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室

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国务院发出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正式任命。日子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恰好是我六十岁的生日。从这天起，政研室算是正式建立，我算是正式恢复工作。对我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政研室的负责人一共七位。前面说的邓小平写的那封信只提到六位，后来又加上了邓力群，排名顺序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

政研室的其他六位负责人都是我的熟人。胡乔木不必说了，他是我的老同事，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到延安的第二天便同他见面，彼此相识。以后，我和他先后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共事。我在中央青委时，他是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部长；我在中央宣传部时，他又曾经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这两个单位，他都是我的领导。

吴冷西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地位很高，他的职务是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后来还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虽然不是中央委员，但比一般的中央委员的地位重要得多。中央高层的许多会议他都列席，毛泽东经常找他，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列为打倒的对象，但即便是作为被打倒的对象，毛泽东对他也特别“关注”，说过“陈伯达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及其一伙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样的话。

胡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央宣传部几个副秘书长之一，他和我的关系更密切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王惠德和我合作写过一本“畅销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话》。我在中宣部任科学处副处长时，他兼正处长。

熊复在抗日战争前是“民先队”成都地方队部的队员，成都地方队部的队长是韩天石。当时我在“民先队”全国总队部，负责同各地“民先队”队部联系，同成都队部联系是比较多的，不过我没有同熊复联系过，只同韩天石联系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砸烂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时，熊复被派到中宣部当了一名副部长。那时陶铸兼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陶铸被打倒后，熊复便也成了中宣部的“新阎王”之一。一九六九年，我们一起去了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成了“同学”。大家都是“走资派”，又有历史关系，所以我常去他的房间同他聊天。

李鑫是康生的秘书。他原来在教育部工作，我并不认识，后来康生看上了他，调到身边当秘书，我才在康生家经常见到他。

邓力群也很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任副总编辑。我主持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康生提名我和邓力群负责，因为共同做这项工作，我们曾有不少接触。又因为红旗杂志社用了中宣部盖的大楼的一部分，我们还成了邻居。“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被勒令“劳动改造”，一起坐卡车到城外卸垃圾。押送我们去劳动的红卫兵坐在驾驶室里，我们两个“走资派”坐在垃圾车上，有机会不受监督地闲聊过。

在这样一个全是由熟人组成，而且由除李鑫外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组成的机构里工作，我觉得一定是会很愉快的。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研室有这样一个阵容真是不寻常。如果不是有大手笔的邓小平敢于起用这些人，这些人是不会聚集到这样一个机构中来的。而且，这样一个机构，就在“钢铁公司老板”邓小平的领导下。这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看来，的确是一支可怕的力量。何况这个机构是在江青一伙受毛泽东批评，他们的“小兄弟”王洪文在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上被冷落之后成立的呢！

七个人的职务都没有主任或副主任的名义，只叫“负责人”，胡乔木排在最前面，当然是主要负责人。我理解，这表明七个人的任命还带有临时性质。这个“临时性质”意味着什么，邓小平是考虑还要改变名称或是改变归属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当时我没有想明白，也从来没有问过胡乔木。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想明白。

顺便交代一下，在中央的正式通知发出之前，政研室实际上已经开始工作了。六月下旬，胡乔木就召集政研室几位负责人开会，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政研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胡乔木还说，邓小平已经出了几个题目，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章。邓小平还说：我们报刊上多年来已没有这样的文章；现在的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不能说服人。邓小平这番话批评的是当时流行的文风，不过我们心里清楚，其矛头是对着把持意识形态领域的“四人帮”的。