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面

政研室负责人的任命下达后的第五天，即七月九日，邓小平第一次召集政研室负责人集体谈话。

“文化大革命”前我同邓小平接触很少。“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我更没有可能再见到他。一九七三年他重新出山，我也只是从报纸上和广播里知道他的消息，没有见面的机会。得知他要召见我们，我心里想，经过九年磨难，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一九六九年，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图为下放后的邓小平夫妇及继母夏伯根。（《邓小平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一六七页）

邓小平微笑着对每个人点头，同每个人握手。坐定后我仔细端详他：神采不减当年，不见带一点憔悴，九年沧桑没有刻在他的脸上。他简单问了问每个人的情况，然后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和文艺工作的指示。七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特别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这次谈话前后，毛泽东还有个关于周扬问题的批示。六月，林默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对党中央宣布对他解除监护、恢复自由的感谢。林“文化大革命”前先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后来又当了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同早已是副部长、一直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工作关系密切，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文化大革命”中被牵连到周扬的案子里。七月二日，毛泽东对林默涵的来信作了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毛泽东的谈话和批示，是对极左文艺政策的某种松动。现在看来，邓小平显然是敏锐地感到了这是调整文艺政策的一个契机。

原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起，邓小平和卓琳在这里劳动了三年多。（《邓小平画传》，第一六七页）

传达毛的指示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他说，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这比毛泽东对极左文艺政策的批评又进了一步，是对毛泽东谈话的发挥。

这次谈话，邓小平还谈到了科学技术工作。他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行。

关于政研室的任务，邓小平要政研室收集一些关于文教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收集的范围包括文化、科学、教育、出版。邓小平还说，中央政治局将讨论这个问题。

这年上半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整顿首先从军队着手。一月二十五日，他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提出整顿军队的任务，规定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随后，他又从铁路整顿入手，抓工业整顿。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以解决铁路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三月五日的会上讲话指出，当前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被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加强集中统一。五月，他又开始抓钢铁工业的整顿。在五月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要求把钢铁工业搞上去，提出从四个方面整顿钢铁工业：一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二是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三是认真落实政策，四是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军队和铁路、煤炭、钢铁工业的整顿，逐渐显露成效，“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的混乱局面开始扭转。

一九七五年，铁路运输问题经过整顿很快好转。图为南昌铁路局恢复运行。

但是，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依然是一片凋零、万马齐喑。这个领域的状况，不仅对其他领域的整顿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本身就应该进行整顿，加以改变。这一点，邓小平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大力进行文艺、教育、科技以及思想、理论方面的整顿，在“四人帮”控制最严密的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

听了邓小平的谈话，加上在这之前胡乔木的传达，我们了解了政研室的工作任务：一是撰写理论文章，二是收集文艺、科学、教育、出版方面的材料，三是代管学部、出版刊物。除了这些，政研室还有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编辑《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首先是编辑第五卷。这些任务都是邓小平确定的。我理解，邓小平给政研室提出这些任务，都是围绕整顿来考虑的。编《毛选》带有抓理论旗帜的意义，可以把毛泽东过去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作为武器，借此削弱“四人帮”的毛泽东思想代言人的地位。撰写理论文章、进行调查研究、办思想理论刊物，可以为整顿工作提供阵地，作舆论宣传；代管学部，则是组织理论队伍。政研室人数很少，但是大概在邓小平心目中，是同“四人帮”斗争的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归纳起来，就是要抓旗帜、抓阵地、抓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