飞没什么两样，只是因为张浚的儿子张栻曾在岳麓书院讲学，朱熹也十分尊敬他，就推崇他为名臣，而且，罗致了曲端可以杀头的罪名，其实是曲笔罢了。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宋史》中颠倒黑白、搞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则由于学术的门户之见，使得他们看不见事实。而王安石不幸是其中受到诬蔑最厉害的一个。我先对此作出这样的批评，我说的这些是否可信，还要期待那些有见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